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腐败本质上是私有制的产物
事物的本质是看不见的，因为它隐藏在现象的背后；需要通过对有关现象的分析，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必须把有关各种腐败现象提取出来，分析各种腐败现象产生的背后的原因，再层层深入，进行综合分析，从中概括出终极的原因，即是腐败的本质，腐败的根源，或曰腐败的起源。我们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结果是：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只是与私有制、剥削阶级、国家存在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有制形式发展到最高、最完备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克服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仅造成了阶级对立和对抗，而且在人类社会中制造了无数残忍的压迫、剥削、掠夺、战争和腐败。我国正处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旧社会的剥削阶级和私有制的残余和痕迹也是始终存在的，这个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因而产生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一）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属于一定历史范畴的社会现象
在原始社会里，劳动生产力非常低下，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和阶级矛盾，没有国家，当时不存在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腐败概念。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制约，那时候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贫富两极分化，没有阶级对立和对抗，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国家，因而没有腐败。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使一部分人有可能将剩余产品据为己有，从而促进了原始公社的瓦解，这时候社会开始分裂为阶级，产生了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此作了深刻阐述，原始社会“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以前更加厉害了”[2]。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终于产生了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3]列宁在《论国家》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即划分为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些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些集团的劳动的地方和时候，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4]这就是说，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斗争和对抗，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便建立了奴隶制国家，以维护奴隶主对奴隶压迫剥削的社会秩序。往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不同，相继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与私有制、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权力有着本质联系的腐败现象也随之产生和存在。
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压迫力量，意味着剥削、压迫、掠夺和奴役，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是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机器。剥削阶级国家豢养和建立的官吏、军队、警察、法庭，是镇压广大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工具，是为维护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作为统治阶级的剥削阶级为了谋取私利，制造了无数的腐败，造成了劳动人民无数的灾难和悲剧。这无论是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尽管这三种不同形态的国家曾经也在各自历史的初期对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们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因而历史上记载着私有制、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无数惨重腐败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评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委员会罢了。”[5]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也指出：“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君主制下差。”[6]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指出：“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7]历史证明，私有制是压迫剥削的总根源，是两极分化的总根源，也是腐败的总根源。
综观历史，人类社会总是要走向进步。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中指出：“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史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证明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8]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的态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毁。在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应当用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来代替。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开创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的几个伟大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的国家形态，它将存在到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和国家最终消亡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9]简而言之，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替代了私有制，并当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极大丰富，人的全面发展及与私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三大差别也彻底消灭，只有在那个时候，阶级将随着私有制及其私有观念的彻底消灭而消灭，腐败也将绝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随着自行消亡，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共产主义。因此，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正在为着实现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和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坚持不懈地英勇奋斗。
（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竞争不断扩大两极分化，导致腐败日益加剧，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更加恶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中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是个什么东西，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剥削、奴役、征服、掠夺、杀戮的过程。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在科学地揭示资本与劳动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10]“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11]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民主是法律上的平等而事实上的不平等。自由只是商品买卖的自由，劳动力买卖的自由。工人生产得越多，自己能够得到的就越少，就越贫困，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大，工人所亲手生产出来的成为反对自己的异化力量也就越强大，工人越是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也就没有自己的目的。“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不一致。”[12]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权的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深刻揭露了在“博爱”和“法律”外衣掩盖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与虚伪。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外衣，并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13]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资本家展开了激烈的残酷的竞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么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么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他还指出，英国工人将饥饿致死和因饥饿导致身体虚弱而引起的病死称为“社会的谋杀，并且控诉整个社会在不断地犯这种罪”。当时英国工人的苦难是竞争造成的，“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其中，“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工会每受到一次打击他们都拍手称快”[14]。“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裸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注：这是英国厂主的惯用语。——恩格斯原注]——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15]“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16]私有制、剥削和竞争造成的“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腐败。至今我国还有人说，资本家创造了就业岗位，工人愿意受雇于资本家，资本家愿意付工资给工人，两相情愿，双方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不能说资本家剥削工人，而是双方互利双赢，无可指责。这种颠倒是非、为资本主义剥削唱赞歌的人，就是鲁迅先生所指的那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见了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遇见所有的富人都驯良。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更是充满着和伴随着掠夺、侵略和战争。垄断形成后，垄断凌驾于竞争之上，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与基本经济特征。但垄断并没有消灭竞争，垄断与竞争并存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自由竞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平均利润或超额利润，而垄断时期竞争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自由竞争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延长工作日，加大劳动强度，以及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而到了垄断时期，竞争的手段更加多样化，除了一般竞争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凭借垄断组织的强大经济实力和政治上的统治力量打垮对手。