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一 选题缘由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和关注。比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均强调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给予农民更多的权益，推进城镇化”等发展策略，这就需要与时俱进地构建相应的农村经济伦理学理依据去引导与规范农村经济主体的言行，培育农村德性经济主体，充分发挥“道德资本”、“道德生产力”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功效，以推进我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和谐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与“乡风文明”双重效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基本经济体制经历了根本性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农村劳动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农民可支配的时间日益增多，党和国家对农村工作的主要方针政策也由过去的“过度抽取”、“统购包销”向现在的“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转变，农村与农民得到了巨大实惠。至2012年年底，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9%、农村人均住房面积37.1平方米，城镇化率提高到52.6%，中央财政“三农”累计支出4.47万亿元，年均增长23.5%，国家补贴种粮农民资金已达到1923亿元，涉农增加17.63万亿元，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累计提高86.7%，改造农村危房1033万户，初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实施惠及3000多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1]
同时，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阔步前进、高潮迭起，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农村经济活动日益增多，经济主体呈多元化、复杂化发展态势，农村这块受传统经济伦理道德影响根深蒂固的土壤面临巨大冲击，农村经济秩序、财富伦理观念也经历着深刻的嬗变，传统社会推崇的“安贫乐道”、“勤劳致富”，如今已演变为“羡富耻穷”、“暴富荣耀”；过去我们整个社会所崇尚的重义轻利、大公无私、集体主义、诚实守信等道德观念逐渐被一些人淡忘或遗弃；昔日维护农村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伦理价值体系逐渐坍塌，也难以满足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伦理诉求。市场经济推崇的效率与效益观念、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对农村经济主体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如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投机钻营、坑蒙拐骗、金钱崇拜等现象在农村层出不穷，实用主义、市侩主义、利己主义等言行充斥农村。正如学者申端锋经过实证调查指出:当前，部分农村“社会风气坏了”，各种社会伦理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2]这些现状已为加强和完善农村经济伦理建设敲响了“警钟”，亟待建构适应当前农村实际，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要求，能引领农村共同的价值观念与社会信念，特别是积极健康、具有广泛约束力和普遍适用性、能得到社会成员一致认可的农村经济伦理理论，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健康、和谐、持续发展提供伦理价值目标与道义支撑。同时，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造成了城乡、工农差距日益扩大、贫富差距越发凸显的事实。以2010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数据为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特别是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比高达4∶1以上。[3]这些严峻的现实一方面印证了邓小平同志的猜测:“中国经济要出问题，可能就出在农村、农业、农民”[4]；另一方面也警示着我们必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经济制度、政策进行深刻的伦理反思与道德考量，以推进我国农村经济制度伦理化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对该论题的研究深感兴趣，且具有浓厚的感情，这源自于笔者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源自于笔者在农村的六年工作经历，源自于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伦理问题有近距离的接触和较为深刻的体会。笔者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又有幸成为省“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学科——伦理学与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骨干成员之一。“当代中国农村伦理问题研究”校级青年科研创新团队带头人出于研究工作需要与专业旨趣，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及相关研究成果也自然格外关注，并且自己也进行过一些相关研究，已主持或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完成过相关的省部级、市厅级课题10余项，发表了相关论文20余篇，积累了一些相关的前期成果，造就了科研工作的一些“乡土情结”；读博之后选定的方向为经济伦理，所依托的经济伦理学团队在国内有重要地位，实力雄厚，加上导师的支持与鼓励，于是，便萌生了结合前期成果和工作需要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动力与意愿。但是，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是一项学科跨度很大的研究工作。它不但需要有伦理学、农业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学、人类学及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农学等学科知识背景，还需要有宽广的学术敏锐力、深邃的问题洞察力，才能综合驾驭这些学科的相关原理或观点，得出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所以，研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自然不言而喻。
二 研究意义
本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理论意义
鉴于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系统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工作，目前国内研究成果还很少，学界、政界均无建设性的理论或指导性意见的事实，这就需要不断融合伦理学、农村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特别是农村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相关原理或观点，切实找到它们的契合点与生长点，达成诸多共识，才能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诸多现实难题进行科学的道德考量与伦理阐释，以确定农村经济伦理的价值目标。
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伦理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当前经济伦理学、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当代中国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内容，有助于深化中国当代农村经济伦理思想的内涵，拓展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视野和范围，促进伦理学、农村经济学的交叉与融合，打破学科壁垒，达成理论共识。具体如下:
首先，从历史学学科的发展来看，可从伦理的角度加深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思想史的认识与理解，拓展历史学的研究范畴，从而对这段中国农村经济思想史作出正确的伦理评价。
其次，从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来看，运用伦理学特别是经济伦理的相关原理对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伦理分析，澄清农村经济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蕴，从而完善农村经济学的内容及学科体系。
再次，从伦理学特别是经济伦理学学科发展来看，伦理学研究深入到农村经济领域，可以扩大研究范围，延伸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空间，促进经济伦理学、农村经济学的交叉与融合，丰富农村经济伦理的内涵。
