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一　经济的时间维度

从米塞斯开始，奥地利学派强调经济学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科学。所谓人的行为，即人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人们开展行动是为了消除未来的不适，为了欲望的满足，也就是实现未来一个更满意状态对当前状态的替代（米塞斯，2013∶20）。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也是一个问题求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真实的时间之中。在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那里，生产消费品的产品被分为一级产品、二级产品……高级产品。这表明门格尔关注的生产的技术结构同时也是生产的时间结构。正如哈耶克对门格尔《原理》的评价中写道，对他来说，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对未来的计划，所以他根据人类在不同时期预想的不同需求而划分相对不同的时期，他对时期的讨论的确具有现代意义（哈耶克，2005∶7，载于门格尔《原理》）。奥地利学派都是非决定论者。非决定论意味着没有给定的目的手段；给定的经济数据中没有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配置方案；将来不是决定了的而是行为者一步一步创造出来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时间的关注还体现在对所谓“时间偏好”的解释中：人的行为过程中，同等情况下，行为者会对时间上相对靠近的目标评价较高（J.H.德索托，2010∶27）。利息正是时间偏好的体现，利息表达了未来商品相对于现在商品的折扣。之所以会有时间偏好现象，可以通过“人类个体生命永恒”这一反事实假设验证，永恒生命的主体始终面临未来一刻生命终止的宣告，其欲望满足不受时间的约束，这样就不会有时间偏好。因此个体的必死性造成了人们的时间偏好，而时间偏好成了推动人的行动的必要条件。

人的行为理论所依赖的方法论基础是批判理性主义，这意味着人的行为不会总是正确的，人的行为过程也是问题解决过程，而问题解决过程本质上是事先没有答案的、在真实时间过程中展开的“试错”探索过程。

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学中时间维度的重视还体现在所谓“迂回生产”概念中。最早是门格尔挑战了斯密的“分工是人类福祉的根源”的基本观点，而提出“高级产品（财货）”的利用，更一般地，“迂回生产”，才是引导人类从野蛮和贫困到福祉和文明的另一更重要原因。今天看来，迂回生产和分工是彼此促进的一个硬币的两面，分工的深化就是迂回生产，而迂回生产必然基于分工才能开展。

值得指出的是，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的货币起源理论就是一个演化理论解释，一个自发秩序的标准例子。门格尔通过引入商品的“可售性”和“习惯”因素解释了货币的起源。在物物交换过程中，少数人开始认识到某些商品的可售性高于其他产品，这种商品最乐于被一般人所接受，于是他们长期接受和收集这种商品，以与其他一切商品交换，由此获得经济上的成功。这种成功不断被人们模仿。最终，这种可售性强的产品受到一切人的认可和接受。这个货币起源的过程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它不是经济人契约的结果；它不是国家的发明，不需要国家批准，也不是立法行动的产物（门格尔，2005∶163—165）。

二　市场过程

只有在一个决定论的经济世界，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才是可以预期的。只要我们承认以下事实则必然承认经济系统永远在动态非均衡之中——市场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环境是不确定的（这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的产物和人际持续互动构成的所谓社会环境）。如果没有不确定性，即使是有限理性的市场参与者的试探行动也会最终收敛到一个最终的资源配置方案；另一方面即使面对不确定的环境，如果市场参与者是无限理性的，则也可以穷尽任何可能性条件的资源配置问题。问题是，现实世界中环境是不确定的；市场参与是有限理性的。刻画经济系统有两个差异极大的传统，新古典正统理论和奥地利学派。如果新古典正统理论是“快照式的”关于经济系统均衡的理论，那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电影式的”关于经济系统过程的理论（N.J.福斯，2013∶125），或者如奥地利学派所通常论述的“市场过程”理论。经济问题，更一般的社会事务问题，答案不是给定的，由以得出答案的数据如投入、产出、技术、偏好、资源禀赋也不是独立于参与者事先就存在那里的。不存在确定的知识，只存在有待检验的假说，因此问题转向检验者是谁以及如何检验。市场正是一个基于多样性条件的试错过程以寻找答案的机制，也就是一种“社会试验机制”（N.J.福斯，2013∶120）。最早是米塞斯认识到经济理解的核心不在于解释一般均衡的条件而在于解释市场过程的特征和条件。市场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还是在分工合作条件下由企业家精神驱动的过程？奥地利学派回答的是后者。事实上，经济系统中任何时刻如果利润现象没有消失就意味着严格一般均衡事实上没有存在过。虽然作为一种思想模型的参照系，一般均衡有助于我们理解价格机制的运作，但是关注的重心被引导到价格机制运行的理想结果状态上去，就势必忽略了价格机制运行本身。经济学的中心议题究竟是在作为设想中理想结果事态的一般均衡还是迈向一般均衡的过程（如果不承认有一般均衡，则市场过程表现为一个演化进程） ？奥地利学派认为是动态的非均衡的市场过程，或协调过程。有数不清的因素说明经济系统中存在失调现象和无中生有的创新，这些失调表现为利润信号，企业家具有对利润信号的敏感性——警觉而采取捕捉利润的行为。这种失调有来自自然条件的资源禀赋差异，企业家先前犯过的错误，时间过程中的跨期失调；而利润信号也可能来自添新补旧的创新或无中生有的创新，比如全新市场的发现，技术改进或全新技术和产品创新，新的组织形式等。有关优化资源配置的知识和信息，以及所有能带来利润的机会都不是一个“躺”在那儿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而是在一个企业家发现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所有这些知识的收集和利用过程都不是一个有明确答案的机械优化计算过程，都是在未知回报前提下的探索性行为，米塞斯和奈特认为企业家就是承担/处理不确定性的人。

