3.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现状

有人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相当薄弱。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中国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政治，治史者多以“资治”为己任。

先秦经典，奠定了政治在传统史学中的主体位置。如《尚书》《周礼》多以政治制度为主，《春秋》三传也多以政治活动为主。《史记》之后的历代正史，无不以皇帝制度为中心，进而叙述政府机构及百官的设置执掌，政府施政的成败得失，各种制度的因革变易，政治人物的历史建树，等等。

从唐到元的《三通》（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集中记叙了历代典章制度，集政治制度史的历史资料之大成，“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损益之详”，“立纲陈纪，斟酌古今”，是“经国之良模”。[2]相比之下，《通典》“简而有要，核而不文”；《通志》“主于考订，故旁及细微”；《文献通考》“意在精详，故间出论断”。

随着时代的推移，《三通》陆续产生了一批续书，到清末民初，形成了《九通》，成为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系统资料汇编。大体上，先秦经典、历代正史及《九通》，加上笔记小说中的零散记载，构成了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基本史料。应当说，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资料是异常丰富的。

清代考据学兴盛，许多学者在政治制度史方面考订史实、纠谬辨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后来的研究者铺平了道路，功不可没。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新史学”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梁启超从体系上批判中国的专制传统，顾颉刚从史料上对中国传统史书进行大胆怀疑和否定，使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从史料整理阶段上升到了分析批判阶段。

其后，一批专著在三四十年代相继而出，如曾资生、杨熙时分别撰著的《中国政治制度史》，陶希圣、沈任远撰著的《秦汉政治制度》《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隋唐政治制度》《明清政治制度》等（包括后来在台湾完成者）。这些著述代表了以近代研究方法探究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成果。

从20世纪3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创立，治史者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探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直到共和国时期，以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等为代表，形成了一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形态理论为框架，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体的中国政治史研究成果。但这一时期的著述，基本上是政治史而非政治制度史，而且政治史也集中在阶级斗争史上，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专门著述，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多数没有摆脱典籍考证的痕迹。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有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有张晋藩、韦庆远、白钢等分别撰著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著述。有的著述，虽然在分析论证上颇具特色，如崔文华的《权力的祭坛》，但在史料引证上却有些薄弱。

大体上，古代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虽则有论有评，但评论多是直观的、感性的，严格来说，它们仅限于资料的保存和整理。近代的政治制度史研究，由于中国学人未能在学术上、思想上形成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所以，保留了较多的传统痕迹，未能从整体上、全局上出现较大的突破和飞跃。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创立后的政治制度史研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限，专门探讨较少，而且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片面强调了阶级斗争，未能形成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严密体系。某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论著，如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因此，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从资料整理、阐述与考订的角度看，并不算薄弱。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薄弱，不如说是畸形，即政治学理论与政治制度史资料的不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