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亚述概况

亚述是从底格里斯河中游河畔的阿淑尔城发展而来的西亚古国。阿淑尔（Aššur）既是亚述最初的都城（uru Aššurki）的名字，又是其国家保护神（d Aššur）之名，还是对亚述这个国家（kur Aššur或māt Aššur）及其民众（lúAššurû或lúAššurāyu）的称呼。[1]学术界习惯上将亚述最初的都城和国家的保护神称为“阿淑尔”（Aššur），而将其国家和民众分别称为“亚述”（Assyria）和“亚述人”（the Assyrians）。

第一节　地理概况

一　地理范畴

亚述的国土，即“阿淑尔之地”，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地理范畴。在亚述学研究的过程中，亚述学家还提出了“亚述腹地”和“亚述本土”两个地理概念，它们与“阿淑尔之地”既有显著的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因此，介绍亚述的地理范畴必须厘清上述三个地理概念。

1.“阿淑尔之地”

立国之初，亚述人并无明确的疆域概念，他们直接控制的区域局限于阿淑尔城及其周边的乡村。阿淑尔城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岸，坐落在马库尔山伸向底格里斯河的三角形支脉上。阿淑尔城的北面是易守难攻的悬崖峭壁，东北面和东面是奔腾不息的底格里斯河，西面是贾兹拉高原的延伸部分。据有关专家估计，阿淑尔城城区的面积大概不超过2平方公里。[2]由于材料的缺乏，其所辖乡村的面积目前尚无法确定。

公元前14世纪，亚述人形成了疆域概念，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阿淑尔之地”（mātd Aššur），意思是“阿淑尔神的土地”。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时期，“阿淑尔之地”首次出现在亚述文献中，这位国王被称为“阿淑尔之地的国王”（lugal mātd Aššur）[3]。在一些文献中，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还被称为“边疆的开拓者”（murappišmi rīu kudurri）[4]，其主要成就是东渡底格里斯河，将亚述的东部和北部边界推至扎格罗斯山麓。因此，“阿淑尔之地”最初局限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主要指该河及其支流上扎布河和下扎布河围成的三角地带。[5]

公元前14世纪晚期到公元前13世纪末，多位亚述国王也被称为“边疆的开拓者”[6]，他们都致力于在底格里斯河西岸扩张领土，“阿淑尔之地”的面积迅速扩大。到公元前13世纪末，亚述征服了贾兹拉高原的大部。“阿淑尔之地”的东部边界是扎格罗斯山，北部边界是土耳其东南部的托罗斯山，南部边界是下扎布河汇入底格里斯河附近的马库尔山-哈姆林山，西部边界是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哈布尔河。[7]

公元前12世纪，亚述诸王继续开疆辟土，“阿淑尔之地”的面积持续扩大。不过，国王们不再满足于被称为“边疆的开拓者”，往往宣称把被征服地区添加到“阿淑尔之地”之中，这种做法在王室铭文中形成了格式化的表述：“我把……划入‘阿淑尔之地’/我的国家边界内”（mi rīmāt Aššur/mātīa utêr）。[8]然而，公元前12世纪末，“阿淑尔之地”的西北部边界延伸到安纳托利亚地区，其南部边界到达巴比伦尼亚的中部。然而，在公元前2000年代末，由于内乱和游牧民族的入侵，亚述丧失了对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阿淑尔之地”一度恢复到了最初的状态。

公元前10世纪，亚述又恢复了生机，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四面出击，在各个方向拓展疆土，一举收复了失地，“阿淑尔之地”基本恢复了历史上的最大面积。然而，公元前9世纪晚期到公元前8世纪前期，亚述发生内乱，被征服地区纷纷摆脱亚述的羁绊，“阿淑尔之地”的面积锐减，大体与公元前13世纪的面积相当。

公元前8世纪中期，亚述结束了数十年的混乱，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掀开了对外扩张的新篇章，大片被征服地区并入亚述的版图。除了收复先王征服的地区外，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还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中北部以及迪亚拉河流域以南的大片区域并入了“阿淑尔之地”。

公元前8世纪晚期到公元前7世纪中期，亚述的扩张达到了顶峰，“阿淑尔之地”的范围也达到了最大。萨尔贡二世延续了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扩张态势，将托罗斯山区、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扎格罗斯山区、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大部和巴勒斯坦地区南部划入了“阿淑尔之地”。辛纳赫里布的领土扩张成就无法与先辈相比，他仅仅将东部山区的部分地区添加到“阿淑尔之地”的边界内。[9]埃萨尔哈东入侵埃及，企图将其并入“阿淑尔之地”，但埃及不久恢复了独立。阿淑尔巴尼拔再次远征埃及，攻克了埃及中部的底比斯城，他还重创埃兰，将其大部分地区纳入“阿淑尔之地”，亚述的版图达到了最大。

亚述极盛时期，“阿淑尔之地”北到托罗斯山以北，东面越过了扎格罗斯山，西到地中海和埃及西部，南到埃及中部和波斯湾。“阿淑尔之地”几乎囊括了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全部以及土耳其、伊朗、约旦和埃及等国家的部分地区，其面积大概不少于150万平方公里。[10]

2.“亚述腹地”

如前所述，随着亚述的盛衰，“阿淑尔之地”的面积曾发生显著变化，不过，其核心地区一直牢固地掌控在亚述人的手中，亚述学界称之为“亚述腹地”（Assyrian Heartland）或“亚述人的故乡”（Assyrian Homeland）。学界一般认为，“亚述腹地”的南部边界是下扎布河，北部和东北部的边界是扎格罗斯山，西北部的边界是辛贾尔山。[11]

从公元前2000年代早期起，“亚述腹地”就成为亚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亚述的核心地区坐落着三个标志性的中心城市，分别是南部的阿淑尔城，北部的尼尼微城（今库云基克）和东部的阿尔贝拉城（今埃尔比勒）。阿淑尔城与阿尔贝拉城之间的距离大约105公里，阿淑尔城与尼尼微城之间的距离大约100公里，阿尔贝拉城与尼尼微城之间的距离大约80公里。[12]阿淑尔城供奉着亚述国家的保护神阿淑尔神，这三个城市都供奉着亚述最重要的女神伊什塔尔。阿淑尔城和尼尼微分城别是亚述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都城，公元前879年确定为都城的卡尔胡城（今尼姆鲁德）和萨尔贡二世兴建的新都杜尔-沙鲁金城（今豪尔萨巴德）也位于这个区域内。亚述人对核心区域的控制比较稳固，不计其数的强制移民迁入了上述地区。亚述在这个区域修建的水利工程最多，农业生产相应也最发达。[13]

3.“亚述本土”

“亚述本土”（Assyria proper），又称为“亚述地区”，主要指亚述人长期致力开发的主要区域，大致相当于两河流域北部。两河流域，又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思是“河间之地”。[14]两河流域可以分为南北两部分，其分界线是两条河之间的最窄处，即今巴格达北部附近；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北部称为“亚述”，也就是“亚述本土”或“亚述地区”。“亚述本土”主要包括今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的东北部，东部边界是扎格罗斯山，西部边界是幼发拉底河，北部边界位于托罗斯山南部，南部的边界大致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希提城和底格里斯河中游的萨迈拉城一线。[15]“亚述本土”南北长约350英里，东西宽从300英里到170英里不等，其面积不少于7.5万平方英里，[16]即近20万平方公里。

上述三个地理概念涉及的区域既有重合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亚述腹地”涵盖的区域最小，是亚述控制最牢固的地区。“亚述本土”的面积大于“亚述腹地”，亚述长期控制该地区。“阿淑尔之地”的面积多次发生变化：国家繁荣阶段，“阿淑尔之地”的面积不仅大于“亚述腹地”，而且大于“亚述本土”；多数时间里，“阿淑尔之地”等同于“亚述本土”；在国家衰落时期，“阿淑尔之地”有时等同于“亚述腹地”。“亚述本土”在多数时间是亚述人活动的主要舞台。

二　地理特征

1.地形特征

亚述地区的地形复杂，大致分为高原、平原和山区三种形态。底格里斯河把亚述本土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的地形比较单一，主要是高原，而东部则有高原、河谷平原和山区三种形态。

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主体是贾兹拉高原，它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阿拉伯人称之为al-Jazirah，意思是“岛”。贾兹拉高原是阿拉伯高原北部边缘的隆起部分，海拔高度大致在200米到1000米。贾兹拉高原是一个石灰岩高原，辛贾尔山和迪巴尔山等少数狭长的山脉位于其中部，高原上遍布丘陵、谷地，其中最著名的是哈布尔河谷地和巴里赫河谷地。高原上还分布着许多干沟，它们是暂时性水流通道，由于经常干涸，人们称之为“干河”（即“瓦迪”，Wadi）。农田和果园分布在河流、泉和井的附近，形成星罗棋布的农业居民点，而其周围的原野在春季长满青草成为天然牧场，亚述的许多城市和行省就分布在这里。不过，贾兹拉高原还是游牧部落自西边入侵两河流域的必经之地。

底格里斯河的支流及若干山脉将底格里斯河东岸地区分为4个部分，分别是摩苏尔高原、埃尔比勒平原、基尔库克高原和哈姆林平原。摩苏尔高原位于底格里斯河与上扎布河之间，并向西延伸越过底格里斯河，与贾兹拉高原连在一起。摩苏尔高原海拔高度在400米左右，地表起伏不平，有谷地、滩地和低矮的山脉等。埃尔比勒平原位于上扎布河与下扎布河之间的东部，一般海拔高度在500米左右，西北部的海拔高度仅仅在300米左右。埃尔比勒平原起伏不平，也有浅谷相间。哈姆林平原位于下扎布河与迪亚拉河之间，西南部是马库尔山-哈姆林山，北部是盖拉山。哈姆林平原原本是一个下陷的低槽，它是由河流将附近的黄沙和黏土冲刷而成，地势平坦，海拔高度在200米左右。基尔库克高原位于今伊朗与伊拉克的边境与埃尔比勒平原之间，海拔高度在600米至1000米。山坡上有草地、树林，河谷则较为平坦，非常适宜种植各种农作物。对亚述发展举足轻重的“亚述腹地”位于这个区域，亚述的三个都城和许多重要城市均分布于此。