市场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同时又是学习过程。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市场企业家的寻利行为、所有市场参与者的适应性学习行为，以及中长时期尺度上的制度变迁（如果利润机会能够通过制度变迁的方式捕获到）。市场过程的变化最直观地表现为企业的差异化生存，以及在更长时间尺度上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更替（某些产业消失，某些新产业的诞生）现象。差异化生存和产业更替，在时间序列展现为“系统理性”，而与此相对照的是“个体理性”。类似于自然选择的经济机制在市场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力量，市场体系是一种实施和评价经济行为和组织的实验装置（Nelson and Winter，1982∶77）。在市场过程中，自然选择机制被感知为参与者之间的竞争。竞争作为一个发现程序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个体层次，学习和发现的主体是企业家；在越过个体的相邻层级，我们观察到系统也是学习和发现的主体。在这里，企业家作为市场的驱动力量，与竞争作为发现程序并不冲突，而是不同层级的同一个现象。

三　知识论

1937年哈耶克首次提出，均衡分析只有在个体分析层次上才有明确的意义，也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所谓均衡，哈耶克的理解是在一个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市场参与者在（个体或企业）各自主观的分散计划之间保持彼此协调，彼此相容（Hayek，1937）。哈耶克由此推论，均衡状态的持续不依赖于绝对意义上永恒不变的客观事实，因而也不局限于一种静止状态。那么均衡依赖于什么知识？是分布于无数市场参与者头脑中的响应局部环境的知识。这种知识与特定时空条件下特定的人相联系，这些知识从未以集中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Hayek，1945）。哈耶克罗列了许多叫作分散分布的局部知识的例子：价格信号、如何得到和使用不同商品的知识、在什么条件下可得到这些商品的知识、有关特定时空和地点的知识、个人在工作中“干中学”得到的知识、一个靠不定期货船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者掌握的知识，以及一般的掮客（黄牛）所拥有的能给他带来回报的知识、套利的知识、生产者某些生产要素的替代品的知识（Hayek，1937；1945）。不同的人拥有这些不同的知识，因此如何整合利用这些知识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分工”问题，其中价格体系是实现这种知识整合和利用的最有效工具，也就是说，是实现知识分工的有效工具。

奥地利学派认为，用以配置资源的知识或信息具有以下六个基本特征（J.H.德索托，2010∶21）。它是主观的和实践的而非科学的知识；它是排他地分散在人群中由个体独立拥有的知识；它主要是缄默的知识；它是通过发挥企业家精神，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知识；它通过复杂社会过程而被传递。

我们把科学知识视为一类知识，而把上述奥地利学派所阐述的有关资源配置的知识视为另一类特殊的知识，姑且称前者是第一类知识，而称后者为第二类知识。哈耶克、波兰尼等人从各自的视角对知识类型作了划分（见表1－1）：

