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福建历史文化发展与闽学的产生

第一节　两宋之前的福建文化概况

一　两晋六朝之前的福建文化

由于六朝以前福建留下的文献极少，所以《福建通史》的作者把六朝以前的福建史，称作“上古福建史”。并认为，“从总体而论，福建石器文化的发展水平不仅落后于中原发达区域，而且落后于邻省。以旧石器时代而论，广东发现过数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其年代比福建省的要早得多；在新石器时代，浙江有震惊世界的河姆渡文化，其年代比福建的昙石山文化要早；在青铜时代，江西发现了以大型青铜器著称的关城镇青铜文化。而福建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其文化遗存的价值，都无法与以上诸个典型相比”。[1]石器时代是如此，青铜时代也是如此。当中原文化以及福建的周边地区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时，福建地区还处于从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阶段。在20世纪末以前，福建出土的青铜器物极少，以至于学术界一般认为福建没有青铜时代，而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只是随着近20余年的考古，发现了相当一批青铜时代遗址以后，学术界才开始讨论起福建青铜文化，并认为福建文化也经历了一个青铜时代。但即便如此，所谓福建文化的青铜时代也只是铜石并用，并以石器为主的时代。福建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少，而且年代晚。这一切都说明福建的青铜文化出现较晚且不甚发达的事实。

上古时期福建文化之所以具有如上所述的特征，主要还是由福建所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福建全境山峦起伏，河谷、盆地穿插其间。丘陵、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平原面积仅占5%，故民间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福建的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平行分布。西面为绵亘于闽赣边境的武夷山脉，绵延约530公里，是福建海拔最高的山脉，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主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它不仅是福建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我国大陆东部的最高峰。而鹫峰山脉、戴云山脉和博平岭山脉等则横亘于福建中部，依次从北向南蜿蜒300余公里，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福建中部山脉的走向与武夷山大体上相平行。福建东北面与浙江省相邻。浙江省的地势恰好为西南高、东北低。也就是说，在福建与浙江交界的地方，正是浙江山高涧深之处。南北雁荡山以及括仓山立于浙南，挡住了福建东部的出口，而浙西的仙霞岭则挡住了福建北部的出口。浙江的最高峰黄茅尖（海拔1921米）与福建近在咫尺，就像一个哨兵站在仙霞岭与雁荡山之间，紧紧地盯着福建东北部。福建在西南部与广东省相邻。而在福建的博平岭与武夷山南端之间，即闽西南地区，还由西向东屹立着松毛岭、玳瑁山、天官山等山脉，海拔约在800米左右，最高峰石门山海拔1811米，仿佛看守着闽西通向粤北的道路，阻隔着闽、粤之间的往来。由此，福建自身的山脉以及邻省（浙江）的山脉就天然地成了福建与内地相交通的屏障。

前面讲的是福建的山形，我们再来看看福建的水势。福建的主要河流均发源于本省的山地，不与邻省发生联系，因此也就不存在能避开山地的屏障而通向内地邻省的水道。同时其干支流分别平行或垂直于山脉走向，形成格子状水系，而河流又每每峡谷与河谷盆地相向排列。峡谷两岸陡峭，水流湍急，虽然提供了丰富的水系资源，但也造成了早期福建人出行、交通的极大不便。与此同时，格子状的水系又与福建西面与中部的山脉相交，从而在福建内地造成了网格状的分布。

