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立足民族优势思维，建立一种感悟诗学

曾有论者指出：“思想史、科技史和艺术史分明地显示出，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且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构成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原因之一。”论者还说：“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的稳定因素。”论者主张“用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来说明民族文化的区别”。[17]这个论断无疑是极有见地的，它启示我们：要把握中西诗学的本质区别，我们还应该也必须深入到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上去。

众所周知，中西诗学在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上具有极大的差别，西方诗学注重的是概念演绎和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理性思维铸就了西方诗学条理严密、逻辑贯通和表述清晰的体系特征，而中国诗学则注重的是感悟体验的非理性或超理性的感悟思维[18]，感悟思维培育了中国传统诗学直观体验、灵气飘逸和整体把握的生命形态[19]。中西诗学之所以迥然有别，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们在思维方式上的这种截然不同。也就是说，思维方式的不同，应该是中西诗学最本质的差别所在。而各自所擅长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其优势，也即西方诗学的优势在分析推理上，中国诗学的优势则是感悟体验——感悟，既是中国诗学独步世界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诗学相对于西方诗学的优势所在[20]。由此，根据我们以上的理论预想，要在当下建立一种中国原创诗学，就应该在自己的这一优势思维——感悟思维上着力，根据自身思维的特点和传统，扬自己之长——感悟，补自己之短——学理分析，并将两者融而合之，构建一种充满现代性的感悟诗学。

感悟的方法，是中国古代诗学最常用的方法[21]。古代诗论家大都是直接立足于具体的文本之上，依凭自己独特的感悟，或三言两语，点到为止，或引发开去，敷衍成篇。感悟，注重的是审美经验的积累，强调的是个体的特殊感受和瞬间反应，诗论家追求的不是严密完整的作品解读，而是主客体内在精神的契合和心灵沟通。中国古代感悟诗学正是以这种独树一帜的姿态向世界诗学宝库贡献了“虚静”、“得意忘言”、“风骨”、“滋味”、“妙悟”、“意境”、“神韵”等一系列极具民族性当然也是原创性的诗学命题和诗学资源。

当然，有人会说，现在都是现代社会了，整个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变更，时过而境迁，古代的这种缺少科学的观察、理性的分析、逻辑的推理和实践的检验，缺少必要的规定性、清晰性、准确性，具有较鲜明的神秘主义倾向的感悟思维，到了新的时代还行得通吗？的确，应当承认的是，“当人类掀开了近代史的帷幕之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就逐渐暴露了”[22]。因此，自19世纪末以来，由于民族文化的衰败，那些探索文化振兴和民族出路的近代精英们，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他们把民族落后的原因归根于传统思维方式的不科学，一方面极力鼓吹西方理性思维，另一方面对传统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发起了亘古未有的批判和攻击，感悟思维受到了西方理性思维的强力挑战[23]。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反传统”和“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中，以及20世纪20年代那场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极其深远的“科玄论战”之后，作为传统思维方式的感悟思维愈加被激进的现代中国人弃若敝屣，人们争先恐后地学习西方科学的、理性的思维方法。一段时间下来，中国固有的感悟思维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来说已经逐渐变得生疏和遥远，而相反，西方理性思维的方法却慢慢深入人心。王国维是中国诗学建构中尝试着运用西方思维的第一人。他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中，破天荒地借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整个文章纵横捭阖，条理密贯，有一种磅礴的理论气势，一扫传统诗学那种印象式感悟式的评点风格，其思维方式是思辨的、逻辑的、智性的，是十分西方化的。尔后，王氏又相继发表了《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人间词话》（1908）、《宋元戏曲考》（1913）等诗学论著，虽然在形式上似乎有一步步向传统回归的趋势，但其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明显是西方的。1908年，王氏还翻译了逻辑学著作《辨学》，表达了他对西方科学思维方法的向往和追求。自王国维之后，中国诗学理论便四处弥漫着西方理性思维的气息，在所谓的诗学理论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感悟思维逐渐淡出中国现代诗学的生长构建中。

然而，感悟思维作为一种中国文化沉积数千年的思维方式难道真的就从此销声匿迹了吗？不是，也不可能。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它一经积淀而成就很难更改和转变。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任何民族的前进，都只能以本民族为行动主体。民族思维方式的改进和变革，绝不可能从白纸上做起，不可能也不应当把原有的传统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而去全盘接受人家的东西。别人走过的路，只能供我们借鉴，而不可能重蹈，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过去”[24]。“艺术发于心性，艺术传统、艺术批评的形成，往往是民族心性的自然流泻，里面的必然性远远大过迫于外因而做出的一时一地的选择。这就决定了长期形成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民族批评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不会消失。”[25]然而，在新的形势下，感悟思维及其感悟诗学却必须进行自身的调整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