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语言的本质
（一）语言的发生和发展
1.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年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页。
2.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
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这必然会发生，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人们只是给予这些物以专门的（种类的）名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些物能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他们努力通过多多少少时常重复的活动来握有它们，从而也保持对它们的占有；他们可能把这些物叫做“财物”，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用来表明，他们在实际地利用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对他们有用；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作人的食物。
可见：人们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资料，如此等等；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如果说，人们不仅在实践中把这类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且在观念上和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满足”自己需要的物，从而也是“满足”自己本身的物{当一个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就对自己的需要、因而也是对自己本身，处于一种不满意的状态}，——如果说，“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而价值的其他一切形态，如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只不过是这个概念的属概念。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12月第1版，第405—406页。
3.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
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1页。
4.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可能来源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在每一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的音节。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甚至高度发达的动物，彼此要传递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通信息。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种动物会感到不能说话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十分敏锐，以致它们在它们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很容易地学会听懂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表示依恋、感激等的表达感受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和这些动物经常接触的人几乎不能不相信：有足够的情况表明，这些动物现在感到没有说话能力是一个缺陷。不过，它们的发音器官可惜过分地专门朝特定方向发展了，再也无法补救这种缺陷。但是，只要有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鸟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肯定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鸟是唯一能学会说话的动物，而且在鸟里面叫声最令人讨厌的鹦鹉说得最好。人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了。它一小时一小时地唠唠叨叨重复它那几句话，的确纯粹是出于喜欢说话和喜欢跟人接触。但是在它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骂人话教给鹦鹉，使它能够想象到这些话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们的一种主要娱乐），然后惹它发怒，那么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会像柏林卖菜的女贩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话。它在乞求美味食品时也有这样情形。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伴随有听觉器官的相应的完善化一样，脑的发育也总是伴随有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锐敏得多的嗅觉，但是它连被人当做各种物的特定标志的不同气味的百分之一也辨别不出来。至于触觉，在猿类中刚刚处于最原始的萌芽状态，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而一同形成。——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同猿最终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在此以后大体上仍然大踏步地前进着，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加确定的方向。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3—554页。
5.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
1.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们以果实、坚果、根作为食物；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有史时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经没有一个是处在这种原始状态的了。虽然这一状态大概延续了好几千年之久，但我们却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不过，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页。
6.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
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于1867年9月在汉堡出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1页。
7.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M—2］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页。
8.对活的个体来说，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就是他属于某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部落等等。这一点就已经是例如他的语言等等的条件了
这些自然生产条件的形式是双重的：（1）人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因而，也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其原始形式是部落体，是或多或少发生变化的部落体；（2）以共同体为中介，把土地看做自己的土地，公共的土地财产对个人来说同时又是个人占有物；或者是这样：只有［土地的］果实实行分配，而土地本身及其耕作仍然是共同的。（但住所等等，哪怕是西徐亚人的四轮车，也总是由个人占有。）对活的个体来说，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就是他属于某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部落等等。这一点就已经是例如他的语言等等的条件了。他自身的生产存在，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他的主体存在本身要以此为条件，正如他的这种存在同样要以他把土地看做是自己的实验场为条件一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2页。
9.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可见，旧共同体的保持包含着被它当做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坏，这种保持会转向对立面。例如，如果设想，原有土地面积上的生产率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力等等（在旧的传统的耕作方式下，这种发展恰好是最缓慢的）而提高，那么，这就意味着会有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每天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农业上等等，而这又会破坏共同体的旧有的经济条件。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5页。
10.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
问：说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
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设施；资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拿俄国社会和俄语做例子来说吧。最近三十年来，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相适应，消灭了资本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创立了同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1]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旧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已经被新的社会主义设施代替了。但是尽管如此，俄语在基本上还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在这个时期中，俄语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俄语的词汇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由于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新的社会观点、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增加了一大批新的词语；许多词语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改变了意思；若干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至于构成语言基础的俄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那么它们在资本主义基础消灭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地，却完全保留了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正是作为现代俄语的基础保留了下来。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
谁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俄语为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资本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很好，现在为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同样服务得很好。
关于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摩尔达维亚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巴什基尔语、土库曼语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语言，都应该说也是这样的，它们为这些民族的旧的资产阶级制度服务得很好，为这些民族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服务得很好。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的创造就是要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就是要语言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的东西，成为社会的统一的东西，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如何。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而退化下去，以致使自己消失。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具，比如说，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语言一样，对各阶级也是一视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再其次，上层建筑是某个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那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语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这正说明，不仅是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致会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语言，消灭一种语言的结构，产生具有新的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的新的语言。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个时期内，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已经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但是，如果以俄语为例，那么它在这个长时期内，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并且现代俄语按照它的结构来说，是同普希金的语言很少有差别的。
