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评中国台湾和大陆学人对“《红楼梦》作者是吴梅村”的论证（下）

杜世杰“《红楼梦》的作者是吴梅村”之说在中国港台地区获得一定反响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了大陆，郭豫适于1999年发表了《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评近半个世纪海内外索隐派红学》的论文[40]，对杜世杰的索隐派方法和观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刘梦溪先生也用了较大篇幅评论了杜世杰研究结论的得与失，不过，刘先生认为杜世杰之探讨作者问题，“引用史料之丰富，论证之细密，远远超过持此说的其他索隐者，虽不能最后定谳，却能够启发读者的思索，这正是《红楼梦原理》对著作权的探讨未可全然抹煞的一个原因”[41]。也可能是杜世杰的观点真的“能够启发读者的思索”吧，近几年，大陆就有一些学人重新捡起了杜世杰的“吴梅村说”，试图重新论证和巩固这一谬说，进而剥夺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其中以傅波、钟长山先生的《〈红楼梦〉作者新探》等文[42]（以下简称“傅钟文”）为代表，壹赵子的《以茶为钥：大苦人吴梅村是〈石头记〉的原创作者》[43]等文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细读“傅钟文”，读者不难看出它基本上承袭了杜世杰和历史上的索隐派的陈词，并没有披露什么新的文献资料以佐证其说，题目标曰“新探”，其实是率由旧章。

（一）不理睬已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文献资料，是持“吴梅村说”之学人的共同之处

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是要承认历史事实，即要承认已经公认的就是真实可信的历史文献的真实性，若要疑古，应须对现有文献作出辨伪、解释，简言之，须实事求是。清代大学者戴震反对“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44]。梁启超评论清代“正统派之学风”说：“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摒”；“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45]。这已是学术界通行的学术规范，学人自应遵从。

“傅钟文”在第一节的标题上就明昭大号地指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者”，接着开篇即言：“曹雪芹为《红楼梦》的整理者和增删者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曹雪芹绝不是红楼梦的原创作者。这在各种版本的《红楼梦》书中和序中都有明示。”接下来拿出的证据就是甲戌本开头的一段文字，而认为其中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只是说“曹雪芹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批阅增删”；换言之，在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前，已经有一部他人创作的《红楼梦》了。前已论及，杜世杰在论证“《红楼梦》作者是吴梅村”时，早就引录了这段文字，而早在1921年，胡适已经将这段文字的真实含义以及“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真正用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在此，我们再引孙逊先生的一段合情合理的看法：

这段批语说得是如此清楚：所谓“雪芹披阅增删”云云，不过是作者的一种“狡猾”之笔，是他故意使用的“画家烟云模糊处”，真正撰写此书的作者就是这位自云“披阅增删”的雪芹先生。其实，稍想一想也便不难明白：如果真的仅是做一些“披阅增删”工作，又何用十年之久的时间？！又何来脂砚斋的“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感叹？！因此，所谓“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云云，只能看成是包括修改在内的整个创作过程。而“批阅”者曹雪芹实即为作者而非一般含义的修改者。批语还特别强调：“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事实确是如此。不仅仅是一个作者问题，其它诸如地点问题、时间问题等等，作者都使用了一种故意使烟云模糊的“狡猾”之笔。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同志，正是如脂批所说的“被作者瞒蔽了去”[46]。

问题在于，“傅钟文”远远迟于杜世杰的观点，也远远迟于戴不凡先生发表于1991年第1期《北方论丛》上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论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一文。按学理来讲，“傅钟文”应该读过杜世杰、戴不凡的论著，如果仔细寻绎，不难看出“傅钟文”对杜世杰观点的承袭。杜世杰对胡适的大段解释不加理睬，“傅钟文”也只字不提；杜世杰引录这段文字的目的是剥夺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而将著作权交给吴梅村，“傅钟文”更是如此。如果说戴不凡先生只是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在石兄的《风月宝鉴》的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仍然把绝大部分著作权给了曹雪芹而没有加以剥夺的话，那么，杜世杰、“傅钟文”就彻底剥夺了曹雪芹的著作权。

问题还在于，杜世杰对有关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文献资料不予理睬，“傅钟文”也是如此。姑且不举曹雪芹的朋友敦诚及其《四松堂集》、敦敏及其《懋斋诗钞》、张宜泉及其《春柳堂诗稿》所记有关曹雪芹的大量文献资料，我们且举三例直接记述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文献材料。