自由竞争时期企业规模较小，彼此分散，力量单薄，相互矛盾、竞争所产生的碰撞力小；而垄断时期竞争的双方是实力雄厚、势均力敌的垄断组织，竞争时爆发出极大的撞击力，更显现出你死我活的剧烈与残酷。在自由竞争时期，竞争的市场范围主要在国内；而垄断竞争的范围则扩张到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势力范围，世界势力范围瓜分完毕之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实力又会产生新的不平衡，又要继续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争夺和战争，必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灾难，也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使信息传递、资金转移、货物运输、人员往来大大地缩短了时间，表明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以往各地间遥远距离的世界缩小成为一个“地球村”。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跨国垄断集团受追逐超额利润特别是高额垄断利润的驱使，使资本主义造成的剥削、贪婪、寄生、腐朽、不公正、不人道的现象急速发展。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资本家利用一切手段攫取最高利润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推动资本积累无限制地加速膨胀与发展，而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劳动群众的贫穷困苦加速聚集与积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两极对立正在加剧进行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全球的资本家阶级与全球的雇佣劳动阶级对立更加明显了，也更加剧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魁首美国，拥有治理危机的诸多手段，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以对付被统治阶级和被压迫国家的反抗；有着比较完善的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党派矛盾所产生的权力更替和政治权力运作机制；控制着世界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控制着世界贸易组织，控制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元扮演世界货币的角色，对世界金融资本进行掌控，别的国家缺乏外汇，美国是不缺乏外汇的，它可以开大印钞机的马力，大量纸张变成了等同黄金的美元，通过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来控制世界金融资本，掠夺各国的财富；美国对许多国家进行歧视性的贸易，将本国的法律凌驾于别国法律和国际贸易法之上，动不动就起用美国301条款（即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的条款）对别国进行贸易制裁；美国以侵略战争手段加强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掠夺和控制，打垮竞争对手；以武装力量打压有关国家的和平崛起，用战争手段排除其在掠夺别国资源过程中遇到的障碍；美国以拥有巨大资本，利用科学技术优势和军事优势保持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压制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不断加剧富国与穷国的对立；美国利用它所拥有的互联网和媒体资源的超常优势，控制世界的舆论，鼓吹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观，特别是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活动，进行一场持久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美国利用经济和军事上的超强实力，殖民地式地抢占世界贸易市场，通过疯狂掠夺和剥削外国，攫取大量资源和财富，来缓和国内经济危机，缓解国内贫富之间的尖锐矛盾。这种情况，既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一面，又反映了资本主义还未走到尽头，还有生存的较大空间和较长时间，还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矛盾正在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寄生的腐败的痼疾仍在恶性膨胀。
美国等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弱肉强食这一竞争的丛林法则推行经济全球化，通过它们跨国垄断公司和金融组织的作用，使世界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处在被推向边缘化的危险境地。当前，经济全球化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导，并集中表现与反映美国霸权主义意志、大国之间的争夺、跨国公司的竞争、金融市场的独裁。这种全球化造成南北鸿沟加深，世界范围里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群众被排斥和贫困化，劳动异化更趋普遍，无保障的新老贫困群体现象日益严重。发达国家依靠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来维持本国多数国民能生活下去和社会相对稳定，并使社会阶级矛盾处于相对缓和时期，但失业增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重，也孕育着阶级矛盾的加剧。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就凸显出贫富鸿沟的加深，连中产阶级中许多家庭也难以幸免。2011年美国市民“占领华尔街”民主运动的爆发，强烈抗议社会不公，发出了“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着财富，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的呐喊，表明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日趋严重，这是私有制条件下的普遍规律，在资本主义处于垄断阶段和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已经越来越加剧，也彰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日趋腐败。
当前，国际垄断资本统治地位不断强化和扩张，竭力控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跨国公司的畸形发展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已占有世界大部分的财富。1998年，占世界人口约17%的24个发达国家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79%；而占世界人口83%的发展中国家，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1%。据统计，6.3万多家跨国公司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1/3以上，这些跨国公司的内部和相互的贸易已占世界的60%以上，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已占全球跨国投资的90%。美国《财富》杂志每年刊登的全球公司500强的最新排名，详细分析和展示了世界最大的500家大公司的实力。从1999年的500强的排名资料中，可以看出以下特点：分布非常集中。全球500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公司有185家，占36.5%，日本公司100家，占20%，美、日两个经济大国就占了一半以上。在前10强中，美、日两国占了9家；在前100强中，美、日两国占了58家。美、日加上德、法、英等五国，在500强中共有404家，占80%以上；其余21个国家和地区占了不到100家；加拿大、瑞士、意大利、荷兰、韩国等中等发达国家都各占有10家左右。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和分析，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459家，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47850家，占75.4%；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15609家，占24.6%。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跨国公司虽有所增加，但最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集中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英国《金融时报》2001年5月11日公布的世界企业500强排行榜表明：美国拥有239家，占48%；欧洲和日本占48%；发展中国家拥有22家，占4%，但其中多数已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相继被美欧跨国公司兼并。现在世界100个最大经济实体中，51个是跨国公司，49个是主权国家。2002年3月7日由美国商业刊物《福布斯》汇编的世界亿万富豪年度调查表明：2002年全球有497名亿万富翁，总财富达1.54万亿美元。超级富翁多半为美国人，占243名。而且，前10名中有9名是美国人。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连续八年雄踞榜首，达528亿美元。前10名亿万富翁中有5人来自沃尔顿家族，总财富达1000亿美元。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等四大富翁的财产净值达1530亿美元，相当于1997年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两国共有2.1亿人口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即使按购买力平均计算，1999年，世界三大富翁的财产也超过了49个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而84名巨富的财产则超过了中国12亿多人口的GDP。此后10年富豪发生某种变化。2012年的《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单共有1226人，美国有425人占据全球富豪第一，俄国有96人占据全球富豪第二，中国有95人占据全球富豪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贸易规则包括WTO规则的制定都要从有利于它们自己的原则出发。他们凭借自身在金融资本、信息资源等方面占有的优势，并利用政治、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的手段，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以获取垄断利润，制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差距。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腐朽性决定的。
