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小结
通过对《现汉》和《牛津》词典中哺乳动物语义类别中义位的释义方式、类义征的选择、个性义征的提取及其有序性的分析比较。我们发现：
（1）《现汉》对该典型群中的义位多采用扩展性释义，而且根据个性义征的多少，相应地选择了定义式的扩展和叙述式描写的扩展。在典型群释义的过程中，《现汉》基本以整体系统的原则相互关照，这体现在动物词语的“又叫、俗称、通称”上，一般为词目主条扩展式详细释义，词目副条采取简短的方式对应主条。
（2）类义征的选择与义位所在聚合群中的层级有关。《现汉》对该哺乳动物类别中的基础范畴层中的义位的类义征选择呈现了高度的系统性，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具有高频性、通俗性的上位词“哺乳动物”。相比较而言，《牛津》词典中对该类别、该层次中义位的类义征的选取则有些混乱，呈现出非系统的态势。仔细观察《牛津》类义征的选择，它的部分类义征选择的是该“所指动物”所在的生物系统中的百科性上位词，如义位“mouse”用了 rodent（啮齿动物）。可是，我们也发现《现汉》该聚合从属底层义位的类义征的选择则不如同一层次的《牛津》那样呈现高度的系统性。《现汉》中有近30%的义位没有选择邻近的基础义位作为类义征，其中多是进行了越级选择，采用了上上范畴中的“哺乳动物”。这相对于《牛津》的10%而言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差距。如果以理想模式所占百分比来衡量系统性的话，那么《现汉》在这方面只能说是具有系统性，而《牛津》则具有高度的系统性。
（3）释义的序列性上。在这一方面，我们发现无论是《现汉》还是百年的《牛津》几乎都无系统可言，都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我们归纳现有词典的释义序列，依据距离象似性和顺序象似性的原则，构建了不同英、汉哺乳动物类别群中不同层次的理想释义模型。其中汉语哺乳动物基础范畴层级的义位的释义模式为：类义征（哺乳动物/哺乳动物+小类属）+个性义征[状貌（大小+外形+毛皮+头+面+耳朵/眼睛/鼻子/牙齿/唇部/角+尾巴+四肢……）、性情、行为、感知觉能力、食物、生活栖息地、与人关系、种类]+又叫/俗称/通称。汉语哺乳动物下属非基础义位类别释义模式为：类义征（基础义位：虎、豹、狗、牛…）的一种+个性义征（状貌、性情、行为、食物、生活地、与人关系）+也叫/俗称。值得说明的是，系统释义要求对于非基础义位的释义要以基础义位为基点，注重关系上的系统释义，具体来说，即基础义位以整体板块的形式进入下属的非基础义位释义结构中，非基础义位在此基础上再次进行相互间区别义征的凸显与描写。
（4）释义中个性义征的提取。以系统的视角观察《现汉》中“鹿”小典型群内义位的释义，我们发现部分义位在个性义征的提取上没有做到上下、左右的整体照应，出现了某些义征上的重复、非对称的随意性。通过相应义位《现汉》与《牛津》的对比，结果发现：个性义征在《现汉》中的呈现出的数量上远远多于《牛津》中相对应的义位，而这不仅仅只是“鹿”小典型群中的个别现象，整个的哺乳动物类别乃至其他百科条目亦是如此。这些现象说明《现汉》在此类别的释义上具有明显的百科性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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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eirce的象似性指的是符号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象似性，是狭义上的象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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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与汉语中的释义结构极为相似，说明了人类认知机制的相同点。
[29]倪波、顾柏林：《俄语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30]倪氏的“义素”相当于“义位”，“义子”相当于“义素”。
[31]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6页。
[32]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39页。
[33]郑述谱：《外汉词典释义比较初探》，《辞书研究》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