1.永忠（1735—1793）的《延芬室稿》稿本第十五册内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

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据《延芬室稿》的编年看，这三首绝句写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诗上还有乾隆皇帝的堂叔瑶华道人即弘旿的批语：“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见，恐其中有碍语也。”这三首绝句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最早直接记载《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的材料，其写作时间上距雪芹卒年（壬午）仅有6年，它无疑是确定曹雪芹著作权的铁证，无论是诗题还是诗句，都清清楚楚地记载着《红楼梦》的著作权。杜世杰、“傅钟文”对此则不加解释，其实是不予理睬。

2.明义（1740？—？）的《绿烟琐窗集》有《题〈红楼梦〉》诗二十首，诗前有序曰：

曹子雪芹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

据吴恩裕先生考证，明义的《题〈红楼梦〉》诗大约写于雪芹死前一两年，明义极有可能与曹雪芹相识[47]；明义与雪芹是同一时代人则是毋庸置疑的，诗序亦明确记载曹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其先人为江宁织府”的记述亦与曹家三代四人（曹玺、曹寅、曹颙、曹頫）世袭江宁织造的史实若合符契！杜世杰、“傅钟文”对此则不加解释，亦不予理睬。

3.庚辰本第七十五回有回前脂批曰：“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48]这说明乾隆二十一年（1756）抄录《石头记》时，由于“缺中秋诗”，抄录者还要“俟”即等待曹雪芹来补作。这既指明《红楼梦》是曹雪芹所作，又说明曹雪芹是乾隆时代的人。杜世杰先生既轻视脂批，认为“脂批实乃错误百出”[49]，又对脂批比较隔膜。因此，《红楼梦考释》一书对这一段脂批未置一词；对此，“傅钟文”亦不置一词。

（二）任意曲解文本、文献材料，杜世杰开启先河，“傅钟文”步趋其后

有比较才能鉴别。为一目了然、节省篇幅起见，特将《红楼梦考释》、“傅钟文”观点比较几例，试列表以明之。

1.关于“吴梅村”三字的拼凑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有“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这一节文字，杜先生别出心裁地将吴玉峰、孔梅溪、贾雨村“按序各取一字”，就变成了“吴梅村”，“傅钟文”则显豁地承袭了杜世杰的看法：

显而易见，“傅钟文”受启于杜世杰的“按序各取一字”再加“贾雨村”之“村”而成“吴梅村”的观点，所不同者，“傅钟文”不再向“贾雨村”借字，而是“近取诸身”，直接拿来“棠村”之“村”，一样组成了“吴梅村”！索隐派学人惯用的拆字猜谜的方法，在这“一书一文”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如果这样的拆字猜谜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红楼梦》的作者，那么，我们也可以从那段文字中猜出“吴梅棠”、“吴溪棠”、“吴溪村”，这样的研究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

2.关于吴梅村剧作与《红楼梦》

清代学者陈澧曾经指出：“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曲礼》所谓‘必则古昔’，又所谓‘毋剿说’也。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其见闻之渊博。若暗袭以为己有，则不足见其渊博，且有伤于笃实之道矣。”[50]这是明通之论，历代的学者在治学、引书时，大都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哪怕是不准确的看法，十分重视哪些是旧说，哪些是对旧说的修正、补充和发展，哪些是自己的创见，凡此必区分得清清楚楚，此即“笃实之道”；反之则是“不德”。

3.关于吴梅村墓前立圆石

毋庸赘言，“傅钟文”基本上来自《红楼梦考释》，我们已在《评台湾和大陆学人对“〈红楼梦〉的作者是吴梅村”的论证（上）》中有驳证，读者可以参看。

4.关于“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

十分清楚，“傅钟文”不过是对索隐派的“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旧调重弹罢了。“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之首先提出者似为王梦阮、沈瓶庵[51]，之后，邓狂言、谌卢等人也有过论证[52]。邓狂言、谌卢、杜世杰等人为了索隐出《红楼梦》是写“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的需要竭力否定甚至无视孟森先生在《董小宛考》中提出的种种坚实有力的证据，从学术规范来说，这是非科学的。笔者多年来一直在注意相关方面的文献资料，在这里举出一条似为孟森先生所未使用的文献资料，以佐证“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荒谬性。

