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古乐府学”的建立_中古乐府广义-QQ阅读男生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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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古乐府学”的建立

一正史的“乐府学”

乐府最初始于秦代，到汉时沿用了秦时的名称。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机构，用来训练乐工、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制定乐谱、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司马迁撰《史记》，正是乐府机构正式成立并展开活动之时，故《史记·乐书》的笔墨多集中于古代音乐理论的叙说，对汉代乐府的情况，只有“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以及“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的叙说[93]，以及在人物传记中收录一些诗歌。

班固《汉书》改“书”为“志”，其对乐府的论述集中在《礼乐志》。《礼乐志》中先述“礼文”之事，后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94]，展开对“乐”的论述。其述说乐府机构的体制，有两段话给后世留下深刻印象。一是：

（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95]

其中，包括乐府的“采诗”工作与“造为诗赋”工作。

二是哀帝即位后的下诏罢乐府官行动，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中提出哪些可罢、哪些不可罢，给后世留下了乐府机构的编制情况[96]。《礼乐志》还述说了汉代的乐府歌词的创作情况，先述汉志“宗庙之乐”，述及乐舞及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房中祠乐》《郊祀歌》十九章，并录歌词。

《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或无乐志，或较沈约《宋书》为晚出。沈约《宋书》，其《乐志》系统阐述乐府问题，加上沈约在其他诗文中阐述、讨论乐府的言论也不少，完成了述说乐府之大成，或者可以说是建立并完善了“中古乐府学”。以下一是探讨沈约“乐府学”系统有哪些创制；二是探讨沈约的“乐府学”理论观念；三是探讨沈约在乐府诗的雅乐创作上开创的一些新风气。

二沈约在“乐府学”上的创制

所谓“乐府学”，是指对有关乐府方方面面的成系统的叙述，其中的关键是叙述有关“乐”的哪些方面以及对乐府作品如何进行整理性著录。就传统来说，这应该是历代《乐志》的任务，涉及历代《乐志》如何撰录的问题。沈约的“乐府学”，主要体现在其所撰《宋书·乐志》中。沈约之前，有《史记·乐书》与《汉书·礼乐志》。《史记·乐书》先述乐之“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及郑卫之曲兴起的情况，又述秦及汉高祖、汉武帝的乐事，都非常简短；以下则全录《礼记·乐记》一文，不涉汉代乐府情况；作品只录《太一之歌》《郊祀天马歌》，且为节录。《汉书·礼乐志》的述乐部分，先述乐的作用及汉代以前的作乐情况，继述汉代作乐的情况，然后全录《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汉代其他乐府作品不载，所谓“其余巡狩福应之事，不序郊庙，故弗论”；也未录《汉书·艺文志》所称西汉乐府机关所采民间讴谣的歌辞。然后，述“是时，郑声尤盛”的情况，列出汉哀帝时孔光、何武奏罢乐府人员400余人，可见宫廷俗乐盛况。

《宋书·乐志》共四卷，第一卷述历代音乐，主要是郊庙乐及朝享乐之类雅乐，几句话带过先秦后，便述汉至宋的情况。接着述俗乐，先是述“徒歌”的兴起及至晋、宋以来的发展状况，又述杂舞曲，最后述八音乐器。后三卷著录乐章，前一卷录郊庙乐及朝享乐，有魏、晋、宋三代歌辞；中一卷录汉、魏相和歌辞，其中的清商三调歌辞，均注明解数；最后一卷录汉、魏、晋、宋的杂舞曲辞及鼓吹铙歌。《宋书·乐志》著录乐府歌辞，不仅注意朝廷雅乐，还特别注重民间讴谣。《汉书·艺文志》提到有138首西汉乐府民歌，却不曾记载在其内容，而《宋书·乐志》则录“汉世街陌谣讴”[97]。

沈约作《宋书·乐志》是有的放矢的，这个“的”就是《汉书·礼乐志》。在《宋书·志序》中，沈约批评“班氏所述，止抄举《乐记》；马彪《后书》，又不备续”，批评前代《乐志》不述“八音众器”，不述“讴谣之节”；又从理念上强调，“郊庙乐章，每随世改，雅声旧典，咸有遗文”，那么撰作《乐志》就要历代都述，又说历代“乐府铙歌”应“先训以义”；总的来说，就是“自郊庙以下，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98] 以下从四个方面具体述之。