美国所主张的所谓“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竭力把全世界各国纳入自己的主宰和控制之下。早在罗斯福和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就对全球化的真实含义作了精确的描述：“全球化是我们美国人发明并掩盖我们对他国的经济入侵和大量投机资本的代名词。”美国《华盛顿邮报》1999年12月20日发表前国务卿基辛格《应该侃全球化获得成功》一文指出：“全球化实质上意味着全球采纳美国的模式”或者“全球化是美国的另一种说法”。美国一些政要直言不讳地称“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或称“美国治下的和平”、“让单极世界制度化”。德国《新德意志报》2000年7月22日发表《全球化、美国谋求霸权和基辛格的担心》一文，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的：“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2000年6月3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发起的有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14国政府首脑参加的柏林国际会议通过的《21世纪现代国家管理柏林公报》承认：不能听任全球化发展，因为“全球化没有给所有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联合国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也承认：“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衡的，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美国打着全球化的旗号，在政治上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外交上搞单边主义，在军事上搞穷兵黩武，在经济上对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进一步掠夺，加剧世界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加剧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腐败性。这一点，从世界出现的反全球化运动即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可以看出。从1999年11月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到2003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第33届世界经济论坛，在3年时间内至少举行了21次反对全球化游行示威。2002年1月31日—2月5日在巴西举行的有150多个国家参加的世界社会论坛，提出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宣言主题是“为了抵制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很清楚，现在关于“全球化”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美国“一超独霸下”的全球化，另一种是维护世界各个国家共同利益的全球化，这一观点中还包含以社会主义全球化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革命性主张，如同古巴共产党人卡斯特罗的主张。反对美国主导下全球化的斗争，是为了推进维护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一斗争充满曲折艰辛，但有着光明的前途。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表明剥削在加重，腐败在加深。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资本主义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跨国资本家阶级对超额利润无限制地贪婪追求，对世界各国工人愈发赤裸裸地剥削，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深，全世界再也不能回避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这个阶级对立和冲突的根本问题了。资本主义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内部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更加厉害。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在1986—1996年间，全世界失业和不完全就业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超过10亿。另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人口几乎增长40%。1990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迹象。2002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共产党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在加深，人类社会的未来只能是共产主义。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仅没有带来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扩大并加剧了经济上的不平衡。1973—1995年这一历史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人的平均收入，每年基本上降低一个百分点。而同期单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却增长一个百分点。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衡表现为失业和贫困的增加。
在美国，据《人民日报》1996年10月9日报道，美国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加快是从60年代末开始的，近年来日益突出，财富继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没有增长甚至下降。从1983年到1995年，美国最穷的40%家庭失去了其财富的80%，而占1%的最富有的家庭的财富却增加了17%。美国密歇根大学1996年公布的一份资料显示，1994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所占有的资产净值占全国资产总值的66.76%，比1984年的61.92%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最穷的10%的家庭由于负债增加，净资产从负0.52%降为负0.7%。也就是说，这些家庭债务超过其资产的部分与全国资产比例有所上升。据美国《纽约时报》1999年1月4日报道的数字，美国家庭中将近20%没有净资产。最底层的4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家庭全部财富的0.2%，而占1%的最富有家庭支配着全部财富的40%。全国2%的垄断资本家，控制了美国全部公司财产的60%；全国1.6%的金融寡头，控制了美国全部股票的80%。《纽约时报》2010年2月发表文章称，金融危机已经使“中产阶级分化”。数百万曾经贴上“中产”标签的人如今不得不依靠公共救济度日，这些“穷人”可能将“永远都不能返回到中产阶级的生活了”。美国财产占有严重不平等，财富的垄断导致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日益严重。《红旗文稿》2013年第8期发表的杨润广《解读美国的民主观和民主制度》一文中指出，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当前占美国总人口5%的最富的人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50%以上，而占总人口1%的最富的人占美国财富总量的38%，占总人口80%的一般家庭的财富只占美国财富总量的17%。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政治、教育、卫生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平等。
在欧盟，欧盟统计局2002年1月29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以1999年为参考，居住在伦敦中心的居民的购买力，是欧盟人均GDP的242%，在欧盟总共211个地区中，20多个地区的居民购买力水平在人均GDP的125%以上，而近50个地区的水平低于平均线的75%。据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2007年1月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在英国，仍有57%的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该研究中心对这个数字感到非常“令人惊讶”。因为长期以来，政治家和主流媒体告诉大家“我们都是中产阶级”了，并以此为荣耀，而现在“中产阶级”却减少了。
在日本，一本畅销书《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的作者田中胜博在书中称，曾经自认为有“一亿总中流（中产阶级）”的日本，在2010年“将出现10%富人和90%穷人的大分裂，中产阶级将消失”。
对上述资本主义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现象，资产阶级从来不把它看作是腐败，而把它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公平的、公正的、合法的，并运用国家权力加以保护。从上述情况足以看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进一步强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加强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剥削，也使“中产阶级”中许多人“再无产阶级化”，世界范围的分散的、无组织的、忍受压迫剥削的工人阶级正在逐步觉醒，开始联合进行反抗斗争，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正在趋于尖锐化。这也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竞争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更加腐朽性、更加腐败性的本质。
随着信息化带来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新形势，我国有些人鼓吹“超帝国主义论”，认为全球化下的资本主义与先前的资本主义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自身的调节功能日益完善，普选制、多党制、议会制的政治结构，既能够促使经济高度发展，又能够解决社会不公问题，能够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把高度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普惠于广大人民群众。据《文摘报》2011年6月23日第6版报道，某学者说：“今后社会主义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之所以叫社会资本主义阶段，有三个主要特征：社会化程度更高、国家的社会职能大大加强、社会主义因素也在逐步增长。近些年来，资本主义社会也实现了政治权力逐步公共化。对这种资本主义不能使用传统世界革命的办法来打倒它。”这一论调，实际上是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职能也发生变化，从资产阶级国家职能，即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职能变成为全社会服务的职能，能够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过时了。这是彻头彻尾的美化帝国主义的论调，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是“超帝国主义论”的翻版。本章所列举的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压迫、侵略掠夺和腐败的事实，把上述两种“超帝国主义”论的谎言击得粉碎。列宁早已把这种“超帝国主义”论批判得体无完肤，他尖锐地指出：“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糟蹋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牧师。牧师劝导资本家采用和平的民主的办法，并且是辩证法：假如起先有过自由贸易，后来又有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有‘超帝国主义’，就不能再自由贸易呢？牧师在安慰被压迫的群众，把这个‘超帝国主义’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虽然这位牧师甚至还不敢说这个东西是否能够‘实现’！维护宗教的人都说宗教可以安慰人，费尔巴哈很公正地指出了这种安慰的反动性，他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奴隶主的帮凶。”[17]列宁在痛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时指出：“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我们如果不想作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以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18]可见，当今有的“理论家”鼓吹帝国主义本质改变的言论，实际上是鼓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普世价值观”，与叛徒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毫无二致！
（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竞争驱使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日趋腐败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资产阶级国家不外是资本家为了在国内外互相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它是资本家的共同管理事务委员会，它只是为私有制而存在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指出：“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19]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生产资料却愈来愈集中在少数剥削者手中，竞争支配着社会的一切领域，腐败和犯罪也随之急剧增长。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犯罪增长的原因和规律时曾深刻指出：“竞争不但支配着人类在数量上的增长，而且也支配着人类在道德上的发展。凡是稍微熟悉犯罪统计的人都会看出，犯罪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年年增长着，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这种规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竞争支配。”“我认为这里只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证明竞争已经扩展到了道德的领域，并表明私有制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我们由于这个理论才开始明白人类的极端堕落，才了解这种堕落依存于竞争关系；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它由此也指出竞争制度如何屠杀了并且每日还在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消灭这种人类堕落。”[20]
