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朱熹是中国古代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思想家。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宏富的著述、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思辨，建立了集大成的理学思想体系。他和他的弟子创建了闽学——朱子学，不仅对此后700余年的中国政治生活、文化结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乃至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邻近中国的朝鲜半岛、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思想文化也有不少影响。近代，朱子学又传入西方，成为当今世界性的一门学说。
一 何谓闽学
闽学是理学，是指以朱熹为核心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以及其后理学家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闽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思想流派，是相对于宋明理学中其他地域学派如江西庐山濂溪周敦颐的濂学，河南洛阳程颢、程颐的洛学，陕西关中张载的关学等而言的。朱熹是闽学的核心，朱熹的学术思想是这个学派的学术主张，所以闽学又称朱子学。由于朱熹晚年在考亭讲学，闽学学派又称考亭学派[1]。
闽学这个概念出现于朱熹死后不久。据记载，南宋末学者王应麟崇尚朱子学，汤斌与其邻居，朝夕议论濂洛关闽之异同。[2]明初朱子学盛行，亦称闽学盛行。明人陈鼎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尊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3]到清代，张伯行编《濂洛关闽书》19卷，称闽学即朱子学。
为什么称朱子学为闽学？这是因为学派的划分往往与地域有关。张岱年说：“朱熹的学说称为闽学，这是因为朱熹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福建一带进行的。”[4]据古籍记载，福建最早称作“闽”。《山海经》记载：“闽在海中。”古代七闽部落就居住在这块土地上。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置福建经略史，首次出现“福建”名称，唐大历十二年（777）把“闽”作为福建的简称。近人梁启超说：“福建，朱晦翁（熹）侨寓地也，宋以来称闽学焉。”[5]清人蒋垣说：“濂、洛、关、闽皆以周、程、张、朱四大儒所居而称。然朱子徽州人，属吴郡，乃独以闽称何也？盖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6]
“不忘道统所自”，是从朱熹的思想渊源和形成过程上来说的。闽学发端于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杨时、游酢、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罗从彦、李延平等人，他们以推崇和传播洛学为特征，奠定洛学闽化基础。在他们的倡导下，福建理学兴盛起来，朱熹直接或间接地师承他们，由此跟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思想发生关系，并继承和发展了周敦颐、程颐、张载等人的思想，集儒学之大成，建立起庞大、完整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蒋垣说：“濂溪周子敦颐，继孔孟绝学于仁宗间，以《太极图》《通书》授程伯子颢、叔子颐。二程之门受业最多，而刘绚、季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炳、吕大临、吕大钧、尹焞、杨时成德尤著。杨时，闽之将乐人……杨时归闽，受业者众多，东南推其程门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门人胡宏、罗从彦尤著。宏传之张栻。从彦传之李侗，侗传之朱熹。”[7]清人熊赐履说：“东南学者推先生（指杨时）为程氏正宗，与胡文定公往来讲学尤多，胡五峰、罗仲素皆其弟子。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文公张宣公之学得程氏正宗，其源委脉络皆出于先生。”[8]可见学者一般是把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作为闽学形成的传授系统的。[9]
由上可见，把朱子学称为闽学，是因为朱熹生卒和居住于福建，受学于福建的理学家，主要学术活动在福建，福建是闽学活动的主要根据地，所以朱子学以“闽”命名。
二 闽学的发展与衍化
闽学产生于南宋时的福建，在朱熹生前，它已具备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形成了比较严密的学术派别。当时朱熹的门人众多，仅籍贯可考的登门求教、明言侍奉、自称弟子的正式门人就有500多人，分别属于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安徽、江苏、四川、湖北、广东、河南、山西等地。他们以朱熹为核心，进行教学问答、修身养性、道德践履、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创造文化、传播文化。他们志同道合，为了坚持其学术主张，互相激励，紧密配合，共同奋斗，从而形成了以朱熹为核心的宋代理学中最大的学派——闽学学派。他们将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上升为哲学本体，用“理”“太极”来加以概括，明确把天命、天道与人伦礼义等综合在一起，形成了天人合一形上论的本体论体系；同时又将“理”与万事万物的关系称之为“理一分殊”，提出要“从殊求一”。他们坚持以格物穷理和居敬存养的并进互发为主旨，将居敬存养即实践的工夫作为学说加以提倡，系统提出了心性统一的践履论。他们抓住时代的根本倾向问题，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开拓创新，形成了严密完整的闽学思想体系，成为宋代新儒学最完备的形态。
