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族”与“民族认同”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全球化的“肆虐”，民族主义开始在各国被激活。为此，“地方身份认同开始变得备受关注”，而且，“全球化重构了民族，带来了民族分化”。[1]这样，“民族认同”问题也就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除了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踊跃地参与该问题的讨论外，心理学、[2]社会学、[3]政治学[4]方面的研究者也频频关涉此类问题。探讨“民族认同”问题，自然会涉及诸如民族（族群）概念、民族（族群）理论、民族（族群）关系、民族团结、民族国家、国家认同等问题，所以，关于“民族”与“民族认同”问题研究，主要是从相关的概念（定义）探讨来展开，并关涉民族理论、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本章通过“民族”与“民族认同”研究的现状、主要理论和方法的回顾，概要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第一节　“民族”与“民族认同”及相关概念研究

一　民族、族群的概念（定义）、英译及其关联

（一）“民族”概念的定义与英译

迄今，给“民族”下一个很确切的定义实属困难。因为，目前对民族认识的不确定性，导致定义本身既不可能囊括它所具有的完整特性，又不可能揭示出其全部实质。正如德拉诺瓦（Gil Delannoi）指出的那样，“理论可以涵盖民族，但是不能穷尽民族”。[5]由此，有“以民族主义定义民族（被低估的民族）”，[6]或“以民族定义民族（被低估的民族主义）”。[7]休·希顿-沃森辨别了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族群、民族性、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后，感叹道：真正科学的民族定义不存在，并提出“当一个共同体的绝大多数人自认为要组成一个民族时，或者好似一个民族集体行动时，一个民族就这样诞生了。没有必要要求所有的人都应有这样的感觉或者应有这样的行为。亦不能主观臆断地认为极少数人必须受到这样的影响”。[8]所以，定义的最终结果往往是顾此失彼，让学术界理论家们处于两难的困境。显然，在没有形成一种共识的前提下，学者们仅能凭借自我的学术涵养和爱好来界定何谓民族，于是，就呈现出五彩缤纷、莫衷一是的局面。真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当前，西方有代表性的“民族”定义主要有：德拉诺瓦在考察了民族（nation）的拉丁文natio、nationis词源后指出，民族具有人类种族的原初含义，[9]它与自身关系密切，“假如有一个单独的词能够定义它们而不失真，那就是家庭。民族向家庭借其隐喻”。[1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则坚持人类学精神，主张如此定义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1]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曾就“民族是否有肚脐眼”如此有趣的问题，诘难“原生主义者”，坚持民族是在现代被民族主义所创造的观点，“民族是如何创造而不是他们如何继承了他们的肚脐”。[12]这样，我们既窥见了原生论的观点，又明显感受到现代主义的强大声音。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在分析了诸多理论家的定义后建议民族应是：“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13]海斯甚至避开给民族下定义，而是从谈论人道的民族主义、雅各宾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完整民族主义等来阐释何为民族，给我们勾勒出现代民族主义的演进历程。[14]

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所涉及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很多，如：民族的形成（可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实质（可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和《共产党宣言》），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等。[15]然而，“从来没有专门讨论过‘民族’的确切定义”。[16]最具权威性的民族定义，则是斯大林的贡献，[17]该定义强调了形成民族的“四大特征”，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今天看来，科学性不足，但也不可否认其对民族实质的部分洞察和揭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专家马戎专门著文论述了该定义的形成原因和利弊。[18]

针对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缺陷和局限性，我国学术界展开了关于“民族”概念、含义和译法等五次大讨论，[19]对民族定义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讨，成果斐然。

首先，“民族”一词非外来语。邸永君在《“民族”一词非舶来——正史见于〈南齐书〉》中，明确指出，《南齐书》列传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有云：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耶？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耶？今华风既变，恶同戎俗，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戎业可遵；戎俗实贱，故颜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编）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之“诸华”即“诸夏”，对之以“戎”、“夷”、“胡”，“民族”则必指生活于中原之汉族无疑。而所谓“士女”即成年男女，他们“民族”尚未变更，却“滥用夷礼”；“翦落”乃“落发为僧”之意，“全是胡人”当理解为“认定胡人全都正确”之意。[20]尔后，郝时远就“民族弗革”进一步解释道，“系指国人的族属未变，而所谓族属即华、夷之分”。[21]这就彻底否定了先前所谓“民族”乃由日本对德文中“民族”的吸收后介绍到中国的舶来品说法。

其次，汉语“民族”概念的多含义。何叔涛根据一些学者对“民族”含义的考证，并结合自己的研究，认为汉语“民族”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宽泛的外延，“具体地说，汉语‘民族’概念，既包括了国家—政治层面上的民族，也包括了历史—文化层面上的民族；既指原生形态的民族，也指次生、再次生乃至多次生形态的民族；主要是指单一民族但也指复合民族和民族支系；既指现代民族，更泛指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所有民族。”[22]