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国家权力腐败按照弱肉强食的竞争规律即丛林法则在发展。这是资本主义腐败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脱离这一规律，随着私有制愈发展，竞争就愈加剧，竞争引起垄断，垄断凌驾于竞争之上，并没有消灭竞争，腐败也愈演愈烈。尽管现在有些人为资本主义制度涂脂抹粉、为资本主义竞争大唱赞歌，说什么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说什么现代资本主义与过去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了，它有完备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相互制约制度，能够防止腐败。但情况又是怎样呢？事实是最好的回答。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腐败进一步笼罩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腐败现象严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例外。
先看一些有代表性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腐败的情况：
在印度，西方国家一直把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宪政国家”的样板，拿来敲打第三世界国家。实际上，印度是世界公认的最腐败国家之一。印度是腐败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国家，官员敢于胡作非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偷税漏税，腐败严重渗透社会。20世纪80年代偷漏税黑钱一年有4000亿卢比，到90年代高达10000亿卢比。1996年中央调查局指控10名政府要员涉嫌哈瓦拉巨额受贿案，特大丑闻曝光后，当时的印度总统夏尔马惊呼腐败现象正威胁着国家的安全。2001年3月13日，一桩发生于世纪之交的神秘军火腐败案的曝光，在印度议会掀起轩然大波。国大党，印共（马）、印共等议会主要反对党要求政府辞职并调查腐败案，审讯查处涉案官员，议会也被迫休会。当晚，印度人民党主席莱克斯曼宣布引咎辞职。14日，印国防部一名少将及其他3名有关官员已被撤职，另有3名军官被陆军总部传讯。印度联合政府总理瓦杰帕伊表示政府将对此进行调查。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于14日在总理府召开了会议。与此同时，反对党积极分子在印人民党总部外进行了火烧、打砸等暴力抗议。2010年11月14日，印度电信部长拉贾因电信业丑闻而辞职。印度审计署证实，信息技术与通信部长拉贾以“白菜价”向电信运营商发放2G手机运营牌照，涉及国内5亿手机用户，政府因此蒙受近390亿美元的损失，拉贾本人涉嫌收受贿赂。一时间，被认为“最廉洁的政治人物之一”的总理辛格被指责包庇，政府也遭遇信任危机。2011年8月20日网易网转发新华网（广州）的《腐败成国难 全印度陷入“革命”激情中》指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1年4月6日报道，印度知名社会活动家安纳·哈萨雷（Anna Hazare）日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发起绝食抗议，要求印度政府严格立法、打击腐败。哈萨雷称，接连发生的腐败丑闻已经破坏了印度政府的声誉，如果不能严惩腐败，他宁愿去死。英国《卫报》6日以“谁能治理印度的腐败”为题评论说，瑜伽大师带头发起的反腐运动受到印度民众热捧，彰显了印度中产阶级对现状的不满。美国《纽约时报》以《瑜伽和绝食：反腐斗士震撼印度》为题评论说，面对对贪腐行为深恶痛绝的印度民众，印度能否拿出政治姿态，“修复其锈迹斑斑的民主齿轮”。美国《时代》周刊网站说，成千上万印度人从17日开始聚集在新德里、孟买、金奈和一些小城市街头，发泄对政府未能坚决打击腐败的无比愤怒。他们并非中坚活动分子，而是普通教师、学生和办公室职员，他们不仅被腐败激怒，也为政府企图打压他们抗议腐败的权利而义愤填膺。“埃及人”网站18日分析说，印度社会与阿拉伯国家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大，财富过于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社会分配不均，贪污腐败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等。
在巴基斯坦，许多政界要人贪污受贿，连续不断，帮派争斗，如火如荼。总理谢里夫的内阁成员，涉嫌贪污受贿，1993年8月底，巴基斯坦官员在临时政府的授意下，公布了一份多达数十亿美元的欠账单，欠款者有上百名政界、军界及商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向银行借巨款，但不打算返还，把国家推向衰败的地步。据悉，被拖欠的资金可达32亿美元，几乎等于巴基斯坦庞大的财政赤字。腐败引起以暴力更迭政府，但反腐败却收效甚微。许多政治家通过呼吁普遍打击腐败行为而上台执政，一旦他们获得了权力，对疯狂腐败行为也管不住了。1999年4月，贝·布托和她的丈夫被判腐败罪成立，并被判处监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指责他的前任总理贝·布托腐败而上台的，但上台以后，权力照样腐败。1999年10月，谢里夫欲压制批判自己的军方，突然将最高司令官穆沙拉夫解任，可是穆沙拉夫反过来发动政变，2001年6月20日任巴基斯坦总统，巴基斯坦再度回到军事政权。2007年12月27日，曾两度出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贝·布托在一次竞选集会上遭遇自杀式袭击身亡，震惊政界。随后基地组织宣称对刺杀负责，巴基斯坦展开了全面调查。2011年2月，巴基斯坦反恐法院向前总统穆沙拉夫发出逮捕令，指称他涉嫌卷入了对贝·布托的刺杀行动，这一指控被穆沙拉夫看作是制造出来的政治阴谋。2008年2月，巴基斯坦举行议会选举，反对党巴基斯坦人民党和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获胜，2月7日，人民党联合主席扎尔达里同穆盟（谢里夫派）领导人纳瓦兹·谢里夫在伊斯兰堡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巴执政联盟决定启动对穆沙拉夫的弹劾程序。2008年8月18日，穆沙拉夫被迫辞职。巴基斯坦反恐法院以穆沙拉夫涉嫌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遇刺案，批准逮捕穆沙拉夫。2013年3月24日，结束国外流亡五年的穆沙拉夫冒险回国参加5月11日大选活动，4月19日被逮捕，关押7个月后被释放。2014年2月18日，法庭对穆沙拉夫涉嫌叛国罪的指控进行审理。
在印尼，政府的腐败闻名全世界。腐败对民主的践踏，激起印尼各种抗议腐败活动此起彼伏。从苏加诺、苏哈托到瓦西德等几个总统都是因腐败而在群众愤怒与帮派争斗中被赶下台的。印尼的前总统苏哈托自1967年依靠政变上台，到1998年被军人软禁而被迫退位，其间执掌印尼政权历时32年之久，利用权势织成了一个庞大的“第一家族”网（又称“苏氏太子党”），疯狂敛财，将印尼的国家财富收入自己囊中，印尼有关部门评估了一下他的家产，竟然高达约450亿美元，不仅如此，苏哈托还将他治下的印尼变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据印尼商业资料中心公布的调查材料，与苏哈托家庭有关的企业总资产达200亿美元。其表现是控制着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如石油、天然气、铁路、港口等。苏哈托下台后，继任总统瓦西德与两起丑闻有关，分别是：有人自称代表瓦希德总统，向粮食局骗取了约410万美元；瓦希德总统通过政府之外的渠道，接受文莱苏丹向亚齐提供的人道捐款的200万美元。瓦西德腐败行为引起人民大规模抗议。瓦西德为了掩盖自己腐败和保住自己的总统宝座，于2001年7月23日凌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冻结国会和人民协商会议，但是人协马上召开会议投票否决了瓦西德的这一命令，军方和警方也纷纷宣布反对瓦希德的命令。7月23日下午，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召开，认为瓦西德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他应该被罢黜，并以591票赞成0票反对，投票同意罢免总统瓦西德。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贪污受贿腐败现象成为社会公害。例如，前中非皇帝博卡萨在台上13年为自己聚敛了近10亿美元的财富。前加纳总统恩格鲁玛下台时已为自己积累了近400万英镑的财产。恩格鲁玛执政时期，政府合同的佣金或回扣一般为5%—10%，贸易部公然收取相当于进口许可证价值5%—15%的贿金。在扎伊尔，1973—1974年实行本地化措施时，不少军政要员成为暴发户。蒙博托本人接管了一个庞大的农业“扎伊尔农牧业公司”。蒙博托叔叔利托·蒙博蒂曾任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1997年其资产已达18亿美元。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腐败相当严重。1995年举行的美洲腐败问题研讨显示，高达210亿美元钱财为拉美政府内贪污腐败行为所侵吞。以保证消除腐败和推行经济改革而当选的巴西总统科格尔，却因被指控涉嫌贪污而被迫辞职。据埃菲社1994年11月13日报道，巴西圣保罗州共有2533名警察因被控贪污和贩毒而受到调查，他们占全州警察力量的20%。在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希门尼斯执政期间积攒财富约2.5亿美元以上，他在1958年1月21日委内瑞拉的人民起义中被迫下台，1963年以盗用公款罪被判刑。查韦斯就是在人民反对腐败和反对美国霸权的斗争中，1998年被人民推上委内瑞拉总统的宝座，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受到人民的爱戴，他于2013年3月5日去世。阿根廷前总统庇隆在执政期间捞取的财富约5亿—7亿美元。墨西哥前总统阿拉曼下台时私人财产约有5亿—8亿美元。巴拿马前军人政权首脑诺列加上台后，仅用6年的时间就聚敛财富5000万美元。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执政期间积攒的财富足够买下全国一半土地和一半工业。多米尼加前总统特鲁希略捞取的财富高达4亿美元。秘鲁总统藤森贪污腐败，逃奔日本受庇护，后来从日本被引渡回国受审以来受到三次有罪判决。2007年12月11日，秘鲁最高法院以滥用职权和指使他人非法搜查私人住所罪，判处藤森6年监禁。2009年4月7日，特别法庭以参与两起绑架杀人案、犯有“践踏人权罪”判处藤森25年监禁。2009年7月20日秘鲁最高法院特别法庭20日以“盗用公款罪”，判处前总统藤森7年半监禁，并处以300万索尔（约100万美元）的罚款。
再看有代表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腐败的情况：
在韩国，官场长期弥漫着腐败。1988年2月25日，全斗焕任期届满。他刚下台34天，其家庭营私舞弊的黑幕便被揭开，韩国社会各界纷纭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审判全斗焕夫妇。这时，卢泰愚急忙为全斗焕保驾，提出“政治解决全斗焕时期后遗症”的办法：由全斗焕向国民道歉，交出财产，隐居乡里，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他为了表明与全斗焕划清界限和保护全斗焕，使用“舍车保帅”之策，对执政党领导班子和内阁进行大改组，撤换了原总理、副总理和7名部长等21名党政要员，吸收一批在野党入阁。卢泰愚又让韩国检察厅于1989年1月31日公布了对全斗焕的调查结果：“未发现资金挪作他用；未发现贪污问题。”随着新一届总统选举结束，卢泰愚竞选失败，金泳三得胜，在举国激愤的压力下，司法机关对卢泰愚、全斗焕腐败问题作了调查。卢泰愚被指控参与政变、接受大公司6.54亿美元政治捐款并涉嫌贪污及收受数百万美元的贿赂。卢泰愚自身难保，全斗焕也就没有好下场了。揭露出来的事实令人吃惊：全斗焕1981年就任总统时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国民从政治镇压和滥用权力中解放出来”，然而他上台后，他和他家族依仗权势，大肆徇私舞弊，大发横财。他下台后被迫交出几十亿美元的财产。全斗焕这个“总统之家”，有7人被判处刑罚，成为臭名昭著的腐败家族。卢泰愚曾于1988年至1993年间任韩国总统。在任总统时曾以假名账号在银行存放了达485亿韩元（约6000万美元）的秘密政治资金，检察机关将对这笔秘密政治资金的规模和存放过程进行全面调查。1997年4月17日，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卢泰愚17年徒刑，罚款2628亿韩元。1993年8月12日，韩国总统金泳三发动的“不流血的革命”的反腐败运动，有300多名官员包括部长、副部长、国会议员、军队将军、大财团会长、银行行长等因腐败行为被罢免，两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因贪污受贿等罪被判重刑。前国防部长李钟九、李相薰，前空军总长韩周噬（读“音”），前海军总长金铁宇等四名四星级大将因在“栗谷”军火交易中收受巨额贿赂被绳之以法。1996年10月，韩国国防部长李远浩因军火受贿罪被逮捕。但近十几年来腐败现象并没有减轻，“韩国病”依然如故。卢武铉退出政坛后，2009年4月初，韩国检方在调查泰光实业董事长朴渊次行贿案的过程中，发现其有曾向卢武铉家属提供600万美元的嫌疑，并于4月30日就此传唤卢武铉，卢武铉含泪向国民道歉。在调查过程中，卢武铉从山崖坠落身亡，调查终止。韩国总统李明博2012年7月24日发表电视讲话，就最近发生的亲属和亲信腐败事件向韩国国民道歉。