在这个时期内，俄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在这个时期内，俄语大大地增加了词汇；有很大一批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词的含义改变了；语言的语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语言的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主要的都保存下来了，成了现代俄语的基础。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后，把现在的语言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都象对待上层建筑一样消灭掉，并以新的来代替，的确又有什么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鱼”、“人”、“走路”、“做”、“生产”、“做买卖”等等不叫作水、地、山等等，而叫作旁的名称，又有什么必要呢？使语言中的词的变化和句中词的组合，不按照现存语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种语法来进行，又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语言变革对于革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特别必要的时候，历史是决不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的。试问，如果证明现有的语言及其结构基本上完全适用于满足新制度的需要，那么这样的语言变革有什么必要呢？消灭旧的上层建筑并且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代替它，可以而且需要在几年中完成，以便使社会生产力有发展的天地，但是要在几年中消灭现有的语言，并创立新的语言来代替它，那不是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使社会受到崩溃的威胁吗？除了象唐•吉诃德之类的人以外，谁会提出这样的任务呢？
最后，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语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并不等待基础的改变，所以语言的活动范围包括人的活动的各个领域，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方面也多得多，不仅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实际上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语法构造。
总括说来：
（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二）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1979年12月第1版，第501—506页。
11.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
问：有人说，语言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阶级的语言；对社会共同的统一的语言、非阶级的语言、全民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不正确。
不难了解，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根本谈不到阶级的语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没有阶级的，因此那时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统一的。有人反驳说，所谓阶级，应当是指任何人类集体，包括原始公社集体在内。这种说法算不得什么反驳，而是玩弄词句，是不值得一驳的。
至于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从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到民族（нация）语言[2]，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奴隶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帝国，例如，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查理大帝等所建立的帝国，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集合体。因此，我指的不是这些帝国和类似的帝国，而是组成这些帝国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是各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语言的。历史表明：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是每个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方言[3]、土语，但是部落或者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却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从属于自己。
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的语言。历史表明：民族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的成员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统一的。
上面已经说过：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语言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人们，即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汇即特殊用词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一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创造了“阶级的”方言、习惯语、沙龙“语言”[4]，在书刊中常常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错误地说成是语言，如“贵族语言”、“资产阶级语言”，与此相对立的则有“无产阶级语言”、“农民语言”。很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什么民族语言是虚构的，只有阶级语言才是实际存在的。
我想再没有比这种结论更错误的了。能不能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看作语言呢？绝对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没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要从民族语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在某一阶级上层分子的狭窄范围中通用，完全不适用于作为整个社会中人们交际的工具。在这些方言和习惯语中到底有些什么呢？其中有的只是一些反映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别的词，一些抛去了民族语言中“粗鲁”用语和短语的特别风雅客气的用语和短语以及若干外来语。然而基本的词，即绝大多数的词和语法构造还是从全民的民族语言中拿来的。因此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没有任何语言的独立性，而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能够排挤民族语言并代替民族语言，这就是看不到历史的前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有人援引马克思，引证他的《圣麦克斯》一文，那里有一处说到资产者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5]，这种语言浸透了重商主义和生意经的精神。有些同志想用这个引文来证明，好象马克思是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好象马克思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存在。如果这些同志能客观论事的话，他们就应当从同一篇文章中引证另一句话，马克思在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道路的问题时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6]
可见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高级形式，而作为低级形式的方言则从属于高级形式。
那么，马克思所说资产者的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是否认为这种语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结构的民族语言是同样的语言呢？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这样的语言呢？当然不能。马克思只是想说：资产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那套词汇玷污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就是说，资产者有他们生意人的习惯语。
可见，这些同志曲解了马克思的立场。他们曲解了它，是因为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去引证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问题实质的书呆子的习气去引证马克思。
有人援引恩格斯，引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话：“……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7]有些同志根据这一句话就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语言而是说方言，他完全懂得，方言是民族语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语言的。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不很同意语言同方言是有区别的……
显然，这段话是引用得不恰当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阶级语言”，而主要是说阶级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同民族语言或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就能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论据吗？或者作为反对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吗？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这些同志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点呢？
有人援引拉法格的话，说拉法格在《语言和革命》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语言的“阶级性”，似乎他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拉法格的确谈论过“贵族语言”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习惯语”。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拉法格关心的不是语言和习惯语的区别问题，他把这些方言有时叫作“人造语”，有时叫作“习惯语”。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肯定地说：“贵族所擅长的人造语……是资产者、手艺人、城市和乡村都讲的那个全民语言中分出来的。”
可见，拉法格是承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贵族语言”及其他方言和习惯语是从属性的，是依附于全民语言的。
因此，引证拉法格的话没有达到目的。