奥地利学派的知识论具有明确的规范含义。（1）因为知识是分散的且与特定时间地点相联系，因此市场参与者当事人拥有自由时，这些知识才可能被及时有效地收集和利用。正如哈耶克指出的，“作为整体的社会知识的说法只能算是一个比喻，所有的个人知识的总和也不能构成一个整体……分散、局部、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见解的形式存在着”（哈耶克，1999∶47）。（2）因为第一类知识可能具有缄默性质，也因为第一类知识在过程中存在以及与特定时间地点相联系，因此由一个外在的机构将其视为客观数据进行集中收集利用是不可能的。据此，哈耶克指出个人自由的最终要求是建立在我们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一认识基础上的，“主张个人自由的论据是承认自己对决定我们能否实现目标和获取幸福的许多因素都具有不可避免的无知……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能够利用的知识远远超过最聪明的统治者的理解力”（哈耶克，1999∶52、55）。

四　企业家精神

经济学中存在一些令人诧异但正统理论又泰然处之的现象：生产理论不讨论企业家；完全竞争理论不讨论竞争……奥地利学派不回避这些，反而正面这些真实经济世界中的重要现象。柯兹纳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企业家精神及其警觉品质、利润现象、对资源配置范式的批评与市场过程范式的推进、垄断与竞争的解释等重大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以柯兹纳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理论为基础，结合他本人后期的一些扩展，探讨由他发展出来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分析框架。柯兹纳（1973；1997）自始至终强调三个关键性概念：企业家作用；发现的作用（从而警觉的作用）；对抗性竞争。

（一）不完全知识假定与经济人概念的扩展

从完全知识假定到不完全知识假定在柯兹纳的框架中具有先导性意义。不完全知识假定除了新古典范式放松完全信息假定所确认的“信息不完备”的含义以外，还包含“纯粹的无知”（sheer ignorance，unknown ignorance）的含义。纯粹的无知，是这样的一种情形，由以减少这种纯粹无知的“企业家发现”根本事先不知道那个无知的存在（Kirzner，1997）。知道无知，根本不知道无知，这是两种不同的不完备信息含义。柯兹纳的不完全知识假定包含了两种情形，而且尤其强调后一种情形的无知。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修正路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正视不完全信息问题，但是在他看来，信息不完全但信息的可得性是知道的，只是生产和获取成本太高，存在一个高昂的信息成本。一旦对于世界的知识被设定为完全的，那么一系列的逻辑推论就导向新古典主流范式；相反，一旦做出了不完全知识假定，这意味着市场参与者不是全知全能的，获利（从而资源配置改善）机会总存在，这一假定的引入则有可能导向一种新的分析范式，这就是柯兹纳在《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中论述的市场过程范式。柯兹纳正是在另一个逻辑层次发现了企业家精神在市场中的作用，未被利用机会的存在，向市场参与者决策制定敞开了一片空间，它原则上根本不依赖于罗宾斯式经济计算。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知识，它不隐含在既存的数据中，它存在于企业家的设想和想象中。存在一种机会，这些机会不隐藏在既存的数据中，存在于市场过程的进程之中。

柯兹纳强调更加宽泛的米塞斯式“人的行动”概念。行动的人概念包含经济算计和效率驱动的含义，但是“人的行动”概念与配置和经济计算概念不同，它不会将决策制定者（或他的决策制定的经济分析）限定在一个给定的目的和手段框架内。既然在米塞斯所阐发的意义上，包含由人所采取行动的过程——排除忧虑，使自己更愉快。那么比经济算计概念更广，“行动者”不仅被赋予有效追求目标的倾向，只要手段和目标是清晰地确认的，而且被赋予驱动力和警觉，以确认哪些目的该追求，哪些手段是可得的，那么人的行动包括典型罗宾斯式经济人的效率搜寻行为，也包括了一个非经济计算的成分。由此，柯兹纳确认的经济学中关于行动者的假设：人的行动对待双重任务，确认相关目的—手段框架，以及寻求与之相关的效率，把这二者视为一体的，整合人的全部活动。这意味着想象力、惊奇、魄力在人类决策中发挥着中心作用（Kirzner，1997），而不仅仅给定数据做最优化的机械计算。这种洞见通过放宽人—行动概念而获得——人的行动被赋予一种倾向，即对于新目标的警觉以及对未知资源的发现。这一概念的清理和扩展，为市场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的出场做了很好的理论铺垫。

