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提出、现状及意义
一 问题提出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吸收了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目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对FDI的依存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普遍高于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水平（UNCTAD，2011）。截至2010年，FDI的87%集聚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仅占9.04%和4.46%[1]；同时，58.63%的FDI是集中在制造业（商务部，2011）。FDI在中国呈现出空间与产业双重集聚的特点。FDI双重集聚的交织、叠加与聚合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从产业看，FDI集聚以高附加值部门居多，FDI产业增加值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参与度达70%以上，对电气机械、交通设备制造业等参与度已超过50%，同时，出口导向型FDI改变我国产业贸易结构，控制了大部分高技术产业贸易，更多的加工贸易提高了我国外贸依存度，形成货物贸易的较大顺差。进一步从制造业看，FDI也只在极少数制造业（主要是高端制造业）发生显著集聚现象，低端产业FDI分布较少。制造业FDI在产业链高端集聚扩大了产业极差，所带来的效应是高端制造业对FDI具有高度依附。东部、中部和西部FDI制造业集聚强度呈递减趋势，而且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大部分西部制造业集聚度下降，东西部制造业FDI集聚的两极分化还有扩大趋势。
从地区看，FDI集聚东部地区，提升了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促进了东部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建立起了国际化制造业体系，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转变，并对FDI的高度依附，形成外向型经济，而中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FDI集聚强度很弱，产业外向度较低，对自然资源更加依赖，增长路径难以改变。FDI是导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和收入不平衡的重要因素（Sun，1998）。我国学者（赵晋平，2001；江小涓，2002）的研究表明，地区吸收FDI规模的差距扩大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最重要因素。1985—1999年，东部与西部的GDP增长率差异的90%左右是由FDI引起的（魏后凯，2003）。显然，FDI的空间集聚是加速地区差距扩大的一个关键因素。可以预见，如果不改变FDI集聚的空间格局，东西差距扩大也难以有效抑制。
FDI地区集聚扩大地区差距，不仅影响我国国际竞争力，而且对地缘经济安全和民族团结构成威胁。更大的安全问题在于，没有足够FDI参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全球化中失去了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增长方式机会，导致较强的传统内向型增长路径依赖，增大了生态环境压力。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屏障，同时也是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因FDI缺失，西部高耗能性及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直接影响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在理论上，空间变量的分布不外乎有平均分布、随机分布和集聚分布三个状态（王远飞、何洪林，2007；沈体雁、冯等田，2010）。随着FDI在我国本地化的加深，自然而然地产生一连串问题，即如何评价FDI及其产业集聚的显著性，其强度怎样？进一步的问题是FDI分布形态与集聚之间存在什么关系？FDI双重集聚溢出效应怎样？FDI双重集聚溢出转化机制如何？中西部如何吸引更多的FDI？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FDI的空间依赖性已得到越来越多文献的证实，众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实证检验了我国FDI的集聚性。但是，现有成果几乎都忽略了FDI的产业功能，仍把FDI定位为一种资本来看待，而实际上，FDI是一个生产函数，当FDI与当地产业资源融合后形成FDI产业，这种产业化形成的FDI产业集聚更能体现FDI集聚的本质特征。因此，与以往成果有明显不同的是我们以FDI产业双重集聚为主导，全面解决FDI双重集聚的核心问题。另外，目前的成果只研究FDI的空间集聚，而对FDI的产业集聚研究还很鲜见，把FDI的产业和地区集聚结合在一起尚属首创。
二 现状述评
从世界范围内看，FDI集聚是一个普遍现象，引起了国外学者关注。Head等（1995）、Rozenblat和Pumain（1993）、Guimaraer等（2000）一些学者对FDI集聚进行了实证研究。随着FDI集聚显现，FDI对我国产业和地区的影响也随之加深，研究FDI集聚及其效应的成果相继问世，主要是沿四条技术路线进行。