有人说，有一个时期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说法语[8]，而那时英国人民却说英语，这一情况似乎可以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和反对全民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但是，这不是什么论据，而象是一种笑话。第一，那时说法语的，并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国王宫廷和贵族府邸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英国封建主上层分子。第二，他们并不是说什么“阶级语言”而是说普通的全民的法语。第三，大家知道，这种好讲法语的风尚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让位给全民的英语。这些同志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在几百年中”相互交谈时是经过翻译的呢？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不说英语、全民的英语在那时是不存在的呢？是否认为那时法语在英国比只在英国贵族上层的狭小圈子里通行的沙龙语言更广泛一些呢？怎么可以根据这种笑话式的“论据”来否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着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这是不是说那时在俄国就没有全民的俄语，那时全民的语言就是虚构的，而“阶级语言”才是实在的呢？
这些同志在这里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么语言也应当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个错误在于，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两个敌对阶级间斩断了一切联系。他们认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没有统一的社会，而有的只是阶级，那么就不需要有社会统一的语言，不需要民族的语言了。既然社会分裂了，并且没有全民的、民族的语言，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阶级和“阶级语言”。显然，每个“阶级语言”都会有自己的“阶级的”语法——“无产阶级的”语法、“资产阶级的”语法。其实这样的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这些同志感到为难，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语法总会出现的。
有个时候，我国有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作“穴居野人”……
显然，这种对社会、阶级、语言的鄙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确在我们某些弄糊涂了的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而且继续存在着。
以为有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社会似乎就分裂成了在一个社会中相互间再也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的各个阶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个部分。资产者如果没有受他们支配的雇佣工人就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能继续生存。中断他们之间的一切经济联系，就是中断一切生产，而中断一切生产就会使社会灭亡，阶级本身灭亡。显然，没有一个阶级情愿使自己灭亡。因此，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是不会引起社会分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无知，对语言的本质一窍不通，才会使我们某些同志说出社会分裂、“阶级的”语言、“阶级的”语法之类的荒唐话。
其次，有人引证列宁的话，说列宁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一切都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绝对正确。但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这些同志引证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两种文化的话，显然是想使读者相信：在社会上既然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那么语言也应当有两种，因为语言是同文化相联系的，——由此可见，列宁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列宁主张“阶级的”语言。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错误，是他们把语言和文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其实，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俄语、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现在为这些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并不坏，正象在十月革命以前为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并不坏一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可见，这些同志断言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就会导致否定统一语言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了。
列宁说到两种文化的时候，所持的出发点正是：两种文化的存在，并不会导致否定统一的语言和形成两种语言，而肯定语言应当是统一的。崩得分子[9]曾指责列宁，说他否认了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释为“无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宁严厉地反驳了这种说法。列宁说：他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不是民族语言，他认为民族语言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论的。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步了崩得分子的后尘。
至于说列宁似乎否定了统一的语言的必要性，那么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10]
可见，这些尊敬的同志歪曲了列宁的观点。
最后，有人援引斯大林，他们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11]这都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的确领导着资产阶级文化，正如无产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领导着无产阶级文化一样。可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语言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吗？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有名的公式：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的文化，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即按其语言是民族的？这些同志是否同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呢？
我们这些同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改变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基本上是不变的，同样地既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
总括说来：
（一）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一切成员是共同的；
（二）方言和习惯语的存在并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语言的存在，因为方言和习惯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从属于全民语言；
（三）语言有“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1979年12月第1版，第506—514页。
12.如果猿猴总是用四只脚行走，如果它没有直起身子，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声带，因此也就不能说话，而这种情形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
认为观念方面以至整个意识的发展仿佛先于物质方面的发展，这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没有生物的时候所谓外部的“无生命的”自然就已经存在了。第一个生物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它仅仅具有感受刺激的性能和感觉的萌芽。以后动物的感觉能力渐渐发展，随着动物的有机体构造和神经系统的发展而慢慢转化为意识。如果猿猴总是用四只脚行走，如果它没有直起身子，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声带，因此也就不能说话，而这种情形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还有，如果猿猴没有用后面两只脚站起来，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也就不能不总是用四只脚行走，总是向下方看并从下方摄取印象，也就没有可能向上方看，向四周看，因而也就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头脑获得的印象较四脚动物为多。这一切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
由此可见，为了意识的发展，就需要有机体的某种构造及其神经系统的发展。
由此可见，物质方面的发展，外部条件的发展，先于观念方面的发展，先于意识的发展：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方面发生变化，然后意识、观念方面才相应地发生变化。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12月至1907年2月），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9月第1版，第288—289页。
（二）语言与思维和意识
1.难道只有作为言语的语言是唯一的思想语言吗？难道机械师不是用他的蒸汽机向我们的耳朵很清楚地说话吗
正如可以把新闻出版自由归入行业自由一样，其他任何一种自由也都可以归入行业自由。法官的行业是法律，传教士的行业是宗教，家长的行业是教养子女；难道我这样就表述了法律自由、宗教自由、伦理自由的本质了吗？
我们也可以把事情倒过来说，把行业自由看作只是新闻出版自由的一种。难道各个行业就只是用手脚工作，而不是同时也用头脑工作吗？难道只有作为言语的语言是唯一的思想语言吗？难道机械师不是用他的蒸汽机向我们的耳朵很清楚地说话吗？难道制床厂主不是我们的脊背，厨师不是向我们的胃很明白地说话吗？所有这些种类的新闻出版自由都容许存在，唯独一种新闻出版自由即通过油墨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的那种新闻出版自由不容许存在，这不是矛盾吗？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写于大约1842年3月26日—4月26日，载于1842年5月5、8、10、12、15和19日《莱茵报》第125、128、130、132、135和139号附刊，署名：莱茵省一居民，原文是德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191—192页。
2.如果一方面认为感性世界是一切观念的泉源，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想像的永远单一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
霍布斯根据培根的观点论断说，如果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一切知识的泉源，那末观念、思想、意念等等，就不外乎是多少摆脱了感性形式的实体世界的幻影。科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同一个名称可以适用于许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感性世界是一切观念的泉源，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想像的永远单一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也象无形体的物体一样，是一个矛盾。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假如“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无限地添加某一数量，那末这个词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觉察到的，才是可以认识的，那末对神的存在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结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追求的对象就是我们谓之幸福的东西。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更详尽地论证培根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164页。
3.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
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6页。
4.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525页。
5.“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
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3页。
6.布鲁诺同所有哲学家和思想家一起，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的独立化了的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