闽学学派中，除朱熹为世所公认的大学者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如蔡元定、黄榦、陈淳、蔡沈、李方子等。12世纪末，在“庆元党禁”风波中，闽学学派受到严重打击，闽学被定为“伪学”，朱熹被诬为“逆党”之魁，在贫病交加中抱恨而终。诸多闽学学者亦受株连，甚至被迫害折磨致死。在逆境中，他们并未放弃其学术主张和文化信念，而是尽一切努力存统卫道，以求学派及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得以延续和流传下去。
嘉定二年（1209）史称“嘉定更化”，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有意推崇理学人物。应闽学学者刘爚等人的请求，党禁解除，恢复了朱熹的名誉，闽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禁止转为大昌，朱熹门人由被压抑转为被推崇，闽学盛极一时，使整个江南为朱子学之天地。元初由许衡、熊禾等崇朱子学，致使理学超佛、道而代之，闽学由福建而全国。后由朝廷诏令国家考试以朱熹所订“四书”出题，诠释亦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因而朱子学全国大昌。在最高统治者的扶持、倡导和干预下，朱子学走向全国，成为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三 闽学的基本理论特征
（一）极力推崇“四书”，确立孔孟思想的权威。
闽学学者力图重建道统，把孔孟和程朱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中国正宗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之中。“四书”承载着圣人之道，体现了永恒的“道”在世间的传承。朱熹在充分肯定“六经”历史地位的同时，通过对儒家经典学说的重新整理和评述，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进行了合编，不仅使之在形式上成为独立于“六经”之外儒学的又一经学体系，而且，他还用毕生精力注释“四书”，强调“‘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10]，认为只有熟读“四书”，才能进行“六经”的学习。朱熹对“四书”的合编、注释和推崇，实现了儒学发展中的某种转向，即儒家经典注释文本的重心由宋代以前周孔为代表的“六经”系统向以孔孟为代表的“四书”系统的转移，与此相适应，道统论虽然仍自三代讲起，但孔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已实现了大大的超越，被置于儒学最重要的位置，并有了孔孟并称。虽然这种转向并非自朱熹始，但朱熹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朱熹的门人及其后继者，也大都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精神进行发挥，据清人陈衍在《福建通志》中统计，闽学学者关于“四书”之类的著述有150多种。“四书”和朱熹的《四书集注》是闽学学者代代相传的教本。闽学学者笃信孔孟程朱，他们的学问虽各有差异，但总离不开孔孟之道的根本。例如，朱子门人陈淳，用思孟学派的德性论来发挥朱熹的理，引用了孔孟程朱的许多言论。朱熹门人黄榦，晚年特别注重研讨“四书”中的《中庸》。他认为《中庸》此书，“尽发圣贤底蕴”。他撰写的《朱子行状》，明确朱熹仅次于孔子的道统地位，声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至先生（朱熹）而始著。”清人熊赐履说：“正学一线，得闽诸大儒始倡。”[11]所谓正学，就是真正的正统儒家思想。清人高斌说：“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知其知，返躬以践其实。紫阳（朱子）一脉，所以直接尼山（孔子）者在是。”[12]闽学是和孔孟之道一脉相承的具有时代和地域特点的新儒学。[13]
（二）以儒为主会通佛道，糅合政治伦理哲学。
闽学沿着孔孟把哲学糅合于伦理政治之中的方向发展，但它与原始的儒学不同。一方面，闽学抛弃汉人董仲舒粗糙的天人感应论，而继承了其天道观的一部分理论。另一方面，对于佛、道思想则采取了既批判又吸收的双重姿态，既反对魏晋玄学“以无为本”的虚无主义，又吸取了其思辨的哲学论证方法；既把隋唐盛行的佛学斥为异端邪说，又接受其内涵丰富的各种命题。尤其是在许多地方，用儒学之内容而借佛道之形式，不仅丰富了自身，而且以此与原始儒学区别开来。如闽学学者把理或天理看作超越现实事物的绝对精神本体，再把儒学传统的纲常伦理纳入理或天理的范围之内，通过“理”这一最高范畴的普遍形式上升为宇宙本体的高度，从而使其具有绝对的、永恒的、至上的特征，实现了儒学思辨性的提高。又如，朱熹对“理一分殊”的辨析就是吸收融合了佛家中“一多相容”的思想精华，从而使得“理一分殊”成为闽学思想体系中至为重要的命题。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中指出：“朱子于老庄两家颇多发挥，亦不全加废弃，其于释氏，尤其于禅宗，则特有精辨，于理学家朱子辟禅之语最多。后代理学家所辨儒释疆界，其说几本于朱子。”[14]可以说，朱熹的本体论、人性论、修养论等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闽学正是坚持儒家立场，通过采纳历史上众家学派之长，融会贯通，用佛、道思辨哲理改造儒家哲学，才形成了富有思辨性的伦理政治哲学体系。
（三）随文解义注重义理，明辨是非图新开放。
