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小结

对任何国家和地区而言，工业化是一种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36]这是对于工业化的基本共识。自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以来，西欧和北美以及日本为主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已经先后实现了工业化，并获得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所追求的现代化特征。与此同时，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在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之上，并处于不同的工业化进程和阶段之中。

然而，作为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延伸，已经实现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大多又经历了经济的去工业化进程，即使在后工业化论者看来，这是经济高级化的标志，是现代化进程向前演进的必然结果。但关于去工业化成因及其影响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至今都存在争论，而且这种争论更是受到去工业化本身动态性的影响。除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外，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历了经济的去工业化进程，但这些国家和地区所经历的去工业化是在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并且是在其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的时候出现的，因此，这种形式的去工业化代表的是工业化进程的逆转或停滞，而不是工业化进程的一种自然延伸。此外，一些有利可图的初级产品的生产者也受到了“去工业化”和“荷兰病”的困扰和损害。^[37]

总之，去工业化不仅发生在已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而且很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和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或很低的国家和地区也发生了经济的去工业化。在成因方面，正如工业化背后的推动力量一样，去工业化背后的推动力量同样是多样的、复杂性的。这一成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进程上，更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去工业化进程上，也即去工业化形式的多样性本身即代表了其成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鉴于去工业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动态性关系，以及去工业化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因而，在对工业化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回顾之后，对作为工业化的延续或是逆转的去工业化进程进行系统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对去工业化的内涵及表现等一些基本问题做出简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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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使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背后的推动因素不同，如工业化可能是产业政策的结果，也可能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或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实现经济的工业化是最终的目的。

[2] 《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第2卷）（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1页。

[3]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第1卷），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192页。

[4] 同上。

[5] 徐险峰：《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6] 实际上，钱纳里、库兹涅茨、巴格齐和刘易斯等对工业化内涵的界定具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视角反映工业化进程中资源流动和经济结构转变的动态特征。

[7] H.钱纳里等（1995）提出，工业化程度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

[8] 准工业化是处于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非工业化国家）中间地带的国家。关于准工业化的确定方法以及处于准工业化阶段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详尽论述，详见H.钱纳里等（1995）有关的论述。

[9] 在霍夫曼的分析中，他选择了分属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8类产品。消费品工业包括：①食品、饮料和烟草等；②布匹和制鞋等；③皮革制品；④家具等。资本品工业包括：①生铁和有色金属；②机械；③车辆；④化工等。

[10] 周振华：《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世界性的概念》，《经济研究》1979年第8期。

[11] 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12] 转引自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第1卷），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13] 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 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0%E4%BB%A3%E5%8C%96）。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6] 《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关于“现代化”词条的解释，一开始就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为阐释现代化含义的第一根据。参见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17] 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18] 罗荣渠：《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19] 参见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7页。另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 Inkeles）也曾提出了判断现代化的被称为“英格尔斯指标”的10项指标，这10项指标已成为国际上常用的关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指标，这些指标是：①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②农业产值的GDP占比不超过12%—15%；③服务业产值的GDP占比超过45%；④非农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份额超过70%；⑤成人识字率超过80%；⑥在校大学生占20—24岁人口的比例在10%—15%之间；⑦单位医生的服务人数在1000人以下；⑧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⑨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之下；⑩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参见季建林《现代化的内涵、标准与进程的多样性》，《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20] 罗荣渠：《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21] 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22] 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23]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第1卷），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200页。

[24] 刘世锦等：《传统与现代之间——增长模式转型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25] 即使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将工业化的本意理解为产业化，本质理解为专业化或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也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指出的，这一理解只能代表工业化的本质规定性的一个方面。因此，对于具有广泛内涵的工业化进程来说，这是一种不完善的理解。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

[27] 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化本身（机器替代劳动的过程）就是生产和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或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它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的：“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器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

[28] 工业制造业在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上升主要指工业制造业的产值和就业份额的上升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企业组织的变革、市场范围的扩大、贸易的发展、产权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等各个方面。

[29] 简新华、余江：《中国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道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30] 瑟尔瓦尔在他的《增长与发展》中特别记录了卡尔多交给他的学生辛格的这三件事。参见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6页。

[31] 参见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4页。

[32] 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83页。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

[34] 同上书，第441页。

[35] 同上书，第560页。

[36] 有少数的袖珍小国和自然禀赋、历史条件、地理独特的国家和地区，如摩纳哥、梵蒂冈、新加坡、迪拜等，不是通过发展工业而繁荣富裕起来的，但如果没有全球范围内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工业和城市文明的影响、对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这些少数国家和地区也不可能通过发展旅游业、博彩业、商业、金融业、运输业和石油产业实现繁荣富裕。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富裕同样也离不开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工业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参见简新华、余江《中国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道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

[37] 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