黑格尔用以反映——以歪曲的形式反映——现实冲突的那种抽象的和神秘的词句，在这个“批判的”头脑看来就是现实冲突本身。布鲁诺接受了思辨的矛盾，并把这个矛盾的一部分同另一部分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词句就是现实问题本身。因此，在他看来，一方面，现实的人以及他们对于从外表上看是独立在外而和他们对立的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意识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自我意识这种赤裸裸的抽象词句，正如现实的生产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这种自我意识的已经独立化的活动一样；另一方面，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这些关系的一切哲学范畴或名称归结而成的赤裸裸的哲学词句，即实体；因为布鲁诺同所有哲学家和思想家一起，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的独立化了的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不言而喻，用这两个已变得毫无意义和毫无内容的抽象，他就能够变各式各样的戏法，而对现实的人及其各种关系则一无所知。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93页。
7.这里作为基础的无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某物，即现实的个人、他的语言器官、生理发育的一定阶段、现存的语言和它的方言、能听的耳朵以及从中可以听到些什么的人周围的环境，等等
断言我“从无中”把我自己例如作为“说话者”创造出来，这是绝对不正确的。这里作为基础的无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某物，即现实的个人、他的语言器官、生理发育的一定阶段、现存的语言和它的方言、能听的耳朵以及从中可以听到些什么的人周围的环境，等等。因此，在任何一种特性的发展中，某物是通过某物从某物中创造出来的，而决不像在黑格尔“逻辑学”中所说的，是从无通过无到无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157—158页。
8.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
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和观念成为独立力量是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联系独立化的结果。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些思想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也就是使这些思想系统化，乃是分工的结果；具体说来，德国哲学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结果。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525页。
9.于是桑乔开始再度向我们描绘圣物和观念在世界中的统治，这一次是通过语言或词句的新形式进行统治的。语言一旦变成独立力量，当然就立刻变成词句
好歹都要跟着哲学家们走的桑乔，必然不得不去寻找哲人之石、方圆法和长生不老药，寻找一种本身具有能够从语言和思维的王国引到现实生活中去的神奇力量的“词”。由于桑乔长期和堂吉诃德打交道，他深深地受了堂吉诃德的感染，以致没有看出：他的这个“任务”、他的这个“使命”只不过是信仰他的大本哲学骑士小说的结果。
于是桑乔开始再度向我们描绘圣物和观念在世界中的统治，这一次是通过语言或词句的新形式进行统治的。语言一旦变成独立力量，当然就立刻变成词句。
在第151页上，桑乔把现代世界称为“词句的世界，以词为开端的世界”。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追求神奇的词的动机。
“哲学思辨企图找到普遍得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这样一个宾词……如果这个宾词把每一个人包括在内，那末每个人在宾词中都必须表现为主词，也就是说，不仅要表现为他所是的什么，而且要表现为他所是的谁。”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525—526页。
10.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
作为培根的继承者，霍布斯声称，既然感性给人提供一切知识，那么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无非是摆脱了感性形式的现实世界的幻影。哲学只能为这些幻影命名。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若干个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通过感官而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一般的、非个别的存在物，这就是一个矛盾。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同样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如果“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具有无限增添补充的能力，这个词就毫无意义。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被我们感知的，所以我们对神的存在就一无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激情都是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是所谓的善。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1892 年4月2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3—504页。
11.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他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
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个别的专门的研究，如关于货币的研究除外），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1905—1910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182页。
12.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具有感性的性质
［X］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但是，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具有感性的性质。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4页。
13.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
把货币比做语言同样不正确。观念不是这样转化为语言：观念的特性消失了，而观念的社会性同观念并存于语言中，就像价格同商品并存一样。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观念必须先从本族语言翻译成别族语言才能流通，才能进行交流，这种场合的观念才可作较多的类比；但是这种类比不在于语言，而在于语言的异族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页。
14.我们也拿自然现象同类似的人类现象相比，甚至把人类的用语和概念（如秩序、目的、规律等）用于自然界，而且按照我们语言的性质也必须把它们用于自然界
海姆是根据我的《宗教的本质》第48节提出这个谴责的。我在这一节中说过：自然界只有通过自然界本身才能被理解；自然界的必然性不是人类的或逻辑的必然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或数学的必然性；自然界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存在物，对于它是不应当，也不能够运用任何人类尺度的，尽管为了使自然界能够为我们理解，我们也拿自然现象同类似的人类现象相比，甚至把人类的用语和概念（如秩序、目的、规律等）用于自然界，而且按照我们语言的性质也必须把它们用于自然界。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56—157页。
15.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
问：语言的特征是什么？
答：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
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1979年12月第1版，第514—515页。
16.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中的共同工作
问：你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指出：语言既不是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那么，认为语言既是基础所具有的，又是上层建筑所具有的一种现象是否恰当？还是认为语言是一种中间的现象更正确些？
答：当然，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具有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固有的那种共同特点的，这就是说，它为社会服务，正如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为社会服务一样。但是，一切社会现象所固有的共同东西，其实也仅限于此。再进一步，便开始了各个社会现象之间的严重差别。
问题在于，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还有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基础的专门特点就是：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上层建筑的专门特点就是：上层建筑以政治、法律、美学等思想为社会服务，并且为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设施。语言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专门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工作。这些特点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正因为它们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语言才是独立的科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没有语言的这些特点，语言学就会丧失独立存在的权利。
简短些说，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
语言也不能列入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现象一类，因为这种“中间”现象是不存在的。
但是语言也许可以列入社会生产力一类，譬如说，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吧？的确，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点：生产工具，象语言一样，对于各个阶级表现出一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并能同样地服务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不管是旧的阶级，或是新的阶级。根据这个情况是否可以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呢？不，不可以。
有一个时候，尼•雅•马尔看到他的“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公式遭到了反对，就决定“改造”一下，宣称“语言是生产工具”。尼•雅•马尔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是否对呢？不，他完全不对。
问题在于，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的类似之处，只限于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点。但是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而语言则什么也不生产，或者只是“生产”词而已。确切些说，有生产工具的人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但是同样这些人如果只有语言而没有生产工具，那就不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不难了解，假如语言能够生产物质资料，那么夸夸其谈的人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了。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1950年6月29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24—525页。
17.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
2.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语言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2]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13]。马克思说：“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14]依据你的意见，语言学应当在哪种程度上来研究语言的含义方面，研究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以及修辞学呢？或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应当是形式吗？
答：语义学是语言学的重要部分之一。词语的含义方面在研究语言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应当保证语义学在语言学中应有的地位。