扎格罗斯山呈西北—东南的弧形走向，坐落于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的交界处，海拔高度从2000米到3600米不等。以下扎布河为界，扎格罗斯山区分为两部分，南部山区褶皱较少，而北部山区褶皱较多。在南部山区，河流携带的泥沙沉积下来，形成了面积不大的平原，如扎胡平原、拉尼耶平原和沙赫尔祖尔平原等。在北部山区，尤其是下扎布河以北地区，山势宏伟，山间平原较窄。山间平原地区分布着亚述行省和城市。山间还居住着许多部落，它们时而归顺、时而反叛，对亚述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托罗斯山脉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南部，自地中海沿岸向东迂回绵延达2000多公里，可分为西托罗斯山、托罗斯山和安蒂托罗斯山三部分。托罗斯山东端与扎格罗斯山等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群山，人们称之为亚美尼亚山结。[17]托罗斯山脉海拔高度多在2000米左右，山幅虽不宽，但山势巍峨峻峭，好似屏障一样，把安纳托利亚高原与贾兹拉高原隔开。山间湖泊众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均发源于山间的湖泊。山间的狭窄通道是亚述与安纳托利亚地区交流的重要孔道。托罗斯山间分布着多个国家，它们有时归附亚述，有时背叛亚述，有时则扮演缓冲国的角色，也对亚述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气候特征

“亚述本土”大致位于北纬30°—40°，东经40°—50°，受副热带高压和东北信风交替控制，加上海陆位置和地形的影响，该地区的气候类型非常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亚热带沙漠、草原气候和地中海式气候三种类型。[18]

底格里斯河西岸的贾兹拉高原属于亚热带沙漠气候，其特点是炎热、干燥、温差大。该地区全年受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控制，空气十分干燥，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有的地方常年无雨。贾兹拉高原的年平均气温高于18℃，夏季十分炎热，最热月平均气温大都在30—35℃，个别地点绝对最高气温高达58℃，地表最高温度可达80℃以上，最冷月平均气温不低于10℃。

扎格罗斯山北部山区和托罗斯山东部山区属于地中海式气候，突出特点是冬季凉爽潮湿，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时，西风带南移至此气候区内，西风从地中海上带来潮湿的气流，加上锋面气旋活动频繁，因此气候温和多雨；冬季一般始于11月，结束于3月中旬，最低平均气温2℃。夏季时，副热带高压或信风向北移至此气候区内，气流以下沉为主，不易形成降水，因此气候干燥炎热；夏季一般开始于4月末或5月初，结束于10月上旬或中旬，最高平均气温不超过35℃。该气候区的春秋两季非常短促，是冬夏两季之间的过渡阶段。[19]该气候区的年降水量在400毫米至1200毫米，年平均降水量是888毫米；降雨主要出现在冬、春和秋三个季节，12月到4月，尤其是1月到3月，降雨集中，而夏季鲜有降雨。该气候区的山区降雪量较大，背阴的山麓有积雪，积雪融水是底格里斯河及其支流的重要水源。

介于亚热带沙漠气候区与地中海式气候区之间的区域属于草原气候区，其特点是冬季低温湿润，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受东北信风影响较大，降水较多，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降水较少；年降雨量大致在200毫米至400毫米，年平均降水量是360毫米；最冷月平均最低气温在0℃以下，最热月平均高温达到36℃以上。草原气候与地中海式气候类似，不过，前者温差较大、降水较少，而后者温差较小、降水较多。

亚述地区的气候有利于农业生产。除贾兹拉高原外，亚述的大部分地区都位于200毫米年降水线之内，基本可满足旱作作物的最低要求；降雨季节与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大体一致，春季的降雨和初夏的积雪融水可以确保农作物在生长最后的阶段获得足够的水分。[20]亚述本土的降水基本保证了农作物的生长需要，适宜发展旱作农作物。

3.河流

古代两河流域因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而得名，河流对亚述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幼发拉底河有哈布尔河和巴里赫河两条主要支流，底格里斯河的主要支流是上扎布河（又称为大扎布河）、下扎布河（又称为小扎布河）和迪亚拉河。在距今5000年前，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并非像如今一样在伊拉克南部合流入波斯湾，而是分别单独注入波斯湾；直到三四千年前，由于它们携带的泥沙不断在河口沉积，海岸线渐渐地南移，这两条河才逐渐汇合在一起成为阿拉伯河。

幼发拉底河发源于托罗斯山，其源头称卡拉苏河，流至班克以北汇合木拉特河，始称幼发拉底河。此后，幼发拉底河曲折南流，在比雷吉克以南入叙利亚境内，至梅斯克内附近转向东南流，沿途接纳巴里赫河、哈布尔河等支流后，入伊拉克境内，在希特附近流入平原。幼发拉底河全长约2800公里，流域面积67.3万平方公里。幼发拉底河主要靠上游的高山融雪和山区降雨补给，水量较为丰富，但因沿途蒸发、渗漏及大量灌溉，至中下游流量骤减。卡尔赫米什和马里等重要城市都位于幼发拉底河畔。

哈布尔河是幼发拉底河最重要的支流，它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山区，在叙利亚的哈塞克接纳主要支流杰格杰盖河，南下汇入幼发拉底河下游。哈布尔河全长486公里，流域面积约37081平方公里。哈布尔河上游有许多小支流，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河网地区，这一地区冬季降雨量丰沛，形成了重要的灌溉农业地区。[21]杜尔-卡特里穆、古扎纳、哈勒资亚特巴尔、哈拉拉提和纳西比纳等亚述行省和城市位于哈布尔河流域。

巴里赫河是幼发拉底河右岸的另一条重要支流，它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山区，流经叙利亚，最终在拉卡城附近注入幼发拉底河。巴里赫河全长约100公里，流域面积14400平方公里。巴里赫河流域平均流量每秒6立方米，河水主要用作灌溉。[22]西部重要城市哈兰位于巴里赫河流域。

底格里斯河发源于托罗斯山南麓，经过土耳其东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后，流入伊拉克境内，沿途接纳了来自扎格罗斯山的众多河流。底格里斯河全长1950公里，流域面积37.5万平方公里，年径流量近400亿立方米。底格里斯河主要靠高山融雪和上游春雨补给，每年3月涨水，5月水位最高。因沿山麓流动，沿途支流流程短、汇水快，常使河水暴涨，洪水泛滥，形成沿岸肥沃的冲积平原，是亚述重要的灌溉农业区。阿淑尔、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卡尔胡和尼尼微等亚述的四个都城均位于底格里斯河畔。

上扎布河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哈卡里，全长392公里，最大流量为808立方米/秒。上扎布河集水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其中超过2/3为山区，每年的流量为1444亿立方米，相当于底格里斯河水量的1/3。上扎布河的落差非常大，从贝克赫梅赫到与底格里斯河汇合处之间的距离为120公里，而两地的落差竟达150米。上扎布河季节变化大，在旧凯莱克10月河宽度为135米，而洪水季节则宽达1200米。杜尔-沙鲁金和伊萨纳等城市位于上扎布河流域。

下扎布河发源于伊朗高原，是底格里斯河最长的支流，长度为400公里。下扎布河集水面积约22250平方公里，其中一半左右是山区，年平均流量为7.39万亿立方米。下扎布河季节性比较明显，阿勒通库普里测得9月的平均流量为38立方米/秒，而3月的流量为457立方米/秒。下扎布河基本上在高山峡谷中流淌，其洪水危害性不大，同时，这也使其不便于灌溉。[23]阿尔祖希纳行省、拉希鲁行省和阿拉米部落鲁卡哈都位于下扎布河流域。

迪亚拉河发源地位于哈马丹以西的扎格罗斯山区，长度为386公里。迪亚拉河集水面积约32 600平方公里，其中山区约占一半，平均流量为176立方米每秒，年平均流量为5.56万亿立方米。迪亚拉河落差巨大，从源头的海拔2000米到汇入底格里斯河时骤降到不足800米。除了冬季的降雨，春季和初夏的山区雪融水也是迪亚拉河的重要水源，非常有利于灌溉。[24]阿拉泊哈、鲁伯达和麦-图尔兰等亚述行省和城市位于迪亚拉河流域。

第二节　历史概况

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该地区的史前文化是在亚述地区发展起来的。至少自旧石器时代起，两河流域北部的山区就有人类活动，他们创造了绚烂多彩的史前文化，为亚述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亚述语的发展变化，亚述学界一般将亚述历史分为古亚述（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大约公元前18世纪）、中亚述（从大约公元前1400年到大约公元前1050年）和新亚述（从公元前934年到公元前612年）三个并不连贯的阶段。

一　史前文化阶段

按照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亚述地区的史前文化可以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阶段。亚述地区的史前文化最初产生在扎格罗斯山麓，后来才逐渐转移到平原地区。

旧石器时代（距今约8万—1.3万年），亚述地区的史前文化产生在扎格罗斯山山麓的洞穴里，典型的遗址有沙尼达和帕勒伽拉。沙尼达遗址共有四层，其最底层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25]帕勒伽拉遗址的最底层属于旧石器后期。[26]两河流域北部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出现了用石头打制的工具。[27]

中石器时代（距今约1.3万—9000年），亚述地区的史前文化集中在两河流域北部和东部山区，典型的遗址有扎维•凯米•沙尼达尔和卡里姆•沙希尔等。中石器时代，两河流域北部的工具制作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磨制石器、琢制细石器和骨器，尤其是装有骨柄的石镰等复合工具。随着食物的丰富，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建造了简陋的房屋。

