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福建文化的发展为闽学的产生做好了准备
在人类历史上，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先进的文化进入落后的地区，可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文化进入先进的地区，也会导致先进地区经济的衰退。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进一步促进该地区文化的发展；而一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同样会导致该地区文化的退步。唐末至宋代的中国历史与福建的历史恰好都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这种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关系。唐末至五代，从当时的全国而言，中原地区由于长期的战乱，经济严重衰退，以至文化的发展也受到影响，因此文化的重心渐渐由北向南转移。两宋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但是它们凭借着军事实力，不停地骚扰侵犯中原地区，使得中原地区的社会元气不断受损，人口不断下降，几乎十室九空。此期当然更无文化建设可言，遂致全国文化重心彻底移至作为两宋王朝大后方的南方地区。而福建地区在这一时期的情形却与北方中原地区大不一样。首先，唐末安史之乱以后，大批北方移民南下入闽。这些北方移民的入闽不仅带来了大批劳动力以及北方的农业与手工业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北方的学术与文化。其中主要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相对于当时福建的地方文化而言是一种先进的文化。这种先进文化逐渐改变了福建土著百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劳作习惯，从而为福建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唐末王审知治闽30余年的结果就是先进文化带来经济发展的典型例子。此后，福建虽然避免不了五代时期的战乱，但以儒学为主导的文化格局已经渐渐形成而无法改变。进入北宋时期，福建终于迎来了一个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和平发展年代，进入了经济发展更加迅速，效果更加明显的历史阶段。迄至北宋末，福建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省。
北宋时期福建文化的发展与兴盛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文化繁荣的基础在教育。北宋时期，朝廷曾有三次兴学高潮。一是“庆历兴学”，1044年朝廷诏令天下“州县皆立学”，由范仲淹主持。二是“熙宁兴学”，由王安石主持，发生于熙宁年间（1068—1077），进一步强调各州县设学。三为“崇宁兴学”，已是北宋末年，由蔡京主持，仍是要求州县设学一事。州县设学一事，自初次诏令天下以后已62年仍需朝廷加以强调、督促，可见在全国实行起来并非一件易事。然而福建在“庆历兴学”之前，南剑、福州等地早已设有州县学，如南剑州学创立于1025年；福州府学始请立于1037年，成于1042年；还有长溪县学设于1043年，都早于1044年。可见福建地方官吏对于兴办官学的重视。北宋时期，福建各地大部分都设了州学、县学。其中，“南剑州州学创办后的100年间，有222名南剑州考生在37榜进士考试中及第，这使该州学为全国所瞩目”[34]。各州、县学都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一如《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载：“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
福建教育事业的兴盛，最明显的效果则体现在科举盛况与人才辈出上。宋代立国后，兴文抑武，承唐制以科考取士，并对科举考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消门第、乡里的限制，形成了一套严格而又完善的考试制度。宋代福建的科举之盛，在福建考取进士的数量上可见一斑。据美国学者John W.Chaffee（中文名贾志扬）所著《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中统计，宋代全国各地进士数共计28933名，其中福建进士7144名，占24%，居全国第一。[35]北宋太平老人的《袖中锦·天下茅一》中也把“福建出秀才”列为天下第一。可见还在北宋时，福建科举取士的成绩已令天下瞩目了。宋代福建状元出了20位，也在全国名列前茅。故在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中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宋代福建科举之盛还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佳话。如永福县三人连续三榜夺魁，所谓“七年三度状元来”；嘉定元年榜，福州府出现一榜三鼎甲；蔡襄的蔡氏一门，登进士第者23人；傅楫的傅氏一门，有25人登进士第；天圣五年（1027），浦城吴氏三兄弟同科登第；等等。由此可见当时福建教育之盛。教育的兴盛，中科举的人多，入仕而致高官的人自然也多，据统计，北、南两宋时期福建地区入阁拜相者多达51人。其中北宋时期有19人任宰相，入阁拜相者中有李纲、章得象、吴育、曾公亮等忠臣贤相，也出过蔡京、蔡攸等权奸。他们对北宋的政坛都发生过极大的影响。
讲到北宋时期福建文化的兴盛，还必须提及道教与佛教。
福建地方文化在隋唐以前有“信巫尚鬼”的传统，所谓“信巫鬼，重淫祀”。而道教则与巫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在隋唐时期，道教已开始在福建地区传播，并建有许多正规的道观。至五代时期已有道观20余座，还出了一个重要的道教人物——泉州人谭峭，著有《化书》，为道教历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到了北宋时期，福建道教则有了更大发展。始建于唐代的武夷山道观正是在宋真宗赐额“冲佑”之后，广修屋宇而成一个规模宏大的道观并名扬天下，成为道教名山之一。北宋时期，朝廷就常派使者至武夷山祈雨。整个福建地区亦增了许多道观。
福建在西晋时期已有佛寺，说明佛教已传至闽地。到南朝梁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已有佛寺31所。唐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高潮。至闽国王审知时，他在福建地区在鼓励士民学儒的同时，也大力支持民间崇佛，使福建各地从官府到民间都对佛教极为狂热。各地方大盖寺院，信佛者日众。就连知识分子也对佛教迷恋至深，动不动就出家做僧人。结果是福建寺庙总数超过三千，僧人则有三四万之多。实际上，还在五代时，福建就已成了全国的禅宗中心。禅宗在五代时分成五大宗派，其形成与创始的过程都与福建僧人有关。那时福建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的僧人，如百丈怀海（“百丈清规”的制定者）、大珠慧海、沩山灵祐（沩仰宗的开创者）、曹山本寂（曹洞宗的开创者）、雪峰义存（云门宗、法眼宗的祖师），以及玄沙师备、长庆慧稜、鼓山神晏、罗汉桂深等，都可以说是闻名国内的大师。而到了北宋年间，福建更成了国内佛教最发达的地区。
