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赋役是赋税与徭役的合称，前者指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而无偿地、强制地向民众征收的货币和实物的总称，[1]后者指政府强迫民众负担的无偿劳动，包括兵役、劳役和杂役。[2]尽管赋税征收的对象是物，徭役征调的对象是人，但是，二者的界限有时十分模糊，主要表现是可以交纳财物代替服役。为了履行其职能，国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收入作后盾，征调赋役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马克思曾将其概括为：“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3]国家是赋役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国家政权的存在依赖于赋役的征收，马克思曾将赋税与国家的关系精辟地概括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4]
一 选题意义
赋税和徭役是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研究赋役制度是打开亚述国家之谜的一把锁钥。一方面，赋役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有助于深入了解其经济结构。赋役的征收不仅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寡，而且关系到民众负担的轻重，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赋役制度是国家财经制度的重要内容，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自然有利于进一步全面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赋役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民众进行的强制和无偿的索取，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有助于认识其政治结构。赋役的征收不仅影响和制约国家机构的运转效率，而且关乎民众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进而影响国家的盛衰。赋役制度是联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纽带，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把其政治制度置于牢固的经济基础之上，对正确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国家运转机制及其发展演变有重要意义。
赋役制度因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变革而演变，追溯亚述赋役制度发展变化的过程有助于加深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发展演变历程的认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先后出现以城市为主体的城邦、囊括两河流域局部地区的区域性国家和跨地区的帝国三种国家形态，亚述是该文明区唯一经历三种国家形态的政权，因此，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及其发展演变过程，不但有助于认识古代两河流域经济制度的变革，而且会促进该地区政治制度演变的了解。亚述文明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的缩影，既体现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共性，又呈现出迥异于其他地区文明的特性，因而，从剖析亚述的赋役制度入手解读亚述文明还有助于加深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认识。
亚述赋税制度研究属于早期文明史的研究内容，但是，如果从“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现代史学观念出发的话，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现代文明也具有重要意义。从问题史学的理念入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研究古代文明，比如亚述的赋税制度，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文明，即对现代文明的产生、成长和成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亚述赋役制度研究可以得到许多来自于历史本身的启示，从而为更有效地全面发展现代文明提供历史经验。
二 研究综述
赋役制度是亚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有关亚述赋役制度的论著不胜枚举，大致可以分为涉及多项赋役制度的研究与涉及某一项赋役制度的研究两大类，其中后一类研究又可细分为涉及农业税、附属国的贡赋、关税、徭役、神灵的供品和赋役的豁免六种制度的研究。
（一）涉及多项赋役制度的研究
亚述赋役制度种类繁多，多位学者的论著涉及不止一项赋役制度，其中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亚述学教授波斯特盖特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的多部论著关注亚述的多项赋役制度。波斯特盖特在解析新亚述时期国王的赏赐敕令时，曾简介相关文献提及的nusāhē税[5]、šibšu税、
