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理论基础

一　农户行为理论

关于农户经济行为，早期理论界一直存在经济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和非经济理性的争论，前者以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威廉·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的“理性小农”为代表，后者以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的“生存小农”为代表。针对上述两种相悖的理论，还有学者提出了折中的观点。这些看似纷繁芜杂的争论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寻解农户经济行为的本质。

农户行为非理性观点主要以A．恰亚诺夫（A．Chayanov）、詹姆斯·C．斯科特、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为代表。A．恰亚诺夫认为小农是非理性的，农民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支出而进行劳动，并不一定会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经济人类学家K．波拉尼（K．Polanyi）批判用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小农经济中农户的行为，认为不应在分析小农经济的过程中把功利的理性主义世界化和普遍化。威廉·阿瑟·刘易斯认为农户的决策行为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消费、风险、道德标准等，这往往会导致农户即使在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低于市场工资时，仍会继续在其经营的项目上投入劳动力，并导致“隐形失业”现象的存在。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进一步阐释和发展了上述逻辑，认为农民社会的互惠与共享比个人市场收益更重要，并提出了著名的“道义经济”。

理性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威廉·舒尔茨。西奥多·威廉·舒尔茨在代表作《传统农业的改造》中认为农户是在特定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对市场信息能做出迅速而正确的反应，农户的行为完全是理性的，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并不愚昧，对待市场信号会做出积极而迅速的反应，对任何可能获利的机会都会精打细算，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投资利润，故而应该从纯经济角度考虑农户的决策行为。

针对上述两种相悖的理论，还有学者提出了他的“理性小农”理论。黄宗智认为，受到经营规模的影响，中国的农户长期以来都是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混合体，在以家庭为主导的生产结构中，农户表现出的理性是有限的。对于上述三种观点的争论，宋圭武认为，任何农户都在追求着依据自身价值观而产生的“效用最大化”，而农户的价值观又与特定的因素有关，所谓农户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其实是不同形式的“理性”之争[17]。从现有研究来看，农户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得到广泛运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行为一般都是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但又受到经济、社会、自然、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农户的行为决策，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都具有其合理性。农户作为种子决策行为的微观主体，从农户行为决策的角度出发，探索农户种子决策行为的特征以及产生原因，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二　农户行为改变理论

农户决策行为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个人特征、社会环境等因素的改变发生变化。农户行为改变理论是研究农户行为及其改变规律的重要理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户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微观主体，其观点、动机、行为模式及思维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只有认真研究农户行为及其改变的规律性，才能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顺利进行。

影响个人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人特征与环境。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提出了人类行为的著名公式，他认为人的行为改变可以用一个简化的函数表示：

式中B代表行为，P代表人，Es代表个体能够感知到的环境。该公式说明，任何行为的产生，都是行为主体与外界环境因素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该行为方程式告诉我们，农户行为受个人特性与环境影响，通过改变农户个人特性，或者改变外部环境，或两者都改变来实现农户行为的转变。

三　技术创新扩散理论

创新扩散是指某项创新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一定的渠道，在某一社会系统的成员之间的传播过程。埃弗雷特·M.罗杰斯（Everett M．Rogers）认为在创新扩散的过程中，不同时期采用创新的农户往往具有不同的特征，根据个体接受创新的特点，通常可以把某一社会系统内所有的采用者划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多数、晚期多数及落后者五种类型；影响创新采用率的主要因素有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特性的理解、创新决策的类型、沟通渠道的选择和社会系统行为变革者的努力程度。该理论将技术决策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认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执行阶段和确定阶段，认为技术扩散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传播渠道起主导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在扩散初期，正式的渠道在传播创新的内容上是比较有效的手段，林毅夫在对湖南杂交水稻采用的研究中，也证明正式渠道的瓦解对杂交稻的采用起到了负向作用。而人际关系渠道在对于形成和改变个体对创新的观念上更为有效。技术扩散的过程为“S”形曲线，即一项新技术以先接受者开始，慢慢过渡到大批接受者，最后到落后接受者。并且认为，农户不会在刚认识到新技术后就立即采用，新技术被认识的速度远快于其采纳速度。创新的采纳速度由创新自身的属性、采纳创新的决策主体类型、传播渠道、社会系统的性质以及创新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决定。赵绪福分析了贫困地区影响技术扩散速度的主要因素，提出技术的经济效益、技术成果供给地的距离等因素决定了技术扩散速度[18]。徐红兵发现棉花的收购价格和行政推动力的变化改变了技术扩散的“S”形曲线[19]。

农户行为改变理论常常和技术创新扩散理论同时使用来研究技术创新扩散过程。这是因为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微观主体，是农业技术扩散的对象，是农业技术创新采用的最终决定者。而关于农户行为研究的分歧主要有理性和非理性之争。本书认为，农户种子决策行为是复杂系统行为，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可量化的也有不可量化的。因此本书在分析农户种子决策行为的基础上，采用经济计量模型方法实证分析影响农户种子决策行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