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卷五介绍道忞《布水台诗集》时引录了道忞的《世祖章皇帝哀词》十首，其第九首写道：

万几稍暇即参谘，黄屋身居贵不知。炀广休言师智者，无忧今见拜沙弥。（自注：上因董后仙逝，作十旬佛事，凡道扬中一概缁流，悉皆敬礼。）山河影射龙踳碎，日月光腾雨洗熹。（自注：上语词臣王熙、周渔：朕因马蹶，知解顿忘，闻雨声得大自在。）顾命从容何足道，天宫归去预知时。

袁行云先生指出：“集中具史料价值者，为顺治十六、七年所作诗文。顺治帝崇信佛教，召道忞入京，命即万善殿安善结制，不时出宫就见，忘其位卑，待若宾朋。……及奉旨回鄞，顺治帝于十五日凌晨单骑至完善门，敕道忞骑马，并辔而行，亲送数百步。逾年，闻哀诏，道忞作《世祖章皇帝哀词》，详记在京所见所闻，信抵实录，可补史阙。诗中记董鄂妃死后，作十旬佛事，盖为目睹。益见清代野史记载顺治出家之妄。董妃非董小宛，亦不辨自明矣。”[53]道忞的诗句及自注确实清楚无误地说明了顺治没有出家、董妃非董小宛。即此而论，无论学人们索隐得如何起劲，因为这一观点的基础已经坍塌了，所以，它的学术价值则可想而知。

（三）《红楼梦》不可能成书于康熙十年之前的几个证据

吴梅村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如果《红楼梦》写的故事是康熙十年之前的事，则吴梅村有可能是作者；如果《红楼梦》写到了吴梅村死后的故事，那么吴梅村作《红楼梦》一说即不攻自破。道理很简单，作者不可能写他死后的事。遵此学理，我们从《红楼梦》本身看看它是否写的全是康熙十年以前的故事。

胡文彬先生1986年在《一卷红楼千百解——杜世杰与〈红楼梦考释〉》一文中指出：

吴伟业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清康熙十年（1671）卒，享年62岁（按：应为63岁——引者）。我们知道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1658），至康熙十年方14岁。《红楼梦》第45回由贾母之口说及曹寅所著《续琵琶》一事，吴梅村又何能写于自己笔下？又如清朝科举加试试帖诗事始于乾隆朝，早逝于康熙十年的吴梅村又何能预知其事？凡此种种，杜先生既无“考”也无“释”，何能令人信服！[54]

窃以为，胡文彬先生所举的两条证据足以摧毁《红楼梦》作者“吴梅村说”！然行文至此，笔者想再举出几条证据。

（1）《红楼梦》第六十二回写宝玉过生日，史湘云说行酒令的要求：“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时宪书”即“历书”。据《清史稿•时宪志一》载：“世祖定鼎以后，始绌明之旧历，依新法推算，即承用二百六十余年之时宪书也。”蒋良骐《东华录》卷四载，顺治元年七月，“修正历法汤若望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并舆地屏图，并请所有应用诸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从之”[55]。《清实录》载，顺治元年七月“丁亥，礼部启言：‘定鼎燕京，应颁宝历。据钦天监称，改用新法推注已成，请易新名。伏候钦定，以便颁行’。摄政和硕睿亲王谕：‘治历明时，帝王首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诚为大典，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乂民至意。自明岁顺治二年为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到了顺治元年九月，“传钦天监进顺治二年时宪历，给赐百官，颁行天下”[56]。是知顺治时始有新历法，原名《时宪历》，而“时宪书”一名是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登基之后才有的名称，王先谦《东华续录》载，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登基，“壬寅，总理事务王大臣奏：‘孟东颁朔，请易‘时宪’下一字为‘书’字”[57]。乾隆名“弘历”，可知把“时宪历”改为“时宪书”，是因为避国讳。这既说明“时宪书”一词是乾隆登基后才有的，也说明《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元年之后。乾隆元年（1736），上距梅村之死已有六十多年，他焉能将“时宪书”一词写进《红楼梦》？