ibtu税、bitqu税等税赋以及ilku义务等徭役。[6]在此基础上，波斯特盖特编辑整理了三百余篇涉及赋役制度的楔形文字文献，出版《亚述帝国的课税与征召》一书，系统地考察了新亚述时期的bitqu税、ilku义务、iškāru义务、maddattu贡赋、miksu税、nāmurtu贡赋、
ibtu税、nusāhē义务、šibšu税等十余种赋役制度。[7]尽管《亚述帝国的课税与征召》出版已达40年，但是，该书仍然是对新亚述时期赋役制度最深入、最全面的剖析，奠定了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基础。后来，波斯特盖特在考察新亚述时期的经济结构时，既介绍了ilku义务和手工业者的iškāru义务等徭役，又提到了šibšu税和nusāhē税等种植业税，还涉及对外贸易的miksu税。[8]另外，波斯特盖特在考察公元前1000年代前期亚述的土地保有与开发状况时，曾提及与土地保有有关的šibšu税、nusāhē税、ilku义务及其豁免情况。[9]其他学者的论著也涉及亚述的多种赋役制度。例如，帕克研读亚述都城卡尔胡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概述了新亚述时期民众负担的税收和劳役。[10]贝德福德在考察亚述帝国的发展动力时，强调了各种赋税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促进作用。[11]法伊斯特在考察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亚述的长途贸易时，不但介绍了与之有关的miksu税，而且提到了附属国进献的maddattu贡赋和nāmurtu贡赋。[12]费尔斯在考察新亚述的历史沿革和行政管理时，不仅考察了šibšu税、nusāhē税和miksu税等税赋的征收情况，而且观察了ilku义务等徭役的摊派情况。[13]拉德纳在分析新亚述时期的法律制度时，曾述及亚述的šibšu税、nusāhē税等税赋和ilku义务。[14]
（二）涉及单项赋役制度的研究
1.涉及农业税的研究
农业税是亚述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位亚述学家的研究涉及亚述的农业税。种植业税与土地保有有关，埃利斯在考察古代两河流域的土地保有状况时，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的šibšu税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15]亚斯在研究两河流域北部的土地保有状况时，介绍了亚述有关文献提及的nusāhē税和šibšu税。[16]山田成夫在考察新亚述帝国边境的商业据点（kāru）时，曾提及新亚述时期的miksu税涵盖nusāhē税和šibšu税等种植业税。[17]此外，丹达马耶夫在探讨新巴比伦时期的
ibtu税官时，提到了新亚述时期的牲畜税
ibtu税。[18]
2.有关贡赋的研究
交纳贡赋是附属国对宗主国应尽的重要义务，亚述的贡赋制度引起了多位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在提及亚述的文献或其附属国的情况，均注意到附属国交纳贡赋的情况。例如，约翰斯在介绍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法律文本、契约和书信时，关注到亚述的附属国交纳贡赋的情况；[19]科根在分析亚述对犹大和以色列的掠夺时，曾论及亚述向附属国摊派的贡赋；[20]扎卡尼尼在追溯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贡赋制度的渊源时，曾涉及亚述征收贡赋的情况；[21]利韦拉尼在梳理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时期王室铭文中的地理信息时，还考察了亚述帝国西部的附属国交纳贡赋的情况；[22]塔德莫尔在编译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王室铭文时，还整理了进献贡赋的西部附属国清单；[23]真蒂利在分析亚述帝国宫廷的财物分配状况时，曾涉及从附属国征收的多种贡品。[24]通过比较苏美尔—巴比伦尼亚与埃及的贡赋制度，马丁界定了亚述贡赋的一些基本概念，奠定了贡赋制度研究的基础。[25]一些学者曾关注交纳贡赋的意义和作用。例如，贝尔研究了浮雕等直观材料上描绘的附属国进献贡赋的情景，指出缴纳贡赋是被征服地区臣服的重要标志；[26]苏联学者扬科夫斯卡在梳理亚述的王室铭文提及的贡赋和战利品时，指出亚述凭借武力取得的霸权支配了西亚北非地区的物资交换，征收贡赋取代贸易成为该地区物资交换的主要方式。[27]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还将亚述的贡赋进行了分类。例如，埃拉特开创性地将亚述的贡赋分为“投降贡赋”（tribute of submission）和“年度贡赋”（annual tribute）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普通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后者多为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并指出贡赋的征收与战利品的掠夺是造成亚述帝国西部地区经济凋敝、人口稀疏的重要原因；[28]山田成夫在研究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时期亚述帝国的建构过程时，将亚述向附属国征收的贡赋分为“现场贡赋”（spot tribute）和“年度贡赋”（annual tribute），并提出征收贡赋、掠夺战利品是亚述军事扩张的根本目标之一。[29]
3.提及关税的研究