然而，在研究语义学问题和使用它的材料时，千万不可过高估计它的意义，尤其不可滥用它。我指的是某些语言学者，他们过分沉醉于语义学，无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同思维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他们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硬说语言在消亡着，没有语言也行。
请注意尼•雅•马尔所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以声音表露出来；思维的活动没有表露也可以进行。……语言（有声的）现在已开始把自己的职能让给那些绝对战胜空间的最新发明了，而思维则借其未加利用的过去的积累和新的成就而上升，并且将排挤和完全代替语言。未来的语言就是在不依赖于自然物质的技术中成长起来的思维。在它面前，任何语言，甚至有声的、仍然同自然规范相联系的语言也会站不住脚。”（见尼•雅•马尔的《选集》）
如果把这种施展“魔力”的玄妙莫测的话译成普通人讲的话，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
（二）尼•雅•马尔认为，人们的交际，不用语言，而借助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不依赖于“自然规范”的思维本身就可以办到；
（三）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又使思维“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他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有些人说，思想是在用言语表达出来之前就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是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外壳、可以说是以赤裸裸的形态产生的。但是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思想的实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谈到同语言的“自然物质”不相联系的思维，才能谈到没有语言的思维。
简短些说，过高估计语义学和滥用语义学，使尼•雅•马尔走向唯心主义。
因此，如果保护语义学，不象尼•雅•马尔和他的“学生们”那样加以夸大和滥用，那么语义学对语言学就能有很大的益处。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1950年6月29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25—527页。
18.聋哑人只能根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象、知觉、观念之外，思想是不存在的
3.由此可见，你们所注意的首先是聋哑的人，然后才是语言学问题。显然地，正是这种情况使你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好吧，如果你们要坚持，我不妨满足你们的要求吧。那么聋哑的人的情形到底怎样呢？他们的思维是否在活动，思想是否在产生呢？是的，他们的思维是在活动，思想是在产生。很明显，既然聋哑的人不能讲话，他们的思想就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这是不是说，聋哑的人的思想是赤裸裸的、同“自然规范”（尼•雅•马尔的用语）没有联系的呢？不，不是的。聋哑的人的思想的产生和能够存在，只能根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象、知觉、观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就是说，它是不存在的。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答同志们》（1950年7月22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32—533页。
19.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
唯心主义硬说，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存在、自然界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感觉、表象、概念中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432页。
（三）语言的功能
1.他的这种完全依靠演说家的举止、声调、目光和手势的技能，可以把那些写在纸上看来索然无味的字，用炽烈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
要知道，老贝利耶掌握着大批文件，足以证明拿破仑亲王和玛蒂尔达公主也曾用这种使他的儿子贝利耶坐在被告席上的欺骗行为赚得了大宗款项。贝利耶是一位具有法国风格的善于雄辩的巨匠，他的这种完全依靠演说家的举止、声调、目光和手势的技能，可以把那些写在纸上看来索然无味的字，用炽烈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果贝利耶在法庭上宣读这些文件，再加上一些说明，那末皇帝的宝座就会动摇不稳了。所以，皇帝的近臣前去劝说贝利耶放弃他的意图，并且肯定地答应他，只要他保持缄默，就可以保证他的儿子无罪。
马克思：《时代的表征》（1858年3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438页。
2.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
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它被一方看成并理解为请求、哀诉，从而被看成屈辱，所以使用它时就带有羞耻和被唾弃的感情；它被另一方理解为不知羞耻或神经错乱，从而遭到驳斥。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36页。
3.在商品互相交换之前，先在头脑中和在语言上把它们转化为金属条块
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当两种商品互相交换时，每一种商品首先等于一个表现出它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例如，在西非海岸的某些黑人那里，等于x金属条块。一种商品=1金属条块；另一种商品=2金属条块。它们按照这个比例交换。在商品互相交换之前，先在头脑中和在语言上把它们转化为金属条块。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页。
4.价格和铸币是从交往中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由交往所创造的用语，是作为交换价值和交换手段的商品的交往用语
价格只是交换价值的特定用语，是交换价值用流通本身的语言来表达的通俗用语，正如自身也可以作为单纯象征而存在的铸币只不过是交换价值的象征性的表现一样；但是作为交换手段，铸币始终只是商品交换的手段，并不会因此加进任何新的内容。诚然，价格和铸币是从交往中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由交往所创造的用语，是作为交换价值和交换手段的商品的交往用语。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0月—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491—492页。
5.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
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1页。
6.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
问：有人说，语言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阶级的语言；对社会共同的统一的语言、非阶级的语言、全民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不正确。
不难了解，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根本谈不到阶级的语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没有阶级的，因此那时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统一的。有人反驳说，所谓阶级，应当是指任何人类集体，包括原始公社集体在内。这种说法算不得什么反驳，而是玩弄词句，是不值得一驳的。
至于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从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到民族（нация）语言[15]，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奴隶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帝国，例如，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查理大帝等所建立的帝国，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集合体。因此，我指的不是这些帝国和类似的帝国，而是组成这些帝国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是各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语言的。历史表明：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是每个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方言[16]、土语，但是部落或者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却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从属于自己。
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的语言。历史表明：民族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的成员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统一的。
上面已经说过：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语言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人们，即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汇即特殊用词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一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创造了“阶级的”方言、习惯语、沙龙“语言”[17]，在书刊中常常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错误地说成是语言，如“贵族语言”、“资产阶级语言”，与此相对立的则有“无产阶级语言”、“农民语言”。很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什么民族语言是虚构的，只有阶级语言才是实际存在的。
我想再没有比这种结论更错误的了。能不能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看作语言呢？绝对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没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要从民族语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在某一阶级上层分子的狭窄范围中通用，完全不适用于作为整个社会中人们交际的工具。在这些方言和习惯语中到底有些什么呢？其中有的只是一些反映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别的词，一些抛去了民族语言中“粗鲁”用语和短语的特别风雅客气的用语和短语以及若干外来语。然而基本的词，即绝大多数的词和语法构造还是从全民的民族语言中拿来的。因此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没有任何语言的独立性，而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能够排挤民族语言并代替民族语言，这就是看不到历史的前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有人援引马克思，引证他的《圣麦克斯》一文，那里有一处说到资产者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18]，这种语言浸透了重商主义和生意经的精神。有些同志想用这个引文来证明，好象马克思是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好象马克思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存在。如果这些同志能客观论事的话，他们就应当从同一篇文章中引证另一句话，马克思在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道路的问题时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19]
可见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高级形式，而作为低级形式的方言则从属于高级形式。
那么，马克思所说资产者的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是否认为这种语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结构的民族语言是同样的语言呢？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这样的语言呢？当然不能。马克思只是想说：资产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那套词汇玷污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就是说，资产者有他们生意人的习惯语。
可见，这些同志曲解了马克思的立场。他们曲解了它，是因为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去引证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问题实质的书呆子的习气去引证马克思。