其一，实证研究。许罗丹和谭卫红（2003）以滞后期系数代表集聚效应，用动态计量模型检验我国FDI的集聚效应。冼国明和文东伟（2006）用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制造业各行业的外商资本在沿海地区的集聚是推动中国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聚的重要力量，而且这一力量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并总是高度显著。郭立伟和饶宝红（2007）探讨了FDI区位集聚与产业集群的因果关系。瑜琳、王华（2008）以江苏等11省为例，检验了FDI区位集聚与各省各行业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方面，国外学者René Belderbos和Martin Carree（2002）、Chyan Tuan和Linda F.Y.Ng（2003）、Linda F.Y.Ng和Chyau Tuan（2003，2006）也进行了探讨。
其二，理论研究。茹玉骢（2005）对FDI产业集聚形成的前提、原因和产业集聚的演进模式、演进动力和内在机制作了分析。徐康宁（2006）对FDI与产业集聚关系以及FDI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机理做了深度研究。李莹莹和陈景辉（2008）分析了FDI的集聚共生模式。朱华晟（2004）以浙江嘉善木业集群为例，研究了基于FDI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从产业结构角度，赵果庆（2006）研究了FDI集聚我国主导产业群所产生的结构升级机理和结构竞争力。沈桂龙（2007）通过理论说明FDI集聚的内在机理，进一步说明了这种FDI集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其三，集聚效应。韩剑、潘沁和徐康宁（2005）以江苏省为例分析了FDI地区集聚的特征、效应和形成机理，并对FDI地区集聚效应进行深入研究。李新安（2006）实证检验了FDI的集聚效应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张玉倩（2007）对全国31个省份的FDI集聚度的相关指标进行计算，进而研究了FDI区域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赵丰（2007）以上海等省市为例，研究了FDI集聚效应。赵家亮、张京祥和耿磊（2008）采用传统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法分析了江苏省实际利用FDI空间集聚与扩散规律。
其四，统计测度。梁琦（2003）首次应用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系数研究了FDI对我国部分制造业的影响，说明FDI集聚促进了中国制造业集聚。徐康宁和冯春虎（2003）运用标准差系数计算了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1997年的地区集中度。徐康宁（2006）用基尼（Gini）系数和区位商，以江苏为例对不同来源的FDI基尼系数和13个城市吸引FDI的区位商进行了测算。
随着FDI对我国工业集聚的影响加深，国内学者对FDI对我国工业集聚影响给予关注。梁琦（2003）首次研究了FDI集聚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张俊妮和陈玉宇（2006）运用条件Logit概率模型检验了产业集聚对区位吸引FDI的影响。冼国明和文东伟（2006）研究发现，自1985年以来，FDI对中国产业布局的影响和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强大和显著。徐康宁（2006）对FDI与产业集聚关系以及FDI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机理做了专门研究。赵果庆（2006）研究了FDI集聚我国主导产业群所产生的结构竞争力安全问题。然而，我国从产业和地区二维角度对FDI集聚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
很明显，学术界对FDI集聚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实证涉及FDI集聚对产业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研究方面涉及FDI集聚的成因与动力机制。然而，目前文献对FDI的产业和地区集聚及效应的研究仍不足，对于FDI集聚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又如何扩大产业级差等问题还没有一致意见。相比之下，对FDI集聚统计研究比较薄弱，主要用代表FDI集聚变量如人均FDI等在计量模型的显著性来判别FDI的显著性与效应。虽然学者们用集中度和基尼系数对FDI进行统计研究，但FDI集聚是否具有显著性仍未统计检验。我们正是要弥补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足，在理论上研究FDI产业集聚与空间集聚的互动机制和耦合集聚效应，并对FDI集聚分布规律进行理论探讨；同时，FDI产业集聚和空间集聚进行显著性检验和强度分级，最后对FDI产业双重集聚对内资产业的极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三 研究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是主导力量。