最后，关于汉语“民族”定义。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关于“民族”概念并没有明确定义，在使用上也比较混乱，除了用“民族”指称民族（族群）外，还有诸如人、民、种、部、类、族，以及族类、族种、氏族、国族、邦族、宗族、部族、种族、民人、民种、种人、部人等等相关的称谓。[23]2005年，在综合近30年民族理论界关于“民族”概念及其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明确提出了关于“民族”概念的定义，即“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24]学术界称之谓“六要素”论。

与“民族”一词对应的英文有：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people，race，tribe，究竟将其译为何词？学术界存在争议。有学者建议用ethnic group指称民族。[25]马戎通过对史密斯的民族概念的研究后，认为“中国”或“中原”对应“民族”（nation）一词。他提出：

把“中华民族”译成英文的“Chinese nation”（宁骚，1995：13—14；翟胜德，1999：69），使“民族”与“nation”对应起来；同时把“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从而把这些侧重文化和血缘意义的“族群”与英文中的“ethnicgroups”对应起来（注：在这一点上，我赞成石奕龙先生的观点，认为可以把“ethnic group”译为“族群”（参见石奕龙，1999：79）。[26]

有学者则坚持原来的译法，即nation或者nationality，[27]朱伦认为，从“族群”一词的实际应用来看，因为“不管古希腊人的观念如何，在西方近代民族学研究中是有歧视性含义的，主要用来称呼那些落后的异教、异种人民”。所以，“以‘族群’概念来代替‘民族’概念，以‘多族群国民—国家’论来解释‘多民族国家’，并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民—国家’的‘准标准’（如墨西哥）来建设‘多民族国家’，这在国际上已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不成功的理论和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并且“这种新民族主义理论自本世纪初产生时起，就是对小民族的一种扼杀工具”。[28]为此，他主张，将“nation”译成“国民”，将“nation-state”译成“国民—国家”。[29]

究竟应该采用哪种译法？目前还没有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民族与族群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ethnic group一词传入中国，当时翻译为“民族群体”“民族集团”等，后来统一为“族群”。学术界公认为：最早界定“族群”内涵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其乃“体型或习俗或两者兼备的类似特征，或者由于对殖民或移民的记忆而在渊源上享有共同的主观信念的人类群体，这种信念对群体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不一定关涉客观的血缘关系是否存在”。[30]安东尼·史密斯建议，其定义为，“与领土有关，拥有名称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享记忆并有某种或更多的共享文化，且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种程度的团结”。[31]其后，便有了对族群的详细探讨，定义繁多，不一而足。我国民族学学者徐杰舜对此进行梳理后，并概括为：“所谓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这个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二是要对他‘自觉为我’；三是一个社会实体。”[32]

史密斯曾就族群与民族概念的特征详尽考察后，并指出两者的异同处（见下表）。

我国学者也曾积极探讨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如纳日碧力戈、马戎、张海洋、孙九霞等。[33]徐杰舜认为，“从性质上看，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而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在分析了其原因后，他指出“简言之，一个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也可能不是一个民族；而民族不仅可以称之为族群，还可以包含若干不同的族群”。[34]王东明认为，“总体上看，这两个概念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都是指一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断然割裂两者的联系是不妥的；然而，两者在内涵上还是差别较大，‘民族’往往强调的是政治性，‘族群’侧重的是文化性。同时，这两个概念在外延上同样存在着差别，族群相对民族而言，其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一些。”[35]廖杨认为，“我们不能把‘文本’（text）与‘表征’（representation）当作‘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和‘民族志事实’（ethnographicaltruth），亦即不能忽略‘历史文本’的社会记忆本质和‘文化表征’的展演本质。”[36]尔后，有学者还比较了民族、族群和社群的同异之处，从西方学者的观点讲到我国学界的看法，并用实例来分析了各派的理论主张的局限性，但最终仍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族群？[37]给我们留下些许遗憾，说明目前关于两者的争议还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解决，有待理论界进一步探讨。

（三）“民族”与“族群”之争

随着族群概念的引入，我国学术界就是否用“族群”替代“民族”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意见分歧很大，有积极肯定的，也有坚决反对的，还有居中者。朱伦透过族群概念在中国错位的应用现象，通过欧美国家关于“族群”与“民族”的使用中的异议，以及不同的内涵与学理的剖析后认为：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从政治学角度看待中国的“少数民族”，并以“民族”来界定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没有什么不妥。把中国少数民族由“民族”改称“族群”，不单是术语转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立场和理论取向的问题，即对少数民族采取什么样的“民族”观的问题。无论古希腊人的“族种”观，还是现代欧美社会的“族群”观，至少都体现了一种主体对非主体的居高临下的姿态，这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利于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此外，我们也不能因为苏联等国家的解体，以及国内存在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就认为西方的“族群”理论多么高明，进而怀疑自己的原则上是正确的民族理论。[38]