首先是僧人众多。据北宋初的天禧五年（1012）的统计数字，当时全国有40余万僧人，而福建就有7万余人，占总数的六分之一。[36]汪应辰在《文定集·卷十三》中曾说：“闽中地狭民稠，常产有限，生齿既滋，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舍俗入寺观。”可见，当时的福建百姓有出家为僧的风俗习惯。
其次是寺院众多。僧人多，自然就有兴建、扩建寺院的需要。五代时期，福建寺院本已不少，入宋后兴建更甚。以福州为例，据《三山志》记载，入宋后，“富民翁妪，倾施赀产，以立寺院宇者亡限。庆历中（1041—1048），道志一千六百二十五所”[37]。福州寺院之多于此可见，此时正是北宋中期。可见，福州寺院大量兴建在北宋初时即起。福州是这样，福建的其他地区亦大致如此。如《建宁府志·卷十九·寺观》就记载，当时的建宁“缁黄所处，金碧辉煌，曾不知其几千万落”。可见当地佛寺之多。
最后是刻经多而全。北宋时，随着寺院僧众的发展，福州也成为全国著名的刻经地之一。吕澂先生在其《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一书中曾提到过，整个宋代三百余年间佛经的官私刻藏共有五种版本。而五种版本中，福州就占其二。一是福州私刻的东禅等觉版。东禅寺刻大藏经始刻于元丰初年（1078），由禅院住持冲真等募刻，到崇宁二年（1103）基本刻成。后由皇帝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共得五百六十四函、五千八百余卷。此时处于北宋的中后期。另一版本则为福州开元寺的私刻版。始刻于东禅等觉版刻成的那一年，自政和二年（1112）到绍兴二十二年（1152），历经40年。共有五百九十五函，一千四百五十一部，六千一百三十二卷。此版经刻的时间，则是北宋末南宋初之际。五种版本，福州占其二，可见福州佛寺所具有的雄厚实力。
概括地说，在北宋时，福建的道教以武夷山为代表已成为全国道教重镇，福建的佛教则为全国最发达。同样，在北宋，儒学也已有明显的中心南移的现象。理学发端于北方地区。由于福建当时学风已盛，故有许多福建儒者承北方理学之风，引理学入闽。其中出现了以陈襄为代表的“闽中四先生”（包括郑穆、陈烈、周希孟，均为福州人），讲学倡道于闽中，门下学生众多。而在闽北则出现了游酢与杨时，二人求学于二程门下，名列二程四大弟子，并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他们学成离开二程时，程颢曾欣喜地说：“吾道南矣！”尤其是杨时，他坚持宣讲、研究洛学，门下弟子千人，在引理学入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如《宋史·杨时传》中就说：“朱熹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杨）时。”由此可见，以“闽中四先生”乃至游酢、杨时为代表的福建儒学的兴起，在标志着理学入闽的同时，也开始了闽学的孕育。他们都可以称作“闽学先驱”。
总之，北宋时期，福建地区远离中原战乱之地，长期安定和平，从而造成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并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正是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为福建在南宋成为理学中心，最终为形成闽学准备了扎实的基础。
[1]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4期。
[3]《史记·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4]《史记·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5]可参阅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一卷，“闽越国的社会政治”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隋唐》卷三十一，地理志。
[7]参见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二卷，第一章第四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黄仲昭：《八闽通志》上册，卷二十四。
[9]独孤及：《都督府儒学记》，见陈寿祺《福建通志》卷六十二。
[10]《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纪七十二。
[11]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12]钱昱：《忠懿王庙碑文》
[13]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四，《王审邽传》。
[14]《黄御史公集》卷五，《丈六金身碑》。
[15]《十国春秋》卷九十，《太祖世家》注引钱昱：《忠懿王庙碑》。
[16]《十国春秋》卷九十五，《翁承赞传》。
[17]林升：《题临安邸》，转引自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帝王都会》。
[18]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载《学衡》第13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1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
[20]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1]《宋史》卷三，《本纪·太祖三》。
[22]《宋稗类钞》卷一。
[23]《宋史》卷三，《本纪·太祖三》。
[2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一册）。
[25]李约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26]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七十四，《食货志上》。
[27]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七十四，《食货志上》。
[28]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29]秦观：《淮海集》卷十五，《财用下》。
[30]《三山志》卷十。
[31]吕颐浩：《忠穆集》卷二。
[32]转引自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33]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十二、十八。
[34]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35]转引自薛菁著《闽都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
[36]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十三。
[37]梁克家修纂：《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观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