有人援引恩格斯，引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话：“……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20]有些同志根据这一句话就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语言而是说方言，他完全懂得，方言是民族语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语言的。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不很同意语言同方言是有区别的……
显然，这段话是引用得不恰当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阶级语言”，而主要是说阶级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同民族语言或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就能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论据吗？或者作为反对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吗？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这些同志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点呢？
有人援引拉法格的话，说拉法格在《语言和革命》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语言的“阶级性”，似乎他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拉法格的确谈论过“贵族语言”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习惯语”。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拉法格关心的不是语言和习惯语的区别问题，他把这些方言有时叫作“人造语”，有时叫作“习惯语”。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肯定地说：“贵族所擅长的人造语……是资产者、手艺人、城市和乡村都讲的那个全民语言中分出来的。”
可见，拉法格是承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贵族语言”及其他方言和习惯语是从属性的，是依附于全民语言的。
因此，引证拉法格的话没有达到目的。
有人说，有一个时期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说法语[21]，而那时英国人民却说英语，这一情况似乎可以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和反对全民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但是，这不是什么论据，而象是一种笑话。第一，那时说法语的，并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国王宫廷和贵族府邸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英国封建主上层分子。第二，他们并不是说什么“阶级语言”而是说普通的全民的法语。第三，大家知道，这种好讲法语的风尚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让位给全民的英语。这些同志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在几百年中”相互交谈时是经过翻译的呢？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不说英语、全民的英语在那时是不存在的呢？是否认为那时法语在英国比只在英国贵族上层的狭小圈子里通行的沙龙语言更广泛一些呢？怎么可以根据这种笑话式的“论据”来否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着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这是不是说那时在俄国就没有全民的俄语，那时全民的语言就是虚构的，而“阶级语言”才是实在的呢？
这些同志在这里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么语言也应当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个错误在于，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两个敌对阶级间斩断了一切联系。他们认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没有统一的社会，而有的只是阶级，那么就不需要有社会统一的语言，不需要民族的语言了。既然社会分裂了，并且没有全民的、民族的语言，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阶级和“阶级语言”。显然，每个“阶级语言”都会有自己的“阶级的”语法——“无产阶级的”语法、“资产阶级的”语法。其实这样的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这些同志感到为难，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语法总会出现的。
有个时候，我国有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作“穴居野人”……
显然，这种对社会、阶级、语言的鄙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确在我们某些弄糊涂了的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而且继续存在着。
以为有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社会似乎就分裂成了在一个社会中相互间再也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的各个阶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个部分。资产者如果没有受他们支配的雇佣工人就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能继续生存。中断他们之间的一切经济联系，就是中断一切生产，而中断一切生产就会使社会灭亡，阶级本身灭亡。显然，没有一个阶级情愿使自己灭亡。因此，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是不会引起社会分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无知，对语言的本质一窍不通，才会使我们某些同志说出社会分裂、“阶级的”语言、“阶级的”语法之类的荒唐话。
其次，有人引证列宁的话，说列宁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一切都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绝对正确。但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这些同志引证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两种文化的话，显然是想使读者相信：在社会上既然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那么语言也应当有两种，因为语言是同文化相联系的，——由此可见，列宁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列宁主张“阶级的”语言。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错误，是他们把语言和文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其实，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俄语、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现在为这些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并不坏，正象在十月革命以前为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并不坏一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可见，这些同志断言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就会导致否定统一语言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了。
列宁说到两种文化的时候，所持的出发点正是：两种文化的存在，并不会导致否定统一的语言和形成两种语言，而肯定语言应当是统一的。崩得分子[22]曾指责列宁，说他否认了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释为“无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宁严厉地反驳了这种说法。列宁说：他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不是民族语言，他认为民族语言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论的。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步了崩得分子的后尘。
至于说列宁似乎否定了统一的语言的必要性，那么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23]
可见，这些尊敬的同志歪曲了列宁的观点。
最后，有人援引斯大林，他们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24]这都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的确领导着资产阶级文化，正如无产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领导着无产阶级文化一样。可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语言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吗？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有名的公式：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的文化，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即按其语言是民族的？这些同志是否同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呢？
我们这些同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改变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基本上是不变的，同样地既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
总括说来：
（一）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一切成员是共同的；
（二）方言和习惯语的存在并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语言的存在，因为方言和习惯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从属于全民语言；
（三）语言有“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1979年12月第1版，第506—514页。
7.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始终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语言
1.我在那封复信中批判了尼•雅•马尔，因为他在谈到语言（有声语言）和思维时，把语言同思维分割开来，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由此可见，我在复信中所说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我并且断定说：这种人的思想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在会讲话的人那里，是不存在同语言材料没有联系的赤裸裸的思想的。
你们没有接受或驳斥这个论点，却举出了不正常的不会讲话的人、聋哑的人来，这些人不会讲话，当然他们的思想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由此可见，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没有讲到也不能讲到，因为语言学所涉及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而不是不会讲话的不正常的聋哑的人。
你们用没有讨论过的另外一个题目来偷换正在讨论的题目。
2.从别尔金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词的语言”（有声语言）和“手势语言”（照尼•雅•马尔的说法叫“手”语）同等看待。看来他认为：手势语言和词的语言是同等的东西；人类社会有一个时期是没有词的语言的，当时“手”语起到了后来出现的词的语言的作用。
但是，如果别尔金同志当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始终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语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哪怕是最落后的社会，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民族学不知道有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народец），哪怕是象十九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25]那样原始的或比他们更原始的民族（народец），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出动物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的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