与行动的人概念相关，“警觉”概念是积极的，发现那些可能的、新的、有价值的目标和可能的可得资源。正是这个企业家元素使我们易于理解主动的、创造性的以及人的活动，而不是罗宾斯式经济人的消极的、自动的、机械的活动。如果说罗宾斯式的经济人对“给定客观”的一套经济数据做出刺激反应式的反应，那么市场过程中行动的人则主动积极地表现出一种“警觉”。如果说完全知识条件下对应的是经济计算，那么不完全知识条件下对应的是企业家的警觉。

（二）企业家精神及其“警觉”品质

人不会在一个完美知识的世界里行动，基于给定一套数据计算最优化行动路径根本是沙漠上建大厦，基于此，柯兹纳强调个人对新信息表现出来的警觉的重要性。没有一个客观的数据集合在那里，从而，基于一个客观数据集合导出唯一的最优资源配置方案也不存在。对于经济世界的完美知识假设，是配置范式的逻辑前提。在一个完美知识世界里，需要工程师而不需要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因而没有其存在空间。一旦我们把注意力从知识完全的均衡世界转向知识远不是完全的非均衡世界，罗宾斯式经济人的分析不再有效，我们必须认真解释市场过程怎样给市场参与者提供新信息，决策制定者怎样根据他们的情况修正手段—目的框架视角。这正是企业家精神概念介入的地方。

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知识”的类型是“知道到哪里寻求知识”，而不是，实质性市场信息的知识。“警觉”，即企业家的知识，也许可以描述为“知识的最高阶”（highest order of knowledge）——一种利用可得的已被拥有（或能被发现）信息所需的最后知识，是一种抽象、非常总体和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知识。随着奥地利学派拉赫曼和沙克尔一支的发展，柯兹纳后来也进一步扩展警觉的含义（无疑受到拉赫曼和沙克尔一支的影响，而在拉赫曼和沙克尔看来所有的经济行动都指向将来），柯兹纳后来指出，警觉指向既存事实的觉察但不限于此，“重要的是，警觉必需包括这样的意识，其中人们能由想象、信念的大胆跨越、决断性行动创造将来”（Kirzner，1982）。也就是说，警觉不仅仅是对既存事实的觉察，也可能产生自想象；既有对当前的事态的觉察，也有对未来机会的预测和未雨绸缪。既着眼于捕捉当前的利润机会也着眼于未来的利润机会。

企业家精神是市场过程的基本促动因素，是建立均衡的力量。这一点与熊彼特的作为创新者的企业家理论有相同点，但差异也是显著的，在熊彼特那里，企业家是打破均衡的力量。[1]柯兹纳的企业家精神的功能不是转换他面对的成本和收益曲线，而是注意到（警觉）事实上将它们已经转换了。

后期，柯兹纳进一步吸收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关于企业家行动特征的刻画，除了“警觉”，柯兹纳也重视决策制定者的“想象”（imagination）、“魄力”（boldness）、与发现相关的“惊讶”（surprise）等特征[2]，一种不同于罗宾斯式经济人机械计算的特征。

（三）利润：纠错、套利与创新

在一种情形中，利润存在本身是资源错误配置的忠实表达。利润存在于空间上的资源错误配置，也存在于时间上的错误配置。米塞斯和柯兹纳都认为，利润出现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协调的缺乏。成功的企业家精神正是先于他人意识到这种失调。企业家行动正是对资源错误配置进行协调的努力。与科斯以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同之处在于，柯兹纳强调企业家的有意识和主动采取行动纠正资源错误配置的行动特征。柯兹纳指出，其理论的中心主题在于探索下述洞见的含义：即使交易成本为零，即使无障碍，均衡状态也不会被“确保”。这一洞见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企业家过程在带向均衡趋势中的有意识作用。柯兹纳批评既有文献这样的观念，零成本、无障碍交易假设条件足够确保配置立即、自动、无摩擦排除所有资源错误配置，市场时时处处表现出的主动积极行动被忽视了。交易成本为零不能保证一个均衡世界的来临，这里从交易成本为零到信息成本为零的推导过程是存在问题的。获取信息的过程，有主动积极寻求的因素在其中。特别是对市场中的机会而言，柯兹纳指出，无成本获取与可得、想要的机会相关的信息，根本不能足够保证这些机会就能被抓住。一种信息可以无成本去接触并不等于知道那种信息，因为一个人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它。利润的发现和捕捉，不是拆除障碍这种消极意义上的努力即可达成的。零交易成本自身不能保证交易机会将被发现。也就是说，即使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里，企业家行动仍然是必要的。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是清除过高交易成本的过程，柯兹纳看到的还有知识传播以达成协调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中，利润机会被捕捉。