中国发挥吸引FDI集聚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规模的FDI集聚。FDI双重集聚对我国产业集聚、东部差距扩大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观方面，FDI集聚在东部，中部尤其是西部分布较少，FDI不仅使东部转变成外向经济发展方式，中部与西部FDI不足，经济转型缓慢，产业结构难以优化，增长质量难以有效提升，而且区域发展差距还在扩大，西部发展滞后，给民族团结、地缘经济和国家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从产业层面看，FDI集聚第二产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但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核心技术，对我国产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产业对FDI产业核心技术有较大的依赖；同时，我国对跨国公司贸易有较大依赖，贸易依存度处在较高的水平，给我国产业安全带来严峻挑战。FDI的双重集聚导致我国产业结构难以调整，第三产业上升较慢，东部产业转移困难，西部大开发成效不佳，地区差距，尤其是东部与西部发展差距收敛不明显。
从地区看，制造业FDI集聚东部地区，提升了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建立起现代制造业体系，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转变，形成对FDI的高度依附，而中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FDI制造业集聚强度很弱，外向度较低，对自然资源更加依赖，增长路径难以改变。显然，制造业FDI集聚是加速地区差距扩大的一个关键变量。可以预见，如果不改变制造业的FDI集聚的空间格局，东西部差距扩大也难以抑制。因此，从空间角度，研究FDI集聚机理，深入探讨FDI难以向中西部转移的原因，具有理论价值。我国已相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并修改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但均未能促进FDI呈规模化地向中西部转移。这说明传统FDI区位研究以及所提供的政策建议效果不明显。鉴于此，我们研究FDI空间集聚结构对调节我国FDI的分布改变，激励FDI向中西部流动，参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实际价值。
从产业层面，FDI集聚我国高端制造业，带动了我国制造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结构竞争力的提升。但是，跨国公司控制着大部分核心技术，使我国制造业对跨国公司核心技术形成过度依赖，导致我国核心技术能力的边缘化倾向，这在中国汽车行业、电子产业比较突出。FDI集聚在我国高端制造业，带动了我国制造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竞争力的提升。因此，研究FDI产业集聚对认识FDI集聚的产业结构升级机理和FDI在华战略具有理论意义，同时对我国产业安全防范、产业与结构竞争力提升具有应用价值。
从目前的研究看，既有参数估计，又有非参数估计；既有针对地区产业集聚的次区域研究，也有针对产业的地区分布集聚的县域大空间研究。但是，FDI产业集聚是否显著，FDI产业集聚与当地产业集聚如何相互影响，哪些地区是FDI促进型产业集聚，哪些地区是原发型产业集聚，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对我国国际竞争力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对我国FDI双重集聚的理论探索、检验、实证，尤其是进一步对FDI集聚转化效应进行深入研究，对地区差距收敛及产业结构提升均不失实际意义。同时，从FDI集聚角度研究中国地区差距扩大、地缘经济安全以及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安全具有现实意义。
此外，FDI集聚与产业集聚均有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关注，产生一系列成果。然而，对于集聚强度的统计评价还不能进行显著性检验，也不能对集聚强度进行分级。一般来说，产业集聚指数不适用FDI集聚评价，因此需要寻找一种FDI集聚的测量方法。而在国际上，还没有一种产业集聚指数可以进行显著性检验，中国FDI产业及地区集聚在统计是否显著尚未得到全面检验。因此，对中国FDI集聚进一步测定和进行显著性检验有实际意义，对中国工业与地区工业的集聚类型进行划分也具有理论意义。
第二节 内容体系
一 对象
产业是区域的产业，产业集聚的交叉性和梯度性比较明显。FDI是一种产业资本。FDI进入东道国后，与当地资源如人力资源、资本等形成生产函数，FDI的产业化就形成了FDI产业。在我国统计中，工业产业系统可以分成FDI产业（三资产业）系统和内资产业系统。而FDI产业系统既具有产业分布特点，又有空间分布特点。因此，作为中观层次FDI产业的空间分布与集聚是FDI双重集聚效应的交点。