福建的东面就是大海，中隔台湾海峡而与台湾岛相对。

由此，福建形成了三面背山，一面向海，而自身内部又呈现为山水相交的网格状的自然环境。福建的这种自然环境造成了两大结果。一是福建与外界交往的困难。三面背山，一面向海的条件使得上古时期生活在福建地区的先人难以与外界发生联系与交流，从而难以接触到比本地更为先进的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拿浙江与江西两省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浙江省虽然也是多山地带，其山地、丘陵约占全省面积70%，但浙江省的东北部为平原地带，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南部分，一般海拔在20米以下，而又以太湖长江为纽带与安徽、江苏、上海之间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浙江自古以来凭借着平原与水系的方便而不存在与外部发生交往的困难。更何况它与古代中原文化在地理上也更接近一些。江西省也是多山地带，山地、丘陵也约占全省总面积的70%。全省也是三面环山，但却是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部面向长江的一面却是平原，处于平原中心的是鄱阳湖，面积3583平方公里，是我国当今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纳东、西、南三方来水，向北由湖口注入长江。江西省与浙江省相似，同样凭借着平原与大湖大河的便利条件与古代中原文化及楚湘文化发生着密切的交往。相比之下，福建对外交往的自然条件就显得极为艰难严峻。二是福建内地自身土著居民之间的交往也十分困难。福建自身山形与水系之间呈一个网格状分布。福建是多山区域，本来就交通不便，再加上水系的切割，更造成福建古人之间交流的困难，这就使得难以形成较大群体的文化形态。自然环境造成的对外交通不便，内部又难以凝聚的状况，这就是上古时期福建文化比中原文化及邻省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

当然，对外的交通不便，并不等于完全没有交通。尽管只有为数不多的考古发现，但也表明，至少在商末周初之际，福建地区已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比如福建地区青铜时代最典型的文化遗址是黄土仑遗址。1974年至1978年，考古人员对该遗址（位于闽江南岸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多次发掘。对其进行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黄土仑文化“代表了闽江下游一种受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影响而具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遗存”[2]。1974年在南安大盈出土了一批西周青铜器，有戈、戚、矛、锛、匕首、铜铨等；1987年建瓯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青铜铙与青铜编钟。2012年，福建考古人员在对霍童溪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再次发现距今约3000多年的商周时期农业文明遗址，一批青铜锛、陶器等残片被发掘出土。此次在霍童境内发现青铜锛，为中原文明在商周时期就已进入福建闽东一带提供了有力佐证。总之，青铜器具在福建的时有发掘出土，证明了还在商周时期，中原文明的影响已经波及福建。然而，福建出土的青铜器具的较为零碎，却又证明了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对福建大地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福建真正开始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时，已是处于秦汉之际的闽越国时期。前222年，战国秦王政二十五年置闽中，郡治东冶县（今福州市）。史学界一般的看法，是认为秦始皇虽然设立了闽中郡，但实际上并未对闽中郡实行有效的管理，此郡形同虚设。但是换一个角度而言，闽中郡的设立已然证明了从那时起，福建已经被福建之外的人所关注，而关注一定是与交流的存在相联系的。到了汉高祖五年（前202），闽越王无诸因佐助刘邦击项羽有功，“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3]。福建从此开始了有史记载的社会发展阶段。汉代闽越国存世92年，西汉元封元年（前110）被汉武帝剪灭，“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4]。闽越国存世的前期至中期的半个世纪里，由于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因此，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一个明显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虽然当时的闽越国与汉王朝为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处于割据一方的状态，但是中原文化对于福建的影响却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历史时期，闽越国不论在政治制度、生产方式，还是文字、艺术等方面都从中原文化学习和吸收了许多东西。比如：闽越国在官制制度上效法的是周秦汉朝制度；在文字上则已开始流行与中原内地相同的文字；而在生产、生活工具上，其器形也有许多与中原内地相似或相同……这一切都表明当时的闽越国已开始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且借助中原文化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福建地区文化的发展。[5]