新石器时代（公元前七八千—前4500年），亚述地区的史前文化主要产生在平原地区，大致可分为无陶新石器文化、早期陶器文化和彩陶文化三个阶段。无陶新石器文化始于公元前七八千年，典型的遗址主要集中在辛贾尔山附近和下扎布河流域，骨器非常发达。早期陶器文化大概产生于公元前6000至公元前5500年，典型的文化遗址是辛贾尔地区的乌姆•达巴吉亚，该地区发明了简单的陶器，出现了最早的村落。两河流域北部的彩陶文化存在于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500年，代表性的文化先后是哈苏纳文化和哈拉夫文化，该地区出现了培植的农作物和驯化的动物。

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500—前3500年），两河流域北部的哈拉夫文化逐渐被两河流域南部的欧贝德文化取代，典型遗址是高拉、泰尔•阿尔帕契亚和耶里姆Ⅱ等。两河流域北部的生产日益专门化，出现了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部落和以养殖业为主的畜牧部落。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部落间物品交换经常化推动了贸易的发展。两河流域北部的神庙建筑风格模仿两河流域南部，而墓葬方式方面坚持了固有的传统，在铜器制作和印章使用方面则超过了两河流域南部。

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到了国家产生的前夜。两河流域南部的乌鲁克文化传播到北部地区，典型遗址主要有格莱•莱什、泰佩•伽沃拉。库云基克、埃尔比勒等地先后出现了城市，典型的建筑是神庙，社会成员之间发生了贫富分化。[28]

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阿淑尔城曾长时间处在两河流域南部政权的控制之下。公元前2500年左右，苏美尔地区的霸主拉格什曾征服两河流域北部，阿淑尔城可能臣服于它。公元前24世纪，阿卡德人乘苏美尔城邦混战之机迅速崛起，不但征服了各个苏美尔城邦，而且还把势力扩张到两河流域北部地区，阿淑尔城又沦为其藩属。阿淑尔城与阿卡德王国治下的其他城市无异，其统治者都被称为ensi。[29]阿卡德国王马尼伊什图舒曾向阿淑尔城的女神伊什塔尔献祭。[30]阿卡德王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乌尔第三王朝仍然控制着阿淑尔城，阿淑尔城的统治者扎里库姆被称为阿淑尔城的总督（šaknu），相关地区成为乌尔第三王朝的行省。[31]

二　古亚述时期

古亚述时期分为阿淑尔城邦和“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Upper Mesoptamian Kingdom）两个阶段，前者指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9世纪末，后者指从公元前19世纪末到公元前18世纪中期。

公元前2025年左右，乌尔第三王朝末代国王伊比-辛失去了对边远地区的控制，阿淑尔城很可能乘机获得了独立。[32]亚述初期的历史材料非常匮乏，后世编订[33]的《亚述王表》仅仅罗列了亚述国王的名字，但早期的国王大多没有得到其他文献的证实，第30位国王普祖尔-阿淑尔一世是第一位得到证实的亚述国王。[34]

亚述最初的国家形式是城邦，又称城市国家，主要国家机构有国王、长老会和名年官（līmum）。国王有“伊沙库”（iša’ku）、“鲁巴乌姆”（rubā’um）和“贝鲁姆”（bēlum）等头衔。其中，“阿淑尔神的伊沙库”是国王在正式场合的称呼，意思是“阿淑尔神的代理人”；而“鲁巴乌姆”和“贝鲁姆”是亚述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国王的称呼，其意思分别是“王公”和“主”。[35]长老会是阿淑尔城的最高权力机构和司法机关，其成员称为长老（paršum），一般由重要家族的族长组成，国王是长老会的召集人。名年官是亚述特有的官职，亚述的年名来自名年官，该官员以抽签的方式从阿淑尔城重要的家族族长中选出。名年官是阿淑尔市政厅的首脑，还监督贸易活动、征收税金。[36]

一些学者认为，古代西亚北非地区的商人总是跟随军队行动，阿淑尔商人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北部地区建立商业据点，意味着他们征服了相关的地区，因此，他们认为阿淑尔城及其商业据点构成了“古亚述帝国”。[37]事实上，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王公并未屈服于阿淑尔城邦，而是与亚述商人签订了互利条约：阿淑尔商人需要向当地王公交纳税赋，当地王公独占铁与奢侈品的贸易；作为回报，当地王公授予阿淑尔城的商业据点某些特权，并负有保护过往商队的义务。[38]阿淑尔商人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居民和平相处，他们不但进行贸易，而且互相通婚。[39]

公元前19世纪，一支阿摩利部落崛起于哈布尔河流域。公元前19世纪末，该部落征服了阿淑尔城，并以该城为基地征服了马里、埃什嫩那和周边地区的其他国家和部落，建立了囊括两河流域北部大部分地区的“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尽管其国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自称为亚述国王，但是，他的都城却是位于哈布尔河上游的舒巴特-恩利尔。

“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时期，尽管阿淑尔城邦时期的国家机构依然存在，但是，其职权已无法与城邦时期同日而语，突出特点是国王的权力大为增强。尽管沙马什-阿达德一世也像阿淑尔城邦国王一样自称为“阿淑尔的伊沙库”[40]，但是，他还效仿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国王自称为“基什国王”（lugal kiš）[41]或“阿卡德国王”（lugal Akkadê）[42]。基什是苏美尔城邦的霸主，阿卡德王国是第一个统一两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基什国王”和“阿卡德国王”是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国王们比较青睐的一个头衔，其权力远大于城邦国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还打破阿淑尔城邦抓阄选举名年官的惯例，任命其子伊什美-达甘为名年官。此外，沙马什-阿达德一世还加强了对外贸易的管理，[43]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商业据点设置了“商人的监督”（wakil tamkārī）。[44]

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去世不久，重新崛起的马里政权推翻了其子亚斯马赫阿杜的统治，承袭王位的伊什美-达甘在与古巴比伦王国的斗争中败北，“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迅速瓦解。伊什美-达甘去世后，七位被称为“无名氏之子”的人先后称王。[45]胡里安人称雄两河流域北部以后，阿淑尔城很可能沦为米坦尼王国（约公元前16世纪末—前14世纪晚期）的附属国。虽然“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在亚述的统治仅仅是昙花一现，但是，阿摩利人首领和国王被编入了《亚述王表》，对亚述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　中亚述时期

中亚述时期，亚述不但摆脱了异族的羁绊，而且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一跃成为西亚北非地区的军事强国。然而，在阿拉米人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亚述政权在公元前2000年代末迅速衰落。

公元前14世纪后期到公元前13世纪前期，亚述不但恢复了独立，而且跻身于西亚北非地区大国的行列。中亚述的复兴始于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公元前14世纪是北非的埃及、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地区的赫梯王国、两河流域中北部的米坦尼王国和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加喜特王朝等古代西亚北非地区大国博弈的时代，亚述国王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以厚礼交好埃及，以联姻的方式笼络加喜特王朝，与赫梯王国联手从东面和西北两个方向夹击米坦尼王国，最终挣脱了胡里安人的羁绊。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的三位后继者恩利尔-尼拉里、阿里克-登-伊里和阿达德-尼拉里一世不但进一步蚕食米坦尼王国，而且征服了扎格罗斯山和叙利亚地区的许多部落，巩固了亚述在两河流域北部的统治，亚述成为与列强齐名的西亚强国。

公元前13世纪中后期，亚述扩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沙尔马纳沙尔一世彻底击败了胡里安人残余势力与赫梯的联军，使曾经不可一世的米坦尼王国寿终正寝，并率军跨出两河流域，劫掠了凡湖地区的纳伊利诸国。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不但击败了赫梯人，而且一度占领巴比伦城，首次赢得了“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man kurŠumeri u Akkadî）的名号。然而，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时期，亚述内部的矛盾日益突出，他以迁都缓解矛盾的方式并未获成功，最后死于叛乱之中。此后，亚述国内的矛盾更加尖锐，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的三个儿子先后登上王位，亚述逐渐式微，被征服地区逐渐丧失。

公元前12世纪晚期、公元前11世纪初，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登上了王位，亚述又恢复了强国的本色。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击退穆什基人的进攻，并征服了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还率军深入纳伊利地区，获取了大量战利品和贡赋。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在位39年，曾28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远征阿拉米人，兵峰直达地中海沿岸，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诸国被迫纳贡称臣。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去世后，亚述无力征讨阿拉米人，幼发拉底河中上游地区陆续建立了一系列阿拉米人国家。

中亚述时期，亚述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国王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古亚述时期，阿淑尔神才是真正的国王，而国王只能称为“阿淑尔神的伊沙库”。然而，从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开始，亚述国王僭越了神灵，自称为“阿淑尔之地的国王”，即“亚述国王”。抓阄选举名年官的传统也被打破，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竟然自任名年官。另一方面，随着亚述版图的扩大，“亚述本土”基本确定，行省制度逐步建立起来。[46]不过，一些行省可能掌控在一些有权势的家族手中，总督职位存在世袭现象。[47]

四　新亚述时期

新亚述时期是亚述发展的鼎盛阶段，经过历任国王的南征北战、东杀西挡，亚述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发展成为一个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大帝国。

公元前10世纪晚期到公元前9世纪初，蛰伏了一百多年的亚述政权逐渐苏醒。亚述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昔日的竞争者的巴比伦王国自身难保，北面的劲敌乌拉尔图羽翼尚未丰满，被异族占领的埃及无暇染指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四分五裂的埃兰无力入侵两河流域。阿淑尔-丹二世把流散到外地的亚述居民安置到荒废的城镇，并开垦抛荒的土地，奠定了亚述复兴的经济基础。阿达德-尼拉里二世向西面和西北出击，再次征服了昔日的附属国；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二世向南发展，侵占了巴比伦王国迪亚拉河流域的大片区域。经过上述三位国王的苦心经营，亚述逐渐恢复了生机。