最后，伦理学应关注社会民生，回应社会热点，为弱势产业——农业、弱势地区——农村、弱势群体——农民的经济活动提供有效的伦理阐释与道义支持，回应新农村建设与统筹城乡和谐发展的社会热点，这正是伦理学的应然要求与实然使命。
（二）实践意义
1.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经济秩序甚至是国际经济新秩序
就全球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伦理问题而言，当今世界各国间农业、农村发展很不平衡，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科技、军事优势，利用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农村的剥削与掠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如印度学者范达娜·席瓦在其著作《失窃的收成》序言中所描述的:一些跨国企业掌握着国际组织与国际经济秩序，利用转基因技术与操纵国际法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农民，滥用这些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破坏传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与日趋贫困为代价牟取暴利。[5]联合国粮农组织也指出:全球人口持续增长导致世界生物多样化的严重丧失，并致使未来全球粮食生产与分配面临伦理挑战；由于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般区域与重点区域之间的矛盾，以及当代发展与后代需求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致使世界多地动植物资源与空气、水、土地、森林资源等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源正在迅速地退化；农业的工业化使农民越来越依赖于供应商的种子、化肥、农药、地膜、机械与其他农艺设施，这不但降低了农作物的安全性，也使农作物和家畜在遗传上日趋一致，影响了生物多样性，从而带来更大风险；经济实力的过分集中导致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内各贫富群体之间、粮食安全与不安全之间、享有与不享有教育和技术的群体之间，以及全球化进程中获胜者与失利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这些差距将导致更多的不公平和矛盾。新的生物技术在推进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对环境与人类健康带来新的风险与灾难，而且由于国家从农业研究领域中退出的趋势明显，以及知识产权法的约束，使得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农业新技术可能成为进一步集中经济实力的手段，造成更大的差距和不公平。世界粮农组织揭示的客观事实充分暴露了国际社会中横向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村的经济交往之间，纵向的各国国内各利益群体与农村的经济交往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蕴涵着诸多伦理问题，亟待建构公正合理、具有普世价值的农业农村经济伦理规范来引领与推动全球农业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公正、和谐发展，以推动世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伦理化进程。
2.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提升农村经济的“道德竞争力”[6]
国内外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还存在诸多不公、不正、不和谐的现实问题。如国际范围内世界各国间农业、农村发展很不平衡，横向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村的经济交往之间，纵向的各国国内各利益团体与农村的经济交往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未停止过，也引发了诸多经济伦理问题，亟待建构公正合理的农业农村经济伦理规范来引领与推动全球农业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公正、和谐发展，以推动世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伦理化进程。国内，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产生了城乡差距拉大、农村财富伦理异化、资源破坏与污染严重、农产品价廉且流通不畅、农村劳动力价廉低效、农民诸多权益缺失、农业发展保障不力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些事实必须引起我们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行深刻的伦理反思与道德考量，以确定农村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目标，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道义支持。而且，党的“三农”经济政策或制度特别是近期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涉农经济政策和制度，也需要经济伦理层面的学理依据与道德理论去支撑与推进。
3.有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推进民生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就国内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伦理问题而言，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道路。我国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农村税费减免→城乡统筹发展”这样一个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农村的经营方式、农产品的流通方式、农民的谋生方式与交往方式、农村经济结构等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农村面貌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得到了飞速发展，它不仅解决了13.6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实现了农村的基本小康，对世界农业也做出了积极贡献。正如世界惊叹“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农村经济制度显失公平、农村财富伦理异化、农用土地破坏惊人、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农产品价格低廉且流通不畅、农村劳动力价廉低效、农民权益缺乏、农业发展保障不力等，造成了李昌平所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的现象。这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也不相吻合。这些事实的客观存在，必须引起我们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深刻的伦理反思与道德考量，以确定农村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目标，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合理的伦理依据与道义支持，回应社会热点，关注社会民生，这也正是伦理学的应然使命与实然任务。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农村经济伦理是一个全新的话题，目前国内外学界还没有深入研究，尚处于求索问题的初级阶段，而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专题研究几乎空白，目前仅见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从时间来看，国内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内容仅见于一些零散的相关言论中；国外的“农民学”道德理论虽然起步较早，但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相关研究也只能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内容也仅限于一些零星的言论，缺乏专题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