但是，由于汉武帝剪灭闽越国并强迁闽越人于江淮之地后，留下的闽人极为稀少，从而导致了福建文化不仅没有向前发展，反而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福建地区汉代遗存的考古发现极为稀少，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基本的意见是认为，闽越国之后，福建经历了大约300年历史上最为荒凉的时代。直至东汉末年的东吴时期，由于孙权实现了对大陆东南一带的统治，闽地才重新有了一定的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也是很有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福建当时的人口实在太稀少了。东吴永安三年（206），吴国在福建地区设建安郡，所辖七县（也有九县说与十县说），看上去闽地已由县级管理单位升至郡级管理单位，所辖地域面积不小，但境内人口却极少。《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里有如下记载：“建安郡故秦闽郡，汉高帝五年以立闽越王。及武帝灭之，徒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及吴置建安郡。统县七，户四千三百。建安、吴兴、东平、建阳、将乐、邵武、延平。”七县总共才计户四千三百，总人口大约也就在两三万之间。福建地区人口稀少的状况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中就提及西晋时福建设建安郡与晋安郡，两郡总户口也才8600户，直至隋朝时统计，当时的福建也只有12420户。[6]人口的稀少，不仅制约着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在六朝以前的福建历史上，福建本地未曾出过在中国历史上较著名的文人学士就是一个证明。

总之，在唐五代之前，福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它与中原文化之间虽然有着交流吸收的关系，但在主体上仍是以本地土著文化为特征，不论是儒学、道学或佛学在福建的存在和影响还是很有限的。

二　隋唐五代时期的福建文化

6世纪，中原大地在经历了400余年的战乱、分裂与割据之后，终于出现了又一个全国性的政权——隋朝。然而隋朝却是一个短命政权，它在统一中国后仅仅30年即灭亡（自589年隋灭统治南方的陈朝至618年隋灭）。短命的隋朝统治并没有给福建的发展带来好处，反而使福建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社会经济遭受很大破坏。实际上，自东汉末年以后，华夏陷入了400年的动乱、割据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偏于东南一隅的八闽大地也没有多少和平安定的时光。这个漫长的动乱年代带给福建地区的唯一好处，也许就是由于动乱而使福建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渐渐地多了起来，因此开始十分缓慢地接触到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代表——儒家学说。尽管在这一时期，儒学并未在福建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但毕竟慢慢地拥有了一席之地。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动乱年代中，中原地区向福建的移民有关。如《闽文化新论》一书的作者汪征鲁就认为，在隋唐之前，因中原地区的战乱而引起的对福建大移民潮就有东汉末年、三国孙吴政权时的移民潮，以及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的移民潮。其中，三国孙吴政权为巩固江左的统治，曾经锐意经营其大后方中的福建地区，五次对闽用兵。在这五次入闽用兵中，一部分将士就留居闽地，成为移民。而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的一百余年间则是中原地区向福建地区的第二次移民高朝。按乾隆时期的《福州府志》卷七十五《外记》引宋人路振《九国志》中记：“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儒家学说在福建地区影响的缓慢增长，与数百年间的移民当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617年，李渊代隋，建立唐朝。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代，造成了一个长期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在唐朝的统治下，福建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终于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

这种进步首先表现在福建人口的增长。前面已提及，隋代时福建全境户数仅12420户。唐初时，闽中户数已比隋代增加了一倍。唐朝建立约100年的开元时期，福建户口数已增至约11万户，人口数则至约53万余人。[7]百余年间，福建人口与户数均翻了数番。

