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对诗学原创性的诉求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诗学[1]的原创性问题就一直是中国诗学研究者的一个心中之痛。放眼望去，整个20世纪的中国诗学几乎处处张扬的是西方诗学的旗帜——由世纪初的西方近代诗学的大量移入，到世纪中叶俄苏文论的一花独放，再到八九十年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轮番上演，近百年的中国诗学史简直就是一部贩卖推销西方理论的历史，在世界诗学舞台上，百年中国诗学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对于这一点，诗学研究者们并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比如一些学者就曾经说：“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正含义的或者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的）。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2]“从中国现代形态文学理论的观念、体系、命题、术语的发生和缘起来看，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故乡’确实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外国。”“为了民族复兴，中国文学理论需要而且应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中国文学理论要想自立于世界文学理论之林，就必须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总是跟在人家后面‘鹦鹉学舌’，或当‘推销商’，或当‘二传手’，那是不行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要有科学的‘原创’意识，要努力实现贴近文学现实的‘中国化’，这是每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文论家的惟一选择。”[3]论者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比较准确地描述了中国诗学发展的现状，也深切地反映了几代中国诗学研究者意欲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的心声。但现在的问题是，在西方诗学强势话语的包围和冲击下，如何去建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诗学？还依然是一个深深地困扰着当下诗学研究，令人束手无策、举步维艰的问题。

长期“失语”的焦虑，迫使着诗学研究者们纷纷从各个角度提出了种种重建中国原创诗学的思路，诸如“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形态’”，“西方现代文论的‘中国化’”，等等。近十多年来，最有代表性的思路主要有两种：其一，把眼光投向可与西方诗学相媲美的古代诗学，提出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命题，希望从古代诗学遗产中获得某种理论资源，以便促进当下诗学民族特色的内在生成；其二，试图拓展诗学的研究方法，走一种“文化诗学”之路，以文化的民族性来凸显诗学的原创性。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命题把着眼点放在灿烂辉煌、独具一格的古代文论上。很多学者都认为，我国古代文论资源非常丰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古代文论中的有用成分来构建当代诗学，化古为今，古为今用，从而彰显当下诗学的民族蕴涵。这一思路的提出并深入讨论，充分体现了广大诗学研究者对传统民族诗学的自信心和执着的学术追求。十多年来，通过学者们积极的参与和颇富探索性的研究，以相当可观的研究实绩，从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古代文论的研究，并极大地启迪了当代诗学的发展建构。但是，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这一命题却也存在着某些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上的困惑。“如果不是停留在情绪化的鼓吹，而是站在科学理性的立场来加以思考，则这个命题的学理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并且，在实践上如把它作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变革重建的理想出路甚至是惟一出路，也很可能导入误区。”论者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社会和文学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当下文学形态、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以及语言、思维方式都与古代截然不同了，面对这种现实，要依靠转换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话语来对当代文学现实作出切实的阐释，已经是绝不可能的了[4]。有学者就更是很直率地说：“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古人只是从经验和体验出发对诗文现象有所言说而已——这就是被古人称为诗文评的话语系统……这种入思方式和言说方式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诗文评永远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形态’，而主要是活泼泼的经验和体验。”[5]“我实在很难理解所谓‘转换’的实质意义究竟何在。古代文学理论是古代文学的理论，21世纪的文学理论是新世纪文学的理论。没有一种文学理论能概括从古到今的文学……希望将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中国文学理论，窃以为恐不免缘木求鱼。”论者说：“转换”命题是“属于对理论前提未加反思就率尔提出的一个虚假命题，是不能成立的”。[6]另一位学者也作如是观：“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7]有论者在一篇题为《伪命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文章中，态度也非常鲜明。他认为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是属于不同性质的两种文论，包含着不同类型的价值内核，在价值取向上两者在很多方面是迥异其趣的，因此它们之间是不可以转换的，如果强为作媒，要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会出现许多问题[8]，等等。在这里，我们虽然不愿完全苟同上述论者的说法，因为我们认为古代文论与批评形态确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是建构现代文论重要的资源库和智慧源，也主张应当从内在精神层面对古代文论与批评进行吸收融会，但是，对“转换”命题我们也确实心存疑惑：第一，“转换”的提法是否妥当？因为任何文化（当然包括文学理论）都是在合规律合目的的历史进程中自我衍生的[9]，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这种对古代文论进行人为的现代“转换”，在学理上是否具有合理性就值得思量。第二，关键是如何“转换”？正因为“转换”命题的大前提是有待商榷的，因此如何“转换”就成了一个令人束手无策的问题，学者们虽然也提出了各种设想，但平心而论，我们至今都没有拿出一套大家都认可的可供操作的“转换”方法。其实，正如有人所说的，如果可以“转换”的话，20世纪初应该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好时机，因为当时正值“中国社会从近代到现代的变革转型，为古代文化和文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同步转’的适宜的转换速度、弯度和坡度；并且，从近代文学改良主义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无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的改良派，可以说都是一些饱学传统文化，甚至学贯中西、并具有现代变革意识的文化精英，如果由他们来实践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应当说是再合适不过”。但是，当时的那些文化精英们在做过了这方面的努力之后，最终还是“不得不‘别求新声于异邦’，作出‘西化’的文化选择”[10]。当然，历史现象背后往往还有很复杂的其他原因，但这种选择结果本身是值得我们“转换”论者深思的。

