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国家主权、国家自主性到国家经济自主性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强调国家主权，努力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利益，确保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将独立自主作为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以维护国家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和基础就是独立自主。1982年12月，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基本国策被写入宪法，提出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独立自主是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中国融入全球化受益于全球化的同时，亦必然会受累于全球化。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构成了重大挑战，主权的壁垒已经不能阻碍资本、劳动力、信息和思想的流动与传播，也无法有效地抵御外来的伤害和破坏。在主权国家政府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除少数大国外，大多数国家维护主权的能力都有所削弱，很难有足够的能力来处处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一方面，即使在本国的市场范围内，在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的情况下，国家也不太可能保障自己在自然资源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绝对独立性。在全球化的实践中，出于根本利益的考虑，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时候会主动或被迫把主权置于第二位考虑。另一方面，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不利位置的弱小国家，它们在国际上面临强大国家利用体系结构的力量向主权发起的挑战，使得它们处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劣势地位。

不过，经济全球化改变的不是国家主权原则，而主要是国家的自主性。我们所谈论的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实质上是对国家自主性的削弱和限制。这种削弱和限制，并不像主权那么一目了然，但从长远来看，它必然给国家主权带来危险。因此有必要把国家自主性（民族国家实际拥有的独立宣布和实现自己政策目标的权力）从宽泛的主权（统治固定领土的权力）概念中单列出来。

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权的“第四个属性”。[1]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了国家主义范式的复兴。国家主义提出了“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概念，认为自主性归结为国家对于统治阶级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一种性质，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结构中政治和经济的相对分离。他们认为，由于国家处于国内社会经济结构和国际体系的边界，具有最低限度的国家自主性。根据国家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体系既可以增强也可以削弱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当国际制度所发挥的功能与国家目标基本一致时，国家会将国际制度引入国内治理，以此来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在国际上，国家自主性取决于国家在权力分配的位置和它对国际机制与组织的内嵌性。”[2]

国家的自主性包括经济自主性和政治自主性。由于提出国家自主性概念的国家主义者大多为西方比较政治学者，在考察国家自主性的变化时，他们侧重于政治自主性的研究，侧重于国家与社会这个层面的关系，即国家自主性与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侧重于研究国家如何协调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在国家自主性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上，他们主要关注，一是如何引进国际制度，来增强国家与社会利益博弈中的国家自主性；二是更多涉猎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等范畴，因此缺乏专门针对经济自主性的研究。

从国际维度看，国家经济自主性或称经济发展自主性，“它是传统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在国际关系上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一国政府拥有对内对外经济活动的自主决策能力”[3]。这种自主决策能力意味着民族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经济。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国家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变量，它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减而出现强弱变化。反过来，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强弱也会影响到总体经济实力，尤其是在对外经济中还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显著提升，但是GDP总量的迅速膨胀，有可能掩盖国家利益的实质提升程度，尤其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能存在被削弱的危险。即使全球化对一国经济带来正面的经济社会繁荣，也不一定是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增强。这也正是经济大国并不必然是经济强国的原因所在。

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经济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既要对外开放，又要坚持独立自主。欲通过对外开放达到独立自主的目的，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关键。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独立自主原则中的“自主”语意仍然侧重于国家领土主权的保护。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自主”的语意才侧重于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国家经济安全”，指出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进一步聚焦，关注的重心是如何抵御和防范世界性危机的外部冲击。[5]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独立自主的原则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开始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明确的组织目标，进入实践层面。

但是，本书在《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自主性》一文中分析提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状态；国家经济自主性是一国自主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而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能力。国家经济安全是存在状态和表象；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内在素质和本质。强大的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安全状态的保障；国家经济的安全状态，反映了国民经济体系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自主性正相关，但两者并非一回事。有时，国家经济表面看来是安全的，但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却有削弱的迹象，经济发展存在隐患，最终是不安全的。”[6]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7年和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国家主权并没有受到威胁，但是国家经济安全包括能源安全、资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越来越令人关注甚至担忧。从国家主权的根本原则，到国家安全的现状之间，什么因素需要引起人们的真实关注？是经济全球化本身，还是全球化的利弊关系把握？如果是在趋利避害的过程中，什么才是我们应该锁定的目标？

本书通过对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之后的经济数据损益分析、通过大量的国内外实地调研，认为，经济全球化改变的不是国家主权原则，而主要是国家的经济自主性。我们同时梳理了国家经济自主性与国家经济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综合国力等诸概念的关系。我们所谈论的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实质上是指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削弱和限制，也即从国家主权角度来看没有被削弱，但国家经济自主性受到了影响。因此，现实中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从国家主权角度考察，一国经济当时是安全的；但如果国家自主性尤其是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受到了影响或削弱，长期看来国家经济终究是不安全的。因此，首先要将国家自主性从宽泛的国家主权中剥离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国家自主性（本书主要研究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增减，最终达到国家经济的长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