由于所谓的手势语言极端贫乏和有限，它在这一方面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语言，甚至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替有声语言的语言代用品，而是人们有时用来强调自己言语中的某些地方的辅助手段，这个辅助手段在表现方法上是极其有限的。不能把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等量齐观，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锄和带有五铧犁和条播机的现代的履带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答同志们》（1950年7月11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31—532页。
（四）能指与所指和语言的符号性
1.那些元素名称同许多学术团体成员的头衔以及德意志各邦诸侯的封号一样冗长，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用它们来代替名字
尤其是有机化学，由于简化而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因为每天都发现新的元素，这些元素同某些把国家名称当作自己的名字来使用的主教有相同之处，而那些国家恰恰掌握在不信教者手中，位于非天主教徒生活的区域；此外，那些元素名称同许多学术团体成员的头衔以及德意志各邦诸侯的封号一样冗长，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用它们来代替名字，因为他们不让自己受任何语言的束缚。
马克思：《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1837年2—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821—822页。
2.因此：《portier》〔“看门人”〕和《épicierp》〔“小店主”〕这两个词是骂人的话，连《portier》〔“看门人”〕自己也希望别人称他《concierge》〔“看房人”〕
巴黎的看门人是房东的代表和密探。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的工钱不是由房东，而是由房客出的。由于自己的收入很不可靠，看门人除了自己的正式职业以外，还常常要弄点外快。在恐怖统治时期，在帝国时期和复辟时期，看门人是秘密警察的主要代理人。例如富瓦将军就处于自己的看门人的暗中监视之下，寄给将军的信件都要被他先转给附近的警察代理人审阅。因此：《portier》〔“看门人”〕和《épicier》〔“小店主”〕这两个词是骂人的话，连《portier》〔“看门人”〕自己也希望别人称他《concierge》〔“看房人”〕。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94页。
3.一切关系表现在语言里只能是概念
一切关系表现在语言里只能是概念。相信这些一般性和概念是神秘力量，这是这些一般性和概念所表现的实际关系获得独立存在以后的必然结果。除了通俗头脑对这些一般性和概念是这样看法以外，政治家和法学家还对它们有特殊的看法和想法，分工的结果使政治家和法学家注定要崇拜概念并认为一切实际的财产关系的真实基础不是生产关系，而是这些概念。圣桑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种幻想并且根据这一点宣称合法的财产是私有财产的基础，而法的概念又是合法的财产的基础，于是他就可以把他的全部批判局限于宣称法的概念是概念，是怪影。这样一来，圣桑乔就认为一切都清楚了。为了使他放心，还可以提醒他一句：在一切早期的立法中，两只同时发现一块骨头的狗的行为就已被承认是法了；罗马法全书讲道：vim vi repel-lere licere〔可以以牙还牙〕；而idque jus natura comparatur〔这个法是大自然所定的〕，这意思是说，这是jus quod natura omnia animalia docuit〔大自然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包括人和狗）；但是后来有组织的以牙还牙“恰恰”成为法。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421页。
4.一个具有三维的数学图形叫做立体，corpus solidum，就是说在拉丁文中这个词甚至是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决不是从知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
不论在数学中还是在别的领域中，这样贫乏的命题都是无济于事的。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必须引入真实的关系，来自现实物体的关系和空间形式。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只有陷入幼稚意识形态的人，才会相信数学家的话：第一条线是由点在空间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面是由线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立体是由面的运动产生的，如此等等。这种说法甚至也遭到语言的反驳。一个具有三维的数学图形叫做立体，corpus solidum，就是说在拉丁文中这个词甚至是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决不是从知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5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页。
5.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
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
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1886年11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页。
6.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更多地是由它在它所隶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
名称的意义。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更多地是由它在它所隶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因此，如果我们发现了某个物体属于某个这样的系列，那末它的旧名称就变成了理解的障碍，而必须代之以表明这个系列的名称（烷烃等等）。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81年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第638页。
7.这种数字语言也用做切口之类的东西
在闪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犹太人——中间，当时流行着一种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约从纪元前300年开始，希伯来字母也当做数字来使用：a=1；b=2；g=3；d=4等等。喀巴拉占卜术士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设法从这个总和作出预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词或词组，从而对具有此名字的人作出关于其前途的结论。这种数字语言也用做切口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语叫做gematriah——几何学；专干这一行，并被塔西佗称做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在维特利乌斯时代，被赶出罗马，大概是因为“太胡闹”的缘故。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8页。
8.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
要发现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怎样隐藏在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首先必须完全撇开这个价值关系的量的方面来考察这个关系。人们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两种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们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3—64页。
9.在一切金属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的货币标准或价格标准的名称
金、银、铜在变成货币以前，在它们的金属重量中就有这种标准，例如，以磅为计量单位，磅一方面分成盎司等等，另一方面又合成英担等等。因此，在一切金属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的货币标准或价格标准的名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7—118页。
10.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原来的重量名称逐渐分离
由于各种原因，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原来的重量名称逐渐分离。其中在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是下列原因：1.外国货币流入较不发达的民族，例如在古罗马，银币和金币最初是作为外国商品流通的。这些外国货币的名称与本地的重量名称是不同的。2.随着财富的增长，不大贵重的金属逐渐为比较贵重的金属所排挤，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排挤，银为金所排挤，尽管这个顺序是同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相抵触的。例如，镑原来是真正一磅重的银的货币名称。当金排挤作为价值尺度的银时，这个名称就依照金和银的价值比例，可能用来称呼1/15磅的金等等。现在，作为货币名称的镑就和作为金的通常重量名称的磅分开了。3.几百年来君主不断伪造货币，使铸币原来的重量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名称。
这些历史过程使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称的分离成为民族的习惯。因为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又需要得到公认，所以，最后就由法律来规定了。一定重量的贵金属，如一盎司金，由官方分成若干等分，取得法定的教名，如镑、塔勒等等。这种等分成为真正的货币计量单位后，又分为新的等分，后者也具有法定的教名，如先令、便士等等。一定的金属重量仍旧是金属货币的标准。改变的只是分法和名称。
因此，价格或商品价值在观念上转化成的金量，现在用金标准的货币名称或法定的计算名称来表现了。于是英国人不说一夸特小麦等于一盎司金，而说等于3镑17先令10又1/2便士。这样，商品就用自己的货币名称说明自己值多少，每当需要把一物当做价值，从而用货币形式来确定时，货币就充当计算货币。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9—121页。
11.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
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同样，在镑、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由于货币名称既表示商品价值，同时又表示某一金属重量即货币标准的等分，对这些神秘记号的秘密含义的了解就更加混乱了。另一方面，价值和商品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体不同，必然发展为这种没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
价格是对象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因此，说商品同被称为它的价格的那个货币量等价，不过是同义反复，因为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总是两个商品等价的表现。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1—122页。
12.他也用剩余价值转化成的一个派生形式——租——来称呼剩余价值，并使这一名称成为一种极不确定的东西
但是，他还是把这些特殊形式之一的名称“利息”，当作一般形式的名称。这就足以使他重新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手稿中用的是《slang》）中。
最后这一段话，用在我们的洛贝尔图斯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也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他也用剩余价值转化成的一个派生形式——租——来称呼剩余价值，并使这一名称成为一种极不确定的东西。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1885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1月第1版，第18页。
13.我们刚刚看到，撇开货币资本不说，流动资本仿佛不过是商品资本的另外一个名称
最后，引人注目的是，亚•斯密在列举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时忘记了劳动力。这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
我们刚刚看到，撇开货币资本不说，流动资本仿佛不过是商品资本的另外一个名称。但只要劳动力在市场上流通，它就不是资本，不是商品资本的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1863—1865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1页。
14.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润的一个特殊名称，一个特殊项目
他支付给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利润，叫做利息。因此，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润的一个特殊名称，一个特殊项目；执行职能的资本不能把这部分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必须把它支付给资本的所有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1864—188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9页。