在日本，“世袭政治”腐败缠绕着这个国家。世袭议员有家产、名望的继承，更重要的是选举地盘即后援会，政治资金管理团体的继承，形成强大的议员政治势力，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日本政治走向。在自民党长期执政过程中，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了政、官、商紧密结合的“铁三角”政治体制和政权世袭制，这种体制孕育了“金权政治”，金钱与权力之间产生了无止境的肮脏交易。在过去的几十年，腐败恶性发作，困扰着日本政府。自民党及政府内，高官贪污贿赂、偷税漏税等政治丑闻频频曝光。日本政治家接受大公司行贿丑闻层出不穷。田中角荣、竹下登、中曾根康弘、海部俊树等多位首相卷入腐败丑闻，内阁大臣、国会议员、执政党党魁卷入腐败旋涡更是数不胜数。日本首相走马灯般的更换，多位首相下台都涉及腐败问题。1976年，田中角荣首相是因为洛克希德事案“受托收贿罪”被判处4年徒刑，5亿日元罚款。竹下登接着登上首相宝座，1988年爆发的利库路特事件，竹下登被查出从该公司获得大笔政治献金，在1989年被迫辞职下台。随后的政府总是被新闻不断曝光的丑闻困扰。接替竹下登上台的自民党总裁宇野宗佑1989年上台后两个月零七天，就因为“女性丑闻”下台。1993年，日本政坛风云变幻，权力大厦倾覆，被称为“万年执政党”的自民党在执政38年之后因腐败而下野。自民党看到民众怨声载道，本党危机四伏，早在1989年就提出“政治改革”大纲，表示要刷新政治，然而在这种社会里搞新政治需要巨额资金做后盾，要使政治与金钱脱钩无异于痴心妄想。1993年初轰动日本的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偷税案，终于导致该党下野。近20多年来，日本党派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如火如荼，双方都拿对方的腐败来说事，揭老底，争席位，夺权力，导致首相走马灯般地频繁更换。2013年，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再次任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时竟公然高喊“天皇万岁”，否定日本二战侵略历史，为罪恶滔天的战犯招魂，决心复活军国主义，并正在加紧军队武装，充当美国的马前卒。日本政府对2011年11月核泄漏重大事件上为维护垄断集团的利益，隐瞒事件对本国人民严重危害性和危及周边国家人民的真相，时至2013年8月才被迫出面主导治理核泄漏事件，仍是穷于应付。
在欧盟，仅公共采购领域的腐败现象就相当严重。2013年3月20日《中国财经报》报道，欧盟27个成员国每年因腐败造成约1200亿欧元的损失，几乎等同于欧盟2012年度的预算开支（约1290亿欧元）。欧盟内政事务专员马姆斯特罗姆于近日在瑞典召开的反腐败研讨会上表示，有研究称，在公共采购领域，约占公共合同价值20%—25%的部分因腐败而损失。总部设于柏林的国际透明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2012年，公共采购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案件常出现在保加利亚、捷克、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而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自加入欧盟以来，其打击腐败的力度都有所削弱。
在德国，1989年下萨克森州发生一起“赌场丑闻”，导致了该州副州长兼内政部长下台。而号称“德国水门事件”的政治腐败事件令人震惊。1987年，德国最年轻州长、被视为极可能成为政府总理的乌布·巴舍尔为了打击他的对手，采用雇人盯梢、写匿名信诬告，甚至企图安装窃听器等违法手段。事情败露后，他自杀身亡。在此之前，施密特总理的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等人，被指控接受过大康采恩弗利克公司的贿赂，被迫于1984年辞掉部长职务。原联邦德国议院议长巴泽尔因涉嫌接受同一公司的贿赂而被迫辞职。德国的腐败并未从此减轻，著名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就是腐败突出的一个例子。据法兰克福市反贪小组领导人沃尔夫冈·绍彭施泰纳1996年说：“自反贪小组于1988年成立以来，已经揭露了1500多起，涉及法兰克福公务员的贪污受贿案，其中被判罪入狱的大约有300人。尽管德国在行贿受贿的严重性方面，还不能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相提并论，但在近几年里，这个问题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行贿受贿目前盛行于统治集团中。”
在法国，在权力运行中，贪污受贿比比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输血致使7800人染上艾滋病和46万人染上各类肝炎病毒的“血液感染”事件于1991年被曝光，舆论哗然。国家权力的第三号人物、国民议会议长埃马纽埃利因涉嫌假发票案被起诉。许多议员和官员因在科热丹建筑公司和索尔马公司数亿法郎的“假发票案”中中饱私囊而受到法律追究。各主要政党为筹集资金进行竞选活动，都从事违法活动。执政的社会党于1987年11月在为法国和伊朗的军火贸易牵线搭桥中捞取巨额好处费，在“假发票案”和乌尔巴事件中又扮演重要角色。在野的反对党也不例外，共和国名誉主席列奥塔在司法部受理的案件中有牵连，甚至刚出生的绿党也陷入1180法郎的假发票案。英国《观察家报》1996年称欧洲为“腐败盛行法国的大陆”。它提出在巴黎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几乎2/3的法国人认为，大多数法国官员有腐败行为，并举例说：“过去一年，巴拉迪尔政府中有三位部长，因涉嫌腐败行为或辞职等待审讯，或在接受调查。两位著名的市长——里昂市长和尼斯市长因损公肥私而在接受审讯。另一座城市昂古莱姆的市长则已经被判有罪。”近几年来，法国政坛上仍然不断有涉及政党和政党领袖的政治丑闻与腐败问题曝光，使许多法国人对现行政治体制和政党领导人颇感失望和丧失信任，不少传统政党信誉一落千丈，今非昔比。《星岛环球网》2009年10月28日消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儿子卷入军火案判刑》：牵涉法国政坛多位政商名流的“安哥拉门”军火案，巴黎法院27日宣判，前内政部长帕斯夸判刑一年，罚金10万欧元。已故前总统密特朗的儿子尚克里斯多福·密特朗被判刑两年，但缓刑两年，罚金37.5万欧元。两名主嫌亿万富豪盖达马克和法国商人法尔孔，各判处6年有期徒刑。
在意大利，官员与黑手党勾结的腐败闻名于世。二次世界大战后，黑手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犯罪集团，收买政界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操纵意大利的经济和政治。据统计，50年代以后，黑手党每年用于向政府官员行贿的款项达100亿美元。不少政界要人经不起金钱色情的引诱和绑架暗杀的威逼，纷纷与黑手党称兄道弟，狼狈为奸。1992年“米兰贿赂案”引发的“净手运动”，意大利司法当局查获100多起大案要案，涉及政界、工商界、党派领导人近5000人，其中被逮捕和被审查的有2600多人，包括3名前总理、5名政党的书记、7个党派的领导人和150多名议员，近千名重要政府官员因滥用权力、贪污腐化、非法拉选票而被审查或指控。150多名被剥夺豁免权，4人畏罪自杀。原先执政的天民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和共和党的主席均因涉嫌丑闻先后下台。其中，意大利头号政党天民党因陷入大案要案太多太深不得不宣告消亡。战后意大利的权力象征人物，曾担任7届总理职务、5次任外交部长、8次任国防部长等要职、终身参议员安德烈奥蒂，曾以“打倒独裁，打击贪污，铲除黑手党”为就任誓言而登上政坛，在政坛长达40多年，却因为涉嫌参与制造因揭露政府官员贪污丑闻的著名记者米诺被杀案、涉嫌与黑手党领袖贝贝代蒂·尼杜和萨尔瓦雷·托托搞权钱交易案、涉嫌策划杀害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马利的杀人灭口案等而受审。1999年10月23日，意大利巴勒莫法院对前总理安德烈奥蒂与黑手党同谋一案做出终审判决，宣判安氏无罪。对安德烈奥蒂的审判案就是在黑手党、各党派的关联与争斗的背景过程中发生的。由于安德烈奥蒂的特殊身份，意大利司法部门当初开始对安德烈奥蒂进行审判时曾在意大利政坛上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如今，对安氏的两宗审判均以安氏无罪获胜为结局，这在意大利引起的社会影响丝毫不亚于当初立案之时。米兰特大受贿案涉及政界和企业界的人很多，有1487名企业负责人涉嫌被捕或接到受审通知。意大利最大的三大企业集团全部卷入，其中，伊利企业集团和埃尼企业集团的董事长被捕入狱，菲亚特集团第三号人物和多名高级职员也被捕。伊利集团董事长卡格里埃在受审时承认向意大利的政治家支付了大约1250万元的贿赂，而后自杀身亡。意大利最大的企业“净手运动”不可谓不猛烈，但腐败深层次的问题也难解决。1992年从米兰开始，已经逮捕一批企业界人士。许多企业家在狱中供认，政界人士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据说仅回扣一项，70年代回扣率平均为7%，80年代已增至20%。意大利众议院2003年6月18日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由执政的中右联盟提出的给予5位国家领导人在职期间刑事豁免权的议案，从而使涉嫌贪污行贿的贝卢斯科尼总理在职期间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他的审讯也因此告一段落。贝卢斯科尼被认为意大利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从政数十年时间，曾多次面对米兰法庭的刑事调查和指控，最近受到的指控最为棘手。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维护国家利益和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本质。2012年12月7日中证网以“经济危机导致意大利的腐败程度加重”为题报道，在国际透明组织近日公布的2012年世界清廉指数排名中，意大利较去年下滑了3位，降至第72位，显示意大利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腐败程度有所加重。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依靠垄断集团进行激烈的政治竞争而轮流执政，严重腐败贯穿竞选与执政的全过程，腐败非常惊人。美国的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在里根总统的任期内，就先后有260多名官员受指控和法律制裁。如众议院议长詹姆斯·赖利用职权逃税被迫辞去议员职务；国防部前副部长保罗·撒耶因泄密为他人牟取非法暴利被判处4年徒刑和罚款；国家宇航局局长詹姆斯·贝格斯因有欺骗政府行为被解除职务；里根的国家安全助理查德·艾伦因涉嫌贿赂被迫退出政治舞台。里根时期还发生过震撼世界的“五角大楼舞弊案”。海军部副部长梅尔文·佩斯利侵吞国家财产，卷入此案的还有海军四星上将、前太平洋舰队司令莱昂斯，前海军部长莱曼的5名助手，以及被判有罪的7家著名大公司。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军火交易的一方是代表国家的国防官员，有多少人在军火商金钱诱惑下跳向犯罪的深渊，行为极难暴露，铁幕很难揭开，罪行无法查清，因为这有国家绝密的挡箭牌。《幸福》杂志排列的5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中竟有300多家为争取政府的合同或产品推销，每年向政府官员行贿，金额至少达10亿美元。在美国，腐败的严重性更集中的表现是，“金权政治”十分盛行，用金钱支配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用金钱操纵选举，登上总统宝座的是金钱的胜利。这里暂且不说美国对外的侵略战争，是反映它政权腐败的极端表现。司马南在《民主胡同40条——中国民主政治一般原理的随机阐释》一书中指出，美国在国内把大量的腐败行为合法化，所以他们政府极度纵容和宽容腐败行为！合法腐败比非法腐败更让人触目惊心，因为法律本身已经没有道德、没有公平公正，完全成了资本集团用巨额金钱来操纵一切，摆平一切，没有钱的老百姓苦于告状无门啊！美国众议员艾伦·格雷森讲到美国的腐败举过两个例子：一是公司贿赂行为合法化，“从根本上说，这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制度化、合法化。现在公司可以酬谢与它们合作的政客，同时置不合作的政治家于死地。”他认为“公司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就已经控制了美国的民主政治”。二是每个美国人都能看到的医保，“2/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为全体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结果却是否定的，因为当前这种不覆盖穷人、能够以‘不适合予以保险’为由拒绝病人参保的保险制度让私人保险公司发了大财。所以它们掏钱给政客，让保险制度继续漏洞百出”。新华网国际综合2013年1月28日《美国军队腐败“毒瘤”正在蔓延》指出，美国的衰败现象渐显，不仅仅表现在它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实力相对下降，中产阶级队伍逐渐缩小，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政治体制运转失灵，而且还表现在它的军队中腐败现象蔓延，已成为难以治愈的“毒瘤”。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进一步暴露了美国政权腐败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深化。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开展“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政府活动呈现升级的趋势。示威组织者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99%的人不能再继续容忍1%人的贪婪与腐败”。美国官方文件证明，FBI暗中称“占领华尔街”和平运动是“恐怖主义”行动，并用对付“恐怖分子”的方式对付参加者。美国警察、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国内安全联盟委员会通力合作，用攻击和逮捕行动，以及政府的高压政策，制造暴力冲突，来瓦解美国民众和平占领运动。纽约警方11月15日凌晨发起扫荡行动，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在祖科蒂公园搭建的营地实施强制清场，血腥镇压，有多人死亡，有一批人被逮捕。对此，人民网2011年11月16日以“纽约占领华尔街活动大本营被清场约200人”为题报道。