其一，礼、乐分离的叙述。《汉书·礼乐志》称：

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99]

故《汉书》的《礼乐志》为“礼乐”合述，即在观念与实践上都有“乐”服务于“礼”的意思。《后汉书》只有《礼仪志》而无《乐志》，《宋书》则有《礼志》《乐志》两部分，明显的意味就是，礼为礼，乐为乐，乐并非时时处处都要依附于礼。

其二，明明白白的雅乐、俗乐分述。雅乐是朝廷制作时就“被之弦管”，《汉书·礼乐志》云：

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悦）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100]

其论“乐”之起源，先是有“先王之乐”，既而是“王者作乐”。而俗乐，则是“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的[101]，《宋书·乐志》雅乐、俗乐分述，于是，就有对“徒歌（歌）”历史的叙述：

昔有娀氏有二女，居九成之台。天帝使燕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发视之。燕遗二卵，五色，北飞不反。二女作歌，始为北音。禹省南土，涂山之女令其妾候禹于嵞山之阳，女乃作歌，始为南音。夏侯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胜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后析橑，斧破断其足。孔甲曰：“呜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周昭王南征，殒于汉中，王右辛余靡长且多力，振王北济。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处作歌，始为。此盖四方之哥也。[102]

此处叙说了北音、南音、东音、西音这“四方之歌”的起始情况，虽说是远古时期的传说，但成为世所公认。《宋书·乐志》又接着叙述：

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哥。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声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哥假食，既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哥，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亡向之悲也。乃厚赂遗之。故雍门之人善哥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居高唐，善哥，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前汉有虞公者，善哥，能令梁上尘起。若斯之类，并徒哥也。[103]

这里的传说，已经由讲述人类自身的远古故事，转化为对“歌”的艺术感染力的叙说，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歌”的关注点的转移。所谓“徒哥（歌）”，即无乐器伴奏的歌。《尔雅·释乐》：“徒吹谓之和，徒歌谓之谣。”[104] 沈约此处讲的是“徒歌”的发展史，也是民歌的兴起及发展史，而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叙述的，所谓“三变”云云，主要是文人诗歌发展史。

古代诗作入乐有三种途径：一是《宋书·乐志一》所称的“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徒歌不“被之管弦”是会很快消亡的，如《宋书·乐志三》载：

《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澈好声，善倡此曲，当时特妙。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105]

“但”，与“徒”同义，都是“只”“仅仅”的意思。二是依曲调填词，《宋书·乐志一》所称“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调哥词之类是也”。[106] 三是先有文字再配曲，《汉书·礼乐志》所称“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之类。[107] 此三种情况，《汉书·礼乐志》只阐述并载录先有文字再配曲的《安世房中歌》17 章、《郊祀歌》19 章，而未提及徒歌。

其三，著录作品注重历代并追溯“古辞”。我们平常说，《汉书·礼乐志》只录郊庙乐章，而《宋书·乐志》所录很注重民间作品，其著录“汉世街陌谣讴”，即《宋书·乐志三》所录“相和”中的注明为“古词”的作品，如《江南可采莲》《东光乎》《鸡鸣高树巅》《乌生八九子》《平陵东》；所录“清调”注明为“古词”者有《上谒》；所录“大曲”注明为“古词”者有《东门》《罗敷》《西门》《默默》《白鹄》《何尝》《为乐》《洛阳行》《白头吟》等。其实，这就是《宋书·乐志》著录作品追溯源头及对民间作品的注重，其云：

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108]《白头吟》之属是也。[109]

所录或古词，或为有主名的作品，当为有古词则录古词，无古词则录有主名者。

《宋书》录郊庙乐及朝享乐，有魏、晋、宋三代歌辞；录相和歌辞有汉、魏作品，录杂舞曲辞及鼓吹铙歌有汉、魏、晋、宋作品。著录作品注重一曲多题。例如，《陌上桑》《善哉行》都录有多题；但又不是模拟之作。

其四，载录乐府作品的本事或缘起。例如，述“吴哥（歌）杂曲”《子夜歌》的本事：

《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度亦有鬼哥《子夜》。殷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110]

