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直寻”——哲学视野中的诗学方法论

随着对传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诗学所特有的运思方式也越来越受重视。作为中国最早的诗学专著，钟嵘的《诗品》首先提出“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从而为中国诗学创作方法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对于“直寻”的诠释却历来众说纷纭。陈延杰认为“钟意盖谓诗重兴趣，直接由作者得之于内，而不贵同于用事”；[1]许文雨则说“直寻之义，在即景会心，自然灵妙，即禅家所谓‘现量’是也”；[2]而当代诸家则或曰“强调诗歌必须反映社会生活”[3]，或曰“直书即目所见”[4]，或曰“直接写纵目所见之外物”[5]，或曰“直抒胸臆”[6]。

综合来看，尽管以上诸家所论之侧重点不同，其方式却是完全相同，都是试图对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进行诠释，这种诠释固然能够加强我们对于《诗品》文本的理解，但是显而易见，这种诠释方式受制于诠释者的文化视野，使诠释带上了很强的个人主观色彩，从而降低了其诠释的客观有效性。另外，这种诠释方式仅仅就诗歌方法论本身来理解“直寻”，无形之中忽视了这一理论背后的文化基础，从而削弱了其理论纵深度。

鉴于以上问题，本文认为必须把诗学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诗学结合起来，即把特定思想话语体系中的特定诗学话语本身的独特品质研究同解析它所蕴含的一般思想文化原则结合起来。“直寻”这一中国诗学创作方法论固然是与《诗品》这一特定的诗学话语分不开的，但它本身又是整个传统文化的产物，本文即旨在追寻这一诗学的传统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