阮西湖从“族群”一词的指称和含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后，指出“族群”不适合在我国使用。[39]并建议：“在世界人们共同体演进的过程中没有‘族群’位置，不宜以‘族群’取代民族，也不宜以‘族群’表达民族以下支系”，呼吁“人类学术语亟待规范”。[40]“为了进一步厘清‘ethnicity’（ethnic group）究竟是‘民族’抑或‘族群’这个概念的准确含义，从族体类型及其演进、古希腊文‘ethno’一词的含义及其英文演变、台湾使用‘族群’概念的背景等方面进行论证，说明了‘ethnicity’是‘民族’而非‘族群’，国外民族（ethnicity）和我国民族的称谓是相吻合的。”[41]

反之，马戎力主构建“国族”，为了淡化民族的政治色彩、避免民族问题的政治化，坚持要求用“族群”概念替代“民族”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中把少数族群‘文化化’的成功思路，没有被我们继承下来，却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种历史错位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中国人应当从祖先们几千年处理族群关系的传统中吸取宝贵经验，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苏联等国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在‘民族（国民）认同’和‘族群认同’这两个层面中，应当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把我国的56个民族改称为‘族群’的建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思路下提出来的。”那么，“我们今天在思考中华民族族群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时，可以参考中国的历史传统和西方国家的体制与处理族群关系的思路，进一步把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多元一体’具体化为‘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两个层面的结合，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来思考中国的族群关系问题。如果接受这样的一个整体性框架，我们的许多观念和做法也就需要进行反思和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思考少数族群的有关问题时，应逐步把它们更看成是‘文化群体’逐步减少它们作为‘政治群体’的色彩。族群‘去政治化’的思路应当在21世纪引起国人更多的思考，也有可能在未来把中国的族群关系引导到一个新的方向”[42]。与此呼应的有庞中英、孙建中和孙九霞等人。[43]

除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外，更多的学者是持一种怀疑、反思、审慎的态度。如纳日碧力戈从“ethnos”概念在希腊文与英文、俄文与汉语、蒙古语与藏语的意思不同，古义与今义、此用与彼用、官用与民用、学用与俗用的不同，和“老大哥”交流与和“山姆大叔”对话的不同，以及学界的不同理解、定义和使用等方面问难“族群”。[44]郝时远认为：

由于这些源自ethnos这一概念“缺失”的术语本身并不严谨且古义不断变化，以致对这一术语进行定义至今仍是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同时，由于其定义的不确定性。也必然导致应用方面的难以把握。[45]

英文ethnic是希腊语ethnos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对应中文的直译可理解为“族”或“族的”，属于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应用范畴。该词在英文中没有形成名词形式，在与group连用后形成了复合名词ethnic group形式。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ethnic group一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流行开来，用以分析这些国家基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要素基础上的“认同群体”。20世纪80年代以后，ethnic group这一术语在世界范围流行开来，在引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时，中文翻译为“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和“族群”等，其中以“族群”最为通行。但是，学界在研究和应用这一术语时，缺乏对ethnos及其派生的ethnic 和ethnic group源流的关注。[46]

英文ethnic group这一术语引进中国后，普遍共识的翻译为“族群”。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理解这一术语的含义和应用这一术语的实践中，存在对“族群”概念理解片面和应用泛化的现象。辨识ethnic group翻译为中文“族群”的准确性，同时针对台湾和大陆学界有关理解和应用“族群”概念中存在的问题，对“族群”应用的漫散无边和替代中文话语的“民族”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质疑，可以为全面理解和准确应用这一源自西方发达国家以“认同”为核心的术语（ethnic group）提供新的研究思路。[47]

其跟随者很多，如潘蛟、蒋立松、乔玉光、乌小花、徐杰舜、李详福、雷海、兰林友、范可等。[48]

二　“民族认同”“族群认同”及其关联

“民族认同”概念的早期含义是什么？ 1996年，David Y.H.Wu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中指出：“凯斯在总结东南亚一些民族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认同这一概念——即把文化作为一种原始的解释性特征保留下来，同时也显然考虑到相反的事实，就是在结构互动过程中，文化内容与族群联系在一起常常承受着意义上的变更。”[49]那么，“民族认同”是如何起源的呢？莫迪默认为，“民族认同主要源自公民因素，也可以产生于文化和族裔因素”。[50]随着城市文明的推进，对“民族认同”有怎样的影响呢？沃森曾发表过关于农民在都市化过程中的民族认同感的言论，他认为，“当一个国家的都市文明由另一个民族创造时，农民的都市化不一定导致自身民族认同感的丧失，反而可能加强这种民族认同感。”[51]除了“民族认同”外，人们还有其他很多认同，比如宗教认同、家庭认同、政治认同等，“民族认同”与其他认同的关系又如何呢？美国学者埃文·查尼（Evan Charney）在讨论法兰克福特关于“支持公立学校开除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 Witnesses）的学童”的意见书时，针对如下问题，即“人们的民族认同相对于他们的宗教认同、或家庭认同、或其他任何来源的认同，其地位或重要性如何？”[52]而批判了威廉·金里卡（Will Kymlicka，又译金利卡）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理论”后，总结道：“必须牢记的是，民族认同只不过是众多认同形式之一，自由主义必须远避否认这一点的一切民族主义理论。”[53]