对外贸易是亚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税负也受到亚述学家的关注。古亚述以对外贸易而闻名，关税是其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有关学者在论及古亚述时期的对外贸易或相关文献时多提及其税负。例如，莱维在分析古亚述时期的各种制度时，曾论及亚述商人交纳的waītum税和išratum税等税负；[30]拉森在介绍古亚述时期商队的运作时，提到了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需负担的nishatum税、šaddu’âtum税和waītum税等税负；[31]奥林在考察卡帕多西亚地区亚述商业据点的基本状况时，曾述及阿淑尔商人负担的nishatum税、šaddu’âtum税和išratum税等税负；[32]韦恩霍夫在全面评估古亚述时期的对外贸易时，waītum税和šaddu’âtum税等税赋也在其考察之列；[33]德克森在研究古亚述商业据点的管理机构时，曾提及名年官和商业据点的书吏等人员征收waītum税、šaddu’âtum税和išratum税等税赋的情况[34]；斯特拉特福德在介绍阿淑尔商人沙里姆-阿胡姆的商业活动时，曾提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经商的阿淑尔商人需要负担的多种税负；[35]罗森在分析古亚述时期的契约时，曾注意到有关文献涉及的išratum税和šaddū’utum税等税负。[36]一些学者在介绍新亚述时期的商业活动时，也涉及商业税的征收情况。例如，埃拉特在考察两河流域帝国阶段腓尼基人的陆路贸易时，曾提到亚述在附属国设置商业据点征收miksu税的情况；[37]金泰勋在剖析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亚述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埃及的政治经济关系时，注意到亚述在相关地区征收关税的情况。此外，埃利斯在追溯古代两河流域表示关税术语（miksu）的发展演变的历程时，提出该词在古巴比伦时期可以指农业和商业方面的税收，而在新亚述时期则仅仅指对外贸易方面的税负。[38]
4.论及徭役制度的研究
徭役是国家获得兵员和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多位学者的论著涉及亚述的徭役制度。许多学者注意到ilku义务是亚述最重要的徭役，强调该义务与土地保有有关。例如，波斯特盖特在考察中亚述时期的土地保有制度时，明确指出中亚述时期的ilku义务与保有土地之间的关联，并强调兵役是其重要内容；[39]波斯特盖特再次辨析中亚述时期的ilku义务与土地保有权的关系时，重申中亚述时期的ilku义务是一种与土地保有权有关的兵役义务，并指出该义务可以通过缴纳财物来代替服役；[40]拉德纳在分析新亚述时期的土地保有状况时，指出土地保有者需要负担ilku义务；[41]迈德曼在剖析努兹地区的文献及其史料价值时，分析了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ilku义务的性质及其与不动产的关系。[42]一些学者关注了ilku义务与军队的关系。例如，波斯特盖特在研究扎穆阿行省的军队时，提出履行ilku义务的“国王的士兵”（ābšarri）既可以执行作战任务，也可以参加公共工程建设；[43]马蒂拉在介绍新亚述时期的朝廷高官麾下军队的来源时，断定行省军队主要是由履行ilku义务的人组成的。[44]普法伊费尔在分析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ilku义务时，将其称为封建制度，并指出它主要指强迫劳动。[45]还有学者介绍了亚述其他类别的徭役。例如，西莫•帕尔波拉在介绍新亚述时期遍及全国的交通网时，还论及御道上驿站的服务（kalliu）；[46]德勒在考察新亚述时期的商业借贷关系时，曾分析与商业代理人有关的iškāru义务；[47]拉根在研究新巴比伦时期的širku义务时，还涉及新亚述时期的iškāru义务，并称其为一种手工业者和牧人负担的税收。[48]
5.涉及神灵供品的研究
亚述的神灵也具有人类一样的需求，奉献神灵的供品引起多位亚述学家的兴趣。学者们在介绍亚述神灵的情况时，多提及献给神灵的供品。例如，范-德里尔在研究祭祀阿淑尔神的仪式时，谈到了奉献该神的各种供品；[49]波斯特盖特在给门策尔的专著《亚述神庙》撰写的书评中，解释了奉献神灵的rēštu供品的相关情况；[50]兰伯特在介绍古代两河流域人向神灵奉献的食物和饮料时，也提到了新亚述时期向神灵奉献的供品；[51]马克在比较新亚述时期的预言与希伯来圣经时，也涉及亚述国王向神灵奉献的供品；[52]若尔瑙伊在分析女神伊什塔尔的职能时，曾提及奉献给该女神的供品清单；[53]比德米德在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宗教的连续性与王权合法性的关系时，介绍了亚述的供品清单和“阿基图节”期间奉献神灵的供品。[54]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亚述神灵供品的交纳方式。例如，科根在考察亚述帝国的统治策略与宗教的关系时，提到了国王向神灵奉献的供品及其向征服地区摊派的情况；[55]门策尔在介绍亚述神庙的祭祀仪式、组织管理和人员构成时，多次提及奉献神灵的各种供品；[56]霍洛韦在分析宗教在亚述帝国的地位和作用时，介绍了行省总督、朝廷高官和被征服地区统治者向阿淑尔神奉献供品的情况，并提出交纳供品是他们顺从阿淑尔神和国王的一种表现形式；[57]史蒂文斯在论证耶路撒冷神庙的经济角色时，曾提及亚述奉献神灵的hamussu供品；[58]波特在分析古代两河流域神灵的性质时，曾述及亚述向神灵奉献的immeru dariu供品、ginû供品和sattukku供品等供品；[59]苏乔曼在剖析中亚述时期哈尼伽尔巴特与阿拉米人崛起时，介绍了中亚述行省向神庙奉献的供品；[60]加斯帕在还原中亚述时期的供品情况时，研究了ginû供品的交纳方式。[61]
6.有关赋役豁免的研究