从美国劣迹斑斑的人权纪录，可以看出其民主政治的腐败本质。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4年2月28日发表的《2013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2012年美国贫困人口超过4700万，总体贫困率15%，约640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非常贫困；2012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集中了19.3%的总收入，美国10%的家庭控制了全美50.4%的总收入；2009—2012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增长了31.4%，低收入阶层增长了0.4%；2011—2013年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增加了1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腐败本质的表现。从关达那摩监狱虐待囚犯的情况也可见美国民主的虚伪和腐败。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1月上任后签署的第一道行政命令，就是在一年内关闭古巴关达那摩湾（Guantanamo Bay）海军基地监狱。那是“9·11”之后的美国关押一批“恐怖分子”嫌疑犯的监狱，美军在那里用极端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虐待战俘，在全世界成为骇人听闻的丑闻，也激起美国人民的反对。奥巴马于竞选总统期间即誓言当总统后将废掉关达那摩监狱。然而，时至2013年，关达那摩监狱166名囚犯里有92人参与绝食，抗议美国不审判与无限期关押。奥巴马说一套、做一套，自食其言，至今仍不关闭这一监狱。2013年6月初，由于先后就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斯诺登的揭发，美国构筑“棱镜”网络监控系统，旨在窃取、监控和监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及本国和其他国家民众通信的秘密，甚至连它的盟友欧盟也不放过。这就使美国以民主、自由、人权卫道士自居的虚伪面目和虚弱本质暴露无遗。对美国的监听行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愤怒之下建议要建立欧盟互联网。美国对斯诺登事件极其恼火，把斯诺登维护世界人权的正义行为视为罪大恶极的叛国罪而追捕他。为了推卸“棱镜”事件的责任，奥巴马于6月7日竟然称“这一项目不针对美国公民或美国的人，目的在于反恐和保障美国人安全”。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的：“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这些自由，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是这样写的。”[21]《维基解密》网站于2013年7月12日刊登的关于斯诺登向各组织发表的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对所有帮助维护我人权、尊重联合国庇护制度的国家发出威胁。为了一个政治难民，它甚至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手段，命令其军事盟友迫降拉美国家总统的专机。这些危险的步步升级的手段，不仅是对拉美国家尊严的恐吓，也是对所有人、所有国家都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恐吓，是对希望在免遭迫害中生活，寻找并享受庇护权利的人的恐吓。”这一声明活生生地把美国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的虚伪性揭露得淋漓尽致。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和法制不管如何完备，其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政治腐败现象严重不足为奇。美国不管如何自我标榜为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廉政的国家，指责其他许多国家是不自由、不民主、无人权、无法制、很腐败的独裁国家，甚至悍然进行武装干涉。实际上，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存在腐败的严重程度不比任何一个国家轻，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动了数以百计的侵略战争就是腐败的极端表现。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法则是权钱交易，腐败暗流经常涌动，许多腐败行为被合法化、制度化、固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金权政治”，按照资本主义的竞争规律而发展变化着，表现的形式无论怎样千变万化，但在阶级斗争对抗的时候必然要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实行镇压。上述美国的腐败既危及本国人民，而且也危及全世界人民，是一个典型范例。
（四）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竞争铸造了资本主义金权政治制度，而这种政治制度又不断庇护和制造腐败
资本主义的竞争，渗透到道德领域，也渗透到整个政治领域。资本主义私有制使资产阶级国家权力金钱化，金权政治是腐败的集中表现。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是赤裸裸的金权政治。资本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生命线，“现金交易”就是这个政权的神经中枢。金钱主宰着政治，政治成为金权的奴仆，政治成为资本主义的走狗，成为资产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美国发生的政界丑闻大案层出不穷，腐败笼罩着这个自诩民主、自由、法制的国家。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金钱操纵着选举，是名副其实的金权政治。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序言》中写道：“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22]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虽然到现在已经过了100多年了，但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没有改变，而且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所以美国的政治腐败一点也没有减轻，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美国的竞选，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制这一美丽迷人外衣下，实际上是由两大政党的两大富翁帮派按金钱游戏的规则进行巧妙精彩的眼花缭乱的表演，愚弄广大人民群众。每次竞选的结果，都是金钱铸就权力，两个政党轮流占领政治舞台，垄断资本牢固地统治美国社会。《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伦·辛普森和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里·萨巴托发表文章认为，“经常提到其他国家的政府腐败现象在我们国家也很盛行，但基本上未加报道”。他们还指出，过去的20多年里，美国制定了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反腐败条例，但是，“腐败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更加严重了”。美国国会实际上是“富人的国会，富人的统治，为富人谋福利”。据1994年4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参议院至少有1/4以上（28名）议员是百万富翁。国会中百万富翁的比例至少是美国社会中百万富翁比例（不足0.5%）的30倍以上。而在1994年下半年当选的共和党参议员中，同样有1/4的人至少是百万家产的富翁。美国的民主归根结底是“钱袋的民主”。在美国，大规模的卖官鬻爵活动，堂而皇之，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要在国家权力机构中谋求公职，首先就需要花大量的金钱，离开金钱，竞选总统、议员等官职就寸步难行。据统计，1994年，赢得竞选的参议院候选人平均花费450万美元，是1976年的600%以上。为了筹集450万美元，候选人必须在6年里平均每周获得1.5万美元。总统竞选费用更令人惊讶。据美国非营利的大选观察组织的“公民”统计，美国1996年总统选举和国会改选的总费用高达17.62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总统选举的费用高达11.45亿美元，大约是1992年总统选举费用5.5亿美元的2倍。从美国历届总统选举的结果来看，花钱多的一方取胜是美国大选的常规，花钱少的一方取胜是一种罕见的例外。正如英国《独立报》1996年1月28日的文章所指出的，“金钱是进入白宫的钥匙”。美国政治越来越沦为“金权政治”，美国竞选费用的绝大部分来自少数大财团或富人的捐款。在美国，游说国会议员是权钱交易的一大特色，金钱就是关系，关系就是一切。美国游说公司人员穿梭于国会议员之间，通过游说，用大量金钱建立官商关系，可以为某党派竞选拉选票进行游说，也可以为军火商推销军火交易进行游说，甚至可以为奥斯卡金奖拉选票进行游说，最终靠金钱多寡决定胜负。
政治捐款成为美国金权政治的痼疾。据统计，美国的竞选捐助70%来自大公司。为了在1996年大选中取胜，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把提供巨额赞助的机会当作商品来拍卖。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募捐会上，捐款在10万美元以上的人可与总统、副总统共进午餐。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募捐会上也如出一辙：捐款25万美元就可以亲自向参、众两院的某些委员陈述自己的见解，并可与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和戈尔共进午餐。据日本《东京新闻》1997年一篇报道称，1996年大选中，多尔竞选班子接受捐款达310亿日元；克林顿的竞选班子接受捐款不下220亿日元，甚至置禁止接受外国捐款的法律于不顾，接受印尼财团捐款42.5万美元。据一家研究机构分析，2001年美国的竞选经费估计将达30亿美元。2001年5月24日，克林顿与戈尔创造了“拍卖筹款”的纪录。出席当天晚会的客人只要出50美元就可以得到热狗充饥，而出2.5万美元就能坐在总统身旁吃烧烤。结果晚会出席人数达到1.2万人，其中24人每人出资10万美元、21人出资25万美元、26人出资50万美元，总共募集了2650多万美元。据统计，戈尔共筹集了5256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本来自恃有名有实力，就是因为仅仅筹到数百万美元，只好退出了竞选。得州州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比戈尔更胜一筹，他拥有油田、金矿、康柏与微软的股票，甚至还有得州一家棒球队的股票，估计他的家庭财产净额大约在1110万—2940万美元之间。虽然小布什比戈尔财力雄厚，但是要参加总统竞选，这些家底还远远不够。唯一的出路就是想方设法寻找赞助者。在形势危急时刻，小布什是靠着金钱的魔力稳住阵脚、击败对手的。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中出乎意料地败给麦凯恩之后，他加强宣传投入，广告费用从每周300万美元一度涨到800万美元，还雇人打了上百万个电话拉选票，最后终于把“弹尽粮绝”的对手排挤出局。据《纽约时报》2001年1月13日报道，美国能源业巨头安然公司是布什总统政治生涯中最大的竞选资金捐助者，一共为布什提供了55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捐助。布什政府一向被民主党指责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安然公司破产案的出现可能使民主党找到借口。随着调查的展开，安然公司破产案有可能从经济领域转向白宫与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星岛日报》2002年5月16日报道：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去年9月11日纽约及华盛顿遭恐怖分子袭击后，在飞机上与副总统进行紧急通话期间所拍的照片，正被共和党利用作为筹款工具。凡是捐款150美元以上给共和党的人士，可以获得这张照片。民主党猛烈抨击布什伪善，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与布什角逐的前副总统戈尔，猛烈抨击共和党发国难财的行为。
美国的竞选实质上就是一场权钱交易的激烈较量。美国一家名为“公众道德”的组织对总统选举制度与金钱的关系进行调查，并于1996年发表的题为《购买总统》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竞选制度实际上是一笔“一揽子”交易和一场“大规模的拍卖”。选举不仅选出政界人士，而且同时在选择他们的赞助者及其优先考虑事项。正如美国自然法党在1996年12月5日指出的，“美国自称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没有民主可言……美国允许私人赞助选举，实际是使行贿受贿合法化”。美国的政治学家约翰·博伦斯在《美国的政治腐败》一书中指出：“政治腐败的最大根源和开放性民主制度面临最严重的威胁就是竞选基金的筹措。”竞选捐款是一种投资，是钱权结合、权钱交易，是铸造金权政治的腐败。在党派斗争中，各种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1997年2月，为了防止有人泄露白宫秘密，尼克松让助手巴特菲尔德在办公室安装了一套非常隐蔽的声控录音设备。知道这一秘密的只有4个人：尼克松、霍尔德曼、巴特菲尔德和罗丝·玛利·伍兹（尼克松的秘书）。但尼克松万万没想到，正是这套声控录音设备记录了他与高级助手霍尔德曼的一段密语，成了他参与“水门事件”的有力罪证。录音显示，在尼克松的指示下，白宫工作人员1972年潜进水门饭店民主党总部内安装窃听器，企图破坏总统大选的进程。人们普遍估计，2008年选举耗资将达10亿美元，而《财富》杂志曾估计，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费用将达到30亿美元。据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统计，2008年度美国选举花费超过53亿美元，总统大选花掉了其中的24亿美元，总统候选人直接投入的经费也在这一年超过了10亿美元。从1976年至200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大选花费的变化趋势上看，尤其在2000年（3.4310亿美元）之后，几乎每次选举的花费都成倍增长：2004年是7.179亿美元，2008年达到13.247亿美元。