普遍化的“民族认同”概念是史密斯关于一种文化学视角的解释。史密斯在分析了民族认同的层次性后，指出其具有可变更的特性，即“‘民族认同’始终是被每一代人重新解释和重新塑造的。”[54]

我国学者关于民族认同观点如下：就“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或成分而言，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是民族意识的基本构成，指的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55]，它属于族性认同范畴；“民族认同也是我们所讲的族性认同的第一内容”，乃“族性本身，即原生要素的认同”。[56]基于此，有学者附和道，“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民族或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以及由此引起的归属感、忠诚和奉献精神。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主义联系密切”。[57]从“民族认同”的类型来看，有学者认为，一般而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有两类，一是人口多数、文化优势民族的认同；一是人口少数、文化弱势民族的认同，并且民族认同具有复杂性。[58]

卡拉（J.Carla）认为，族群认同就是指一个个体对本族群的身份的承认、认同，是一种肯定的态度、信念、心理。[59]菲尼（Phinney）则将族群认同界定为一个动态的多维度的复杂结构，乃一个概念化自我模式。[60]我国学者王希恩认为，“族群是在民族因流动和移居被打破之后，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族性再生体。它承载着某一或某些原生要素，因认同而形成和存在，是现代社会孳生最为迅速、存在最为广泛的一种族体。”由于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的突出，所以，“族群认同也成为民族认同的一种变体而广泛存在”。[61]也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族群认同，认为，“‘族群认同’（ethnic group identity）是社会认同理论在少数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发展”。由此，“族群认同也可以看作一种自我宣称或自我决定的过程，这一过程大都是未被个体意识到的。如果社会所宣称的或给予他们的是一个被歪曲的、卑下的或被轻蔑的形象，族群在对这一形象的认知过程中就会受到心理伤害”。[62]

何谓“族性认同”？王希恩指出，“顾名思义，就是依据族性的认同。它可以有两层意思：一是族性本身，即原生要素的认同；二是基于族性的群体的认同。”[63]

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有何关联性呢？目前，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是，族群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民族乃一个政治概念。由此，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区别也主要体现在前者强调文化性，后者更关注政治性。自从族群概念产生并引入我国后，由于缺乏学术语言的规范性，很多学者在使用“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时，并不十分清晰，很多语境中的意义是模糊的、含混的，也是相通的和可互换的。自然，我们常见到的族群认同的话题，其实质就是民族认同的问题；反之，亦然。这样，如何区别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内涵和外延，实属非常困难。我们也只有在文化性和政治性上概要地把握。为此，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的联系与区别，暂且可描述为：因彼此的包含性，族群认同中有民族认同的成分，民族认同里存在族群认同的因素。族群认同上升到民族认同，即由文化性到政治性的转变，表征了族群认同的强烈而催生了本族群的破裂的可能性与新民族诞生的希望。根据现代主义的观点，民族是人为塑造的东西，[64]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65]一旦民族形成，无论“合格”与否，如果人为地将已有的民族降低到族群的地位，而忽视其政治性的要求，必定引发民族（族群）的强烈愤懑和不快，也势必导致民族（族群）自决的呼声和诉求。为此，我们在对待是否用“族群”替代“民族”时，务必审慎和理性。这也正是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　“民族认同”问题的解决途径

民族认同研究必然与国家认同问题发生关联。因为，当今世界单一的民族国家并不存在，即使像德国、日本、韩国这样的民族比较单纯的国家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外来移民的影响也并非“纯之又纯”了。那么，多民族国家就必然面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然而，当我们考察两者的关系时，却很容易陷入理论困境。因为，强化“民族认同”，可能弱化“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弱化是不可避免的”；[66]反之，亦然。那么，如何将两者统一起来呢？普遍主义主张将各个民族整合成一个“同质性”的“国族”，经由消解后的民族身份转化成公民身份，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质化。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或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从保护各个民族特有文化的意图出发，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为宗旨，基于民族文化的平等性原则，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承认同质性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强调异质性的重要性，让民族身份从属于公民身份，最后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为此，普遍主义的“同质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从属性”都遭到严厉批判。

目前，我国也出现了两种观点，一是“冲突论”，即认为“民族认同”的强化必然导致“国家认同”的弱化，两者是矛盾的、对立的，存在必然的冲突。要实现这种转化，只能寻求弱化“民族认同”的途径。二是“和谐论”，即认为“民族认同问题是民族认同取代了国家认同在民族成员认同结构中最高级序的位置”，[67]“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冲突，可以同时被一个民族所认同，具有双重身份认同，只是“级序”不同，或所谓“优先顺序问题”，[68]两种认同能够和谐一致。为此，“二者统一的路径是构建能够有效整合民族异质性与国家统一性的公民身份，完善公民权制度”。[69]