FDI集聚既对产业结构效率有影响，又对空间差距扩大有影响，FDI集聚具有的双重效应（图1-1）。FDI集聚效应大小与产业区位、产业链上位置有较大关系。对于低端产业，其资源比较密集，能耗大，附加值低，关联效应较差。而位于价值链高端产业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强，FDI产业容易找到合作的对象与配套能力，而且高端产业的附加值较高，因而对FDI集聚有较强的吸引力。对于区域来说，如果区域发展水平越高，那么其产业结构越先进，高端产业集聚强度越高，教育水平及基础设施比较发达，外部化资源也越丰富，对高端FDI产业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反之，区域发展水平低，产业配套能力低，对FDI吸收能力也低。FDI产业入驻后其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对当地文化价值体系进行了改造，对技术进步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反馈机制。因此，不同区域的FDI集聚效应存在较大差距，对区域增长质量、增长方式及发展有不同的影响。
图1-1 产业竞争力的区域与产业作用力
显然，FDI集聚的双重效应是以区位和产业为基础的。也就是说，FDI集聚效应是由空间区位集聚和产业链环节集聚共同决定的。据图1-1，可以从区位与产业的角度对FDI进行二维组合分析。FDI集聚效应取决于区位比较优势，同时还取决于产业结构先进性，而集聚强度也取决于产业结构高度及产业强弱。FDI产业集聚效应同时要以FDI进入的区位和产业链位置为基础。只有在区域与产业交叉、产业与产业交叉的两个层次中，FDI集聚效应才得到完整的体现。同时，以FDI集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在全景式的分析矩阵中，任何一个分析对象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坐标。
FDI集聚效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般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由此，FDI在国家层面的集聚效应、中观层次的区域与产业集聚效应、企业集群之间存在多层次的交互作用。由于FDI集聚的双重性导致了FDI集聚的复杂性，很难实现在一个模型中估计FDI集聚效应，只能分别从不同维度的计量模型中进行估计，因此也只有分别研究空间与产业维度FDI集聚效应，才能全面揭示FDI双重集聚的合成效应。
理论上，产业集聚可分为产业集群式集聚与非集群式集聚。产业集群式集聚属于高级集聚，一个产业能发展成为产业集群式集聚需要具有一些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Steinle和Schiele（2002）认为，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包括生产过程的可分性和产品可运输性；充分条件包括产品具有很长的产业链、产品具有多个组成部件、具有网络创新和市场是易变动的。以此观点，产业集群式集聚有严格条件，而产品可分性和产业链长短是关键。按统计部门使用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B类采掘业有5个，C类制造业有30个，D类电水汽有3个（见表1-1）。其中，B类和D类产业是不可分性产业，而C类随序列号上升，生产制造过程以及产品的可分性更明显，产业链更长，以此，我们把C类工业分为CL类低端制造业（C13—C33）和CH类高端制造业（C34—C43）。这样，B类、CL类和D类统称低端产业，它们只可以发生不可分性集聚，即非集群式集聚。以此对应，可把FDI产业和内资产业分别分成四类，以深刻揭示FDI双重集聚及效应。
表1-1 工业产业及代码
续表
二 方法
FDI集聚效应是比较复杂的，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有显性效应和隐性效应，有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用数学模型表现FDI集聚效应是比较困难的，但对其定量研究又是必要的。因此，只有多方面、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才能揭示FDI双重集聚与效应。
1.计量经济学方法
FDI集聚效应，是指FDI在特定的区域或产业集中对FDI本身带来的影响，以及通过相互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示范效应、溢出效应等对当地产业集聚产生影响。对于FDI集聚效应估计采用三种方法：（1）利用FDI集聚的指标，在产业关联面板数据和空间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中对FDI产业集聚效应进行估计。（2）应用空间计量学对FDI产业空间集聚结构和集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3）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PSTR）估计FDI集聚对产业结构与地区结构形成中的转换效应进行估计。
2.统计学方法
目前，国内对产业集聚度的测量普遍应用国外指标如Gini系数、Hoover系数、Ellison和Glaeser指数、Devereux和Simpson集聚指数等，这些指标都不能进行显著性检验，而且大部分产业集聚指标不适宜对FDI集聚强度进行测量。我们在前期成果基础上，根据FDI及其产业的分布特点和集聚机理，用普适性集聚指数（赵果庆，2009）对FDI的产业集聚与空间集聚进行统计检验；同时，打破三次产业界限，根据产业在生命周期中的位置，建立识别先导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劣势产业的统计指标体系，以主导产业更替为主线，明确产业升级方向，通过计算FDI产业在不同产业群的参与度，分析FDI集聚对产业升级机理和产业安全的影响。
3.种群动力学