15.同一现象，称作a，就认为是存在的和必要的，称作b，就加以否认，因而实际上怀疑和考虑的只是现象的名称，而不是现象本身
这些经济学家甚至不可能谈到货币的生产过剩，因为货币在他们看来就是商品，所以整个现象都归结为他们在一个名称下加以承认而在另一个名称下则加以否认的商品的生产过剩。……
总之，可以认为，用“资本过多”的说法代替“商品生产过剩”的说法不仅仅是一种遁辞，或者说，不仅仅是一种昧着良心的轻率——同一现象，称作a，就认为是存在的和必要的，称作b，就加以否认，因而实际上怀疑和考虑的只是现象的名称，而不是现象本身。而不是现象本身；或者是想用这种办法来回避说明现象的困难：在现象采取某种形式（名称）而同这些经济学家的偏见发生矛盾时就加以否认，只有在现象采取另一种形式而变得毫无意义时才加以承认。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1905—1910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第1版，第569页。
16.“积蓄”和“积累”在这里不过是劳动者的产品经受的那些形式转化的名称
就“劳动基金”来说，“积蓄”和“积累”在这里不过是劳动者的产品经受的那些形式转化的名称。独立劳动者和雇佣工人一样，消费自己的产品，或者更确切地说，后者和前者一样，消费自己的产品。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1905—1910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468页。
17.铸币形式的货币只是符号，与它的材料无关。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操着不同的语言
铸币形式的货币只是符号，与它的材料无关。但是，作为铸币，货币还丧失了它的普遍性，而具有民族性、地方性。它按照它由以构成的金、铜、银等等材料，分为各种不同的铸币。它取得一个政治头衔，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操着不同的语言。最后，它在同一个国家取得不同的名称，等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0月—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176页。
18.“麻布=上衣”这个等式用语言来表示，只不过是：上衣这种商品和与它不同种的商品麻布具有同一性质，具有同一实体
因为要表现自己价值的是麻布，所以它是发起者。麻布和上衣，即和它自身不同的另一种商品，发生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相等的关系。“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个表现的基础，实际上是“麻布=上衣”，这个等式用语言来表示，只不过是：上衣这种商品和与它不同种的商品麻布具有同一性质，具有同一实体。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1863年7月—1864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152页。
19.“现代社会”包含许多不同的方面，而人们在使用这一共同用语时也各有所指
一切自由派和一切资产者无疑是赞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所以他们都会因为尔•姆•的话而高兴。尽管如此，资产者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包含许多不同的方面，而人们在使用这一共同用语时也各有所指。也就是说，尔•姆•没有向工人说清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而只是引用了一些含糊不清、令人莫解的话。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摘自《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230页。
20.“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特定用语，象代号一样，用习惯了，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批评自由”——这无疑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乍看起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引用批评自由更奇怪的了。难道在先进政党中，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障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想：“这里恐怕有问题吧!”“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特定用语，象代号一样，用习惯了，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1902年2月），摘自《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5页。
21.秩序、目的、规律不外是一些词，人用这些词把自然界的事物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以便了解这些事物
我在这段话里究竟想说什么呢？无非是把属于自然界的东西同属于人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这段话里没有说自然界中任何真实的东西都跟秩序、目的、规律这些词和观念不相符合，这段话只是否认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否认秩序等等之存在于自然界就象存在于人的头脑或感觉中一样。秩序、目的、规律不外是一些词，人用这些词把自然界的事物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以便了解这些事物；这些词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客观内容的（nicht sinn-d.h.gegenstandlose Worte）；但是，我还是应当把原文和译文区别开来。人理解秩序、目的、规律这些词是有些随意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57页。
22.模写一定是而且必然是以“被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一些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成分的概念
费尔巴哈的继承者阿尔布雷希特•劳对赫尔姆霍茨的这种没有彻底背离“实在论”的符号论进行坚决的批判。劳说，赫尔姆霍茨的基本观点是实在论的前提，按照这种前提，“我们借助我们的感觉认识物的客观特性”。符号论不能和这种观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完全唯物主义的观点）调和，因为它对感性有些不信任，即对我们感官的提示不信任。不容争辩，模写决不会和原型完全相同，但模写是一回事，符号、记号是另一回事。模写一定是而且必然是以“被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一些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成分的概念。因此，阿•劳说得十分正确：赫尔姆霍茨用符号论向康德主义纳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246页。
23.象“选择”、能量的“同化和异化”、能量的平衡等等概念，如果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成为空洞的词句
波格丹诺夫所从事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是给这种研究早已获得的成果换上一件生物学术语和唯能论术语的新装。这全部企图自始至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象“选择”、能量的“同化和异化”、能量的平衡等等概念，如果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成为空洞的词句。事实上，依靠这些概念是不能对社会现象作任何研究，不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任何说明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343页。
24.它有时不是用文字而是用符号记的
让我回忆当时的情况并予以公开，我做不到，即使有那个片断的笔记我也做不到，那个笔记纯粹是供自己用的，它有时不是用文字而是用符号记的。
列宁：《致彼•阿•克拉西科夫》（不晚于1902年11月9日），《列宁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274页。
[1]原文为“учреждение”，系指和一定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的组织和机构。——编者注
[2]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和“нация”一般都译为“民族”。斯大林在本文中把“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用来专指产生于部落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把“нация”一词用来专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这个时期以后的人们共同体。本文中“народность”译成“民族”，并附注原文；“нация”译成“民族”，一般不附注原文，只是在同句中有“народность”时，才附注原文，以示区别。——编者注
[3]原文是“диалект”，指地域方言，在本文中还用于指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现统一译为“方言”。——编者注
[4]沙龙语言，即客厅语言，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中流行的一种所谓“雅语”。沙龙是法语“salon”一词的音译，意即客厅。——编者注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5页。——编者注
[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0页。——编者注
[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0页。实际中译文是“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摘编者
[8]1066年，英国被法兰西化了的诺曼人所征服，诺曼底公爵威廉便成为英国国王。此后法语曾被当作英国国语，在很长时期内通行于英国上层封建主之间和宫廷、议会、法院、教会等统治机构中。这种状况直到14世纪才改变过来。——编者注
[9]崩得分子即崩得的成员。崩得（依地语“Bund”一词的音译，意即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编者注
[10]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8页。——编者注
[11]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0页。——编者注
[1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编者注
[1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编者注
[14]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上册第109页。——编者注
[15]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和“нация”一般都译为“民族”。斯大林在本文中把“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用来专指产生于部落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把“нация”一词用来专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这个时期以后的人们共同体。本文中“народность”译成“民族”，并附注原文；“нация”译成“民族”，一般不附注原文，只是在同句中有“народность”时，才附注原文，以示区别。——编者注
[16]原文是“диалект”，指地域方言，在本文中还用于指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现统一译为“方言”。——编者注
[17]沙龙语言，即客厅语言，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中流行的一种所谓“雅语”。沙龙是法语“salon”一词的音译，意即客厅。——编者注
[1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5页。——编者注
[1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0页。——编者注
[2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0页。实际中译文是“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摘编者
[21]1066年，英国被法兰西化了的诺曼人所征服，诺曼底公爵威廉便成为英国国王。此后法语曾被当作英国国语，在很长时期内通行于英国上层封建主之间和宫廷、议会、法院、教会等统治机构中。这种状况直到14世纪才改变过来。
[22]崩得分子即崩得的成员。崩得（依地语“Bund”一词的音译，意即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编者注
[23]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8页。——编者注
[24]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0页。——编者注
[25]澳洲人，指澳大利亚土著人。他们在十九世纪时还保存着原始氏族公社制度，崇拜图腾，各部落有自己的语言。据调查，澳洲土著人的语言不下百余种。火地人指南美洲南端火地岛的印第安人。他们是十六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从南美洲大陆驱逐到这个苦寒地区的，以数十人的亲属集团为单位营渔猎生活，十九世纪时仍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