以下依次述《凤将雏哥》《前溪哥》《阿子哥》《欢闻哥》《团扇哥》《都护歌》《懊憹歌》《中朝曲》《六变》诸曲、《长史变》《读曲哥》的本事。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宋书·乐志》载录本事或缘起是否举例性质？没有本事者是否就不著录？这种载录本事的做法，当取自后汉蔡邕《琴操》，《琴操》的作法，就是一一载录依附那些琴曲的故事。沈约是看过《琴操》的，其述《公莫舞》就说到“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云云。[111] 又是继晋崔豹《古今注》音乐一门专述乐府歌曲本事及缘起而来。

另外，《宋书·乐志》又著录一些舞曲的本事，所谓“所起”或前人关于其“所起”的一些说法，如《鞞舞》《杯槃舞》《公莫舞》《拂舞》《白纻舞》。

以上就是沈约《宋书·乐志》体现出来的“乐府学”体系及长于前人之处。沈约建立“乐府学”即“撰为乐书”的动议后来还提出过。《隋书·音乐志上》载，梁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502）下诏访百僚，于是，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沈约奏答，[112] 此即《答诏访古乐》：

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向《别录》，有《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六百篇，唯此而已。《晋中经簿》，无复乐书，《别录》所载，已复亡逸。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礼既是行己经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补缀以备事用。乐书事大而用缓，自非逢钦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见详议。汉氏以来，主非钦明，乐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圣之德，应乐推之符，实宜作乐崇德，殷荐上帝。而乐书沦亡，寻案无所。宜选诸生，分令寻讨经史百家，凡乐事无大小，皆别纂录。乃委一旧学，撰为乐书，以起千载绝文，以定大梁之乐。使《五英》怀惭，《六茎》兴愧。[113]

先述汉代所存“乐”学文献情况，又以“礼”学文献的整理情况来讲“乐”学文献情况的整理，即“分令寻讨经史百家，凡乐事无大小，皆别纂录”以“撰为乐书”，其目的应该有二：一是“起千载绝文”的文献整理；二是“定大梁之乐”的现实的“乐”的应用。

三沈约的乐府学理论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六《南史合宋齐梁陈书四》称“《宋志》详述前代”：

从来史家作志之体，唯详当代，前事但于每志叙首略述，以为缘起而已。惟沈约《宋书·志》述魏、晋甚详，殆意以补之，犹唐作《隋书》，并南北朝制度皆收入《志》也。[114]

以上所谓沈约的“乐府学”体系，表面上看是充分展示了沈约的“详述前代”，而实质上则是沈约乐府理论的实践。沈约的乐府理论，除了深切的历史感外，还有哪些呢？以下从五个方面试论之。

其一，充分肯定“歌”的地位。“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与“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何者为先？《宋书·乐志》称：

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灵抱智，以生天地之间。夫喜怒哀乐之情，好得恶失之性，不学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则争斗，喜则咏哥。夫哥者，固乐之始也。[115]

《宋书·谢灵运传》也说：

史臣曰：民秉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116]

因此，沈约认为，“乐”之史，首先应该是“徒歌”的发展历史，其次又是由“徒歌”而至“乐”乃至文人乐府创作以及广义的文人诗歌，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也肯定了文人诗歌的源头是民歌。

沈约在其乐府创作中也常常提到当时民歌的各种场合的演唱、运用，如其《江南曲》中云“棹歌发江潭，采莲渡湘南”。[117] 其《乐未央》云：

亿舜日，万尧年。

咏《湛露》，歌《采莲》。

愿杂百和气，宛转金炉前。[118]

一是说自己作南方乐曲；一是说在正式场合的演唱民歌。这些都可视为对民歌地位的崇尚。

但是，沈约《宋书》一方面批评《汉书》对“爰及《雅》《郑》，讴谣之节，一皆屏落，曾无概见”[119]；但一方面又不录晋宋民歌，称南朝乐府“哥词多淫哇不典正”，[120] 他对待民间作品，是有矛盾之处的。

其二，充分重视“歌”“乐”的情感抒发作用即调节作用。

《宋书·乐志一》称“怒则争斗，喜则咏哥”[121]，这是称“哥（歌）”出自心灵、情性。由《宋书·谢灵运传》所谓“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可知“怒则争斗，喜则咏哥”为互文见义。但是，传统的“乐”论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这又怎么实现呢？《宋书·乐志》在阐述了“哥（歌）”之兴起后又云：