伴随着人口的增长，福建地区的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福建地处中国南方，水稻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原先福建的水稻种植方式是十分粗放的，多为火耕水耨。到了隋唐之际，逐渐开始精耕细作。而水稻之能精耕细作，则与大规模兴修水利分不开。而要大规模地兴修水利，除了要求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外，还要有相当的工具与技术。唐代福建沿海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围垦造田、修筑堤坝。其中，修筑于建中年间（780—783）的莆田延寿陂工程为其典型代表。据史载：“延寿溪，西附山，东距海，南北皆通浦。溪流元出渡塘，赴浦以入于海。兴始塍海为田，筑长堤于渡塘，遏大流南入沙塘坂，酾为巨沟者三，南沟，南（中？）沟、北沟广五丈或六丈，并深一丈，折巨沟为股沟五十有九，广一丈二尺，或一丈五尺，并深□丈，横经直贯，所以蓄水也。即陂之口，别为二派；曰长生港，曰儿戏陂。濒海之地，环为六十泄，所以杀水也。其利几及莆田之半。今郡指李宏所开者为南洋，吴兴所开者为北洋云。”[8]在《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中也记载了福建当年在沿海地区兴修的13项较大型的水利工程，其中既有初唐时兴修的（如贞观年间），又有中唐时兴修的（如建中、贞元年间），也有晚唐时兴建的（如大和年间）。水利工程的持续兴建，使福建的农业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种植双季稻已得到推广，而经济作物如茶叶和果树亦有很大发展。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则是福建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在唐代开始有了较大的改观。在唐以前，福建文化在全国范围内一直比较落后，因此福建文化在全国的地位不仅低下，而且为中原文化所轻视，认为闽地乃尚未王化的蛮夷之地。汉武帝讲“闽越悍，数反复”，所以才尽徙其民处江淮间。《梁书·羊侃传》中对闽越人的评价是“闽越俗好反乱”。《陈书·萧乾传》中提到闽地时说：“建晋恃险，好为奸宄。”其实，一直到唐以前，福建都被视为好动易乱的蛮夷之地，认为这里的文化特征是“信巫鬼，尚淫祀，不立社稷”，又有些“机巧剽轻、喜乱好斗”。总之，是被中原地区久受儒家文化浸染的士大夫们所轻视的一个地方。唐初以后，治理福建的地方官员大都十分注意改变福建地方文化中“信巫鬼，尚淫祀”的习俗，同时大力普及儒学思想。这种努力渐渐取得成效，至中唐时已有收获。大历年间唐朝宗室李椅任福建观察时，更大力兴办儒学教育，他在福州时“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栋宇，盛其俎豆。俎豆既备，乃以五经训民。考教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由是海滨之人，以不学为耻，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众庶矣”[9]。李椅之后，又有因获罪被贬的唐朝宰相常衮至福建。据《新唐书》卷一五○《常衮传》载：“常衮，京兆人，天宝末及进士第……建中初，杨炎辅政，起为福建观察史。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乡校，使作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钧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赠尚书左仆射。其后闽人春秋配享衮于学宫云。”常衮因此被后人尊为“兴闽文学之圣人”。自此以后，福建文化有了明显的进步。

福建地区文化在唐代取得长足进步的标志，就是进士及第的人数有明显增加。唐朝实行的是科举取士的制度，教育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因此，取士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的状况。福建在唐代前期没有进士，直至神龙二年（706）才有了第一个进士薛令之，其后85年间，福建没有出过第二个进士。但自贞元七年（791）林藻进士及第和贞元八年欧阳詹进士及第以后，闽地进士及第的儒生迅速增加。根据历史记载，此期整个福建地区先后进士及第者达61人。由此可见，自中唐以后，福建的儒风已盛。

三　王审知治闽时期的福建文化

唐朝末年，一方面是黄巢起义一闹几十年，一方面是各地藩镇割据数十年，导致天下大乱。尤其是北方地区，由于战乱频仍，兵连祸结，以致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中原大地一片凋零，老百姓几无生路。于是北方士民纷纷南下避难，福建地区因此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也因此获得了福建历史上十分难得的一次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机遇。在这次移民高潮中，对福建影响最大的就是由王绪率光州、寿州兵民南下移居福建，并因此而有了后来的王审知治闽的历史。

唐末军阀割据天下大乱之际，寿州屠夫王绪借机纠集500余人起兵，先后占据寿州，后依附蔡州节度使秦宗权，秦奏报唐朝廷，封王绪为光州刺史。后秦、王之间发生矛盾，引得秦宗权派兵击王。王绪自知难以抵敌，故“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10]，一路征战辗转而入福建。后因王绪治军暴虐无状，军中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三人经过兵变取而代之。王潮兄弟率兵统一了福建，开始了王氏兄弟（主要是王审知）治闽的历史。此后，在全国各地战乱不停的局势下，王潮、王审知兄弟却使福建有了长达33年没有大动乱的安定年代。