闽学学者在学风和治学方法上与汉唐儒者有很大的不同。汉唐儒者治经，大都偏重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极其烦琐。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者注疏经典，则注重阐述经书中的义理，对经典加以引申和发挥，把他们纳入理学的轨道。朱熹批评只重注疏不重经义的汉代治学之缺陷，“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人意思”[15]。在朱熹看来，读经是为了明理，其根本是要揭示经典文本所蕴含的圣人之意和天地之理。“经之于理，亦犹传之于经。传，所以解经也，既通其经，则传亦可无；经，所以明理也，若晓得理，则经虽无，亦可。”[16]学者不能因执着于经和注而忘记求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说：“洛、闽继起，道学（理学）大昌，摆脱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诸说，具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所谓“悍”，就是指闽学学者疑经、改经等，这表明闽学在用理学思想重新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并不抱守残缺，拘泥于文本本意，体现了朱熹等闽学学者创造性的理论勇气。但与此同时，闽学也不断地要求避免另一种只强调个人的解经意图而脱离经典本义的极端。主张要“随文解义”，“以书观书，以物观物，不可先立己见”。[17]注经必须以文本本意为基础，合理阐发其蕴含的义理。[18]“大凡理会义理，须先剖析得名义界分各有归着，然后于中自然有贯通处。虽曰贯通，而浑然之中所谓粲然者，初未尝乱也。”[19]训诂与义理，相辅相成，只有重视文本本意和义理阐发相结合，才能最终达到在遵循文本本意的基础上深入阐发义理的目的。
（四）尚习行讲义气，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
闽学学者大都恪守朱熹的心法说。所谓心法，就是人们的言行必须通过心，因此必须用主敬操持之。他们认为，穷理致知，力行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源之地在于心敬。[20]因此，闽学学者非常重视立志做人，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高，强调要做一个真正的人，“立志当以圣贤相期，见之于事业”[21]。要“存天理，去人欲”。闽学在某些方面带有禁欲主义色彩，这多少与福建人的刻苦精神有关。闽学学者大都自身坚持理学原则，安贫乐道，提倡生活俭朴，关心民生疾苦，具有为道捐躯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一般都具有民族气节，特别发扬孔孟“春秋大义”，强调夷夏之防。南宋朱熹、黄榦、蔡沈、真德秀等都是讲求民族大义的。他们都主张抗金，反对屈膝求和。元初的熊禾、吴海等入元誓志不仕，坚决不为异族服务等，总之，讲求民族大义的爱国爱乡思想，是大多数闽学学者的共同特点。
四 闽学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
闽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学派。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22]《宋元学案》100卷记载了92个学派，闽学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闽学的贡献至少有：
（一）朱熹创立的闽学，以孔孟儒学思想为核心，以《易》《大学》《中庸》为理论基础，并批判地继承了佛道一些思维经验和思想资料，综罗百代，集理学之大成，把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从殷周时代到明清的漫长过程中，经历了几次思想活跃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当时诸子并起，学术繁荣。第二次是魏晋时代的玄谈之风，当时摆脱了汉代经学的束缚，出现了比较活泼的局面。第三次是两宋时代理学的兴起。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远承孔孟遗说，融会了佛老的一些思想，建立了理学的理论体系。至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者在继承儒佛道融合的思想潮流，特别是综合了周、张、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对孔子以下的学术思想亦作了批判性的综合，不仅集理学之大成，而且集儒学以至中国学术思想之大成，汇纳群流，综罗百代，把自然、社会、人生、思维等方面的问题熔于一炉，建构了更加博大宏伟、富于思辨的闽学思想体系，不仅使先秦儒学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弘扬和复兴，而且给传统学术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的高峰。
（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者撰写、编次、注释、校刊了诸多著作，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者博览群书，深研经典，对经学、哲学、史学、文学、乐律、佛学、道学乃至自然科学，都有广泛的涉猎和研究，撰写、编次、注释、校刊了许多著作。据有关资料记载，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一生中就撰著《周易本传》等42种，编次《论孟经义》等20种，注释《四书章句集注》等7种，校刊《周易参同契考异》等11种，此外，朱熹还留下了《文集》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朱子语类》140卷。不仅数量浩繁，而且内容涉及的范围甚广，它不仅为南宋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所没有，就是朱熹前的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其中有不少内容是积极的，是中国文化宝库的重要财富。同时，它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朱熹之后的六七百年间，以皇帝为代表，编纂教育天下后世的书籍，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性理经义》等，无一不与朱熹闽学的思想著作有关，学者讲学著书，往往也与朱熹闽学的思想及著作相关联。