赋役的豁免是赋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位学者的论著涉及亚述的赋役豁免情况。一些学者介绍了亚述各类赋役豁免的基本情况。例如，萨格斯在诠释所谓的“阿淑尔宪章”（Aššur Charter）时，揭示了萨尔贡二世豁免阿淑尔城居民赋役的情况；[62]哈诺赫•雷维夫在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城市的kidinnu特权时，也注意到亚述国王豁免有关城市居民赋役的情况；[63]摩西•魏因费尔德在研究古代以色列与古代西亚北非地区的社会公正时，提到了亚述帝国国王豁免有关人员的地产和城市居民赋役的情况。[64]一些学者还论及赋役豁免的目的与动机。例如，比德米德在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宗教的连续性与王权合法性的关系时，还指出亚述国王赐予许多城市免赋役的kidinnu特权，以换取城市居民的支持；[65]拉根在研究新巴比伦时期的širku义务时，也注意到新亚述诸王通过慷慨的赏赐和豁免赋役来赢得神职人员拥戴的情况；[66]笔者在辨别亚述帝国的“拉科苏”（raksu）士兵的身份时，提出豁免赋役是亚述获得常备军的一种途径。[67]
综上所述，无论是涉及多项赋役制度的研究，还是关注单项赋役制度的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亚述赋役制度的不同方面，有关学者的真知灼见奠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课题的基础。然而，尽管涉及亚述赋役制度的论著为数不少，但是，除了波斯特盖特等学者的少数论著外，大多数研究成果属于探讨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及，而非系统的专门研究。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尚有一些需要完善之处：第一，以往的研究涉及新亚述时期的赋役制度相对较多而且深入，而对古亚述时期和中亚述时期的赋役制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我们需要打破时间界限以追溯各项赋役制度发展演变的历程；第二，以前的研究考察了亚述的许多种赋役制度，但仍有一些赋役制度，诸如神灵的供品、贡赋制度中的biltu贡赋、igisû贡赋、古亚述时期关税中的išratum税、šaddu’âtum税和waītum税、新亚述时期兵役中的dikûtmāti义务、劳役中的tupšikku义务、与iškāru有关的劳动以及kalliu义务等均未曾被系统地研究过，因此，我们要扩展研究对象以全面地评估亚述的赋役制度。
三 研究方法
史论结合的方法。本书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把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置于古代两河流域及亚述自身历史发展的逻辑中，从而探讨赋役制度本身的内容及其特点与规律。其一，从历时性的角度进行探讨。亚述的赋役制度随其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只有将其放到亚述自身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来分析探讨，才能准确把握其产生与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规律。其二，从共时性的角度进行探讨。亚述在发展过程中深受两河流域其他地区的影响与启发，尤其是该地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属于后进区域，南部的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刺激了亚述相关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必须置于视野辽阔的两河流域历史发展进程中，以考察更为丰富广泛的地域文明的特点，同时还要总结古代两河流域赋役制度的普遍规律。本书不仅要追溯亚述赋役制度自身发展历史演变的历程，而且要探讨其产生与发展演变的历史背景，使赋役制度与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紧密结合起来，用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来探讨亚述的赋役制度。
文献研究的方法。亚述赋役制度属于亚述学研究的范畴，该学科是一门通过释读相关楔形文字文献来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学科，解读相关的楔形文字文本文献是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两河流域发掘的楔形文字泥板多达数十万，涉及亚述历史的文献数以万计，从中筛选出与亚述赋役制度有关的文献是本研究最为基础的工作。古代两河流域的绝大多数楔形文字文本文献没有经过古代学者的编辑，基本术语也没有经过后世学者的训诂，甄别史料是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重要任务。亚述没有留下关于征调赋役的成文法律，梳理各类涉及赋役制度的文献是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主要目标。因此，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基础是文献的考证，即对史料进行批判，通过内证和外证以及史料相互印证来选取可信、合适的材料。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文献一般书写在易于破碎的泥板上，大多残缺难辨，研究者需要利用语言学知识修复破损文献，借助考古学信息确定文献的类别，因此，本研究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只有对相关史料进行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对相关知识进行综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融合、提炼，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这一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深入研究需要一种正确的历史理论的指导，将多种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材料有机地统一于赋役制度研究之中，以彰显这一研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性。显然，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对于本研究具有明显的指导作用。