在王氏兄弟统治福建的33年时间里，福建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首先，王氏兄弟注重内修吏治，外求安定。唐末天下大乱，各地官吏大多只求一己之私，吏治腐败无以复加，福建吏治也不例外。吏治腐败的结果自然是百姓生活苦上加霜，水深火热，社会矛盾激化，动乱四起。王氏兄弟统一福建以后，深知吏治整肃对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性，因此从一开始重视严肃吏治，重振法纪。一方面从律己而始，如王审知有错，王潮亲自给予鞭笞。[11]另一方面，严厉约束部下，不使下属随意勒索、欺诈兵民，并派出执法严明的官吏进行督查弹劾。后人对此评价：“民惟道化，吏以法绳，此可以称善为政矣。”[12]除了整肃吏治之外，王氏兄弟同时也注意到外求安定。唐末王氏时期，天下群雄割据。王氏兄弟虽割据福建为霸，但与各地割据势力尤其是邻省的割据势力相比，实属较弱。福建人口少，兵力自然也少，缺少与群雄抗衡的资本。有鉴于此，王氏兄弟采取了明智的外求安定，保境安民的政策。唐末，唐朝廷虽然是名存实亡，但王氏兄弟仍然照常进贡，俯首称臣，其目的就是为了求得统治福建的合法性。唐朝灭亡后，全国各地称帝不知多少，但王审知却公开宣布：“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目的也是在诸强环伺的环境下不引人注目，免遭外忌。与此同时，王审知还将其第二女琅琊群君嫁给吴越王钱镠的儿子钱传响为妻，后又娶南汉主刘隐的女儿清远公主为自己儿子王延钧的妻子，从而使福建境内保持了安定的局面。王审知在任29年，福建局面总体安定，这与王审知的审时度势是分不开的。

“保境安民”是王氏兄弟的基本决策。在这一决策影响下，自然带来的是对经济建设的重视。王氏兄弟吸取了唐末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鼓励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就农业生产而言，一方面，他派了官员“巡州县，劝课农桑”，鼓励因战乱而流亡各地的农民回乡，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则轻徭薄赋，决定凡耕种公田者，其税十一，敛不加暴，使民莫有出征之役，采取各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与此同时，注意兴修水利，如通过疏浚福州西湖，由周围二十里而至四十里，湖面扩大一倍，用以灌溉闽县、侯官两县良田；在长乐县集数千民夫筑起海防大堤，设有“斗门”10个，以防海潮，且堤旁皆成良田，成为我国较早的围海造田范例；在连江县辟东湖，周围20余里，可灌溉良田四万余顷，等等。

王氏政权不仅注重农业生产，也注重商业流通。为了扩大福建境内外贸易，王审知取消了闽江流域的关卡，以便货物畅通，促进了山区与沿海之间的物质交流；同时在黄歧半岛开辟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成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甘棠港。福州从此成为一个对外贸易港口。泉州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与国内、南洋诸国和西亚地区往来频繁，泉州因而闻名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在《琅琊王德政碑》中，谈到二王的宽商政策及其效果时，曾有如下的评论与描述：二王之前的统治者：“凡列土疆，悉重征税。商族以之而壅滞，工贾以之而殚贫。”而王审知治闽时，对商业贸易“则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讥廛市，匪绝往来；衡麓舟鲛，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击毂摩肩，竟敦廉让之风，聚睹乐康之俗”。

