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宋时期的福建文化

一　北宋时期的政治、文化与经济

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朝的政权，建立宋王朝，随后逐步用武力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局面，开创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国祚最长、文化进步最显著的一个朝代。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里，史学研究的主流都把两宋视作一个对北方民族政权（辽国、西夏、金、蒙）一味地乞求和平，不惜以进贡方式买取和平苟安的局面，对外妥协，不思进取；而对内则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对广大人民进行严酷的剥取和镇压的朝代。尤其是对南宋朝廷的评价则更低，认为整个南宋朝廷始终都是由昏庸低能的皇帝以及奸臣、权臣所控制，满足于偏安一隅，对外积极议和，纳贡称臣；对内则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生活上纸醉金迷，纵情声色。其中的典型就是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17]这首诗当作当时南宋王朝的真实写照。这类主流观点的形成，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史观”的倡导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对于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评价，在近代史上一直就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认为：“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且不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18]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则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9]他们都认为两宋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于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学术的研究也比较之前显得更加客观与求实。对于两宋王朝的评价也随之发生了极大变化，主流的观点已经主张：虽然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可以有批评的方面，但在当时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国计民生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尤其是在思想学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于后世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则更不容低估。比如：在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就作了这样的评论：“中国学术发展到宋元明，便迈向超越汉唐，开创新学风、新学术、新品格的新时代。此期是学术多元，大师辈出，学派林立，切磋争辩，思想自由，成果丰硕的时代；是科学技术最辉煌，经学思想最活跃，文史成就最显著，理论思维最高峰的时期。”[20]

客观地说，两宋时期之所以给后世的研究者们留下一个对外委曲求和、纳贡称臣、不求进取，对内则强化中央集权、赋税沉重的结论，实与两宋时期所处的社会环境、矛盾冲突以及不得不采取的相应国策有关。北、南两宋朝祚延绵三百余年，但国土面积却始终只有盛唐时期的五分之三左右。其原因就在于，三百余年间，中国境内一直存在着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西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在东北崛起的金国。宋、金对峙，从北宋延至南宋，之后又有新兴的蒙古政权。五代十国时，石敬瑭献北方燕云十六州给辽国耶律德光，纳贡称臣并得以册封后晋高祖，而辽国也因此实力大增。北宋王朝基本统一了南中国后，也曾试图收复北方失地。宋太宗两次北伐企图收燕云十六州，结果不仅未能得愿，反而大败亏输。从此，宋王朝领教了北方敌国的武力之强大。自那以后，通过对外妥协、输赋纳贡以换取和平就成了宋王朝所制定的一个基本不变的国策。

对内而言，宋王朝面临着一个如何巩固内部统治的问题。唐末安史之乱以后导致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使得宋初的统治者认识到，藩镇割据，武将拥兵自重，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导致皇权削弱是天下不治的根本原因。有鉴于此，为了“致治于未乱”，赵宋王朝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的基本方针。其主要点就在于一方面将帅不得专兵，以防拥兵自重；另一方面则建构文官政治，设枢府、三司及通判，以分相权及地方官员之权；所有军权、财权、用人权全部收归中央。

由此可见，赵宋王朝对外对内政策制定的基本点都出于巩固中央政府的需要。对外实行妥协，是在民族矛盾相对比较激烈、北方势力强大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行的国策；对内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武将及地方政府与中央分庭抗礼则是对唐末以后天下大乱之因的认识。但是这一对外对内政策的长期实行，并没能根本解决矛盾，只是把矛盾的激化及最终解决拖延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而已。对外而言，不断地输赋纳贡，加强的是西、北方政权的实力，削弱的却是宋王朝本身的实力，不断地积贫使得力量的天平慢慢地向对方倾斜；而对内而言，“强干弱枝”的政策确实有效地防止了内乱的发生，然而却削弱了抵抗外族侵略的力量。由于军权集于中央（皇帝），将帅不得专兵、专擅，就出现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兵分离的结果，其战斗力可想而知。长久下去，自然无法形成抵御外侮的坚实力量。于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元就成了无法避免的历史结局。