历史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形式上的民主，掩盖着国家虚伪民主的腐败本质。如美国不管民主党与共和党如何展开激烈的竞选，花样怎样更新，手法怎样多端，都不能改变其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尽管美国实行“一人一票”制，但最终是金钱起决定性作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仍牢牢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尽管美国标榜反腐败，但是“政治献金”和“国会山游说”却是合法的，这种把腐败合法化，比任何非法的腐败还要腐败千百倍。尽管在美国标榜民主，有人公开骂总统不算违法，但是此人若是敢骂他自己所依附即雇用他的资本家，那么资本家也有端掉他饭碗的权利和自由。这就是美国民主、自由、平等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指出：“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君主制下差。”[23]现在美国民主和选举的实质，仍如列宁在1919年指出的那样：“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也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对全社会的权力表现得如此横蛮，采用如此明目张胆的贿赂手段（凡在1905年以后到过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点）。资本既然存在，也统治着全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国、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24]在美国，一小撮亿万富翁明里暗中通过贿赂购买政治权力，至今仍是一项不可逾越的通行规则，只是用心更卑鄙，手段更狡猾，形式更翻新，花样更奇巧，令人如坠入万重雾中。
（五）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竞争与垄断驱使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腐败走向极端，即加紧对内压迫、对外干涉和发动侵略战争
私有制和竞争已经使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揭示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这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包括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了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25]马克思从事实中得出结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在为这一结论所写的注释中，引用了英国经济评论家托·约·登宁《工联与罢工》一文的一段揭露资本疯狂本性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明证。”[26]资本这一追求利润的本能冲动，驱使为资本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必然走向腐败。现代资本积累与原始资本积累虽然途径和形式有很大不同，但其掠夺和剥削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驱使资本家用各种卑鄙龌龊的手段进行竞争，甚至铤而走险，干出无数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
竞争引起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是其政权腐败发展到最集中、最残酷的表现。列宁1917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离现在已经将近100年，尽管现在历史条件与当时历史条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书中揭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真知灼见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迸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辉。现实情况正如列宁在书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是全部经济的基础，但是它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而垄断组织则到处实行垄断的原则：利用‘联系’来定立有利的契约，以代替市场上的竞争。”“从假借的意义上说，输出资本的国家已经把世界分割完毕了。但是，金融资本又引起了直接的分割世界。”[27]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就是生产社会化，但是人类这种社会化的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列宁在书里讲到了垄断、银行和金融资本的作用，讲到资本输出和垄断资本集团对世界市场的分割和争夺。正是根据对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特点的科学分析，列宁得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结论。
帝国主义国家对内的压迫和剥削往往披着民主、自由的外衣，但当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达到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毫不留情地对无产阶级、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进行血腥的镇压。它们对外甚至进行十分露骨的掠夺和奴役，以致为了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数千万人遭到屠杀——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腐败的极端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在帝国主义阶段更是如此。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追逐剩余价值、追逐利润和垄断利润的竞争规律决定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揭露资本家联盟分割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时深刻地指出：“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它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要了解当前发生的事件，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要由实力的变化来解决，至于这些变化是‘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28]一些国家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侵略、掠夺更具有冒险性和疯狂性。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之后，世界上发生一系列侵略战争，使资本的本性暴露无遗。20世纪前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其起因是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世界的“狗咬狗”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亡人数3000多万人，直接战争费用1863亿美元，财产损失3300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亡人数7000多万人，直接战争费用13520亿美元，财产损失40000亿美元。人类中最黑暗、最残暴、最无耻、最不道德的罪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集中暴发。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偷袭珍珠港，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军队则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15万多平民顿时化作灰烬。2013年安倍晋三任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疯狂复活军国主义，其复仇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央电视台2014年2月18日报道，美国以防止核扩散和防止核原料落到恐怖分子手中为由，催促日本归还美国冷战时期交给日本的331公斤武器级钚（可造50多枚核弹头）。此外，日本还收集储存大量核原料，足以制造万枚原子弹。美国怎能高枕无忧，对日本有朝一日可能进行原子弹报复而不产生恐惧感？！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罪恶战争，也是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美国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贩卖军火，大发横财。随着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越来越高度集聚到极少数垄断寡头手里，垄断寡头也越来越有效地控制着国家机器，使其国家机器为获取超额利润服务，为其战争和掠夺服务。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1月24日载文指出：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现在已经受企业——主要是大公司——的摆布和金钱利益的驱使”，大公司不仅“控制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而且“在对外政策中拥有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37年当中，世界上发生的局部战争多达470起，其中大都是美国发动的战争。美国为了在世界争夺利益，打着维护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旗号，以各种借口，不断地挑起侵略战争。美国1949年前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以维持摇摇欲坠的蒋介石反动政权，保持和扩大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1950—1953年发动的朝鲜战争；1961—1973年发动的越南战争；1991年1月发动的海湾战争；1999年3月发动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10月发动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3月发动的伊拉克战争；2011年发动对利比亚的战争；2012年支持叙利亚战乱，2013年8月奥巴马扬言要对叙利亚政府进行军事打击；等等，还挑起数不清的地区冲突、边界纠纷和军事政变。美国在近十几年来的战争中得逞后，霸气更嚣张，动辄就以武力相威胁和使用武力，争夺和维护它在全球的战略利益。对中国，美国公然宣称要用武力保护台湾，分裂中国领土完整；公然支持一些国家企图侵占中国的钓鱼岛、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中菲若发生南海冲突，美国将支持菲律宾”，甚至开来航母战斗群对中国威胁；还以返回亚太为由，妄图建立旨在包围中国的亚太军事战略。美国通过挑动一些国家之间纷争、动乱和战争，大肆销售军火，并拉拢一些盟国，妄图达到一超独霸世界的战略目标。