一 国内研究[7]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三农”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早已纷纷跻身且热衷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一大批论文、专著与研究报告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相关的学术会议与研究机构也不断升级。但对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专题研究很少，只有一些零散的相关言论，相比之下，伦理学特别是经济伦理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很少关注与投身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研究，其研究现状恰如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态势，也存在“重城轻乡、重工轻农、重国企轻乡企、重市民轻农民”的研究格局与发展态势，故农村经济伦理问题仍是学界研究的“荒区”，研究者不多，截至2014年1月1日，笔者以“农村经济伦理”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也只检索到四篇相关的文章，专题性专著笔者目前也还未涉猎。就此研究现状，国内著名伦理学家、中国伦理学学会副会长庞卫国教授（2005）曾指出，“我国伦理学界对农村道德建设的系统研究是不够的”。[8]现任中国经济伦理学会会长王小锡教授（2005）也颇有感触:“从经济伦理研究的整体来说，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和农民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研究几乎视而不见，这一忽视，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经济伦理问题似乎只是城市经济伦理问题’。”[9]借用王露璐教授（2008）的话来说:“乡村，似乎成了我国伦理学（尤其是经济伦理学）研究中‘被遗忘的角落’。”[10]而从已有且与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国内关于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对农村经济伦理含义与研究内容的相关描述、对农村经济与伦理道德内在关系的分析、对农村或农业经济制度和政策的伦理剖析、对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现状揭示、成因分析及相应对策探讨等方面。
（一）农村经济伦理概念的研究
研究农村经济伦理，首先就需界定其含义、理顺其学科性质与明确其研究内容，以厘清其知识的学科谱系。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此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偶见一些零星的相关描述。就农村经济伦理的含义而言，王露璐（2008）曾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特色层面进行过描述性定义，她在借用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所作出的“乡土性”概括的基础上，认为可以将这种具有“乡土”特色的中国乡村经济伦理称为“乡土经济伦理”。[11]就农村经济伦理的研究内容而言，曹政军（2008）从伦理学的视角出发，认为乡村经济伦理就是以乡村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揭示在乡村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思想和观念、道德关系与道德行为。[12]谢丽华（2010）曾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农村生产伦理进行过概述，认为农村生产伦理是农民在生产活动中的伦理精神或伦理气质，是农民从道德角度对生产活动的根本看法[13]；指出了农村经济交换伦理的应然诉求是交换正义[14]；认为农村分配关系正义性的判断标准主要包括政府和集体剩余的抽取不可侵蚀资本；政府、集体、农户间对剩余物的分割应保持合理的比例，适度向农民倾斜并相对稳定；农村各生产经营主体负担公平；收入分配差距适度，调节自如；分配制度符合或体现市场经济法则，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市场运作；税费的主从关系明确；税收的技术性原则得到充分体现；行政运作成本低水平[15]；认为农村消费伦理是指农民在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上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消费行为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评价。[16]
（二）农村经济与伦理道德内在关系的研究
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内在关系是经济伦理讨论的主要话题，农村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内在关系，从学理逻辑而言，也应是农村经济伦理的主要研究内容。部分学者曾从自身研究的学科领域，直接或间接地论及了这个问题。如秦树理（2002）曾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与农村社会道德建设的互动关系入手，指出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引起了农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形式的重大变化，对农业劳动者的思想道德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社会主义道德的进步。社会主义道德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由此，他强调要加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为强化农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农村的道德建设也要紧紧围绕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服务与服从于农村经济建设的需要。[17]贺汉魂（2003）从经济学的视野出发，认为在传统社会里，农民人情对农民伦理行为、经济行为均起支配作用。步入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对农民人情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转型期的农村依然存在大量的传统因子，因此农民的人情在市场条件下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人情与市场经济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两者相互碰撞易产生农民的人情危机。当然农民的人情危机并不能否定农民人情对市场经济的现代价值。[18]耿永志、吴满财（2005）认为，农村可持续发展中经济伦理的价值取向应体现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的原则。[19]岳跃（2006）运用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相关原理，通过对农户经营行为的纳什均衡博弈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因素与伦理道德因素共同决定农户的经济行为，农户的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不是对立而是通融的，有道德的理性人可以从遵守道德标准和市场游戏规则中使自己和博弈双方都获得利益，指出了农户的道德行为将会增加自身的经济收益，而缺德行为将会损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最终还会损害自己的利益。[20]孙蕊（2008）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价值选择和道德协调的统一，其中应该体现一定的伦理性规定，重视经济活动中的伦理性将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注入巨大动力。中国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体现了经济发展中的伦理性要求，同时也立足中国实际对经济学的研究注入了伦理道德的内涵。[21]陈锦晓（2009）从经济学的视野出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推动了农村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经济利益格局，从而使传统乡村伦理发生了重大变迁。同时，工业化的发展本身也提出了新的伦理课题，表现在工业发展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耗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催生了消费社会的到来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损害了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权益。[22]吕甜甜（2009）通过以吴江市横扇镇圣牛村为个案的实证分析，从经济伦理视阈阐释了苏南土地股份合作实现产权伦理的理性转换和私营经济是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揭示了伦理是助推苏南乡村经济在全国持续领先的奥秘，由此提出应吸收和借鉴苏南农村经济发展中优秀的伦理精神，以推进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3]
（三）农业、农村制度或政策的伦理剖析