第二节　“民族”与“民族认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一　主要理论

目前，关于“民族”与“民族认同”（族群认同）的基本理论观点主要有：

安东尼·史密斯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中，考察了民族主义的四种范式，即现代主义、永存主义、原生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这同样适用于民族认同理论，因为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往往关联密切。现代主义认为，民族主义要么“是一种新近的现象”，要么“是一种创新”，“总之，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70]永存主义则断定，“即使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现近的，但民族却始终存在于历史的每个时期，并且许多民族甚至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71]原生主义则坚持，“民族是‘原生的’；它们存在于时间的第一序列，并且是以后发展过程的根源”。[72]族群—象征主义则“特别强调主观因素在族群延续、民族形成和民族主义影响中的作用”。[73]

纳日碧力戈把族群理论划分为族群原生论、族群现代—想象论、族群神话—符号丛论、族群边界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族群理论。[74]尔后的研究者借此进一步阐释和界分，主要有，“原生论模式（the primordialist model），又称为多元社会研究路径（the plural society approach）”，“场景论模式（the circumstantialist model），又称为利益群体研究路径（the interest group approach）”。[75]

除此之外，理论界与学术界就化解民族认同问题的两种基本范式，即同化和多元化，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1.关于“同化”

“同化”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谓“官方民族主义理论”，“即认为在两个多民族的国家中，或者相互涵盖，或者前后更迭，民众对王朝的忠贞原则实际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同时，通过构建一个单一的同质的民族，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他们的国家”[76]。最典型的莫过于“1867年以后匈牙利推行的‘匈牙利化’”和“在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斯二世统治下的沙皇俄国实行的‘俄罗斯化’”。[77]比较成功的有美国的“美国方式”、法国的“不列塔尼模式”、加拿大的“盎格鲁化”。

既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背离所反映出来的实质问题是淡化、削弱、丧失对国家象征的观念、基本制度、文化精神、社会建设等的认同、信心和忠诚，甚至可能在要求民族自决权的强烈呼声下，意欲分离祖国而重组国家。可见，如此增强的民族认同就可判断为与国家认同异质化的认同。那么，采用“同化”的路径就是理所当然的首选方案。迄今为止，“除瑞士外，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曾试图通过同化或排除其内部民族而将自己变成单一民族国家”[78]。如有着明显移民特征的美国，由于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民族频繁迁居美国定居，自然对具有优越感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情结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致使自信“一直是文化核心”的地位受到威胁，并且“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核心组成部分”也将被打破。[79]由此，忧国忧民的亨廷顿，严肃地追问“我们是谁？”意欲警示国人，“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80]似乎在为美国的“大熔炉”式“同化”辩护。回溯历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曾经或仍在继续实施“大熔炉”政策来同化外来移民。随着文明的发展，文化开始呈现多样性，愈来愈丰富多彩。试问：“同化”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具有实效性？“同化”的实质是“同质化”，将事实上存在的多元文化“统一”“整合”为一元文化。显然，这必定违背民主自由主义精神，也必定遭到质疑和批判。当将目光聚集在美国的“大熔炉”式“同化”时，我们惊异地发现，“遗憾的是，各种同化都无济于事，都无法使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完全融入成单一的文化，熔炉危机已经成为不争事实”。[81]

2.关于“多元化”

“多元化”是文化多元论的理论主张。文化多元论或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或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20世纪中期欧美民族国家文化少数族群（民族）提出的对民族文化的尊重、承认以及要求平等对待的一种诉求，于六七十年代盛行而引入我国后开始传播。文化多元论坚持价值多元论的基本观点，即“没有唯一的价值或有限范围的价值总是压倒其他的价值，也没有唯一的价值或有限范围的价值能够代表或公度所有其他的价值”。[82]其明显特点是否认“超然”价值的存在。将价值多元论运用到文化多元论时，也将否定“超然”文化的存在。显然，为多样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空间。文化本没有“优质”和“劣质”的本质区别，只有“高雅”和“通俗”的界分。“优质”不等同于“高雅”，“劣质”不等同于“通俗”。贝多芬的交响乐曲是经典中的“高雅”，乡村小调、流行歌曲乃生活世界的“通俗”。由此，能否断言乡村小调、流行歌曲就一定“劣质”，而交响乐曲就一定“优质”呢？在一个文化多样的民族国家，其青春与活力的焕发正在于多样性文化的魅力！因而，文化多元论坚持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应保存和发展的观点是有着一定的合理性的。这对于那些文化多数民族试图固守“主体民族化”的观念无疑是沉重的回击。自有民族国家以来，文化多数民族总是执掌国家政权，而文化少数民族则几乎被边缘化。为了强化“国家认同”，统治者也总是采取同化文化少数民族的策略。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和权利，“少数民族一直抵制融入共同文化，相反却在通过巩固自己的社会文化，寻求保护自己的独立存在”。[83]唯有包容互尊、求同存异、共生共荣，将各个民族文化的精髓整合起来方是上策。在大力倡导民主自由的今日社会，文化多元论赢得了广大的市场。有着多元文化的新加坡就是成功的典范。