为什么利润现象是经济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因为不均衡是一个常态，不均衡的代名词就是利润机会，只要不完全知识和不完全信息假设得到确认，只要放松不现实的偏好和技术不变假设，利润就是经济中的永恒现象。对于一个相对满意的资源配置状况的达致，消极层面的排除交易障碍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是必要的，同时积极层面的企业家精神更是必要的。这就是柯兹纳说的资源配置所必需的两类激励。“‘利润激励’的本质（特别是其规范经济学的含义）不能被视为工作努力或更有效配置资源的动力。利润激励（当然包括亏损的负激励）通过引发企业家警觉而最有意义地起作用，鼓励他们保持对将会导致新计划的新信息的关注。”[3]

与利润紧密相关的企业家角色，人们认为柯兹纳所强调的企业家是套利性企业家，而熊彼特强调的是创新性企业家，这是不准确的。柯兹纳的确宣称企业家行动是促使经济朝向均衡的，而熊彼特则认为企业家的行动是打破均衡的。但柯兹纳明确地说明产生利润机会的可能性涵盖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那五个方面。熊彼特和柯兹纳，

都认为是企业家对迄今未被注意到的机会的警觉使他们打破常规，这只有在非均衡条件下他的作用才能显现出来。但对于熊彼特而言，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这样一种能力：它打破惯例，去破坏现存结构，使系统离开平静的均衡循环流。而我们则认为，企业家精神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这样一种能力：看到未开发的机会，这种机会的预先存在表明原先存在的平静循环流是一个虚幻，——即远不是均衡状态，它代表一个注定要被打破的非均衡状态。对熊彼特而言，企业家是扰动的、去均衡的力量，把市场从均衡的昏睡中驱离；而我们认为企业家是建立均衡力量，其活动对现存的紧张做出反应，并向那些明知未被利用的机会提供纠正（即把机会利用起来）。[4]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发展是由企业家创新能量的喷涌和模仿者及惯例的拥抱者不断追随组成，而柯兹纳认为企业家精神既体现在短期活动也体现在长期发展变化中，即被模仿者运用（利用创新者活动揭示出来的机会）也被革新者自己运用。柯兹纳把那种超过均衡价格水平的价格降到均衡状态水平看作是一个企业家过程。柯兹纳没有刻意区分先驱性创新者和模仿性追随者，而是认为，“只要市场参与者意识到做某事哪怕一点点不同于现存的做法，就可能更加准确地预期实际的可得利润，那么，这就是运用企业家精神”。[5]柯兹纳的企业家精神是一般化的，“不管是通过其自身价格调整到一般（或局部）均衡模式，还是通过制造可得商品机会、生产技术、产业组织的调整，都表明了竞争性企业家市场过程在起作用”。[6]熊彼特认为模仿者不是创新者，而柯兹纳则指出，熊彼特拒绝认识模仿者的企业家精神特征极大限制了其对于企业家过程的透彻理解。

（四）垄断与竞争

对正统分析中的垄断，奥地利学派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柯兹纳对此功不可没。柯兹纳认为市场上出现的正统理论所指责的垄断现象，可能是一种出于短期视角的判断。短期内，企业家警觉可能发现在一定区域内买断整个资源供给是有利可图的，在购买行动付诸实践之前，是一个充分的自由进入。短期内，一旦某种资源被整体购买，就会呈现垄断地位。但是这种占优势的垄断地位并不是永久性有保证的，随着追随者的仿效行动，企业家利润最终被清除。短期看来是垄断，长期视角是竞争性的。恰恰是刚才分析过的短期垄断地位吸引企业家展开行动，也就是说短期垄断（当然企业家并不一定期待那个垄断地位是短期的）构成企业家行动的诱因。

由此，对于市场上的某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和边际成本，简单地以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判断垄断和指责垄断是大可质疑的。引入时间给我们提供观察经济现象一个新视角。就像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人际收入差距做出规范判断一样，也不能简单地从边际成本与价格差这一结果事态做出规范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