公元前9世纪，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亚述的势力急剧膨胀。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不但征服了东北和北面山区的国家和部落，而且率军西进，阿拉米人诸国纷纷归附，地中海沿岸的诸国无不纳贡称臣。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还在被征服地区修建城市、任命总督，加强了对那些地区的控制；并利用从被征服地区掠夺的资源和人口营建了新都卡尔胡。与其父的业绩相比，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的成就也毫不逊色，他三次击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各国联军，还深入纳伊利地区获取纳伊利地区诸国的战利品和贡赋，并借平定巴比伦王国的内乱之机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地区。然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末年，亚述发生了叛乱，波及亚述本土的27个主要城市。沙马什-阿达德五世用了7年的时间才平定了叛乱，但是，亚述元气大伤。

公元前9世纪晚期到公元前8世纪前期，亚述王权衰微，权臣当政，对外扩张停止，政权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勉强保住了先王创下的基业，但是，宫廷朝臣和地方行省总督势力迅速膨胀，蔑视朝廷的权威。阿达德-尼拉里三世以后，他的四个儿子先后继位，亚述国内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对外扩张基本停止。亚述的衰微给北面的乌拉尔图人以可乘之机，他们以凡湖地区为中心建立了统一的乌拉尔图王国，亚述的一些附属国归顺乌拉尔图，亚述面临严重的挑战。

公元前8世纪中期，经过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行政和军事方面的改革，亚述重新焕发了生机，亚述帝国初具规模。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缩小了行省的规模，并任用宦官担任行省总督，加强了对行省的控制；他还往附属国派驻“国王的代表”（qēpušašarri，通常简化为qēpu）[48]，加强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利用俘虏和被征服居民扩充由宦官总管统率的常备军，来制衡桀骜不驯的权臣和镇压被征服地区的叛乱。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率军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出兵打击伊朗高原兴起的米底诸部，并进军巴比伦尼亚，兼任巴比伦王国国王。[49]

公元前8世纪晚期到公元前7世纪前期，亚述帝国继续对外扩张，征服了西亚北非大片地区，达到了它的极盛阶段。征服地中海沿岸诸国后，萨尔贡二世亲自率军远征乌拉尔图，击溃了这个威胁最大的敌人，他还利用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营建了新都杜尔—沙鲁金，并征服了巴比伦尼亚。辛纳赫里布不但亲率大军进攻埃兰，而且将千年古城巴比伦夷为平地，并扩建了新都尼尼微。埃萨尔哈东重修巴比伦城，安抚了巴比伦人；他还率军平定巴勒斯坦地区的叛乱，并征服了下埃及。阿淑尔巴尼拔继承其父征埃及的事业，再次攻占底比斯；他还两次进攻埃兰，铲除了煽动巴比伦尼亚叛乱的外部势力。至此，东起伊朗高原，西到地中海，北起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山，南到埃及中部和波斯湾的广阔地区，都纳入了亚述的版图。然而，亚述帝国的辉煌并未持续很久，随着亚述军队撤离，埃及等被征服地区相继独立，沙马什-舒穆-乌金的叛乱进一步加速了亚述帝国的没落。

新亚述时期，亚述的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一方面，中亚述以来的行省制度进一步在被征服地区推广；另一方面，亚述朝廷形成了以七位高官为主的中央政府协助国王处理各方面政务。还有，亚述帝国组建了中央常备军，加强了对行省和附属国的控制和影响。

公元前7世纪晚期，在周边新兴敌人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亚述寿终正寝。迦勒底人的新巴比伦王国自南面向亚述发起了进攻，而伊朗高原上崛起的米底王国自东北攻入亚述境内，公元前612年尼尼微被攻陷，亚述政权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等政权相继征服亚述地区，亚述人逐步被征服和同化。[50]

第三节　文献概况

如前所述，楔形文字文本文献是研究亚述赋役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并非所有的楔形文字文献都涉及赋役制度，辨析涉及亚述的楔形文字文献及其内容是研究其赋役制度的前提条件。根据记录文献的语言种类，涉及亚述的文本文献大致分为阿卡德语、阿拉米语、赫梯语、埃兰语、埃及象形文字、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七种语言书写的文献，但是，不同语言的材料对我们研究亚述赋役制度的作用和意义不尽相同。阿卡德语又可分为亚述语、巴比伦语和“标准巴比伦语”三种方言。亚述语和巴比伦语分别是两河流域北部和南部的居民在古阿卡德语的基础上创造的两种方言，而“标准巴比伦语”是亚述人模仿古巴比伦语创造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用于文学作品创作。阿卡德语使用楔形文字符号，主要刻画在泥板、石头和木头等材料上，亚述人留下的楔形文字文献数以万计，它们是我们研究亚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最重要的材料。阿拉米语是阿拉米人的语言，在新亚述时期成为与阿卡德语并驾齐驱的语言。不过，阿拉米语主要书写在羊皮、纸莎草等不易保存的书写材料上，流传下来的文献数量不多。[51]赫梯主要位于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北部，而埃兰则位于伊朗西南部，埃及位于北非，它们既与亚述进行过和平交往，也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因此，三国的文献中也有涉及与亚述交往的内容。由于数量不多，赫梯语、埃及象形文字和埃兰语文本文献对我们研究亚述赋役制度的价值不大。犹太人曾遭受亚述的侵略和压迫，他们的希伯来语《圣经》等文献也保存了一些与亚述有关的史料，但它们的片面性十分明显。希罗多德等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也保存了一些亚述历史知识，[52]但是，希腊和亚述之间的距离遥远，他们获得的关于亚述的知识传闻多于历史事实，因此，希腊古典作家的作品的可信度不高。由于阿拉米语、赫梯语、埃及象形文字和埃兰语材料数量稀少、希伯来语材料的片面性和希腊语材料的可信度不高，因此，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文献才是研究亚述历史文化的基础，也是研究亚述赋役制度的主要材料。

根据文献的内容、功能和性质等标准，涉及亚述的楔形文字文献大致可分为王室铭文、法律文献、书信、管理档案和学术作品五大类。[53]王室铭文是记录国王活动的文字材料，主要关注国王修建神庙和宫殿的建筑活动及其南征北战的军事成就。亚述王表、编年史、名年官表等编年性质的文献大多记录国王及其高官的活动，因此，我们也将其归入广义的王室铭文中。法律文献指与法制有关的文献材料，既包括法律文本、国王的敕令、条约、司法判决等官方法律文件，也包括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活动中缔结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财产所有权转让证书、契约和收据等私人法律文献。书信是亚述人远程沟通的重要工具，既包括商业信函，又包括私人之间的通信，也包括国王和官吏等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官方通信，还包括国王与外国君主的外交函件。管理档案指国家的各级管理机构和个人在管理各项事务的过程中留下的各种记录，既有宫廷管理的档案，又有行省管理的记录和神庙管理的记录，还有私人事务的记录。学术作品指知识阶层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完成的作品，既包括神庙祭司、占卜师、巫师、驱魔师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从事各自活动中创造的作品，也包括他们在学习专业知识时的教材和习作等。亚述的楔形文字文献具有明显的历时性差别，需要分时段介绍。

一　古亚述时期的文献

古亚述时期，亚述的楔形文字文献主要出自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据点卡涅什（今屈尔泰培），幼发拉底河畔的马里（今泰尔•哈里里）出土了“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父子时期的书信等文献，而阿淑尔城发现的文献却屈指可数。由于卡涅什出土的大部分文献还没有整理出来，[54]古亚述文献的全貌尚未揭开。迄今为止，初步整理的古亚述楔形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书信、法律文献、管理档案、王室铭文四大类。

与其他类别的文献一样，古亚述时期的书信也被称为“泥板”（uppum），它们大概占卡涅什发现的文献总量的1/3，大致可以分为私人书信和官方书信两大类，其中前一类占绝大多数。私人书信又可以分为私人商业信函和商人的家信两类，前者既有阿淑尔城的“家族贸易公司”老板与安纳托利亚的阿淑尔城商人或其商业伙伴之间的书信，也有安纳托利亚各商业据点的阿淑尔商人之间的通信，主要涉及商品的种类、供求、运输、价格、税收、投融资等商业经营方面的事务；而后者主要指阿淑尔城的商人及其商业代理人与安纳托利亚的家庭成员之间的通信，主要涉及婚姻、收养、赠予和遗嘱等家庭事务。古亚述时期的官方书信分为阿淑尔城邦当局与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据点之间的通信及其与同时代的国家之间外交信件两大类，前者既包括阿淑尔城邦与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据点之间、各商业据点之间就处理行政司法等方面的事务而交换的信件，又包括马里宫廷档案中的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父子之间及其与各级官员之间的通信。外交信件主要涉及政治和商业方面的事务，既包括阿淑尔城邦当局、商业据点与安纳托利亚地区王公之间的信件，还包括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父子与古巴比伦王国等同时代的君主之间的通信。[55]

法律文献是古亚述时期另一类重要材料，主要有商业契约、财产所有权转让证书、收据、判决文书、条约和法律文本五类。商业契约是古亚述时期最重要的法律文献，主要涉及商队服务、商品运输与储存、合伙经营等方面，还包括资金借贷方面的业务。财产所有权转让证书也是古亚述时期法律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有关债权的豁免、放弃、转移的记录，也有在缔结婚约、交付嫁妆、收养和财产继承时形成的财产所有权证书。古亚述时期的收据主要涉及奴隶和房屋，而没有提及与他们经营有关的纺织品、锡、铜和羊毛等商品。阿淑尔商人在卡涅什等商业据点有自己的司法机构，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敕令、法庭的传唤记录、讯问记录、宣誓作证记录、控辩双方和证人的证词和法庭判决的草稿及最终文本，等等。古亚述时期的条约共分为两类，一类是客居安纳托利亚地的阿淑尔商人与当地王公签订的条约，[56]另一类是“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与古巴比伦王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尽管卡涅什出土的法律文献不止一次地提及“根据镌刻在石碑上的文字”，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阿淑尔城邦或其安纳托利亚商业据点的法典。卡涅什出土的三块泥板最具有法典性质，但是，它们破损比较严重，可以辨识的部分主要涉及商业据点的审判程序。[57]