鉴古知今与以今律古的历史问题意识。不言而喻，一切历史问题研究的开端都是从提出问题开始，对于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自然也需要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只有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使具体的历史研究同现代的历史发展进程结合起来，从而体现出历史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借鉴作用。从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出发，从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需要入手，着眼于中外历史发展的趋向，将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置于宏观而具体的视域中，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其结果必然会促进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其本身的学术意义之外，更具有穿越时空的普遍意义。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说：“要深入认识今天的中国，就不能不深入认识今天的世界；要深入认识今天的世界，就不能不深入认识近代及中古之世界；要深入认识近代及中古之世界，就不能不深入认识古代之世界。这仍然是从当代的中国人出发，但又是一条思路，一条今日中国人必不可少的思路。所以，如果只看事情的一面，那么世界古代文明史就是遥远而无足轻重的；如果追寻事情的总体，那么世界古代文明史就是虽远犹近而不能不深研的了。”[68]这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目的，也是最为深远的学术研究意义之所在，更为本人进行研究所坚持的最为基本的方法论之所在。
四 难点问题
赋役的征调一般是固定的，通常由国家的法律或国王的敕令来确定，亚述恰恰缺乏规定赋役征调的法令。古代两河流域以编纂卷帙浩繁的成文法典而闻名，但是，亚述却没有留下有价值的成文法，残存的古亚述时期法典性质泥板只涉及商业据点的审判程序，中亚述法典的残片规范了土地所有权、债务、债务奴隶、妇女的行为规范和物品的质押等方面的问题，新亚述时期则没有留下成文法。因此，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只能依据间接的资料，需要把各种材料进行互证。学术界在有限的材料上对赋税制度的争议较大：一方面，学界对这些材料的认读不一，自然无法从这些材料的研究上得出为学界所认同的结论；另一方面，即使学者们对一些材料的认读较为一致，但学者们对其解读的结果往往差别很大。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搜集、整理材料，直接材料的缺乏增加了本研究的难度。
赋役制度是亚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众所周知，学界对早期文明和国家研究的重点在于政治和文化领域，事实上，在这些领域，学术成果也很突出。在经济问题领域，特别是具体国家的经济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造成了人们对具体而实在的早期国家的经济状况的认识一直处于较为模糊的状态，这一切都严重制约了人们对早期国家历史内容的深入了解。由于基本没有直接的材料，亚述赋役制度研究的基础更为薄弱，大大增加了本研究的难度。
亚述赋役制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研究课题，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一方面，研究亚述的赋役制度需要追溯其词源，往往涉及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词义的判断，这需要研究者具有丰富的亚述学知识。另一方面，亚述赋役制度属于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和评判亚述赋役制度的内容与规律需要大量经济学知识。亚述学与经济学是两个差别很大的学科，综合运用两个学科的知识也增加了本研究的难度。
五 基本思路
赋役制度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密切相关，不介绍亚述的基本情况，将无法解释其赋役制度。尤其是，亚述学在我国属于一门新兴学科，迄今为止尚未出版过一部系统地介绍亚述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专著[69]，因此，本书不但专门用一章宏观地介绍亚述的概况，而且在探讨各项赋役制度时还要介绍更具体的历史背景。