经济制度伦理是经济伦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些学者在反思农业、农村经济制度的伦理问题时，对当代中国农村的经济制度进行过不同层面的伦理拷问，利用制度伦理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我国农业、农村的政策和制度的伦理缺陷，从伦理的视角探讨过我国农业政策和有关制度建设的前提和基础问题，有些学者还提出或设计了纠正或规范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伦理路径。如郑风田（1999）曾用制度理性假说来认识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该假说认为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合理与否主要受制于制度，其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一项政策制定时首先应该考虑农民的反应，是否对农民有激励作用，是否有利于农民供给增长；二是在发现农民有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行为出现时，要更多地从制度层面上去找原因，并以此制定合理的政策。[24]杨灿明等（2003）从制度伦理的本质、基本原则与精神等层面论述了给予当代中国农民国民待遇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即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给农民以真正自由的权利；改革不平衡的财税体制，使农民享受到均等的公共品供应和一视同仁的社会保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25]这些举措已触及农村经济制度层面的伦理问题。王越子（2004）从制度伦理的视角分析我国的“三农”问题，研究指出“三农”问题是缺乏正义即自由和平等的制度缺陷在现阶段的集中反映，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着眼于建构合正义性的制度安排，即制度安排要从法律层面上来确立和保护公民的自由、自由权以及基本权利的公正分配，预防和禁止制度歧视，禁止和惩罚侵害公民正当权利的行为和规则。[26]陈婴虹（2004）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农民利益缺失的关键在于国家与农民间的契约精神的缺乏，表现为契约关系残缺且失衡。所以，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建立良性的契约互动关系，是解决中国农民利益保护的根本之道。[27]聂红梅等（2005）从政治学的视角指出:农村税费改革前，存在农民不合理负担、可用农地资源普遍减少、机构膨胀、农村领导干部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部分领导干部行政职业道德令人担忧等社会现状，通过农村制度的创新可缓解上述道德病症。[28]段玉恩（2008）认为:最低生活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选择，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当前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中存在着社会保障权弱化、中央财政支出不公平、社会服务缺失等突出问题。其原因是政府价值取向的偏离、基层干群公民权利意识淡薄，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加大政府支出力度，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基本法的建设，完善农村社保的制度建设和监督。[29]被誉为“9亿农民的代言人”的温铁军认为:乡土中国之所以不同于城市中国，在于大多数传统农区的非正式制度、非规范契约至今仍然是维系农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制度文化基础。[30]有20多年乡镇干部经历的李桂平（2011）认为:农民的话语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缺失，在农村产权方面，人们所看到的主要是农民的经营权，而很少关注农村集体的所有权，集体因此被“虚化”了。[31]
（四）对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现状、成因及其对策的探讨
从学理而言，农村经济伦理的学术使命应是揭示和探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现状、成因与相应对策。从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不少学者已自觉不自觉地做了一些类似的研究。如吕亚荣（2003）曾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指出并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日益严重、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仍然存在、农民承担税费负担不公平、农民就业和享受教育的机会不公平等问题。[32]但他未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耿永志、吴满财（2005）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当前农村中存在着经济和伦理关系不协调的一面，表现在重经济发展，轻伦理道德建设，这已严重破坏了农村生态环境，打乱了农村经济秩序，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应对策是提倡公平竞争和效率的精神，提倡追求正当利益。[33]岳跃（2006）结合了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对农户的经济行为进行了道德评价与伦理考量，指出在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中，存在农户劳动力再生产行为扭曲、农用地抛荒现象严重、农产品营销体系滞后、农户经营组织化程度偏低、农户投资的非农化与短期化倾向严重、农户消费水平偏低、消费能力较差等伦理问题，主要原因是受传统观念和封建陋习影响；对策是从经济与道德的二元均衡角度出发，中国目前应加强传统观念的变革和农村制度的创新与政策的调整，使大多数农户由理性的“经济人”向“有道德的理性人”转化。[34]
申端锋（2007）在广泛调查我国中部农村时发现，“取消农业税后的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表现在经济伦理层面的问题是农民的“财富伦理发生了变异”、“钱衡量价值”成为时尚。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生活受到货币经济的冲击，乡村生活的合理性及其价值越来越受到破坏和质疑。治理策略是不能局限于“李昌平式的‘三农’问题主要是治理问题和经济问题”，还要加大“社会问题的视野”，直面当前农村社会中的伦理性危机，从而对“三农”问题的出路尤其是新农村建设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和设计。[35]方金（2007）从农业经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在农业领域以及农产品生产与交易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生物技术运用的风险性、农药的滥用、化肥的过度使用、毒大米事件、农业技术的垄断、农产品交易中的歧视、农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及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伦理问题；并运用制度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有关分析工具，从伦理学、管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解决上述问题的相应路径。[36]刘建荣（2007）通过实证调查指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存在个体观念与集体观念的冲突，功利观念与道义观念的冲突，平庸守旧观念与创新竞争观念的冲突，重农抑商、农本商末观念与发展商品经济观念的冲突，知足常乐、小富即安观念与富而思进、勤劳致富观念的冲突，平均观念与平等观念的冲突，盲从观念与自由观念的冲突，封闭守旧观念与开放务实观念的冲突，节俭观念与效益观念的冲突，宗法迷信观念与民主科学观念的冲突等问题；原因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经济转轨、社会变迁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对策是运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主导与规范。[37]
贺雪峰（2008）从社会学的视角描述了当前农村出现了“葬礼上跳脱衣舞”、虐待遗弃老人、红白喜事攀比成风、头胎是女婴堕胎盛行、建房比高低、“笑贫不笑娼”等伦理缺失现象，原因是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出现了危机，认为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现代性因素的进入，致使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开始理性化，从而导致构成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价值发生动摇；并结合农民价值的三种类型——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及其相互关系剖析了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问题。[38]李承宗（2008）从农村社会学的视角对农村道德问题进行了系统“扫描”，发现农村社会公德意识差、公共财物保护意识不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十分普遍、诚信思想不浓、勤俭与尊重劳动的传统美德缺失、家庭关系与邻里关系紧张、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人们的道德状况也令人担忧等问题；原因是新旧体制转型造成价值导向迷茫、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农村推行积极进步的思想道德示范效应很弱、部分地方政府重经济建设轻思想道德教育倾向严重、部分农民素质偏低；对策是创新农村道德风尚、树立农民的公民意识、建设农村的和谐秩序、坚持农村的可持续发展。[39]罗文章（2008）从农村“商德”与农民职业道德建设入手，指出农村居民进入市场社会和商业职业领域的历史步伐带来了诚信危机、义利失衡、行为失范等“商德”问题及农民有“小农意识”的职业局限；对策是引导农村居民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培养农村居民的诚信美德与公平竞争观，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培养积极的敬业精神、强化职业道德责任感和确立职业纪律意识。[40]
二 国外研究[41]