从另一方面看，两宋时期所维持的内外政策虽最终不能避免灭亡的结局，但却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较长时期（300年左右）的相对的社会安定局面。正是这样一个较长时期的社会安定局面，促进了两宋王朝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尤其为学术的繁荣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尤其需要肯定的是，赵宋王朝一反前朝重武轻文的治国传统，提出了以文治国、重文抑武的治国思想。宋太祖赵匡胤年轻时并非喜文之人，而专喜骑马，复好射箭，家人劝他读书，他却以为“治世用文，乱世用武”，值此乱世之际，自当娴习武事，方能安邦定国。因此宋太祖是以从戍得业的。但是，当宋太祖夺得天下之后，他却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治天下当以治文重儒为先。史载宋太祖：“晚好读书，尝读《二典》，叹曰：‘尧、舜之罪四凶，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乎！’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复视之。’遂著为令。”[21]且立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人”[22]。宋太祖在其乾德改元之际，更郑重申明：“‘作相须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23]宋太祖对于儒者与文人治国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终北南两宋，三百年间，枉杀文人儒者的事并不是没有，然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少的一个朝代，以至于王夫之曾经说道：“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24]宋太祖的“誓不杀士大夫”，使得宋代士人儒者有了不因言获罪乃至祸及个人生命及族人生命的可能，从此思想学术才有了自由讨论与争论的空间。思想没有了政治的高压，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也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学术繁荣的局面。华夏文化之能造极于赵宋，实与赵宋王朝对于思想学术的相对宽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于文人儒者及其思想学术的相对宽容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得到体现。

首先是理学思想的诞生。理学思想的诞生，离不开当时的士大夫们敢于离经叛道，敢于质疑汉、唐以来所传承的经学传统。正是在不断地质疑、论争中，才有了理学的发端，并在南宋时期由朱熹集大成。自此以后800年间，理学成了中国学术的主流思想，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决定着华夏民族的文化格局，并且一直延续到了西风东渐的清代中晚期。其次是科技的进步。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出现在宋朝。世界科技史的著名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就说过：“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25]可以说，宋代的许多技术发明都对世界科技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比如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三大发明，都在两宋时期或第一次发明，或在技术上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并得到了大规模的实际应用。冶金技术则在当时居于世界最高水平。宋代已有了焦煤炼铁技术，而这一技术欧洲人却迟至18世纪才发现并掌握。数学则有了秦九韶的《数学九章》及杨辉的“九归口诀”。不仅如此，宋代的造船、医药、建筑、天文、地学、农学、医学、水文、地理等领域的技术水平都在当时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

思想与科技的进步，也使宋代在经济领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宋王朝对外连年不断地纳赋输贡，确实大大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削弱了宋王朝的经济实力，使之处于所谓“积贫积弱”的境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实正是由于两宋时代的国内社会相对安定，科学技术有了相当的进步，进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才使两宋王朝在如此大的经济压力下却能维持300余年。两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铁制农具的系列发明与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两宋王朝又十分注重水利的兴修与土地的开垦；大量北方劳动力的南下，加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得农业经济水平远远超过了唐末及五代。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又带来了手工业、商业及造船业的繁荣景象，并进一步带来海外贸易的扩大。

两宋王朝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大格局决定了福建地区文化的变化格局，并为理学在福建演化生成闽学，进一步由福建而影响着全国创造了历史条件。

二　北宋时期朝廷对福建的治理

陈桥兵变后，宋朝取代了后周。但宋朝建立之初，其统治范围仅限于中原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尚有七八个割据政权存在。福建境内当时也被割据政权一分为三，南唐、吴越各占据了福建的一部分，与占据泉、漳地区的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各据一方。随着宋朝对南方地区的征略，南方诸国陆续被消灭。至978年，宋朝统一东南区域，福建也结束了唐末五代的长时间的动乱年代，迎来了福建历史上难得的也是最为辉煌的历史发展时期。