（三）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建立书院，聚徒讲学，总结教育经验，在中国教育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我国的历史上，儒家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他们把教育看成是施行法治、实行仁政的重要手段。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者系统地继承和发挥了儒家这一重要思想和传统，他们以传道授业，教书育人为己任，培养了不少有学识的弟子，总结了不少教育经验，促进了后期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一是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自孔子提出“有教无类”进行私人办学后，私人办学逐步得到发展，到了唐代，出现了书院。宋代以后，书院进一步发展。这一发展，与朱熹等闽学学者的教育实践活动密切联系。朱熹一生中，非常重视书院建设，他不仅创办了考亭书院，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中的两个），而且还创办了其他一些书院，据有关记载，与朱熹有关的书院就有28所之多，而朱熹的门人创办书院，充任堂长，在书院授课的就更多。书院不仅成为了闽学的思想学术基地，同时也是闽学人才诞生的摇篮。他们的教育实践和文化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书院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二是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基本方法。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规定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他教育的基本方法。按照这一方法，他提倡“博”，主张“多闻”，“多见”，但又主张“博而不杂”“博而后约”，主张“学”“问”“思”“辨”相结合，在“博学”“多问”“多见”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思考，明辨是非。同时，又主张学而行、知而行，强调要“因材施教”，等等。这些思想是对儒家教育经验和实践的总结，它基本是合理的，丰富了儒家的教育之论，在我国教育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闽学促进了福建学术文化的兴盛和人才的培养，并对福建文化的深层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福建僻处东南海隅，文化开发较晚，自东晋及唐末两次人口迁移后才逐渐兴盛起来。入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进一步南移，福建文化得以进一步发展，为闽学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文化环境。而闽学的兴起则又使福建文化达到了一个新高峰，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据《闽大记》载，两宋三百年，福建共举进士5986人，约占宋代进士总数的1/5，其中南宋福建就举进士达3495人。《宋元学案》立案学者共989人，其中福建籍就有178人，其他省浙江157人，江西149人，四川142人，湖南141人为较多，但都比不上福建。就《宋元学案》所立92个学案中，福建籍学案就有17个，几乎占1/5，亦是全国各省之首。《宋史》的《道学传》《儒林传》共载人物89人，其中福建人就有17人，居全国之首。《全宋词》辑千余位作家，北宋福建词人14位，位居第6；到南宋则有63人，跃居全国第3位。最能说明福建文化繁荣，名儒学术水平之高的是福建从祀孔庙人数之多，超过全国各省。从战国末到清宣统三年（1911），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时，两千多年先后从祀孔庙者共152人；其中生于宋以后者只有44人，而在这44人中，福建就占了13个，他们是朱熹、黄榦、蔡沈、陈淳、真德秀、蔡清、黄道周、杨时、游酢、罗从彦、胡安国、李侗、李纲。这些从祀孔庙的人物，除李纲外，都是理学家，都和闽学有学术关系，其中5人为朱熹的直接或间接的老师，7人是朱熹弟子或再传弟子，是主要闽学学者。[23]
文化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福建至宋代文化迅速兴盛起来，朱熹等历代闽学学者极力推行书院制度和民间自由讲学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载，在朱熹亲自创办或讲学的28所书院中，其中在福建境内的就有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考亭书院）等15所，他的弟子门人有姓名籍贯可考的就有500多人，其中一半是福建人，相当一部分是赫赫有名的学者，他们散居在福建各州县，创办官学和私学，以书院为据点，著书立说，登台授徒，接引后学，“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24]。经过闽学学者的启迪倡导，福建文化大昌，读书风气浓厚，人才辈出。据地方志记载，“自宋迄清，延平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家乐教子，朝诵暮弦，洋洋盈耳，称为邹鲁之邦”[25]。与朱熹等闽学学者有关的书院的广泛设立，形成了南宋元明清时代福建省的教育网，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由上层贵族垄断向下层社会的移动，促进了文化和学术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福建人民的文化素质。这是福建宋代以后文化兴盛的基础。