备忘录与物品清单是古亚述时期特有的文献材料，主要指文件的撰写者或所有者在书写相关文件时所做的摘要记录，它们可称为私人管理档案。备忘录和清单大概占所有文献的20％至30％，它们长短不一，有的仅仅2行到5行，有的则长达百余行。备忘录和清单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付款记录、出售的纺织品清单、商队旅行的费用清单、在商业据点仓库储存的商品和银子等的清单和追讨欠债的记录等。一些备忘录和清单非常详细，商队组织者通常在清单中不厌其烦地罗列商人委托运输的商品、金银、商队需要支付的税款、贿赂关隘守军的礼物、商队人员的食物、宿营地、路线、替代死去驮兽和额外雇佣人员的方案等。备忘录与物品清单既没有证人的见证，也没有有关人员的印章，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备忘录和清单是正式文件的摘要，对恢复破损的文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他们通常不提撰写者或所有者的名字，如果发掘者当年不仔细分类，后世的研究者将很难利用。[58]

古亚述时期，王室铭文数量不多，主要出自阿淑尔城的阿淑尔神庙和伊什塔尔神庙。古亚述时期的王室铭文直接来源于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的国王献祭铭文，[59]大致可以分为献祭铭文和建筑铭文两大类。古亚述时期的献祭铭文主要介绍了国王的名号、与神灵的关系以及奉献的物品，这类铭文结构简单，篇幅较短，数量不多。建筑铭文介绍了国王修建神庙的缘由和具体过程等细节，结构复杂，篇幅较长；其中伊鲁-舒马的两篇文献提到了巴比伦人债务的豁免，[60]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一篇铭文还记载了阿淑尔城的物价以及从附属国收取的贡赋。[61]卡涅什的文献中还保存了数份名年官表，尽管其内容简洁，且先后顺序有一定的矛盾，但是，对于我们确定该地区相关文献的年代顺序至关重要。[62]马里出土的名年官表保存了从纳拉姆辛一世到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时期名年官的名字及其顺序。[63]

总起来说，古亚述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其中空间分布不平衡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阿淑尔商业据点卡涅什出土的文献达23000多份，[64]幼发拉底河畔的马里城出土了2万到2.5万片泥板或泥板残片，其中“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时期的文献数以百计，[65]而阿淑尔城本身出土的文献屈指可数。

时间分布不均衡是古亚述时期楔形文字文献的另一个特点。从公元前2000年代末初阿淑尔城挣脱乌尔第三王朝的束缚到大约公元前1776年“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基本解体，古亚述时期延续了二百多年，但是，这阶段的文献材料主要出自公元前1845年到公元前1835年以及公元前19世纪末和公元前18世纪初两个时段，其他时段的材料非常匮乏，有些时段则没有任何材料。

私人文献多于官方文件是古亚述时期楔形文字文献的第三个特点。古亚述时期绝大多数文献出自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据点卡涅什，而卡涅什出土的文献大多发现于商人的“档案库”中，而该城的行政管理中心则没有发现文献。商人保存的“档案”大多与商业活动或家庭生活有关。因此，古亚述时期的文献有助于研究商人的经营和生活，而对研究国家机构的构成和运作方式的作用不大。

二　中亚述时期的文献

中亚述时期，亚述的楔形文字文献主要出自阿淑尔城，新都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今图卢尔•阿加尔）、什巴尼巴（今泰尔•比拉）、扎马哈（今泰尔•阿尔-里马赫）以及叙利亚北部的泰尔法哈里亚、西卡尼（今泰尔•楚埃拉）、杜尔-卡特里穆（今泰尔•舍赫-哈马德）和巴里胡（今泰尔•萨比-阿伯亚德）等其他重要行省遗址也出土了数量不等的楔形文字文献，埃尔-阿玛尔纳（今埃及的萨扎布）和赫梯的都城哈图沙（今土耳其的勃尕卡尔村）也出土了一些楔形文字文献。中亚述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种类齐全，主要有王室铭文、行政管理档案、法律文献、书信和学术作品五大类。

中亚述时期，亚述特色的王室铭文初步形成，国王的军事成就成为王室铭文记录的重要内容。阿达德-尼拉里一世开创用王室铭文记录国王军事成就的先河，他的一篇铭文生动地描述了国王征战哈尼伽尔巴特的战役。沙尔马纳沙尔一世和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时期，许多铭文的开头和结尾的内容均是传统的主题，然而，它们的中间却嵌入了国王征战的业绩。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时期，国王征战的业绩成为一些王室铭文的主题，而国王献祭和建筑神庙的活动则不见踪影，这是亚述王室铭文与苏美尔—巴比伦尼亚王室铭文最大的区别。[66]中亚述王国还留下了数篇编年史残篇，分别记录了恩利尔-尼拉里一世、阿里克-登-伊里一世、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阿淑尔-莱莎-伊沙一世和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等数位国王在位期间的大事。[67]

行政管理档案是中亚述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主要分为国家档案和神庙档案两大类，它们分别保存在国家官员和神庙管理人员的官署中。[68]目前已知的行政管理档案大多出自阿淑尔城，它们还处在整理过程中，[69]负责神庙供品供应的官员保存了一批神庙ginû供品清单，它们以列表的形式介绍供奉神灵的物品接收和分配情况。[70]王室大总管的官署里保存了大量行政管理档案，其中一批是物品清单，记录了该官员接收的原材料和加工过的产品；另一部分是强制迁移人员的名单，主要罗列了相关人员的名字及其所在的城市。[71]阿淑尔城的神庙图书馆里还保存了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从巴比伦尼亚掠夺的战利品清单。[72]值得注意的是，中亚述时期的一些行政管理档案不像其他文献一样写在泥板或镌刻在石头上，而是保存在木质的写字板上，楔形文字就镌刻在蜡封表面上，多片写字板链合在一起以记录更多的人员和物品。[73]

中亚述时期，法律文献的地域分布较为广泛，其中阿淑尔城出土的法律文献最多，其他城市出土的法律文献数量较少。中亚述时期的法律文献种类齐全，主要有财产所有权转让证书、契约、收据、国王的敕令和法典等。财产所有权转让证书是中亚述时期法律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记录土地和奴隶买卖、锡和谷物借贷以及由于缔结婚约、收养和继承引起的财物的转让。契约也是中亚述时期法律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亚述人在经商和其他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因借贷铅、银和谷物等物品而留下的记录。[74]一些财产转让证书还记录了婚姻和收养关系的确立情况，也可以视为契约。中亚述时期，法律文献中还有一些收据，主要是亚述人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接收物品与接受服务的凭证。[75]中亚述王国还留下了亚述历史上唯一的一部成文法典，《中亚述法典》大致可以分为9表，只有3表保存比较完整，主要涉及土地等财产的所有权、债务与债务奴隶和妇女行为规范、物品的质押等。中亚述还流传下来一些国王敕令，它们主要规定了宫廷人员，尤其是宫廷妇女的行为规范。[76]

中亚述时期，书信数量不多，主要出自阿淑尔城、杜尔-卡特里穆行省、埃及的埃尔-阿玛尔纳和赫梯的都城哈图沙等地。中亚述时期的书信分为官方书信、外交函件和私人书信三类。中亚述时期的官方书信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传唤案件当事人出庭受审的信件，另一部分是关于税赋或礼物的缴纳和运送的信件。[77]中亚述时期，外交函件主要是阿玛尔纳时代亚述国王与埃及、赫梯、巴比伦等西亚北非地区的大国国王之间的通信，是我们研究亚述与同期的西亚北非地区大国外交关系的主要材料。中亚述时期，私人信件主要是普通亚述人有关生产和生活事务方面的书信。

中亚述时期，学术作品主要保存在阿淑尔神庙的图书馆里，大致可以分为巴比伦尼亚作品及其仿制品和各类专业人员的作品两类。尽管亚述地区的史前文化早于巴比伦尼亚，但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曙光最初却照耀在两河流域南部；亚述人非常热爱苏美尔—巴比伦尼亚文化，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曾从巴比伦城掠夺了大量泥板文书，其中包括书吏知识、驱魔文献、赞美诗、占卜文献和医疗文献等。[78]亚述人还模仿巴比伦尼亚的作品创作了一批文学作品，诸如《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史诗》和《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与动物》等作品。阿淑尔神庙的图书馆里有一批巴比伦尼亚文献，它们可能是巴比伦尼亚作品的原件，也可能是从巴比伦尼亚的作品复制来的，主要有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词汇表、苏美尔语与阿卡德语的两种语言的赞美诗、史诗等文学作品。[79]阿淑尔城出土的驱魔咒语等文献也是中亚述时期学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驱魔巫师驱魔治病时背诵的咒语文本。[80]

总起来说，中亚述时期文献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分布时间不均。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时期的文献异常丰富，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阿达德-尼拉里一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一世等强大国王在位期间文献较多，一些在位较短的国王留下的文献较少，阿淑尔-乌巴利特一世以前的诸王基本没有文献材料，这就造成了亚述历史上的“黑暗时代”。

其二是官方文件多于私人文档，大多出自都城阿淑尔和一些重要的行省，分别保存在神庙和有关官员官署里。中亚述时期的文献大多与国王、行省和神庙有关，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私人文献数量非常少。中亚述时期的文献有助于研究国家机构的运作，无益于考察微观经济运行。