国外对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近代以来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农民学”道德理论流派。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小农经济”的道德理论，印度“圣雄”甘地的“农舍经济”伦理思想，苏联农业经济学家蔡亚诺夫、德国经济史家卡尔·波拉尼、美国学者詹姆·斯科特等人的“自给小农”生存动机道德理论，二战前后的“新古典学派”的R.菲尔斯、S.塔克斯、西奥多·W.舒尔茨、波普金等人的“理性小农”利润动机经济道德理论，20世纪中后期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由“自给小农”的生存动机向“理性小农”的利润动机转化的经济道德理论，当代美国学者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效用理性”小农的经济伦理观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会议和倡议中对农村经济伦理的相关论述等。有些研究成果还付诸了实践，产生了较好的功效。如印度甘地的“农舍经济”实践、韩国的新村运动非常注重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平，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国家伦理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日本的造村运动，也非常注重培养农民自立自主精神，注重农村人才培养，政府政策体现农民意愿。国际粮农组织的会议文件和倡议中的关于农业经济伦理方面的具体条款在部分国家也在逐步实施。但针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相关专题研究寥寥无几，目前仅零星地体现于抗日战争时期来华支持中国抗日，有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誉的美国人韩丁即威廉·辛顿（Willam Hinto）及黄宗智、阎云翔、李怀印等几位当代美籍华人的专著或论文中，他们多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注重实证研究，多以某个地区或具体村庄为研究对象，进行长时间的追踪调查，对当地农村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伦理问题进行了一些客观的描述或深刻的伦理剖析。内容主要涉及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主体（指农民或农户）经济行为的道德动机考察、农村道德变迁与衰弱的现状和成因及其相应对策、农村经济制度或政策的伦理剖析等方面。如韩丁（1983）认为集体化时代的农民愿意走互助合作化道路，并非政策宣传奏效，而是经济利益所致。黄宗智（2010）则认为当代中国的“小农”既是利润追求者和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其经济行为作出“生存动机”或“利润动机”的抉择实属环境或条件所迫，无可指责，对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持批评态度。阎云翔（2006）描绘了从1949—1999年间黑龙江省下岬村农民本土伦理道德变迁及衰弱的种种迹象，如公德缺失、极端功利化与重权利轻义务等道德问题；成因是“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道德观也随之崩溃”；对策是通过培育民间组织来化解这些道德困境。李怀印（2010）则指出，当代中国乡村前期在集体化时期的耕种者在农业生产中总是怠工。成因是国家的农业政策未能把劳动付出和报酬相匹配及劳动监督困难等因素。并指出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显失公平，导致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消失、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同时国家对农村的过度抽取，极大损害了农村的再生产能力与发展。这些言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须结合国情去理性认识。
（一）“自给小农”生存动机与“理性小农”利润动机并存的道德理论
国际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黄宗智立足实证研究，把效用理论运用于农民学，遵循“从经验出发到理论再返回经验”的研究进路，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其《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和《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2010）三本专著中，他对当代中国农民的经济活动进行了一些伦理审视，指出当代中国的“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的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42]而且他从理论层面把乡村企业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结合起来考察，认为企业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消费者行为追求效用最大化，在不同的约束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小农”会有不同的行为动机或目的。总体来说，规模较大，相对富裕的农场，其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利润的支配，单个、较穷的“小农”，其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生存与安全的考虑，对利润的追求是次要的。在此基础上，黄宗智还将融生产者与消费者于一体的农户的经济动机抽象为“效用”原理，即不用“追求最高利润”的观念（源于企业行为理论），而用“效用”观念（源于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理性消费者的抉择理论），把“效用”作为行为抉择的首要因素，可顾及行为主体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作出的主观决策，以减少其风险性。在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之中，农民生产仍然由两种生产所组成，农村经济结构仍然是“主业＋副业”的基本模式，由主要劳动力从事主业，较廉价的辅助劳动力从事副业。不同的是“主业＋副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农业主业＋手工业副业”，转化为“工业主业＋农业副业”的结构。进入20世纪后，中国乡村经济商品化进程加快，使乡村社会的生产关系中的人情因素逐渐弱化，经济因素增强，即“从一种在相识的人之间、面对面的长期性关系，改变为脱离人身的、短期性市场关系”。[43]从这些层面也可折射出乡村经济伦理也在发生相应的变迁，由“自给小农”的经济道德观念向“理性小农”的经济道德观念转化，书中还对当代中国农村的几项经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伦理评价，但没有对农民进行道德指责。相反，字里行间还时时流露出对当代中国农民深层次的人文关怀与道义支持。阎云翔（2006）则立足自己的实证观察，指出当代黑龙江省的下岬村部分农村青年传统美德逐渐消失，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日趋严重。
（二）从事农村经济活动的个体道德变迁与衰弱的现状、成因及其对策
阎云翔（2006）从人类学视角出发，以黑龙江省的下岬村为个案，描绘了从1949—1999年下岬村农民本土伦理道德变迁及衰弱的种种迹象，指出了农村青年择偶、农村生育、家庭财产分割、老人赡养、集体精神等方面暴露出的伦理道德问题，他通过深度观察，发现下岬村在经历了经济社会发展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财富伦理已发生“异化”。如年轻人订婚索要的“彩礼钱”越来越多，用途也由原来的孝敬父母转向年轻人婚后的小家庭专用，年轻人分家财产分割时矛盾突出，成家立业后“啃老”现象严重，孝敬父母的传统伦理弱化，遗弃、虐待老人时有发生，暴露出功利化、自我化，只重权利，不愿履行应尽的义务等伦理问题。成因是改革开放后，实施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与管理相对放松，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农村也随之弱化，加上传统伦理道德的日益淡化，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44]对策是通过培育农村的民间组织来化解这些伦理困境。美籍华人李怀印（2010）则指出，当代中国乡村前期在集体化时期的耕种者（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总是怠工，成因是国家的农业分配政策未能把劳动付出和报酬相匹配及劳动监督困难等因素。
（三）农村经济制度或政策的伦理缺失问题