咏歌之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则舞又哥之次也。咏哥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无节，则流淫莫反；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谓之乐，故能移风易俗，平心正体焉。[122]

这是讲对“歌”要有调和、节制作用。以“歌”成“乐”在于“和”与“节”，所谓“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谓之乐”；目的是“移风易俗，平心正体”。沈约的《梁鞞舞歌》之《明之君六首》称“礼缉民用扰，乐谐风自移”[123]，也是这个意思。

《宋书·谢灵运传》论说“歌咏”的产生，先说“民秉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又说“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已经含有调和、节制，而《宋书·乐志》在论述“歌”的产生时，则直述“夫喜怒哀乐之情，好得恶失之性，不学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124]，这就隐含“歌”含有“怒则争斗”内容的合理性，强调了“歌咏”的性情抒发。沈约《武帝集序》云：

如纶之旨，时或染翰，暨于设虡灵囿，恺乐在镐，《鹿鸣》《四牡》《皇华》《棠棣》之歌，《伐木》《采薇》《出车》《杕杜》之宴，皆咏志摛藻，广命群臣。上与日月争光，下与钟石比韵。[125]

这里列出的都是《诗经》作品，都是用以演奏咏唱。沈约说，梁武帝在这样的场合都“咏志摛藻，广命群臣”，也是强调了“歌咏”的“咏志摛藻”。

沈约认为，民歌又是表达民情的。他代南齐郁林王萧照业起草的《劝农访民所疾苦诏》中说到“又询访狱市，博听谣俗”[126]，即通过倾听民歌来了解民情。

其三，沈约在其乐府作品中谈到“乐”的多方面作用。有时述及“礼乐”之“乐”时也多强调其庆祝、欢愉性质，如其《梁鼓吹曲十二首·於穆》称“於穆君臣，君臣和以肃，关王道，定天保。乐均灵囿，宴同在镐。前庭悬鼓钟，左右列笙镛”云云[127]，其《从齐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所谓“轻舞信徘徊，前歌且遥衍”即是[128]。《乐将殚恩未已应诏》亦是，其云：

凄锵笙管遒，参差舞行乱。轻肩既屡举，长巾亦徐换。云鬓垂宝花，轻妆染微汗。群臣醉又饱，圣恩犹未半。[129]

其《三日侍凤光殿曲水宴应制》所称“轻歌易绕，弱舞难持”[130]，亦是。

有时多说到歌乐的个人情感抒发，其《从军行》称“寝兴动征怨，寤寐起还歌”[131]；《却东西门行》称“摇装非短晨，还歌岂明发”[132]。这是“怨”与“哀”。有时说歌乐的欢情作用，《君子有所思行》“巴姬幽兰奏，郑女阳春弦。共矜红颜日，俱忘白发年”[133]，《缓歌行》“箫歌笑嬴女，笙吹悦姬童”[134]。而相对于歌伎舞女来说，《豫章行》写将士征思荣辱，其称“宴言诚易纂，浩歌信难嗣”[135]，却是欢歌难唱之意。

沈约常常谈到“乐”在生活的对立方面都有运用，其《正阳堂宴劳凯旋诗》中称“昔往歌《采薇》，今来欢《杕杜》”[136]10，就说到出征时思乡之悲与凯旋时慰劳之喜。这就是“乐”的实际运用，即《宋书·谢灵运传》所谓“刚柔迭用，喜愠分情”。这样的例子还有，如其《昭君辞》“始作阳春曲，终成苦寒歌”[137]，等。

其四，强调“歌”的当代性及“时事性”，《宋书·乐志一》云：

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秦、汉阙采诗之官，哥咏多因前代，与时事既不相应，且无以垂示后昆。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138]

沈约先是批评秦汉的“哥咏多因前代，与时事既不相应”，那么也就“且无以垂示后昆”，这是有因果关系的。沈约又举“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的例子，称“时事性”、当代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要有“光扬祖考、崇述正德”的内容，而非就事论事的“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这是传统说法，《宋书·乐志》一开始就录《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139] 虽说“光扬祖考、崇述正德”的“时事”谈不上什么现实主义云云，但强调“时事”的说法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沈约《相和五引·羽引》所说“物为音本，和且悦”[140]，也说到音之“本”为“物”，只有“物为音本”才能上升到“和且悦”的层次。