三　新亚述时期的文献

新亚述时期是亚述的鼎盛阶段，也是亚述楔形文字文献最丰富的时段。新亚述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主要出自尼尼微、卡尔胡、杜尔-沙鲁金和阿淑尔城四个都城，提尔-巴尔西普/卡尔-沙尔马纳沙尔、杜尔-卡特里穆和图什罕等重要行省省会也出土了一些文献。新亚述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大致可分为王室铭文、书信、法律文献、行政管理文献和学术作品五大类。

新亚述时期是亚述王室铭文的成熟阶段，它们卷帙浩繁，其内容不外乎国王南征北战的军事成就与修建神庙和城池的业绩两大主题。根据铭文的叙述方式，新亚述时期的王室铭文一般分为编年铭文和展示铭文两大类，前者主要指以时间为顺序、以第一人称的口气记述国王的成就，后者指以空间为顺序、以第三人称的口气描述国王的业绩。战争是编年铭文唯一的主题，不过，一些编年铭文只记述一场战役，另一些王室铭文则记述了多次战役。展示铭文涉及了亚述王室铭文的两大主题，但是，一些展示铭文仅仅涉及国王的建筑成就，另一些展示铭文兼顾战争和建筑两个主题。[81]新亚述时期还发现了名年官表、国王年表和编年史。名年官表罗列了名年官的顺序及当年的大事。[82]新亚述时期的王表不但记录了新亚述时期国王在位的顺序和时间，而且记录了早期国王的在位的顺序和时间。[83]巴比伦尼亚—亚述的同步史以编年的形式记录了普祖尔-阿淑尔三世到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期间的大事。[84]

新亚述时期，法律文献主要出自尼尼微、卡尔胡、图什罕和杜尔-卡特里穆等城市，它们不但数量大，而且种类多。财产所有权转让证书是亚述帝国最重要的法律文献，既包括由于买卖产生的财物所有权转让，又包括因馈赠、婚姻、收养和继承等而导致的财物所有权转让，涉及的主要物品包括土地、人口、房屋、谷物等。由于借贷而产生的契约也是新亚述法律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银、谷物等。新亚述时期，国王多次颁布敕令，豁免臣僚和神庙所有地产的赋役，规定神庙和宫廷的物品供应，任命各类官吏等。[85]亚述帝国还有不少条约，既有明确亚述与附属国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条约，也有国王或王后与臣民就王位继承签订的条约。[86]新亚述时期，法官们还留下了许多司法判决文书。[87]

新亚述时期，亚述疆域空前广阔，交通体系十分发达，通信是国王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留下了大约3450封书信或残篇。新亚述时期的大部分书信出自都城尼尼微、卡尔胡和阿淑尔，杜尔-卡特里穆和图什罕等行省城市只出土少量书信，其中大约96％的书信是写给国王或者国王写给有关人员的，4％左右的书信是写给总督或其他官员的，只有大约32封书信是私人通信。因此，亚述书信一般称为王室通信。新亚述时期的书信时间跨度大约为250年，其中最早的书信大致写在公元前9世纪末期，而最晚的书信写在亚述灭亡前夕。不过，新亚述时期各个阶段的书信分布并不均匀，其中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时期有大约20封，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五世时期有大约150封，萨尔贡二世时期有大约1300封，辛纳赫里布时期有30封，埃萨尔哈东时期有大约900封，阿淑尔巴尼拔时期有大约700封。[88]新亚述时期的书信涉及的区域广阔，除了亚述本土外，西到地中海沿岸的奇里乞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东到埃兰，北到乌拉尔图，南到巴比伦尼亚，亚述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曾在书信中提及。萨尔贡二世及其以前的通信人主要是国王、附属国君主、王室成员、宫廷高级官吏、行省总督、其他军事和行政官吏，书信内容的重点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事务，而埃萨尔哈东和阿淑尔巴尼拔时期的通信人主要是形形色色的神职人员，书信的主要内容是与国王有关的各种占卜、占星和征兆以及神庙和宫廷的管理等事务。[89]

新亚述时期，行政管理档案主要出自尼尼微和卡尔胡城的王宫，既有大量的宫廷档案，也有一些涉及神庙供品的档案。收受和分配物品的清单是行政管理档案重要的组成部分，收受者既有王宫，也包括神庙，提及的物品既有金、银、宝石等贵重的物品，也有纺织品、食物、饮料等日常生活用品，还有牛、羊和马等牲畜、砖石、木材和芦苇等建筑材料。人员名单也是行政管理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宫廷的侍从、占卜师和巫师等各类专业人员，还包括行省的各类军官、被征服地区的强制移民。行政管理档案中还保存了一批债务清单，很可能是行省没有按时交付税负的记录。新亚述时期，行政管理档案还包括一批人口和土地等财产的登记表，可能是国王赏赐臣僚的财物清单。

新亚述时期，学术作品主要保存在王宫和神庙的图书馆里，它们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苏美尔和巴比伦尼亚的文献占很大比例，多数文献也是亚述国王从苏美尔和巴比伦尼亚各地搜集来的，有的是原件，有的则是复制品。书吏教育文献是学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书吏在训练基本的书写技能时的习作，包括各种楔形文字符号的解释、同义词表、亚述语—苏美尔语和其他语言的对照表、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对照的文献等。占卜文献也是学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记录了各种征兆及其对应的意义。驱魔文献也是学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记载了巫师驱魔治病的仪式及其咒语。新亚述时期的学术作品还包括智慧文学，主要包括一些预言、格言及其他富有哲理性的文学作品。

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新亚述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空间分布更为广泛。新亚述时期，亚述三次迁都，四个都城均保存了数量不等的文献；边远的重要行省如幼发拉底河中游的提尔-巴尔西普/卡尔-沙尔马纳沙尔、哈布尔河流域的杜尔-卡特里穆[90]、北部山区的图什罕[91]等多个行省都发现了数量不少的文献。材料分布的广泛性增加了其代表性，有助于更全面地研究亚述政治、经济与文化。

其二，新亚述时期基本没有缺乏文献的“黑暗时期”。尽管各个时期文献的分布仍不平均，但是，几乎所有的亚述国王都保存了数量不等的文本文献，这为我们全面、系统地考察亚述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

楔形文字文献是我们研究亚述历史文化最重要的史料，不过，不同类型的材料既有自己特殊价值，也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它们在我们研究亚述赋役制度中的作用不尽相同。

书信的内容包罗万象，往往涉及亚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我们研究亚述的农业税、商业税、徭役、贡赋、神灵的供品和赋役的豁免等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材料。除了内容丰富外，亚述的书信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夸张，其内容相对真实可靠；不过，亚述书信的史料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亚述书信分布的时间、空间及内容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它只能成为重要的参考材料；其次，绝大多数书信没有日期，即使根据书信的风格和内容等进行判断，也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时间；最后，由于一些书信的历史背景不详，其涉及的内容晦涩难判。

亚述的王室铭文记录了亚述历史上的主要建筑活动和军事行动，保留了亚述劫掠和勒索被征服地区的情况，是研究贡赋和神灵的供品等赋役制度的重要材料。然而，亚述王室铭文具有明显的缺陷：一是亚述王室铭文在时间上分布并不均匀，新亚述时期多位国王的铭文卷帙浩繁，而古亚述时期和中亚述时期许多国王的铭文数量稀少，一些国王甚至没有留下铭文；二是亚述的王室铭文，特别是以第一人称口气书写的编年铭文，极力宣扬阿淑尔神的威力和亚述国王的英勇，肆意贬低敌人的能力和斗志；亚述的王室铭文详尽地罗列斩杀、俘虏敌军的数目与获得战利品和贡赋的数量，[92]几乎不提亚述军队的伤亡情况。亚述王表、名年官表和编年史是历史价值最高的文献，但是，大部分文献的内容过于简单，许多文献残缺难辨。

法律文献是我们研究亚述法制和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材料，其中，一些国王敕令和部分私人法律文书为我们考察神灵的供品和赋役的缴纳情况提供了直接的材料。不过，亚述的法律文献仍然存在许多尚未破解的谜团，诸如私人法律文献为何放在宫廷或官署中、许多借贷按期归还则不需要支付利息等，因此，我们在利用这类材料时需要十分谨慎。

行政管理档案是记录政府机构和神庙活动最直接的材料，其中包括收受和分配税负和神庙供品的清单，它们是我们研究亚述各类赋役制度的重要材料。但是，亚述的行政管理档案具有明显的缺陷：首先，除了个别档案外，亚述大多数行政管理档案没有标注时间，确定文献的时间十分困难；其次，亚述的行政管理档案大多非常简短，中间不乏缩写词和难以释读的术语，理解起来非常困难；最后，书写在泥板上的行政管理档案的开头和结尾破损严重，这给我们判断文献的用途和性质增加了难度。

学术作品是亚述文化成就的具体体现。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地区早于亚述地区跨进历史的门槛，南部邻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都对亚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3]一般情况下它们很少涉及亚述的赋役征召情况，不过，亚述文化的发展历程对追溯亚述赋役制度的发展演变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大多数亚述学术作品并没有确切的时间，这增加了我们使用这类材料的难度。

综上所述，亚述地区的地理环境对赋役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亚述地区地形复杂多样，有利于发展多种经济。在气候以干旱著称的西亚地区，亚述地区有效而适时的降水对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及其支流滋润了流经的地区，有力地促进了亚述经济的发展。亚述的经济类别决定了其赋役的类型，因此，地理环境对亚述赋役制度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从阿淑尔城邦独立到尼尼微陷落，亚述政权存续了近1500年，大致分为古亚述、中亚述和新亚述三个阶段，先后经历了城邦、区域性国家和跨地区的帝国三种国家形态。古亚述时期，国家的形态是城邦，阿淑尔以与安纳托利亚地区贸易而闻名；中亚述时期，亚述人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基本控制了两河流域北部，成为古代西亚北非地区的军事强国；新亚述时期是亚述发展的鼎盛阶段，经过历任国王的南征北战、东杀西挡，亚述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发展成为一个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大帝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亚述政权的组织结构差异明显，深刻地影响了其赋役制度的发展演变。