但是，坚持价值多元论的文化多元主义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会遭遇困境。首先，多元文化主义可能引发文化分裂主义。因为，一味强调“差异性”的合理性，必定导致各个民族或族群在刻意尊重、关注和发展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产生狭隘的文化偏见主义、保守主义。一方面，人为地隔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另一方面，又滋生出一种傲慢与成见，不可避免地再回到对“他文化”的蔑视与贬低。由此，可能导致从文化多数民族的优势感转向文化少数民族的自傲感再转向各民族的文化本位主义。缺乏多样性的文化没有朝气和活力；同样地，多样文化的各自封闭可能导致文化的窒息和死亡。并且，因为“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84]必将危及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和谐。

其次，多元文化主义可能走向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强调每种文化的同等价值、同等重要性，各个民族在强化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也会削弱对他民族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很难寻求一种共同的价值标准，建立起核心的价值体系来维护整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的健康、和谐发展。尽管乔治·克劳德曾经申辩，“价值多元论不等于相对主义”，[85]但是，无论如何否认“从一种特定文化或认识论的观点”分析问题，[86]而自始至终都在运用缺乏共同参照系的比较式言说来牵强附会，因而，在理论上就呈现出逻辑的前后不一致性，并在实践中又必然走向“相对主义”道路，的确陷入了在否认“超然”价值的同时不得不也否认自己的理论主张的悖论中。[87]自然，“这一理论同时所含的对于人类进步或‘超然’价值的否定就难以为人们所接受了”。[88]

二　主要方法

“民族”与“民族认同”问题的研究方法很多，诸如传统的历史文献法、社会（田野）调查法等，除此外，还有当前被新推出的一些方法，现作概略介绍：

历史文献法，指通过收集、整理历史文献，并经过鉴别、分析、提炼过程，而形成对历史事实的一般科学认识，如此，解剖社会事实，探索社会现象的一般规律的研究方法。该方法主要运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研读以及历史上某民族认同的考察上。

反思性研究（reflexive study），以情境（context）与文本（text）、本相（reality）与表征（representation）、结构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为探究的主要对象，依借的是文本（text）或表征（representation）分析，了解社会情境（context）或本相（reality）的存在特质，或探究它们的形成过程，从而揭示文本（text）或表征（representation）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情境（context）或本相（reality）的真实性、本质性。[89]王明珂先生运用反思性研究方法对四川阿坝的羌藏和北川的藏等民族考察后，得出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华夏认同与华夏帝国”的中华民族的理念，对我们很有启迪。

比较研究，主要就中西方的民族观（民族理论）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也可以就同一民族（族群）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特性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厘清不同学术语境下的理论的产生、运用和实质，指导如何科学学习、借鉴，反对盲目“照搬照抄”式的拿来主义倾向。如王希恩在《多元文化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两点比较》中，分析了当前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观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并剖析了其根源。[90]

实证研究，即针对某一具体国家（地区）的具体民族（族群）的历史、文化、经济等的实证考察后，探讨其民族认同（族群认同）的实质、程度、作用和存在问题。如国外的民族实证研究，如美国民族认同问题研究；[91]国内的民族实证研究，如关于朝鲜族的民族认同。[92]最常见的实证研究方法是社会（田野）调查法，社会（田野）调查法作为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基本方法，通过学者的亲身体验、亲自获取第一手（最宝贵）资料的最基本的途径，在关于“民族”与“民族认同”研究中被广泛运用，尤其是针对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的现实问题研究中必不可少。

心理学方法，“认同”本指一种心理上的体认和感受，原属心理学探讨的主要领域，自然，民族认同要借用心理学方法探究认同问题的产生的原因、实质和解决方法等。如像认同强弱、民族意识、民族团结等等问题的研究。

另外，还有：原生性方法（primodial），即强调情感的原生性方法。工具方法（instrumental），即强调族群性的环境操纵方法。社会化方法，乃借鉴原生性和工具的优点的一种中庸之道，“连二者为一体”。[93]测定方法（直接测定和间接测定），“直接测定法往往运用调查的形式来研究族群成员的族群态度；间接测定法主要运用形容词来评定，让被调查者对自己和自己所隶属的族群予以评定”[94]等等。