李怀印（2010）指出，1949年以后中国乡村的六十年，大致以198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在集体化阶段实施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显失公平，导致耕种者（农民）农业生产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消失，故生产效率低下。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则进一步深化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此阶段的官方意识形态则一直试图强调农村集体制的种种成功之处，诸如动员人力以改变自然环境、提高全国农业产量、从根本上改善农村人口生存条件等，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后期改革开放阶段的农民被描述为自利而理性的行为人；按照一种有争议的解释，他们对于家庭农业回报最大化的期望，是改革之后立即产生经济奇迹的一个关键因素。与之相反，改革时代的政府官员则往往强调生产队的低效率和农民的普遍贫困，以贬低集体化时代，证明包产到户取代集体生产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为农村改革寻找依据。[45]并指出:农村税费改革前征收农业税和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是“国家的过度抽取，极大损害了生产队的集体积累能力，阻碍了农业的现代化投资。而农村生产队在农业现代化方面仅能做到最低程度的投资，以维持集体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当代中国农民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确实作出了巨大贡献”。[46]从这些层面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制度的道德含量与公平因素缺失。并指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后取得的重大成就，并非改革设计者最初预期的农业产出大幅度增长，而是集体化时期奠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农村劳动力的意外释放、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农业税的逐步减免乃至废除等，这些因素为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现代化铺就了道路。[47]美国人韩丁（1980）则通过自己在中国农村辗转奔波30多年的所见所闻为史实，重点选择了山西武乡县张庄村参加土改运动的切身体会为个案，对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区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制度、人民公社制、农业集体合作化制度、“大跃进”运动、按劳分配等大加赞赏，但也指出了存在“共产风”、“浮夸风”、“割资本主义尾巴”、平均主义、官僚主义、集体化劳动效率低下等严重损害农村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现实问题。
三 现有研究的不足与趋势
从国内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对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还处在萌芽的自发状态和初始、探索阶段。对农村经济伦理的基本概念的研究还停留在描述性状态，内涵不够明确，还有待进一步界定与澄清，其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基本范畴等也远未成型，研究目标和研究任务尚未明确。对农村经济与伦理道德相互关系的研究也还处在零散状态，学科融合不够，没有明确的主线或清晰的步骤，缺乏逻辑性、完整性与系统性。对农业、农村制度的伦理审视或道德拷问也只是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深度与问题意识，且层次不明朗，逻辑结构不衔接。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的伦理道德问题的表现形式、成因分析及其相应对策的探讨已触及具体现实问题，有问题意识，相关研究思路相似，具体对策也有些共识，有些也很有见地。但由于相关研究的视角不一，研究方法不同、学科壁垒未突破，导致研究的问题意识单一，思路单向、学理逻辑不畅、理论支撑不足、学术共识不够、缺乏对主线贯通和系统建构的理论驾驭、深度研究与综合运用。如对古今中外农村经济伦理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比较与融会的研究成果还有待深入，农村经济伦理的理论资源还有待开发，对不同学科领域内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还缺乏整合和贯通的向度、力度和深度，没有形成农村经济伦理自身的学术视野、研究领域和学理逻辑，还或多或少地依附于经济伦理学、农村社会学、农村与农业经济学、农村政治学等学科的羽翼之下，或者说还处于萌芽状态或自发阶段，没有从相关学科交融中独立分化出来，也未能独立发挥自身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应然作用。而且，现有的研究也集中在改革开放以后或社会转型期，对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伦理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更少。因此，加大对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系统理论研究和综合开发，探究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经济伦理的变迁规律与内生价值，从伦理层面科学阐释与消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现实难题，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学术使命与历史责任仍然任重而道远。
另外，国外对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相关研究，理论较为成熟，结构较为完善，研究的方法多样，非常注重实证研究，研究对象多针对某个具体村落或领域进行长时间的追踪调查，避免了空洞的宏大叙事或高谈阔论。研究的视野也比较开阔，小到某个村落的经济伦理现状描述，大到国际社会的农村道德观察和伦理评判。但也存在学理逻辑不畅、学术共识不够等问题，缺乏结合农村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学科背景与知识谱系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成果，特别是进入农业、农村经济领域探讨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有些只能从其相关的言论中去引申，没有围绕农村经济伦理这一主旨进行深度的理论开发和实践延伸，没有形成农村经济伦理自身的研究领域、学术视野与学理逻辑，还未形成自身的基本原理与其他学科展开对话。
从上述国内外有关研究的概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现有的“三农”问题研究也涉及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伦理问题，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学术方法和评价标准，其上下求索、筚路蓝缕的探究之功无疑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总的来看，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可以概述如下:
第一，从研究论题来说，研究“农民学”、“三农”问题的论著和成果较为丰硕，而专门以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为选题的专门性著作并不多见。比如，有些研究虽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诸如生产力落后，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社会福利等社会伦理问题，但主要的考察视野不是伦理学的，缺乏伦理学术语的理论阐述与实践路径，所以给人的印象还不是对农村经济伦理的研究；有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考察，也由于其视野不在伦理学上，所以也显得不是对农村经济伦理的研究。实际上，这些研究还是与农村经济伦理有关系的，只是比较外在表面，没有深入到内里加以剖析。
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的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绩，涉及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诸多方面。但是，应该看到，仍然存在一些研究“死角”或者有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因此，需要涵盖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的主要方面，涉及农村经济伦理研究的现状、概念、研究所依托的思想资源、特点、功能以及存在的主要经济伦理问题、原因及其相应的实践路径和机制，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就是说，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充实，否则，对于完整系统的农村经济伦理研究来说，现有的研究显而易见是大为欠缺的。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说，现有的研究方法借鉴了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比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文艺学等学科方法，丰富和深化拓展了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研究，但是如何实现这些方法的有机整合和统一，以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伦理学研究方法主导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系统，从而纵深推进现有的研究，仍然是个十分困难的研究课题。
对上述这些伦理研究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是推进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研究向前深入，避免越来越陷入低水平重复的逻辑前提。概言之，未来的研究趋势或者进一步研究和提升的空间表现如下:
一是从研究选题来说，需要围绕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问题，有机整合现有研究资源，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进行专题性研究。
二是从研究内容来说，需要对农村经济伦理研究的现状、概念、研究所依托的思想资源、特点、功能以及存在的主要经济伦理问题、原因及其相应的实践路径和机制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同时也可以对农村经济伦理与城市经济伦理进行横向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并对农村经济伦理进行纵向的历时性比较。