亚述的政治结构比较复杂，经济类型具有多样性，因此其赋役制度种类繁多。亚述控制的区域分为直接管理的行省和间接管理的附属国两大类，它们对国家经济的义务是不同的，其中行省需要负担税赋，而附属国必须进献贡赋。神灵在亚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神灵的供品也是国家赋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亚述的经济分为农业、商业等不同的生产部门，不同的生产部门需要负担不同的税赋。除了征收各种物资外，国家还需要征调劳动力服兵役、从事劳役。同时，赋役的豁免制度是伴随着赋役制度产生的，对赋役制度起补充和调节作用，也是赋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纳入考察的范畴。最后，在财政出现亏空和劳动力出现短缺时，亚述国王会临时开征税赋弥补缺口，临时征收的税赋也是亚述赋役制度的组成部分。简言之，亚述的赋役制度大致可分为行省的农业税、附属国的贡赋、关税、徭役、神灵的供品、赋役的豁免和新增的税赋七大类。
第一章介绍亚述的概况。首先界定了“阿淑尔之地”、“亚述腹地”和“亚述地区”三个地理范畴，并介绍了亚述本土的地形特征、气候特征和主要河流等地理概况，接着概述了亚述从史前文化时期、历经古亚述时期、中亚述时期到新亚述时期的发展脉络，最后，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王室铭文、法律文献、书信、管理档案和学术作品五类文本文献的时空分布、数量等可资利用的文本文献材料情况。
第二章探讨行省的农业税。首先介绍了亚述行省制度的发展演变和组织结构等基本情况，然后分别介绍了亚述的种植业税（šibšu税和nusāhē税）和养殖业税（ibtu税）等各类农业税的渊源、发展演变、主要内容、课征的对象、征收方式和税率等基本情况。
第三章分析附属国的贡赋。首先概述了亚述的附属国的独立性、亚述对附属国的管理和控制以及附属国对亚述的意义和作用等基本情况，然后分别介绍了亚述附属国和部落缴纳的正式贡赋（biltu贡赋和maddattu贡赋）和附带贡赋（nāmurtu贡赋和igisû贡赋）等各种贡赋的渊源与发展演变、贡品的构成、征收的对象和征收的方式等内容。
第四章研究对外贸易与关税。首先介绍古亚述时期、中亚述时期和新亚述时期等各个阶段亚述进行对外贸易的前提条件、贸易政策和贸易发展等基本情况；然后，考察了古亚述时期的出口税（wāītu税）、进口税（šaddū’utum税）、对铁等商品课征的税（išrātum税）三种税赋的渊源、征税机构、税率等基本情况以及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关税（miksu税）渊源、发展演变、征税机构和征税方式等情况。
第五章剖析人口与徭役。首先，分析了亚述人概念的演变、种族构成和社会结构等人口的基本情况，并估算了古亚述时期、中亚述时期和新亚述时期人口的规模；其次，在介绍亚述军队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dikûtmāti义务和ilku义务两种兵役义务的词源与发展演变、征召对象、服役的时间、服役的原则、征召的渠道，等等；最后，在介绍亚述的公共工程、国家机构与神庙的劳动、手工业者的义务以及驿站服务等劳动用工的基础上，考察了亚述的tupšikku义务、与iškāru有关的劳动以及kalliu义务三种劳役的词源与发展演变、劳动的内容、征召的对象与渠道，等等。
第六章讨论神灵崇拜与供品的名目。首先在介绍亚述万神殿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分析诸神在亚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生活状况；其次分别介绍亚述神灵的供品的统称（niqû供品）、日常供品（ginû供品和sattukku供品）、主要供物（immeru dariu供品、nindabû供品、zību供品和qutrīnu供品）和特殊供物（rēštu供品和hamussu供品）四类供品或供物的渊源与发展演变、征收的物品、征收的渠道与方式，等等。
第七章研究赋役的豁免情况。首先追溯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城市赋役豁免传统，分析了亚述城市赋役的豁免情形；其次概述中巴比伦时期地产赋役的豁免传统，剖析了亚述地产赋役的状况；最后在介绍“阿拉米”（Aramean）士兵、“拉科苏”士兵和“扎库”（zakkû）士兵三类军人及其家属享受免赋役的情况基础上，论述了士兵赋役的豁免与亚述帝国形成的关系。
第八章介绍了财政危机与新增税赋。通过介绍新亚述时期财物亏空和劳动力短缺状况来揭示新增课税bitqu税征收的历史背景，追溯了bitqu的词源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分析了bitqu税的内容、课征的对象与方式等。
在结语中，我们归纳和总结了亚述赋役制度的特点和规律。
[1]何盛明主编：《财经大辞典》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2页。
[2]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史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6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2页。
[5]本书中的阿卡德语单词一律用斜体，苏美尔语单词和语义符一律用正体。由于亚述的赋役名称很难译成汉语，加之，它们在不同时期差别较大，本书不按中国学术界的惯例译成汉语，而是按国际亚述学惯例只给其拉丁化形式。
[6]J.N.Postgate，Neo-Assyrian Royal Grant and Decrees，Rome：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1969，pp.9-16.
[7]J.N.Postgate，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in the Assyrian Empire，Rome：Biblical Institute Press，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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