其五，对“所务者声，不先训以义”的批评，称改变“以声为用”的古训。《宋书·志序》中这样说：

又案今“鼓吹铙歌”，虽有章曲，乐人传习，口相师祖，所务者声，不先训以义。今“乐府铙歌”，校汉、魏旧曲，曲名时同，文字永异，寻文求义，无一可了。不知今之铙章，何代曲也。[141]

《宋书·乐志》录乐府鼓吹铙歌甚详，有汉、魏、晋、吴，接着有《今鼓吹铙歌词》，如果“所务者声”，那么鼓吹铙歌只取其一可矣，但汉、魏、晋、吴的鼓吹歌词，内容都是叙写本王朝的情况，因为它们“曲名时同，文字永异”，不一一载录，哪能知道是对各王朝建立过程及其中文治武功的吟咏呢？这就是沈约的出发点，这与前述强调“歌”的当代性及“时事性”是相应的。而且，沈约曾作《鼓吹铙歌》的《芳树》《临高台》。据《谢宣城诗集》，沈约《芳树》《临高台》分属两组诗中，前者同赋者有范云、谢朓、王融、刘绘，后者同赋者有谢朓、王融、刘绘、范云。《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称《芳树》：“古词中有云：‘妒之子愁杀人，君有他心，乐不可禁。’若齐王融‘相思早春日’，谢朓‘早玩华池阴’，但言时暮、众芳歇绝而已。”[142] 称《临高台》：“古词言：‘临高台，下见清水中有黄鹄飞翻，关弓射之，令我主万年。’若齐谢朓‘千里常思归’，但言临望伤情而已。”[143] 从《乐府解题》的说法可知“今乐府铙歌，校汉、魏旧曲，曲名时同，文字永异”，确是如此。

“以声为用”的传统起源甚早，《尚书·舜典》有一段很有名的话：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44]

就这段文字，郭绍虞说：“在当时，乐与诗同样起着‘言志’和教育人的左右”“诗与乐到后来才发展成两个独立的部门，产生以‘声’为用的乐，和以‘义’为用的诗。”[145] “乐”多“以声为用”，《宋书·乐志》所说“魏文侯虽好古，然犹昏睡于古乐。于是，淫声炽而雅音废矣”[146]，这里的“淫声” “雅音”就是指“以声为用”而言。而沈约又强调“先训以义”，其《答陆厥书》曾云：

若斯（宫商声律）之妙，而圣人不尚，何邪？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147]

这是从另一方面强调乐府创作的“训义”应该是“圣哲立言之所急也”。而前述《宋书·乐志》著录作品注重一曲多题，当然也是因为其文字有异而求“训以义”才载录的。

四沈约的乐府作品创作

沈约在乐府诗的雅乐创作上也有可称道者。其《谢齐竟陵王示〈永明乐歌〉启》云：

凤彩鸾章，霞鲜锦缛，觌宝河宗，未必比丽。观乐帝所，远有惭德。虽日月在天，理绝称咏，而徘徊光景，不能自息。[148]

这里所称是吟咏朝廷、吟咏时代的理想化的作品。《南齐书·乐志》载：

《永平（当作“明”）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学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尝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149]

《永明乐》今存谢朓、王融各十曲，沈约一曲。沈约《永明乐》云：

联翩贵公子，侈靡千金客。

华毂起飞尘，珠履竟长陌。[150]

以华艳美丽之辞写华丽之景、艳丽之人，与谢朓、王融之辞风格相同。沈约作《梁鼓吹曲》12首，吟咏梁武帝萧衍从起家势力强大至建立梁朝的过程，与其前辈吟咏模式相同。

但沈约之作有领时代风气之先者。沈约于天监初年作郊庙乐辞，沈约去世后十来年，萧子云上奏梁武帝，表示要改制，其《请改郊庙乐辞启》中云：

臣比兼职斋官，见伶人所歌，犹用未革牲前曲。圜丘眡燎，尚言“式备牲牷”；北郊《諴雅》，亦奏“牲玉孔备”；清庙登歌，而称“我牲以洁”；三朝食举，犹咏“朱尾碧鳞”。声被鼓钟，未符盛制。臣职司儒训，意以为疑，未审应改定乐辞以不？[151]