隋唐以前，福建一直是一个民风好斗、性悍易反的地区。自唐以后儒学渐渐浸入福建民风民俗，使福建地区的文化品格已有所变。但唐末五代以后，福建又成为一个战乱频仍的地区。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加上地方割据政权为了加强政权的政治经济实力而不断地加赋加税，使福建地区的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因此，福建地区文化性格中性悍易反的倾向实际又有所加强。因此，如何治理福建，使人民拥护宋朝廷并巩固东南区域的统一，就成了摆在宋朝廷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宋朝统一福建之初，曾有两处地方发生过叛乱。一是福建莆田人林居裔发动的叛乱。这场叛乱的规模不小，发展迅速，叛乱人数达十余万众，并且围攻泉州府城。这场叛乱很快被泉州兵马指挥王继升以擒王之术，直捣叛乱中心活捉林居裔而平息。大约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原南唐的将领率兵进入邵武，企图反抗宋朝，也被宋廷平叛。这两次叛乱都表明福建地区确是还留有反叛朝廷，不愿统一的因素。因此宋王朝为巩固统一，一方面加强在福建的军事存在，在两次叛乱的发生地驻扎军队，设立兴化军与邵武军，平毁福州、泉州两府城墙，以防叛军夺占为据；另一方面则按宋朝的政治制度，在福建地区建立政治管理机构，加强统治管理。

宋朝在福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福建这一久乱不服之地如何收服民心。对此，宋朝所做的努力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免福建地区民众的赋税负担。五代十国各割据政权给福建地区留下了沉重的赋税负担，减免赋税可以说是抓住了收服民心的关键。宋王朝制定了减免赋税的主要措施：一是减免丁身钱。宋真宗时曾发布诏令：“两浙、福建、荆湖、广南诸州，循伪制输丁身钱，岁凡四十五万四百贯。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僮奴，或度为释老。秋七月壬申朔，诏悉除之。”[26]从诏书中可知，五代时期，由于丁身钱的沉重，使得南方地区的许多人家不堪重负，百姓但有养儿，或者弃儿不养，或者卖与他人做家僮奴仆，再不然就是送入寺院为僧，以躲避丁身钱的缴纳。宋朝对南方地区丁身钱的除免，自是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二是免除各种杂税，五代时期福建人民被抽税之重是有名的。因为福建地狭人少，而地方割据政权为维持统治，只能不断巧立名目，设置各种苛捐杂税。宋廷克平南方诸国后，则“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划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27]。除此之外，宋朝在福建还采取了减轻田赋（定福建田为中下二等），售让官田，调整徭役，调节贫富负担等政策。所有这一切都为民众带来实际的好处，而使民心逐渐归顺于朝廷。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可以说是第一个实行文官制度的朝代。相比之以往的历朝历代，宋朝的文官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其成因当然有吸取唐末以后地方政权落入军阀之手，从而导致天下大乱之教训的因素；同时也因了唐末以后数百年的天下大乱，使得世族门第在战乱中消失、衰落；还因了印刷的进步使得文化的传授与传播已不再是世族门第独享的权利而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人家。这一切都是宋廷能采文官制度的主要因素。宋廷统一福建以后，同样在福建实行了文官制度。这一做法使福建的吏治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黑暗之后，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光明。关于宋代的文官制度对福建的影响，在《福建通史·宋元卷》中曾有如下的评论：“宋代的文官政治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虽说儒家的理想在实行中往往走调，但它的统治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缓和社会矛盾，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存在、发展下去。在宋代福建实行文官政治之初，一大批饱读圣贤书的儒者被选入仕途，并掌握了地方的最高权力，而宋代的法制也通过他们得以实现。应该说，曾有一个时期，他们是生气勃勃的。”[28]北宋时期，朝廷对闽人还是十分重用的。在地方官中相当一部分是闽人，即在中央机构里也有许多闽人。这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以廉吏、能吏著称。总体而言，北宋时期，福建的吏治相对比较清明。这样的吏治状况，对福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积极地影响。