三是从研究方法来说，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伦理学研究方法主导的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系统，从而纵深推进现有的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研究，实现研究的历史性跨越和质性的提升。
第三节 研究的目标、路径与创新之处
一 研究目标、内容与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目标
（1）通过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具体现实问题进行深刻的伦理反思与道德考量，为进一步完善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目标找准方向，为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学理依据与道义支持。
（2）把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视野延伸到“三农”领域，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伦理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拓展应用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与发展空间。
（3）通过对农村经济伦理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与史料分析，全面了解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政策与具体经济活动中的主要伦理问题现状。在辩证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探讨相应的对策，为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伦理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4）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均强调指出:“要重点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权利和利益、推进城乡一体化”等，而要贯彻落实这些“三农”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地引领与规范农村经济主体的言行，充分发挥道德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功效，以推进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二）研究内容
（1）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现状实证研究。通过实证调查，了解、发现我国部分农村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伦理道德问题的实况，为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提供样本分析数据与翔实材料。
（2）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理论资源研究。通过对古今中外农村经济伦理的思想精华、经典论述与正反的典型事例进行全面梳理与系统总结，为解决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夯实理论基础和提供方法论借鉴。
（3）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现实意义研究。紧密结合当前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涉农”政策要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现实需求、新农村建设基本要求、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农村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谐农村的构建、国际农业农村经济新秩序的创建七个层面探讨农村经济伦理建设的现实意义。
（4）当代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伦理问题研究。结合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政策的演变过程与实施效果的史实，从伦理层面对家庭承包责任制前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各个阶段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重大政策进行伦理评价和道德考量，从宏观层面归纳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制度中存在的主要伦理问题，分析其根源、探讨相应对策。
（5）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具体活动中的主要伦理问题研究。通过调研的数据材料和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等翔实信息，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具体环节中出现的伦理问题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揭示农村具体经济活动中的主要伦理问题，客观全面地总结各个领域的成绩和不足，辩证地分析各自成因，并针对各自现状切实提出具体思路与翔实对策。
（三）解决的关键问题
（1）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及对部分农村的实证调查，真实了解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具体伦理问题，了解村民对现行农村经济制度和政策的真实感受、经济行为的道德含量和对经济发展的伦理诉求，为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取得样本分析数据与具体翔实的材料。
（2）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系统梳理与相关学科观点的融合与贯通，努力寻找农业、农村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契合点与生长点，并在此基础上界定农村经济伦理的内涵、特点与功能，分析农村经济伦理的学理依据与现实意义，把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视野延伸到农村经济领域，拓宽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空间，增强其“问题意识”，为解决当代中国农村经济领域的一些现实问题提供伦理层面的建议。
（3）通过对当代中国主要农村经济制度、政策的宏观分析与微观考证，认真总结其成功经验与发现它存在的现实问题，运用相关原理或观点对其作出客观的伦理评价、道德考量及改进策略，以推进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政策的伦理化进程，彰显制度正义。
（4）通过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活动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具体环节的伦理问题进行深入的分类研究，翔实了解当代中国农村生产、农村交换、农村分配、农村消费四大领域的伦理问题现状，认真总结各个领域的成绩与不足，并在分析各自成因的基础上切实探讨相应对策。
二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一）研究思路
通过系统梳理与全面总结古今中外与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相关的理论成果与经典事例，为农村经济伦理建设夯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同时通过咨询相关学科的知名专家，融合农村经济学、伦理学、农村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观点，寻找它们的契合点、生长点与理论共识，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农村经济伦理的内涵、特点与功能；再运用史实结合的分析方法，通过实证调查和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当前我国部分农村经济发展中主要伦理问题的现状，为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取得样本分析数据与具体翔实材料，再结合调研的数据材料和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等翔实信息，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具体环节中出现的伦理问题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客观全面地总结各个领域的成绩与不足，辩证分析各自成因，并针对各自的现状切实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为解决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提供伦理层面的具体对策。
（二）研究方法
（1）文献法。对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全面收集、系统梳理，并运用相关原理对现有资料进行综合开发与有效嫁接，构建与本课题相关的最新学术信息平台。
（2）田野调查法。通过田野调查，了解和发现部分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实况，在此基础上作出实证分析。