（2）《红楼梦》第十六回写王熙凤、贾琏、赵嬷嬷说省亲事，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赵嬷嬷说“现今江南的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红学界基本认为，《红楼梦》中的元妃省亲是以康熙南巡为素材的；所谓“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就是暗写康熙的六次南巡；“现今江南的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正是暗写曹寅接驾四次。小说虽然实中有虚，但也虚中有实。脂批也多处指出这一点，有代表性的是甲戌本第十六回的回前总批：“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惜（昔）感今。”[58]又甲戌本同回在“现今江南的甄家”句旁有批语：“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59]又庚辰本在“独他家接驾四次”句旁有批语：“点正题正文。”[60]凡此皆说明《红楼梦》的确是“借省亲事写南巡”。《红楼梦大辞典》即云：“清代康熙帝曾六次南巡，或即为小说中赵嬷嬷追忆‘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之所本。”[61]冯其庸先生说得好：“曹、李两家败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康熙的南巡。”[62]而康熙第一次南巡的时间是二十三年（1684），此时吴梅村作古已有十三年之久，他焉能创作《红楼梦》？

（3）《红楼梦》写到了不少西洋物品，如衣料、钟表、工艺品、饮食品、药品、美术品，等等，早在1944年，方豪先生就从中西交通史的独特角度对《红楼梦》中的西洋物品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他的《红楼梦新考》一文就西洋物品的种类、来源、年代等进行了探讨[63]，进而认为，《红楼梦》故事的年代，尤其是大观园诸事“大部分应该发生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西洋传教士第一次进行宫，和曹寅四次接驾时，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和四十六年（1707）。从康熙二十六年到雍正六年，前后凡四十五年”[64]。方豪还交代了如此研究的理由：“我之所以从研究书中所记西洋物品着手，是因为稗史小说的作者，在时间、地点、人物和一切故事的背景上，都可以故弄玄虚，或张冠李戴，或颠三倒四，使人无从捉摸；但在细微的情节上，却不容易面面顾到，而于不知不觉间，露出真相（真时代、真地点、真人物）。”[65]

方豪的研究方法迄今仍有其借鉴意义。他的研究结论也表明，《红楼梦》不可能成书于康熙十年之前。方豪研究《红楼梦》中的钟表用力甚多，甚至连曹家几代可能找到的钟表修理人都作了考论。惜乎他只对第四十五回所写“宝玉听说，回手向怀中掏出一个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诸句提了一句，未作深入讨论。我们认为，所谓“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显然是指怀表，因为它可以装在人的身上，几时几刻都看得清楚，则不会是立钟、座钟或挂钟。据大量文献史料记载，西方的时钟传入中国，始于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初期只是立钟、座钟和挂钟，尚无怀表；怀表之流行，大概始于乾隆年间。赵翼（1727—1814）《簷曝杂记》卷二“钟表”条载：“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宪书，多用西洋人，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云。……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可互相印证，宜其不爽矣。”[66]林苏门（1748？—1809）《邗江三百吟》卷七“带三针表”条云：“此亦定时刻之物也。用铜胎磁面，再加玻璃罩，内皆螺丝篆攒之，全藉法条为准。面上画如八卦，另嵌以针走时，罩内一望针向某处，则知某时刻正末几分。洋人一针表，售出价不过数十金；近日面上三针，校定更准，其价更昂。扬城趋时人借定时名目，亦多于腰间佩带，以为饰观。”[67]赵翼所言“傅文忠公家……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林苏门所言“扬城趋时人……亦多于腰间佩带，以为饰观”，正说的是怀表，贾宝玉能“向怀中掏出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正是写乾隆朝怀表才流行的现实状况。更值得注意的是，赵翼所说“傅文忠公”即指乾隆时的名臣一等忠勇公傅恒（庚辰本十六回有朱笔侧批：“文忠公之嬷。”），作为位极人臣的傅恒之家人“各悬一表于身”，这与王熙凤所谓“素日跟我的人，随身自有钟表”极为相似。

（4）《红楼梦》第二十一回写黛玉读罢宝玉续《庄子•胠箧》文，提笔写道：“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因》。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怪他人。”这里的“《庄子因》”是指康熙年间林云铭所撰的一部阐释、评点《庄子》的著作。在《芙蓉女儿诔》的脂批中，评批者也引用了《庄子因》之注“以死为真”、“招其魂而语之”二句[68]。林云铭（1628—1697？），字西仲，号损斋，闽县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官徽州府推官，康熙六年以裁缺归乡，康熙十三年为耿精忠拘囚十八个月，获释后居杭州，以卖文为活。其《庄子因》的刊刻年代，从序文来看，初版序于康熙二年（1663），增订版序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69]。《楝亭书目》卷三“子集”也记载有“《庄子因》六卷，本朝三山林云铭序述六卷，六册”。如果说吴梅村看到的是初版的《庄子因》，最早只能是康熙二年，时距梅村之死的康熙十年仅仅只有八年，这也与《红楼梦》所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不相符；而增订版刊刻于康熙二十七年，此时吴梅村已经作古十七年，焉能看到林云铭的《庄子因》而写进《红楼梦》？