第三节　“民族”与“民族认同”研究的主要问题

今天，在“民族”与“民族认同”研究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主要如下：

不加甄别的纯粹“拿来主义”。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西方学术思潮开始涌入我国，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思想，从而发展我国文化确有必要且乃重要途径，但不假思索地任凭其是否优劣或是否适合本国语境而一概照搬照抄，甚至大肆鼓吹、信手滥用，则后果不堪设想。譬如，当“族群”一词从西方传入我国后，国内学界就出现套用和滥用的趋势，所以，自然会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和指正，纳日碧力戈曾严厉指出，“ethnos”概念存在希腊文与英语、俄语与汉语、蒙古语与藏语的意思不同，其古义与今义、此用与彼用、官用与民用、学用与俗用不同，不同时代引入我国的俄文etnos与英文ethnic（ethnos）涉及不同的学科，分别对应于“老大哥”和“山姆叔”，并且，在“目前我们的田野工作、学术积累和思辨水平还没有达到跨学科比较的程度”，如此套用难免问题很多。[95]阮西湖也提出，“人类学术语亟待规范”的强烈呼声。[96]

崇尚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模式”。随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接轨，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大量进入我国，这对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重大影响。但是，唯西方政治思想来设想和建构我国的民主政治必然不妥，因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在研究民族认同问题时，为了构建公民社会，有学者就侈谈西方的政治理念，提出“通过多元政治的存在势必要求建立一个能够包容多元的制度架构和法律规范”。[97]不可否认，目前构建公民化社会是我们的合理化选择，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当今部分学者是打着公民化社会的大旗，实际却指向市民社会。然而，市民社会并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因为“‘市民社会’并不是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全部，毋宁说它倒是真正社会之否定性的形式”。[98]肯定形式则是“人类社会”。[99]显然，俄国的经验曾并不适合解决革命与战争时期的中国问题，当前西方的所有理论也未必符合改革与发展中的中国现状。

脱离国情、缺乏应用性的超纯粹学术追求。崇尚学术本是很伟大的事业。但是，一味追求学术之学术，从而将学术“纯粹化”，不关涉现实、不考虑应用性，忽略学术的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那么，除了引起学术上的无意义争论外，将导致很多负面的影响。王明珂先生就警示学者要注意学术的“纯粹化”趋势，学会主动关怀人类社会的现实。[100]诚然，目前有学者就动辄曰何为马克思的原话？或某某西方思想家如是说，似乎很有学养，但从来不问国情、语境和社会现实如何？那么，试问：这样脱离社会现实的学术研究又有何价值？就是提倡“价值中立”的马克斯·韦伯也要求对合理价值的选择，从而避免“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病态”社会。[101]亨廷顿在考察美国的民族认同问题时，也十分担忧拉美裔对美国社会统一的潜在危险。[102]

鉴于目前我国关于“民族”与“民族认同”问题研究的现状，我们应有新的思考：

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学术方向。虽然，学术领域是自由的空间，学术研究无禁区，但是，学术成果必然蕴含价值理念，当一种普遍价值观盛行后，也必定会对人们的生活世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显然，积极的影响会促进社会的进步，消极的影响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今天，我们融入世界、主动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思想并利用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中华文化、推进中华文明，这本无“不可取”，然而，不顾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地位和作用，一味照搬照抄西方的新思想，用“拿来主义”方法对待西方的文化思潮、价值理念、政治意识，恐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丧失，甚至威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为此，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学术的研究、科学借鉴西方优秀的学术思想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理论既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对人们的生活世界的理论指导作用的充分发挥，体现了理论的实践价值。否弃科学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唯经验主义的错误表现，而脱离社会实践的纯粹理论乃“空中楼阁”，因其虚幻、缥缈、空洞而无真正价值、实在意义可言。理论研究一定要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所以，当前学术界的学究式的研究风气是我们要加强警惕的方面。我们反对为了研究而研究，也反对为了获取科研经费而研究，更反对为了彻底解构我国的基本制度、引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研究。如对华夏认同的研究，

否定黄帝、炎帝之历史真实性，或解构20世纪上半叶以来成为典范历史的中国民族史，如此，以后现代学术观点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之学者似乎从不考虑是否有解构当前中国人认同而助长分离主义之危机。由于其“近代主义”倾向与对近代国族主义的敌意，从事“解构”的学者们也从未考虑近代国族主义之前的传统华夏边缘——华夏垄断资源、排除异己，造成边缘内外人群无止境的歧视、剥削、暴力与战争冲突——远非“理想国”。[103]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开掘新的研究领域和资源。纵观“民族”与“民族认同”问题研究现状后发现：目前，尚存许多未被涉足或浅尝辄止的领域和可资利用但未发掘的资源。譬如：民族交往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即如何促进民族交往化解民族认同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主义开始复兴，民族认同问题日益凸显，那么，在全球化时代，又怎样消解民族认同问题，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更是需要探讨的课题。当我们放眼世界时，积极学习西方文化和引进西方有关“族群”理论研究成果时，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即符合中国现实的民族认同问题使研究更具有社会价值。由此，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如“天下”“大同”“一统”等又该怎样批判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民族”与“民族认同”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石，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基于马克思的民族观和“民族认同”思想更加深入地探讨民族认同问题呢？等等。