同时，两宋时期，北方中原地带仍然长久地陷入与北方其他民族政权的战争中，而福建地区却赢得了历史上最为长久的和平时期。以上种种因素都为福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创造了历史条件。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一个地区的经济进步往往首先表现在农业上。在宋代，福建的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整修水利与土地开垦上。一方面，福建沿海地带大量围海造田；另一方面，福建山区地带则大量开垦梯田。围海造田和开垦梯田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兴修水利的过程。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福建农业的发展还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水稻来说，一方面是优良品种的引进，如占城稻为越南之优良品种，宋时福建得以引进。其特点是早熟、耐瘠、高产；另一方面则是双季稻的种植，使得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北宋末的秦观曾说：“今天下之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彼闽蜀吴越者，古扬州、梁州之地田。按《禹贡》，扬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为下，而乃今以沃衍称者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29]福建粮食生产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除了粮食生产，福建在农业经济作物方面的进步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制茶业、酿酒业、制糖业、果蔬业、渔业等方面。福建的茶叶在唐代时已成为贡品，到了宋代更畅销国内。尤其是产于建安的北苑御茶，在宋代成为第一贡品。随着福建茶叶的名扬全国，其产销量大增。据史载，南唐时闽北所产茶每年不过五六万斤，至北宋末则已达三百余万斤。福建历来是产糖的地区之一，主要的成品是红糖，当时福建沿海地带种植甘蔗是十分普遍的。福建地处温带偏亚热带处，水果品种的繁多自不用说，荔枝、龙眼、枇杷、李子、柑橘、橄榄等都在宋代成为有名的水果。福建地处沿海，渔业资源丰富，宋代以后，渔业也有不小的发展。总之，福建因地理环境及资源的关系，虽然粮食生产为基础，但在实际上，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则更显著。据《三山志》记载：宋代福州的农田仅42633顷，但各类园林、山地、池塘数量却有62588顷。[30]数量超出如此之多，可见当时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情况。

福建的地理条件自古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地丘陵的众多决定了耕地开垦的艰难，因此福建的经济发展更多地还要依靠粮食生产以外的领域去寻找。到了宋代，福建在工业、手工业及商业的领域其实都处在全国的前列。其典型者，如造船业，宋代的船舶制造中心就在福建。福建当时的造船业之所以发达，就其自然原因而言，福建山林茂密，所产树木巨大，自然就有造船的基本材料；福建地处沿海，自唐以后海上贸易日渐繁荣，自然需要舟船入海，以兴贩牟利，此即客观上有大量舟船的需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中记载：“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可见舟船已成为福建沿海地区人民谋生的重要工具。而宋时福建造船的水平，则有如下评论为证：“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31]福建的冶矿业也在宋代居于全国前列。曾有学者统计，宋代福建的矿场数量中，银矿、铜矿、铅矿为全国第一，金矿、铁矿为全国第二，锡矿为全国第四。[32]除此之外，制瓷业、造纸业、制盐业、纺织业等均有较大发展。工业和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则给福建商品贸易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宋代时福建出现了以福州、泉州、建州三大城市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福州自闽王王审知治闽之后，已成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地理上又处于闽江出海口。因此，闽江上游的货物顺江而至福州，又由福州出海而至海外各地，而沿海物产也借由闽江而上溯，福州因此而成为一个重要商业中心。泉州在宋代时，已经不仅是闽南地区的商业中心，而且已成为国际上重要的东方大港。所以宋朝特在泉州设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福建的商人借泉州出海进行海外贸易，而各国商人则纷纷至泉州进行商品交易。据历史记载，宋时福建的海外贸易已分布于东亚南亚及西非、南非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建州则为闽北政治经济中心，同时又为闽人北上江南、中原的交通枢纽，因此南来北往的商品贸易十分发达。

总之，北宋时期，福建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一跃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腾昔瓯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33]福建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巨大变化，为福建在南宋时期成为全国理学中心以至形成闽学打下了坚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