（3）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合农村经济学注重研究对象的客观事实判断与伦理学注重价值判断的学科特征，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领域的具体伦理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4）学科交叉法。本书将从农村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等学科的视角，运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通过综合驾驭与有效嫁接相关学科理论观点来描述、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伦理问题。
（三）创新之处
（1）视角新。本书把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视野延伸到了“三农”领域，在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农村经济伦理进行了界定，并对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伦理反思与道德考量，进一步拓展了经济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与学术使命。
（2）方法新。本书结合了农村经济学注重事实判断与伦理学注重价值判断的思维定式，对当代中国农村一些主要经济伦理问题既进行了具体数据与史实的客观性描述，又进行了相应的伦理价值评判，实现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新型结合。
（3）材料新。本书围绕农村主要经济伦理问题进行过一些实证调研，收集了诸多最新最近的相关数据与材料，有些通过计算以图表、比值等形式加以整理，运用这些具体数据与史料作为佐证材料可进一步增强论题的说服力与可信度。
[1]温家宝:《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网（http//news:sina.com.cn/c/2013-03-05/104926432553.shtml）。
[2]申端锋:《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经济管理文摘》2007年第9期。
[3]王红茹、朱杉:《我国成世界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国家之一，今年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吗？》，《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37期。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5]［印度］范达娜·席瓦:《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唐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
[6]张志丹:《道德经营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0页。
[7]部分内容见涂平荣《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国内相关研究综述》，《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3期。
[8]庞卫国:《转型期农村道德建设研究》，海天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
[9]王小锡等:《中国经济伦理学20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10]王露璐:《乡土伦理——一种跨学科视野中的“地方性道德知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1]王露璐:《乡土经济伦理的传统特色探析》，《孔子研究》2008年第2期。
[12]曹政军:《中国乡村经济伦理问题研究——兼论新农村道德建设》，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
[13]谢丽华:《农村伦理的理论与现实》，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4]同上书，第72页。
[15]谢丽华:《农村伦理的理论与现实》，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16]同上书，第147页。
[17]秦树理:《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中加强农村道德建设》，《光明日报》2002年9月30日理论版。
[18]贺汉魂:《市场条件下农民人情辩证——转型期农民经济伦理问题分析》，《怀化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9]耿永志、吴满财:《农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经济与伦理关系问题浅探》，《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年第4期。
[20]岳跃:《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的二元博弈均衡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21]孙蕊:《农村经济发展中伦理道德的价值性解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
[22]陈锦晓:《乡村工业化与乡村伦理问题》，《生态经济》2009年第5期。
[23]吕甜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济路向的伦理特质——以吴江市横扇镇圣牛村为例》，《河北农业科学》2009年第11期。
[24]郑风田:《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民经济行为》，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186页。
[25]杨灿明、胡洪曙、施惠玲:《农民国民待遇与制度伦理分析——兼论“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26]王越子:《制度缺陷与“三农”问题:基于制度伦理视角的一个解说》，《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27]陈婴虹:《论农民利益的缺失——从国家与农民契约关系的角度》，《理论导刊》2004年第5期。
[28]聂红梅等:《中国农村制度创新伦理》，《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9]段玉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伦理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30]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31]李桂平:《突围中的农村》，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页。
[32]吕亚荣:《关注农村改革中的几个不公平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11期。
[33]耿永志、吴满财:《农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经济与伦理关系问题浅探》，《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年第4期。
[34]岳跃:《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的二元博弈均衡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35]申端峰:《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中国老区建设》2007年第7期。
[36]方金:《中国农业伦理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农业大学，2007年。
[37]刘建荣:《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道德现状——一项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8]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39]李承宗:《伦理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现实理论问题》，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92页。
[40]罗文章:《新农村道德建设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155页。
[41]部分内容见涂平荣《近代以来国外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相关研究综述》，《亚洲学术论坛》2013年第1期。
[42]郭于华:《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道义经济”还是“理性经济”》，《读书》2002年第5期。
[43]［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2页。
[44]［美］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晓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45]［美］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页。
[46]同上书，第221—222页。
[47]同上书，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