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集聚是随处可见的自然现象。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人类的经济活动也显示出一定的集聚特征，尤其是产业的发展往往集聚于特定的区域。经济活动的集聚导致位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一国以内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人口和企业的空间集聚是经济地理的最显著特征（Krugman，1991）。集聚产生了城市及城市群，集聚产生了产业区与产业带。经济活动的集聚，已成为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杜能开始，集聚现象就受到经济学关注，以至于产生了集聚经济学。
产业空间集聚是经济集聚的核心。20世纪20年代，韦伯（A.Weber）和马歇尔（A.Marshall）就已高度关注产业集聚问题，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此后产业集聚逐渐成为新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差异学说揭示了资源禀赋和相对生产率的差异怎样影响专业化、地域分工和贸易，解释了空间异质性对产业地理集中和地域分工形成的影响。克鲁格曼认为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市场需求三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产业地理集中。马歇尔认为规模外部经济是导致企业空间相邻的原因。韦伯解释了节约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具有相互投入产出关联的企业通过区位调整而趋于集聚。熊彼特从创新的角度解释了企业为追求创新导致企业间的集聚。20世纪90年代，波特从企业竞争力角度提出了解释产业集聚现象的“钻石理论”，引起了产业集聚理论研究的第三次高潮，使产业集聚问题迅速受到各国学术界和政府的极大关注。英国跨国公司理论家邓宁（J.Dunning）1993年将“跨国公司商务活动”（MBA）、2003年进一步将“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引入波特“钻石”模型中，对波特“钻石”模型进行了扩展，后来被学术界称为Porter-Dunning理论模型。这个模型成为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影响产业集聚的基础模型。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产业布局遵循的是政府计划指令性的均衡生产力布局原则，各地区产业结构雷同，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产业结构，产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市场集中度低、产品质量低、创新度低，生产率低；同时，由于重复建厂，资源配置效率低，浪费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市场对产业资源的作用逐渐增强，这使产业要素流动性增强，寻找到最佳的区位，产业比较优势发生重构，便形成了产业集聚的现象，并在集聚的过程中使我国产业能力和竞争力得到提升，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产业集聚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产业和区域经济获得竞争优势和经济效率的重要源泉，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政府适当的公共政策的支持和引导，有助于弥补市场失灵，促进产业集聚的健康持续发展。产业集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单纯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将不足以使产业持续集聚，地区在承接外部转入产业以集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时，要注重培育产业配套能力，鼓励企业创新，通过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组织，改善产业集中度过低的状态，实现企业专业化与产业规模化。
从世界范围内看，我国产业集聚具有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我国产业集聚受FDI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规模的FDI。从1999年起，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FDI区位分布为东部多、中西部少，不仅呈“东高西低”的格局，而且在东部地区内部的分布也不平衡，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是FDI的主要集聚区。另外，FDI主要集聚在我国高端制造业。一般来说，FDI是一种“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Johnson，1972）。引进FDI，实质上是引进一种先进的生产函数，以改造当地产业生产函数，同时，产业化的FDI形成FDI产业。于是，FDI作为产业集聚的领导者，它的集聚不仅增强了集聚制造能力，而且提升了我国产业结构。我们的研究证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区位分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部分制造业已经向沿海地区转移与集聚。这其中FDI起到催化剂作用。FDI的地区与产业的两股集聚合力导致东部在集聚经济上的优势日益增强，极化效应产生了“中心—外围”结构，最终造成了东部和中西部发展差距和产业极差扩大。自然，未来一段时期，中西部地区应抓住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改善本地投资环境，吸引来自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FDI产业的进入，大力发展本地产业集聚经济并缩小沿海和内地的产业集聚能力差异。
很明显，FDI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是一对矛盾。FDI的集聚效应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方式、质量和效率产生越来越重大影响；同时也会对地区差距扩大产生负面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演化和引进FDI历程具有同步性。我国要改变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的非收敛态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面临FDI集聚极化效应的挑战。它意味着，我国政府必将FDI集聚与地区差距收敛之间作出合理选择，但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FDI集聚效应与地区差距收敛之间实现均衡的中间道路。
虽然目前的FDI集聚不利于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抵消了部分区域政策效应，使中西部地区处于不利地位，对传统的产业发展方式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但中西部地区还是应该积极营造FDI集聚环境，利用FDI集聚效应，发展适合本地区的产业集聚，如优势资源产业和传统加工业，同时还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从我国东部经验看，FDI集聚与制造业集聚间存在正相关关系。FDI促进了东部制造业集聚体的形成，提高了当地制造业集聚水平；同时，当地产业集聚也成为吸引FDI流入并形成集聚的重要因素。这两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一个地区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应该为产业自主创新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制造业集聚的优化升级，防止由于FDI集聚带来的产业核心技术“空洞化”；而中西部地区则应该抓住有利时机，改善本地投资软硬环境，更重要的是吸引东部FDI产业二次转移，大力发展本地产业集聚，以缩小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许是基于这一考虑，从1999年开始，中央政府逐步实施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区域发展战略，近年来相继批准了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北海经济区等西部集聚发展战略，营造产业集聚区、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和配套能力集聚区，以产业集聚和政策共同诱导FDI向中西部集聚。
总之，FDI在我国空间与产业的双重集聚是经济全球化和生产国际化背景下的产物。FDI集聚我国东部导致东部在集聚经济上的优势。在FDI双重集聚效应下，我国要建立产业核心能力体系，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并在这一转变中努力促进FDI向中西部转移，实现中国地区差距的缩小，实现包容性发展，建立和谐社会，也可能是中国梦的主旋律和最强音。对我国来说，中国FDI集聚与效应是一个长期性的重要研究课题，如果本书能为同仁研究有所参考和启迪，那么我们将备感欣慰！
赵果庆
于云南财经大学康园
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