闽学在朱熹之后六七百年间，一直在福建学术界居主流地位，其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不仅促进了福建文化的发展，而且对铸造福建文化的个性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福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忠义相许，爱国爱乡。从南宋以后，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闽中都会出现一批不肯接受新朝代的遗民。宋末的陈文龙、谢翱跟随文天祥抗元；元末的陈有定为元朝殉葬，誓不降明；明末福建沿海成为郑成功的抗清根据地；清末民初，福建又出现陈宝琛、林纾等一班遗民……另外，在与侵略者斗争方面，闽人不屈不挠，有许多英杰涌现，俞大猷成为抗倭英雄，郑成功是抗荷英雄，林则徐为抗英英雄，爱国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着历代爱国者的行为。近代以来，福建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前哨，在每一次重大的反侵略战争中，闽人都做出了重大牺牲。闽人这种忠义相许、爱国爱乡的文化特征的形成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与南宋以来闽学及其流派在闽中的长期活动，尤其是与他们常怀忧国之诚，推行道德教化之勤，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加以具体化和通俗化，切实贯彻到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之中，在理想人格追求方面提出了许多内在道德修养方法和方式，使忠义思想注入大众心里，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关系。又如福建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开放性、多元性，具有博采广取兼容并蓄的风格，这亦与闽学有关。此外，闽学对福建民俗文化的影响也很大。至明清时代，福建许多地方的婚丧礼节还使用朱子制定的“家礼”。闽学重视教育，“知书识礼”“尊师重教”则成为福建的风尚。朱熹喜欢吟诗作赋，对后世也有影响。如晋江东石镇与同安相邻，传说朱熹在同安任主簿时曾到东石讲学教化。他吟诗作赋，培养村民学文化、学作诗的兴趣。这种良好风气直传至今。现在东石还有朱子祠、鳌峰书院，被誉为“诗乡”。上述种种，说明闽学在福建流传深深地影响着福建文化。
（五）闽学还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线，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闽学的巨大影响不仅铸造了我们民族的心理，而且它还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线，使朝鲜与日本普受其理论的影响。早在15世纪的李朝时代，朱子学（闽学）已成为朝鲜文化的主流，并形成了以李退溪为代表的朱子学派，至今不衰。16世纪，朱子学传入日本，并与日本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以藤原惺窝为代表的日本朱子学。朱熹“爱国、尊王、重礼”的思想以及务实、复古的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对明治维新起过很大作用。越南陈朝建立后，由于开国者原为闽中儒生，对朱子学十分尊重，他建立国子监，讲习“四书五经”。在黎朝时代，《四书集注》被列为科举教材。朱子学在南洋传播较晚，但在19世纪，已有《四书集注》的马来亚文译本。新加坡在1949年以后，逐步推广华文教育，以《四书》为课本，因此可以说，东亚及东南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是与朱子学有关的。朱子学对欧洲文化也产生过重要影响，16世纪，西方传教士如利马窦、龙华民、白晋等相继从中国带回大量儒家经典，其中就有朱熹、蔡沈、陈淳、真德秀等闽学学者的著作，引起了西方人对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研究兴趣。17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将《四书集注》等译成欧洲文字。莱布尼茨用“理”的概念否定上帝创造世界说，法国重农学派在《四书》中找到重农理论的根据。叔本华在其著作中，多次引用朱熹的语录，十分肯定朱熹哲学的价值。而目前，朱子学则更是成为中西学者探讨东方文化的主要课题，获得了国际学术界应有的关注，成为当今世界性的一门学说。
[1]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宋元学案》卷八十五《深宁学案》。
[3]《东林列传·高攀龙传》。
[4]高印令、陈其芳：《福建朱子学》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饮冰室文集》第4册，第154页。
[6]《八闽理学源流》卷一。
[7]同上。
[8]《学统》卷二十三，《翼统·杨龟山先生》。
[9]参见高印令、蒋步荣《闽学概论》，香港易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10]《朱子语类》卷一百五。
[11]《学经》卷二十三。
[12]《正谊堂文集》卷首。
[13]参见徐晓望主编《福建思想文化史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118页。
[14]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21页。
[15]《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
[16]《朱子语类》卷一百三。
[17]《朱子语类》卷十一。
[18]周元侠、薛孝斌：《朱熹的思想世界》，线装书局2010年版，第166页。
[19]《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吴晦叔》。
[20]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21]《正谊堂文集》卷七《二程粹言·序》。
[22]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页。
[23]参见高令印、蒋步荣《闽学概论》，香港易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24]《朱子行状》，《黄勉斋先生文集》卷八。
[25]《嘉靖延平府志》卷一，《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