（5）《红楼梦》第十一回写贾敬过生日，王熙凤点了《还魂》、《弹词》两出戏，《弹词》即是洪昇的名剧《长生殿》中的第三十八出；又第十七至十八回写太监点了四出戏，其中之一是《乞巧》，即是《长生殿》中的第二十二出《密誓》。《长生殿》经过十余年三易其稿的艰苦创作，大约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完成，次年上演即致祸。此时吴梅村墓木已拱，焉能把《长生殿》写进《红楼梦》？

（6）《红楼梦》第二回写贾雨村纵论“天地生人”之“大仁者”、“大恶者”等古代许多人物时，甲戌本有批语：“《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女仙外史》的作者是吕熊（1640？—1722？），字文兆，号逸田叟，昆山人。乾隆间所修《昆山新阳合志》卷二十五有小传。《女仙外史》写明初山东蒲台唐赛儿造反的故事。《女仙外史》初刊于康熙五十年（1711），刘廷玑《在园杂志》、康熙辛卯（1711）钓璜轩刻本之作者自跋和“广州府太守叶旉南田跋语”都有记述，该刊本上还有洪昇的几条批语[70]。据专家的研究，脂评中最早的批语写于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之前，因为甲戌年脂砚斋“再评”，则甲戌年之前《石头记》已有批语，但是批语不会早于乾隆十五年（1750）。脂评的批者只有看到了初刊于康熙五十年的《女仙外史》，才能把它写进脂评。即此而论，《红楼梦》的成书年代不可能早于康熙五十年。此时的吴梅村只能在地下修文，焉能创作《红楼梦》？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证据来证明《红楼梦》不可能成书于康熙十年以前，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总之，如果硬要把《红楼梦》的著作权交给康熙十年已经作古的吴梅村，则必然会时时漏洞百出，处处自相矛盾，直至陷入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泥潭之中。如《红楼梦考释》为了证明吴梅村“偏爱”“再三使用”“便宜”一词，竟然说：“根据庚辰本，廿三回到卅六回，共十四回，不见便宜一辞，而兴头也只见过一次。这十多回羼入了康熙诸子为争继承，而明争暗斗的事，发生在康熙五十年前后。不可能是梅村的作品。而便宜兴头二词也就不见了。”（第385页）读者不禁要问：《红楼梦》第二十三到三十六回这十四回是谁写的？为什么不是吴梅村所写？是他人的羼入？羼入这十四回的目的何在？杜先生不置一词。又如为了证明《红楼梦》作者与吴梅村“史学观念的吻合”，杜先生论道：

《金陵十二钗》不论指人才或裙钗，都是指十二人之传记，与《太史公传》，《清史列传》涵义同。

《清史列传》分正编、次编及甲编、乙编。《金陵十二钗》分正册、副册、又副册，在编《清史列传》时，品格高者编在甲编，品格低者编在乙编。……

由此看来，红楼作者，也是按修史原则，把品格高者编在正册，把品格低者编在副册，这项原则对曹家来说，就很难理解了。（第368—369页）

这是典型的曲为之说、六经注我，《清史列传》的成书时间虽有争议，但是它绝不可能成书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杜先生把《红楼梦》与《清史列传》的编排方法相提并论，意在说明《红楼梦》受到了《清史列传》的影响？还是《清史列传》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若是后者，岂非是《史记》抄袭了《汉书》之类的奇谈？此无他，杜先生的观点本身就是非科学的，所以处处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我们注意到，针对“《红楼梦》作者是吴梅村”之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先后于2007年第3期、2007年第5期上刊出了朱洪先生的《吴梅村是〈红楼梦〉的作者吗？》和李延年、刘佳先生的《〈红楼梦〉作者不是吴梅村——与〈红楼梦作者新探〉一文作者商榷》两篇文章，也从诸多方面批驳了“傅钟文”。

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