亚述楔形文字文本文献的特点直接影响了其赋役制度的研究。亚述的楔形文字文本文献种类各异，数量众多，这为我们研究亚述赋役制度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过，由于楔形文字文献分布时空的不均以及与赋役制度有直接关系的文献数量不多，我们目前既不可能重现某一时期亚述赋役制度的全貌，也不可能追溯其发展演变的整个历程，只能描绘出一个并不完整的框架。

亚述楔形文字文本文献的释读也会对赋役制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阿卡德语是一种死文字，亚述学家对其认识仍处在深化的过程中，相关的文献需要不断地编辑整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整理的大量亚述楔形文字文本文献需要重新校对，而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和芬兰学者主持的文献重新校对工作仍处在进行中，我们可资利用的可靠文献仍然非常有限，这决定了亚述赋役制度的研究仍然会进一步完善。[94]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引用的资料基本上是经过反复核对的文献，如有最新版本的文献，一般不再提未经校对的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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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要指出的是，亚述人还有其他称呼，如“阿淑尔土地上的人/子民”（nišē/mārēmāt Aššur）、“恩利尔的臣民”（ba’ulāt d Enlil）等。参见Grant Frame，“My Neighbour’s God：Aššur in Babylonia and Marduk in Assyria”，BCSMS，Vol.34（1999），p.7。

[2]不过，不同学者对阿淑尔城区面积的估算并不一致。E.斯特劳曼格估计阿淑尔城区为3/4英里，参见［英］塞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杨建华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埃莉诺•巴尔巴内斯估计，阿淑尔城区面积大约为70公顷，参见Eleanor Barbanes，Heartland and Province：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 in the Neo-Assyrian Empire，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9，p.78。T.J威尔金森等人估计阿淑尔城的面积大约65公顷，参见T.J.Wilkinson and Jason Ur，et al.，“Landscape and Settlements in the Neo-Assyrian Empire”，BASOR，Vol.340（2005），p.26。

[3]RIMAⅠA.0.73.6：2.

[4]RIMAⅠA.0.76.1：32.

[5]P.Machinis，t“Assyrians on Assyria in the FirstMillennium B.C.”，in K.Raaflaub unter Mitarbeit von E.Müller-Luckner，hrsg.，Anfänge politischen Denkens in der Antike：Die nahöstlischen Kulturen und dieGriechen，München：R.Oldenbourg，1993，p.81.

[6]RIMAⅠA.0.76.1：15，24，27；A.0.78.2：10.

[7]J.N.Postgate，“The Land of Assur and the Yoke of Assur，”WA，Vol.23，No.3（1992），p.251.

[8]RIMAⅠA.0.78.1：iv 21-iv 22.

[9]OIPⅡ，p.68：15.

[10]据罗夫估计，萨尔贡二世时期，“阿淑尔之地”的面积就达到了大约108万平方公里。参见M.Roaf，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New York：Facts on File，1990，p.179。

[11]S.Holloway，Ašur is King!Ašur is King!Religion in the Exercise of Power in the Neo-Assyrian Empire，p.98.不过，学术界对亚述的核心地区的边界还有其他看法。例如，阿尔塔威尔认为，亚述核心地区的南部边界是下扎布河，北面达今天的摩苏尔城，西部的边界是塞尔萨尔河和谢赫易卜拉欣山，东部边界是盖拉羌克山和海济尔河。参见M.Altaweel，The Land of Ashur：A Study of Landscape and Settlement in the Assyrian Heartland，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04，p.4。威尔金森等人认为“亚述腹地”等同于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包括从阿淑尔、卡尔胡、杜尔-沙鲁金和尼尼微等底格里斯河流域延伸到叙利亚的幼发拉底河流域。参见T.J.Wilkinson and Jason Ur，et al.，“Landscape and Settlements in the Neo-Assyrian Empire”，BASOR，Vol.340（2005），p.26。

[12]Karen Radner，“The Assur-Nineveh-Arbela Triangle：Central Assyria in the Neo-Assyrian Period”，in Peter A.Miglus and Simone Mühl，eds.，Between the Cultures：The Central Tigris Region from the3rd to the1st Millennium BC：Conference at Heidelberg January 22nd-24th 2009，Heidelberg：Heidelberger Orientverlag，2011，p.322.

[13]T.J.Wilkinson and Jason Ur，et al.，“Landscape and Settlements in the Neo-Assyrian Empire”，BASOR，Vol.340（2005），pp.27-32.

[14]“美索不达米亚”传统上多指古代历史的环境，而不是指一个确切的地理范围。《旧约》的希腊语翻译家把它看作古代城市哈兰附近亚伯拉罕的故乡，大致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游之间。斯特拉波使用“美索不达米亚”一词只是指河间低地的北部，而把南部称作“巴比伦尼亚”。普林尼则把它的范围扩大到阿拉伯湾，使它的范围大致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相当。参见塞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杨建华译，第1页。本书所说的“两河流域”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中下游地区。

[15]A.S.Issar and M.Zohar，Climate Change：Environment and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Berlin and Heidelberg：Springer，2007，p.76.不过，阿甫基耶夫认为，亚述本土指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一小块地方，从下扎布河的下游延伸到扎格罗斯山，西北部是马希奥斯山。他估计，亚述本土的耕地面积不超过1.2万平方公里。参见［俄］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王以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58页。J.N.波斯特盖特认为，“亚述本土”指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以前的“阿淑尔之地”。参见J.N.Postgate，“Assyria：The Home Provinces”，in M.Liverani，ed.，Neo-Assyrian Geography，Roma：Universitàdi Roma“La Sapienza，”1995，p.1。费尔斯认为，习惯意义上的亚述地区大概有5万平方公里，F.M.Fales，L’impero Assiro：Storia e Amministrazione（Ⅸ-Ⅶsecolo a.c.），p.13。

[16]Z.A.Ragon，Assyria：From the Rise of the Empire to the Fall of Nineveh，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5，pp.3-4.

[17]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编：《西亚地理》，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3页。

[18]［伊拉克］贾希姆•穆罕默德•海拉夫等：《伊拉克地理》，兰亭、华英、忠杰等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19]Na’il Hannoon，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Northern Iraq during the Middle and Neo-Assyrian Periods，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Toronto，1986，pp.41-42.

[20]Na’il Hannoon，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Northern Iraq during the Middle and Neo-Assyrian Periods，pp.49-51.

[21]Geoges Roux，Ancient Iraq，London：Penguin Group，1992，p.10.

[22]T.J.Wikinson，“Water and Human Settlement in the Balikh Valley，Syria：Investigation from 1992-1995”，JFA，Vol.25，No.1（1998），p.65.

[23]Na’il Hannoon，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Northern Iraq during the Middle and Neo-Assyrian Periods，pp.31-36.

[24]Na’il Hannoon，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Northern Iraq during the Middle and Neo-Assyrian Periods，p.39.

[25]碳十四鉴定表明，沙尼达遗址表层时间大致在公元前48300（±3000）年。Petr Charvát，Mesopotamia before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1.

[26]Petr Charvát，Mesopotamia before History，p.2.

[27]Petr Charvát，Mesopotamia before History，pp.1-2.

[28]A.J.Jawad，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Township in Northern Mesopotamia，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62，pp.143-145.

[29]UETⅧ，14：v 4-v 6’.

[30]RIMAⅠA.0.1002.

[31]RIMAⅠA.0.1003；RIMEⅢ/2 E3/2 1.3.2001.

[32]W.Sallaberger and A.Westenholz，Mesopotamien：Akkade-Zeit und UrⅢ-Zeit，Freiburg：Universität Verlag，1999，p.161 note 136.

[33]现存的《亚述王表》是公元前11世纪到前8世纪版本，不过，它最初可能编订于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时期，后来经过多次修订。参见Jean-Jacques Glassner，Mesopotamian Chronicles，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5，p.136。

[34]RIMAⅠA.0.31：2；5.

[35]M.T.Larsen，“The City and Its King：On the Old Assyrian Notion of Kingship”，in Paul Garelli，ed.，Le Palais et la Royauté：Archéologie et Civilisation，Paris：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1974，pp.286-299.

[36]亚述的名年官大概始于公元前20世纪后半期，也就是埃里舒姆一世在位时期。参见K.R.Veenhof and J.Eidem，Mesopotamia：The Old Assyrian Period，Göttingen：Vandenhoeck und Ruprecht，2008，p.22。

[37]J.Lewy，“On Some Institutions of the Old Assyrian Empire”，HUCA，Vol.27（1956），pp.36ff.；L.Orlin，Assyrian Colonies in Cappadocia，p.94f.阿甫基耶夫甚至还认为，阿淑尔国王伊鲁舒马征服了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参见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第47页。

[38]L.Orlin，Assyrian Colonies in Cappadocia，pp.179-180；M.T.Larsen，Assyrian City Stateand Its Colonies，p.245.

[39]K.R.Veenho，f“The Old Assyrian Merchant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Anatolia”，in Hans-Jörg Nissen und Johannes Renger，hrsg.，Mesopotamien und Nachbarn：Politische und KulturelleWechselbeziehungen im alten Vorderasien，Berlin：Dietrig Reimer Verlag，1982，pp.147-159.

[40]RIMAⅠA.0.39.3：3.

[41]RIMAⅠA.0.39.1：2；A.0.39.2：4.

[42]RIMAⅠA.0.39.6：7.

[43]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时期，“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贸易又恢复了。

[44]W.F.Leemans，“Old Babylonian Letters and Economic History：A Review Article with a Digression on Foreign Trade”，JESHO，Vol.11，No.1（1968），p.199.

[45]Jean-Jacques Glassner，Mesopotamian Chronicles，p.139.

[46]J.N.Postgate，“TheMiddle Assyrian Provinces：Review of DieOrts-und-Gewassernamen dermittelbabylonischen und mittelassyrischen Zeit”，AfO，Vol.32（1985），pp.95-101.