“走向文化诗学”的命题则是希望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打通“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界限，通过突出文学研究的文化特色来实现诗学的本土性与原创性。这种思路也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文化诗学试图整合各种文学研究的方法，对文学进行整体的、多元互动的跨学科跨方法的综合研究。在批评界经历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双重尴尬之后，这种综合的方法正是我们目前所极其需要的。而且，它的跨学科性也有助于文学研究摆脱纯粹的自在自为状态，在纯审美的局限之中介入非审美因素，使原先被遮蔽的或者是无法观照到的盲区得到澄清。它的跨方法性使它吸收了诸多方法的有效因素，能在具体运用中使这些因素脱离原先的具体指涉而对文学批评发挥新的作用[11]。但是，目前我们的“文化诗学”研究也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不错，文化诗学对文学研究最大的优点是综合了既往所有的研究方法，是跨方法跨学科的，然而关键是，其致命的弊端也恰恰体现在它的这种跨方法跨学科上。我们知道，从当下的文化诗学研究来看，文化诗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呈现出一种泛文化研究的倾向，有人称其为“文化价值主导型批评对美学价值批评的无情置换”[12]，而无所不包的文化研究却会从很大程度上消解对文学本身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已经脱离了文学文本，热衷于环境污染、广告和模特表演等方面，成为了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将导致文学文本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中消失，失去了文学理论起码的学科品格。”[13]有学者就曾经指出说，文化研究“让文学匍匐于文学之外的目的”，是“对文学的贬低”[14]。J.希利斯•米勒更是说，文化研究“常常是（虽然并不总是）一个倒退，退回到把文学作品以及其他文化创造物视为单纯的模仿和再现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学作品等文化创造物不过是外部世界（如著名的‘种族、阶级、性别和历史状况’）的反映”[15]。理查德•约翰生也说：文化研究的目的“是要消解‘文本’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心……文本在文化形式中只是一个手段：严格说来，它只是一种原材料……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文本，而是在每一流通时刻的主体形式的社会生活，包括它们的文本体现。这与对文本本身进行文学评价还距离很远”。[16]这也就是说，如若文化诗学不从实践层面上的这种泛文化研究倾向中剥离出来，最终就会导致文学研究逐渐游离于文学文本之外，那么，它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有效性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更遑论对诗学原创性的有机生成了。

由此说来，上述两种思路——一个立足民族资源的开发利用，一个注重对已有研究方法的综合融会，虽然在逻辑起点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确实活跃了最近十多年来的诗学研究，但是，由于它们本身都具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局限和实践困惑，使得它们在实现当下诗学的原创性诉求上依然困难重重、步履艰难。然而，它们却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既然建构原创诗学是建立一种有别于其他诗学（主要是指西方诗学）的诗学，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明白两个问题：中西诗学最本质的不同是什么？和西方诗学相比，我们的优势又在哪里？我们认为，如若明确了两者的本质区别，并且能够在自己的优势点上着力，建设诗学原创性庶几就能够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