王氏昆仲治闽期间，对福建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在此之前，儒家文化虽然也在福建有了一定的影响和传播，但是儒家文化并未占主流地位，居于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福建本土文化。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在此之前的外来移民，尤其中原地区的移民虽然断断续续地都存在着，然而数量却不多，因而未能在文化发展方向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王氏政权却不同，他们带来的是大批的中原移民，其中兵就有五千，民则更不止此数。据估计，当有数万人之多。王氏兄弟在福建建立的是一个移民政权。他们统治福建以后，一方面为了发展福建；另一方面也为了使外来移民能在福建占据有利的地位，需要有更多的移民进入福建。因此，王氏政权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欢迎北方移民入闽的政策。他们在福州和泉州都设立了招贤院，大批北方士人因此成了王氏政权的座上客，如史载：“中原乱，公卿多来依闽，审邽遣子延彬作招贤院就之，振赋以财，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韩偓、中书舍人王涤、右补阙崔道融、大司农王标、吏部郎中夏侯淑、司勋员外郎王拯、刑部员外郎杨承休、弘文馆直学士杨赞图、王倜、集贤殿校理归传懿，及郑璘、郑戬等，皆赖以免祸。”[13]当时，为了躲避中原战乱，许多中原士族都是全族人或几族人成群结伙地南下。而王氏政权优礼士族的政策，又使相当部分的士族大家把闽地作为移民安家的首选。因此，闽中文人曾借北方士人的口称赞王审知：“东浮荆襄，南游吴越，谓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14]而《忠懿王庙碑》中则称颂王审知：“怀尊贤之志，宏爱客之道，四方名士，万里咸来。至有蓬瀛谪仙，鸳鸯旧侣，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途而借去者，尽赴筑金之礼，皆归簪瑁之行。其余草泽搜罗，鱼车待遇者，固不可胜纪，此得以称善招纳矣。”[15]王氏政权此举吸引了大批北方移民。有学者研究表明，从唐末至宋初之间，仅仅依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福建的户数就从唐末的7万余户增长到47万户，户数增长五倍有余。实际上，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统计数字还有相当的缺漏。但即便如此，也可看到福建地区人口的增加是多么惊人。可以肯定，到宋初之时，构成福建人口的主要成分已经是北方移民了。北方（中原地区）在唐代其实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北方移民的到来，带给福建地区的文化影响自然极其深远，更何况在成族的移民大军中，有不少是北方官宦和著名文士的家族。他们的到来，使儒家文化终于成为了福建地区的主流文化。五代时期，福建作为文化上的一个蛮夷之地之所以能够一跃而成为在文化上与其他地区并驾齐驱的地方，与大量移民的到来相关，也与王氏政权对外来移民持开放优容的政策有关。

与此同时，王氏兄弟还十分注意发展文化教育。王潮任威武军节度使主闽政之始，即设置“四门义学”。按照唐朝的制度，“四门学”为中级学堂，主要招收六、七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入学学习。而王潮所设“四门义学”，虽是仿唐制，但又有不同，而是带有慈善之义、提供免费学习的学校。显然，王潮希望“四门义学”的招生对象并不限于官宦子弟，同时也面向一般家庭乃至贫困家庭的子弟。到了王审知主闽时，“（翁）承赞劝太祖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16]。王审知接受了翁承赞的建议，正式设立“四门学”，并聘黄滔等人任“四门博士”。同时要求福建各地也要做到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有私塾。故《瑯琊王德政碑》中说：王审知“常以学校之设，是以教化之原，乃令诱掖童蒙，兴行礼让，幼以佩于师训，长皆置以国，俊造相望，廉秀特盛……乡校皆游，童蒙来求，雅道靡靡，儒风优优。”而钱昱在《忠懿王庙碑》中也说：王审知“兴崇儒道，好尚文艺，建学校以训诲，设厨馔以供给。于时兵革之后，庠序皆亡，独振古风，郁更旧俗。岂须齐鲁之变，自成洙泗之乡”。

一方面是广泛招贤纳士，一方面是注重兴办教育，王氏政权在这两方面的作为都大大地促进了福建文化尤其是崇儒文化的发展。在唐代时，福建的儒学名士基本上是外来的，主要是由于他们官任福建而致。闽地土生土长的儒学人才即便有，也是极个别的。但是到了五代时期，生于长于福建本地的儒学人才已是成批地出现了。比如：南唐时闽北地区出过江文蔚、江为、杨微之等三大才俊之士，都是在全国有名的学者；莆田人陈致雍，在南唐官至太常博士，留有《曲台奏议》一书20卷，为闽人最早的礼学专著，其礼学研究的水平在当时也是较高的；又有建安人朱弼“精究五传，旁贯数经”，为南唐时庐山国学（相当于唐代的国子监）的国学助教。表明福建的儒学研究水平已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名士一较高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