种群生态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动力学方法（微分方程）应用最为广泛、发展最为成熟的领域。两个种群相互作用的互利、竞争和捕食关系已得到比较充分的研究。80年来，Lotka-Volterra模型描述的生态动力系统吸引众多数学家、数学生态学家、生态学家、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用各自熟悉的方法研究两个种群相互作用系统，至今对两个种群相互作用数学模型的研究经久不衰，尤其是两个种群长期共存、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的条件和演化机制已有较广的应用。
FDI产业与内资产业集聚体形成种群生态系统。FDI产业作为一个外来种群，它改变了内资产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同时，FDI产业给内资产业带来溢出效应和分工效应。究竟FDI产业与内资产业集聚之间产生何种作用，集聚体如何演化。这些问题只有借用种群生态学理论的数学模型才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三 结构
以双重集聚的视角分析FDI对中国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其复杂性不仅来源于FDI产业双重集聚的复杂性，更来自两者相互作用关系的复杂性。从目前的研究看，还没有一个可资借鉴或可供实证的理论，也没有一种清晰的研究思路或分析框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FDI产业双重集聚及以此产生的双重效应为核心形成本书的内容体系。
（1）导论。从FDI地区分布与产业分布提出FDI双重集聚问题，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评论，提出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意义；从对象界定、研究方法选择和逻辑联系中构建写作框架。
（2）中国FDI双重集聚的统计检验与效应。无论FDI双重集聚，还是FDI产业双重集聚是否显著还均没有得到检验。为此，我们一方面应用普适性集聚指对FDI及FDI产业进行地区与产业双重集聚显著性检验；另一方面是以分形维数作为集聚指数对FDI产业集聚强度进行测度，并探索FDI产业集聚分布机理；最后，从统计角度，初步分析FDI双重集聚效应。
（3）中国FDI的产业集聚与工业结构升级效应。在产业层面上，我国70%的FDI集聚于工业，形成FDI产业体系。这种情况下，FDI是否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取决于FDI集聚产业在工业体系中的地位和性质。一般而言，如果FDI集聚产业代表产业结构演化的方向，那么FDI集聚就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整体上对工业结构竞争力起提升作用。我们基于主导产业理论，建立识别主导产业、先导产业、支柱产业和劣势产业的指标体系，通过测算揭示FDI产业集聚机理及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从而进一步分析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竞争力所构成的安全风险。
（4）中国FDI的空间集聚与地区差距效应。FDI空间集聚是我国FDI 及FDI产业分布的重要特征。我国86%以上的FDI集聚于东部，中部、西部分布极少。这种集聚分布对我国东部与西部差距扩大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也始终没有改变FDI的分布格局。国内外学者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没有一致看法。为此，本章以空间计量方法研究FDI与其产业集聚分布结构，并以汽车产业为案例，分析FDI空间集聚的空间极化效应。
（5）中国FDI产业集聚溢出与产业增长。利用FDI溢出效应是吸引FDI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技术缺口具有约束效应，产业异质性也具有溢出渠道的约束效应。汽车制造业是FDI集聚较多的产业，也是我国“市场换技术”代表性产业，但溢出效应却受到质疑。同时，FDI的前向、后向和产业内水平溢出还没有得到全面验证。因此，本书从异质性角度，从多渠道、多所有制和多产业对FDI集聚溢出效应进行全面检验，并对FDI汽车制造业集聚溢出效应进行估计。
（6）中国FDI产业与内资产业集聚模式。一般来说，FDI集聚会促进当地产业集聚，但FDI产业作为外来产业种群与当地产业集聚会有不同的模式发生，如竞争集聚、双赢集聚、单赢集聚等，也有可能是两者没有关系。因此，地区FDI产业与内资产业集聚关系还需检验。FDI产业与当地产业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尚需进一步识别。本书从静态的统计和动态的种群动力学角度检验FDI产业与内资产业集聚关系，识别相互作用的集聚模式。
（7）中国FDI双重集聚与非线性转化效应。FDI的双重集聚导致了地区差距和产业极差扩大。但FDI集聚对双重差距的扩大可能是渐进的，也可能是突变的，地区或产业高体制与低体制之间可能还存在中间体制。这是由FDI产业集聚非线性转化效应来决定。FDI产业集聚的这种转化效应是否存在门槛约束，是否具有非线性平滑转化机制。本书就是应用非线性平滑转化面板（PSTR）模型对FDI产业集聚的转化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8）结论与含义。综合各部分研究，本书从地区经济安全角度提出FDI向中西转移政策、区域政策调整与建立区域合作新机制和导向政策，并从产业安全角度提出在FDI双重集聚下中国产业自主创新与核心竞争力培育措施。
[1]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