[47]J.N.Postgate，The Archive of Urad-Šerūa and His Family：AMiddle Assyrian Household in Government Service，Roma：R.Denicola，1988，pp.xxiii-xxvi；RIMA IA.0.86.2001.

[48]qēpu的字面意思是“信任的”。Simo Parpola，Assyrian-English-Assyrian Dictionary，Helsinki：
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2007，p.88；CAD Q，p.268；Peter Dubovsky，“King’s Direct Control：Neo-Assyrian Qēpu Officials”，in GernotWilhem，ed.，Organization，Reprensation and Symbolsof Power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Proceedingsof the54th Re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atWürzburg 20-25 July 2008，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12，pp.449-460.

[49]一些学者认为新亚述等同于（新）亚述帝国，参见H.W.F.Saggs，The Might ThatWas Assyria，London：Sidwick and Jackson，1984，p.70。J.N.波斯特盖特对于亚述帝国的开始时间有不同的看法。根据芬利关于帝国的理论，J.N.波斯特盖特将亚述帝国分为扩张阶段和帝国阶段，认为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和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的扩张与中亚述诸王的成就没有明显的差别，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又陷入衰落，因此上述时期不属于亚述帝国的扩张阶段；他主张亚述帝国的扩张阶段是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到萨尔贡二世时期，而帝国阶段是从辛纳赫里布、埃萨尔哈东到阿淑尔巴尼拔统治时期。由此可见，J.N.波斯特盖特认为亚述帝国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延续到公元前7世纪晚期。参见J.N.Postgate，“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Assyrian Empire”，in M.T.Larsen，ed.，Power and Propaganda：A Symposium on Ancient Empires，p.194。

[50]Simo Parpola，“National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he Neo-Assyrian Empire and Assyrian Identity in Post-Empire Times”，JAAS，Vol.18，No.2（2004），pp.5-22.

[51]F.M.Fales，Aramaic Epigraphson the Clay Tablets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Roma：Quadernidi Geographia Storica，1986；H.Tadmor，“On the Role of Aramaic in the Assyrian Empire”，in M.Mori，ed.，Near Eastern Studies Dedicated to H.I.H.Prince Takahito Mikas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y-fifth Birthday，Wiesbaden：Harrossowitz，1991，pp.419-426.

[52]尽管希罗多德曾提及专门介绍亚述历史的部分，但是，他的《历史》并没有包含亚述历史专章，可见，他的写作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I.184。

[53]Marc Van De Mieroop，Cuneiform Texts and theWriting of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p.9-39.

[54]国际亚述学界在翻译整理古亚述文献方面成就最大的项目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古亚述文献项目”（The Old Assyrian Text Project），但是，该项目正处于启动阶段，已整理出版的文献仅占很小的比例。参见http://oatp.ku.dk/，2013年11月1日。

[55]K.R.Veenho，f“Archives of Old Assyrian Traders”，in M.T.Larsen，ed.，Ancient Archives and Archival Traditions：Concepts of Record-Keeping in the Ancient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88-91.

[56]J.Eidem，“An Old Assyrian Treaty From Tell Leilan”，in D.Charpin and F.Joannès，eds.，Marchlands，diplomates et Empereus：Études sur la civilization mésopotamienne offertsàPaul Garelli，Paris：É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1991，pp.185-208；C.Günbatti，“Two Treaty Tablets Found at Kültepe”，in J.C.Derksen，ed.，Assyria and Beyond：Studies Presented to Mogens Trolle Larsen，Leiden：Nederland Istituut voor het Nabijie Oosten，2004，pp.249-268；Voysel Donbaz，“An Old Assyrian Treaty from Kültepe”，JCS，Vol.57，（2005），pp.63-68.

[57]M.T.Larsen，The Old Assyrian City-State and Its Colonies，pp.283-286；K.R.Veenho，f“In Accordance with the Words of the Stele：Evidence for Old Assyrian Legislation”，CKLR，Vol.70（1995），pp.1717-1744.

[58]K.R.Veenho，f“Archives of Old Assyrian Traders”，in M.T.Larsen，ed.，Ancient Archives and Archival Traditions：Concepts of Record-Keeping in the AncientWorld，pp.96-98.

[59]Marc Van De Mieroop，Cuneiform Texts and theWriting of History，p.41.

[60]RIMAⅠA.0.32.1：14-16；A.0.32.2：49-65.

[61]RIMAⅠA.0.39.1：59-87.

[62]K.R.Veenhof，The Old Assyrian List of Year Eponyms from Karum Kanish and its Chronological Implications，Ankara：Turk Historical Society，2003.

[63]J.J.Glassner，Mesopotamian Chronicles，pp.160-164.

[64]K.R.Veenho，f“Mesopotamia：Old Assyrian Period”，in R.Westbrook，ed.，AHistory of AncientNear Eastern Law，Vol.I，p.431；K.R.Veenhof and J.Eidem，Mesopotamia：The Old Assyrian Period，p.20.

[65]M.D.Pack，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the Palace at Mari（ca.1800-1750 B.C.），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81，p.1.

[66]A.K.Grayson，“Histories and Historia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Assyria and Babylonia”，Or，Vol.49，No.1（1980），pp.154-155.

[67]J.J.Glassner，Mesopotamian Chronicles，pp.184-191.

[68]J.N.Postgate，“Administrative Archives from Assur in the Middle Assyrian Period”，in K.R.Veenhof，ed.，Cuneiform Archivesand Libraries：Papers Read at the30e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Leiden 4-8 July 1983，Istanbul：Nederlands Historisch-Archaeologisch Instituut te Lstanbul，1986，pp.168-183.

[69]F.M.Fales，“People and Professions in Neo-Assyrian Assur”，in Hartmu Waetzoldt und Harald Hauptman，hrsg.，Assyrien im Wandel der Zeiten，Heidelberg：Heidelberger Orientverlag，1997，pp.33-42.从20世纪30年代起，亚述学家逐步整理德国考古学者在阿淑尔遗址发掘的中亚述文献，比较重要的成果是，KAJ、KAR和MARV。H.Freydank独自或联合其他学者整理的中亚述文献迄今已有十余卷。

[70]O.Pedersén，Archives and Libraries in the City of Assur：A Survey of theMaterial from the German Excavations，Part I，Uppsala：Ac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1985，p.46.

[71]O.Pedersén，Archivesand Libraries in the City of Assur：ASurvey of theMaterial from the German Excavations，Part I，pp.73-74.

[72]O.Pedersén，Archives and Libraries in the City of Assur：A Survey of theMaterial from the German Excavations，Part I，p.34.

[73]J.N.Postgate，“Middle Assyrian Tablets：The Instruments of Bureaucracy”，AoF，Vol.13，No.1，（1986），pp.22-26；J.N.Postgate，“Documents in Government under the Middle Assyrian Kingdom”，in M.Brosius，ed.，Ancient Archives and Archival Traditions：Concepts of Record-Keeping in the AncientWorld，pp.125，133-136.

[74]O.Pedersén，Archives and Libraries in the City of Assur：A Survey of theMaterial from the German Excavations，Part I，p.93.

[75]O.Pedersén，Archives and Libraries in the City of Assur：A Survey of theMaterial from the German Excavations，Part I，p.93.

[76]M.T.Roth，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 and Asia Minor，Atlanta：Scholar Press，1997，pp.196-208.

[77]O.Pedersén，Archives and Libraries in the City of Assur：A Survey of theMaterial from the German Excavations，Part I，p.109；E.C.Cancik-kirschbaum，Diemittelassyrischen Briefe aus TallŠēh Hamad，Berlin：Dietrich Reimerverlag，1996.

[78]B.R.Foster，From Distant Days：Myths，Tales，and Poetry of Ancient Mesopotamia，Bethesda：CDL Press，1995，p.194.

[79]O.Pedersén，Archivesand Libraries in the City of Assur：ASurvey of theMaterial from the German Excavations，Part I，p.34.

[80]O.Pedersén，Archives and Libraries in the City of Assur：A Survey of theMaterial from the German Excavations，Part I，p.30.

[81]A.K.Grayson，“Histories and Historia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Assyria and Babylonia”，Or，Vol.49，No.1（1980），pp.150-154.

[82]SAASⅡ.

[83]J.J.Glassner，Mesopotamian Chronicles，pp.136-143.

[84]J.J.Glassner，Mesopotamian Chronicles，pp.176-184.

[85]SAAⅫ1-90.

[86]SAAⅡ.

[87]SAASⅤ.

[88]F.M.Fales，L’impero Assiro：Storia e Amministrazione（Ⅸ-Ⅶsecolo a.c.），p.100.芬兰亚述学家西莫•帕尔波拉原来估计新亚述时期共有大约2300封书信，他可能没有包括一些书信的残片和行省的书信。Simo Parpola，“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 and Neo-Assyrian Letters”，in F.M.Fales，ed.，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New Horizons in Literary，Id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Roma：Istituto per l’oriente centro per le antichitàe la storia dell’arte del vicino oriente，1981，pp.118-119.

[89]Simo Parpola，“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 and Neo-Assyrian Letters”，in F.M.Fales，ed.，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New Horizons in Literary，Id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pp.118-119.

[90]Karen Radner，Dieneuassyrischen Texteaus Tallšēh Hamad，Berlin：Dietrich Reimerverlag，2002.

[91]Simo Parpola，“Cuneiform Texts from Ziyaret Tepe（Tušhan），2002-2003”，SAAB，Vol.17 （2008），pp.1-146.

[92]SAASⅢ.

[93]Hannes D.Galter，“Looking down the Tigris：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Assyria and Babylonia”，in G.Leick，ed.，The Babylonian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pp.527-536.

[94]关于亚述楔形文字文本文献的编辑整理情况，参见国洪更《亚述帝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访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兰弗兰基教授》，《世界历史》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