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方法是到达目的地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方法对，将事半功倍，方法不对，则将事倍功半。运用科学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关于“民族”与“民族认同”问题，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多门学科的综合运用的问题。那么，研究“民族”与“民族认同”问题，不可能只凭掌握哪一门学科知识就可以探讨该学问的精妙之处，也不可能单靠哪一种方法就完全透视该理论的科学价值。为此，我们既要学会驾驭传统的方法，诸如社会调查、文献研究、田野工作等，又要善于学习当今的新的方法，譬如科学测度、反思性研究、心理学方法等。总之，法无定法，应视情况而定。

---

[1]［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何莉君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李静：《民族交往心理构成要素的心理学分析》，《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尹可丽、尹绍清：《民族团结心理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建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郑杭生：《民族团结与和谐社会建设——一种社会学的解读》，《创新》2009年第12期。

[4]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陈建樾：《认同与承认——基于西方相关政治理论的思考》，《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5]［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8页。

[6]同上书，第49页。

[7]同上书，第54页。

[8]［英］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9]［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10]［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页。

[1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2]［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5页。

[13]［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14]［美］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陈国新、谢旭辉、杨浩东：《中共三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发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16]马戎：《关于“民族”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7]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关于民族定义及历史演进中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18]马戎：《关于“民族”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9]黄振南：《“族群”概念、译法及其他》，《学术论坛》2000年第6期。

[20]（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34页；邸永君：《“民族”一词非舶来——正史见于〈南齐书〉》，《中国民族报》2004年第20期。

[21]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22]何叔涛：《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23]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印1985年。

[24]胡锦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光明日报》2005年6月1日。

[25]徐杰舜：《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26]马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27]阮西湖：《关于术语“族群”》，《世界民族》1998年第2期；朱伦：《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8]朱伦：《论“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世界民族》1997年第3期。

[29]朱伦：《人们共同体的多样性及其认识论——兼答额·乌力更先生》，《世界民族》2000年第1期。

[30]［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容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39页。

[31]［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32]徐杰舜主编：《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33]王东明：《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载徐杰舜《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91页。

[34]徐杰舜主编：《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7、82页。

[35]王东明：《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载徐杰舜：《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36]廖杨、覃卫国：《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3期。

[37]廖杨：《民族·族群·社群·社区·社会共同体的关联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38]朱伦：《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39]阮西湖：《关于术语“族群”》，《世界民族》1998年第2期；阮西湖：《关于术语“民族国家”》，《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40]阮西湖：《民族，还是“族群”：释ethnic group一词的涵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1]阮西湖：《Ethnicity：民族抑或族群？》，《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42]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43]王东明：《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载徐杰舜编《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44]纳日碧力戈：《问难“族群”》，《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45]郝时远：《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ethnic group）释义的辨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46]郝时远：《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47]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

[48]王东明：《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载徐杰舜《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7、98页。

[49]David Y.H.Wu：《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冷非译，《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50]［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51]［英］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52]［美］埃文·查尼：《认同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载翟学伟、甘会斌、褚建芳：《全球化与民族认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53]同上书，第251页。

[54]［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55]王希恩：《民族认同发生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56]王希恩：《全球化与族性认同》，《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57]奂平清：《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民族认同》，《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58]都永浩：《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6期。

[59]J.Carla，J.Reginald.“Racial Identity，African Self-Consciousness，and Career”.In Decision Making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Women，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1998，pp.28-36.

[60]J.Phinney.“Ethnic Identity”.in A.E.Kazdin（ed.），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54-259.

[61]王希恩：《全球化与族性认同》，《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62]万明钢、王舟：《族群认同、族群认同的发展及测定与研究方法》，《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

[63]王希恩：《全球化与族性认同》，《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64]［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6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66]都永浩：《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6期。

[67]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68]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征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69]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70]［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71]同上书，第52页。

[72]同上书，第54页

[73]同上书，第60页。

[74]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75]兰林友：《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76]［英］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77]同上。

[78]［加拿大］威尔·金里卡：《多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刘曙辉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79]［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80]Samuel P.Huntington.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ldentit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4.

[81]董小川：《美利坚民族认同问题探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82]［英］乔治·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应奇、张小玲、杨立峰、王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83]［加拿大］威尔·金利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马莉、张昌耀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8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85]［英］乔治·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应奇、张小玲、杨立峰、王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86]同上。

[87]［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叶兴艺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88]王希恩：《多元文化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两点比较》，《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89]王明珂：《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90]王希恩：《多元文化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两点比较》，《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91]董小川：《美利坚民族认同问题探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92]王纪芒：《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国某边疆地区的朝鲜族为例》，《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4期。

[93]陈志明：《马来西亚华人的认同》，李远龙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94]万明钢、王舟：《族群认同、族群认同的发展及测定与研究方法》，《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

[95]纳日碧力戈：《问难“族群”》，《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96]阮西湖：《民族，还是“族群”：释ethnic group一词的涵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97]陈建樾：《认同与承认——基于西方相关政治理论的思考》，《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98]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9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100]王明珂：《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0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

[102]Samuel P.Huntington.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4.

[103]王明珂：《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