据《梁书·萧子云传》，此启的背景是，“梁初，郊庙未革牲牷，乐辞皆沈约撰，至是承用，子云始建言改”[152]。“牲牷”，祭祀用的纯色全牲，梁初郊庙祭祀牲牷，以后改革，不用牲牷。因此萧子云此启中，讲到沈约所撰乐辞还有“牲牷”之类有关字句，应该有所“改定”。这是因为制度的改变而需要“改定”乐辞。梁武帝同意了萧子云的意见，其《敕萧子云撰定郊庙乐辞》云：

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153]

这时意味就不一样了，提出了郊庙歌辞“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并有针对性地称“沈约所撰，亦多舛谬”。萧子云《答敕改撰郊庙乐辞》中云：

殷荐朝飨，乐以雅名，理应正采《五经》，圣人成教。而汉来此制，不全用经典；（沈）约之所撰，弥复浅杂。臣前所易（沈）约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辞，而犹承例，不嫌流俗乖体。既奉令旨，始得发蒙。臣夙本庸滞，昭然忽朗，谨依成旨，悉改（沈）约制。惟用《五经》为本，其次《尔雅》《周易》《尚书》《大戴礼》，即是经诰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寻唐、虞诸书，殷《颂》周《雅》，称美是一，而复各述时事。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礼作乐，义高三正；而（沈）约撰歌辞，惟浸称圣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颂》前例，于体为违。[154]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梁武帝、萧子云批评沈约所撰之辞的主要意见。一是在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即不曾叙写梁朝制作礼乐文教之事，所谓“偃武修文，制礼作乐”。二是在于“弥复浅杂”，其具体表现就是“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成为“流俗乖体”；如其《牲雅》“庖丁游刃，葛庐验声”，前句出《庄子》，后句出《管子》[155]。《颜氏家训·文章》载沈约主张“文章当从三易”[156]。人们公认这是时代新气象，而所谓“杂用子史文章浅言”，则是沈约在雅乐创作上的尝试，是雅乐适应现实的需要。

五结语

总的来说，就沈约与“乐府学”而言，其贡献在于以下三点。其一，相对于“礼”而言，沈约努力使“乐”独立，所以有雅乐、俗乐的分述，所以有独立“撰为乐书”之倡，有史书中《乐志》的独立撰作，有脱离于“先王之乐”的“徒歌”起源与历史的独立叙述。影响所致，沈约之后不久就有了独立的“乐府学”著作，《隋书·经籍志》经部乐类载：“《古今乐录》十二卷，陈沙门智匠撰。”[157] 原书赵宋后已佚，《乐府诗集》《太平御览》等引录颇多，涉及郊庙、燕射、恺乐、相和、清商、舞曲、琴曲及乐律、乐器。如此全面阐述的“乐府学”专著，也应该是对沈约的承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古乐府》十卷，并《乐府古题要解》两卷。唐吴兢纂。杂采汉魏以来古乐府词凡十卷。又于传记洎诸家文集中采乐府所起本义以解释古题云。”[158] 其二，相对于“曲”而言，沈约看到了“辞”独立的趋势，所以有“先训以义”的要求，有同一曲而不同作品的载录，有追溯作品的本事等；影响所致，梁朝乐府机构采录北朝民歌（“徒歌”）即所谓“梁鼓角横吹曲”。其三，沈约不仅注重历史，他更关注“乐府”的当代，努力使现实独立于历史。所以有对“歌”的当代性及“时事性”的强调，有“起千载绝文”的文献整理以“定大梁之乐”的倡议，有对当代民歌的学习，有使文人诗歌与南朝乐府“清新出天然”的融合。此即《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倡的文风：

三体之外，请试妄谈：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159]

也是沈约走出的第一步，这就是沈约努力改造乐府诗，力推其向雅化方向发展，将在另文叙说。

[1]《全晋文》卷157，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2367页下。

[2]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00页。

[3]江顺诒：《词学集成》卷1 引，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3221页。

[4]吴相洲：《关于建构乐府学的思考》，《乐府学》第1 辑，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5]吕不韦著，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百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影印本，第43页上。另本作“总万物之极”。

[6]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3页。

[7]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6页。

[8]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6—377页。

[9]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6页。

[10]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