这里有必要简略叙述一下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是以美英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在2003年3月20日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行动，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到2010年8月美国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为止，历时7年多，美方最终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11年12月18日，美军全部撤出。2011年2月15日，当年向美国及德国透露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人员首次承认一切均为谎言。这场战争性质是，美国打着伊拉克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在联合国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悍然攻打了一个主权国家。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是美国为了控制伊拉克石油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是美国为了控制整个中东，进一步称霸世界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据中央电视台2013年3月16日报道，自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时间已经过去10年。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沃特森国际问题研究所2013年3月14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10年来，已经花费了2万亿美元。此外在未来40年，美国还将承担与伊战有关的4万亿美元利息。总计下来，这场长达10年的战争将会使美国的总花费达到6万亿美元。报告说，截止到2013年2月，这场战争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在176000人到189000人之间，其中至少134000人是伊拉克平民，占到了70%。报告认为，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10年，无论是战争本身还是战后的伊拉克重建都是失败的。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战争却激活了这个地区的极端武装势力，伊拉克人权和妇女权益全面倒退，伊拉克原来已经建立的健康保障体系被撕裂，大多数重建资金被滥用或被用于安保。可见，美国总统布什以虚构的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悍然发动侵略伊拉克这一主权国家的战争，杀死伊方士兵8000名，杀死平民10多万人，50万人受伤，480万人沦为难民，却把这场给伊拉克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为了“消灭独裁者”、“保护人权”，这就是美帝国主义血淋淋的强盗逻辑，暴露了美国民主、人权的凶残本质。
在美国，资本家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尤其是军火生产和出口成为获取超额利润的最好行当。它们的逻辑是，“只要我军售大发横财，不管让别国人民在战争中血流成河”。世界上研究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权威机构、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在2003年6月17日发表的2003年年鉴中称，从1998年到2002年的5年里，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大军火供应商，其销售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1%。这5年的世界第三到第五大军火供应商依次是德国、法国和英国。据美国《时代》周刊1994年12月12日一期的文章报道，1989年以来，美国向国外出售军火累计总额达824亿美元，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军火出口的总和（668亿美元）。2008年以来，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但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传统军事大国仍大力推动武器出口，世界军火贸易依然红火。从2002年到2010年，全球前100大军火商军售总额实际增长60%。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1年2月27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前100大军火商在2010年的武器和军事服务销售量继续增加，总额达到4111亿美元。其中，北美和西欧的军火商仍占主导地位。2010年，美国44家军火商的销售额占全球百大军火公司销售总额的60%以上，而西欧的30家军火商则占29%。排名前10位的军火商中，7家为美国军火商。这10大军火商的销售额占全球军火销售总额的56%，约2300亿美元。美国常常指责中国国防军费开支不透明，宣扬中国“威胁论”，妄图剥夺中国的自卫权。究竟是谁威胁谁？请看事实：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表了2005年年鉴，指出2004年全球军费开支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35万亿美元。年鉴指出，导致全球军费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军费开支激增，占到了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7%，远远超过列在其后的32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这里我们略将中国与美国等国家作对比，2000年中国国防费折合146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2911亿美元的5%，日本484亿美元的30%，英国365亿美元的40%，法国303亿美元的48%，德国227亿美元的64%。请再看，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12年年鉴，列出的世界15大军事支出国（2011年数据）。从表中数据可知，全世界1735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5%，世界比重100%。美国2011年军事总开支是表中所列的其他14个国家的总和。从美国与中国比较来看：美国711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4.7%，占世界比重41%，人均2271.56美元。中国133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占世界比重8.2%，人均98.22美元。2011年军事总支出中国是美国的18.70%，人均军事支出中国仅是美国的0.043%。具体如下：
事实证明，美国指责中国“威胁论”毫无根据，是凭空捏造，肆意诬蔑，显现出美国“一超独霸”的侵略本性，也显现美国在垄断资本的驱使下，道德沦丧，导致社会畸形发展，通过挑动和发动战争、销售军火、掠夺战略资源，控制战略要地，达到遏制中国和称霸世界的目的。
哪里有涉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重大利益争夺，美国就不惜在那里发动战争。这是由它的本性决定的，是它的腐朽性、腐败性决定的。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到恐怖袭击后，布什就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美国加州对日政策研究所主任、《大反扑：美帝国的代价和后果》一书的作者查默斯·约翰逊，在《帝国的悲哀：军国主义、秘密和共和制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不仅威胁到别国的独立和主权，也同样严重威胁美国的民主政府”；“布什及其支持者已经在美国国内完成了‘政权更迭’”，“布什及其政府热衷于扩大总统的权力”，“布什总统单方面宣布，美向恐怖主义宣战”，“导致民主和宪法权利的丧失，政府本身也将从‘行政部门’变成军政府”，“剥夺宪法赋予个人或国际法赋予个人的所有权利”。美国专栏作家乔纳森·谢尔在2003年美国评论杂志《国家》上发表评论，题目是“美国悲剧”，指出，树立民主传统的美国已经背离当时的民主，美国的“权力”集中达到了一个高峰，美国已开始从根本上暴露出缺陷，宪法的原则已经受到了挑战。美国二战后不断对外发动战争，钱江日报2013年2月26日报道，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权威数据：冷战以前，美国平均2.4年对外发动一次战争；二战之后，平均每1.4年就发动一次对外战争。
事实印证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新帝国主义”者认为，“恢复世界秩序是自由民主主义的任务”，“要使落后国家的文明和统治获得新生就需要新的殖民地政策”。2001年《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帝国的案例》，提出了“美国帝国”的概念，要在国际上推行“帝国秩序”。这是要把所谓“失败国家”置于它们的战争干预之下。美国《国家安全展望》杂志2003年5月1日一期刊登了美企业研究所研究员、1999—2002年期间曾任“美国新世纪”计划副执行主任的托马斯·唐纳利的一篇文章，题为《下一步做什么》，副题为《维护美国优势并让单极世界制度化》。文章公开提出，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让单极世界制度化”，要铲除与美国对立的激进势力，同时要“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及其盟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勃勃野心，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转变，从一个国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转变。”美国主要是通过经济渗透、金融干预、政治颠覆、军事干涉、文化影响、“和平演变”等综合手段，并加大军事干涉力度，以制止中国和平崛起。事实上美国也正是这样做的，它凭借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对别国的干预、制裁、威胁越演越烈，甚至发动军事侵略。美国自诩为民主的化身，反对美国就是反对民主，反民主就是独裁专制——这是美国的霸权主义逻辑。美国判断和决定敌人与盟友的标准就是如此简单。美国的全球战略是：美国搞单边主义，实行“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战略，对认定威胁它的利益的国家、有能力对它构成威胁的国家，和它认定的“邪恶轴心”国家或“失败”国家进行战略遏制甚至军事打击。中国竟然也被美国编入“邪恶轴心”国家之列。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遏制和军事打击，不管是标榜履行“维护国际秩序”义务，还是打着“有限主权论”、“人道主义干涉”、“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实质上都是为了争夺地区和全球的主导权，维护其霸权地位和根本利益。美国的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无论怎样变化，都有其一脉相传的战略传统和固有的战略思维逻辑。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以“9·11”为转折点，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急剧膨胀，变得更加疯狂和肆无忌惮，发出“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威胁，无限地扩大其征服的地域和空间，把任何敢于反抗美国压迫和剥削的国家都作为打击的对象，以致将那些正在和平发展经济，再过半个世纪后才有可能赶超美国的国家都作为“美国未来的敌人”，通过四面搞军事基地，形成围、追、堵、截的军事包围态势。美国采取返回亚太地区的战略，拉拢一些国家，建立遏制中国的珍珠岛链和建立中国沿边的军事包围圈，妄图控制南海，必要时切断中国的海上交通要道和扼住中国能源的咽喉。2000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起草的《2020年远景》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美国为实现独霸全球的战略，正在实施以尖端精密武器和核武器为基础的全球军事战略，建立以海、空军为核心的军事力量。2004年度美国军费达此数据似乎不准！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7%。但据美国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大学经济学教授布劳尔研究，由于美国的核武器预算编在能源部，2004年美国军费实际达到760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70%以上。尽管近些年美国遇到金融危机，但军费预算还相当高，2011年美国军费预算达7110亿美元（核武器预算编在能源部）。
帝国主义腐败的极端表现就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世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罄竹难书的。看一看帝国主义的过去，就知道它的现在，看一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回顾中国遭受侵略的历史，也可加深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这里，我们引用我国政府于1991年11月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的罪行，来进一步阐述帝国主义国家腐败的反动本质，同时回答我国内部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鼓吹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私有化”、“三权分立”、“多党制”及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普世价值”等，解决中国腐败问题是多么荒谬。
从1840年到1949年，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过数百次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帝国主义者在历次侵略战争中，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民。1900年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将5万多人的塘沽镇变成空无一人的废墟，使拥有100万人的天津在烧杀之后仅存10万人。进入北京后，杀人不计其数，仅王府井一处就杀死1700多人。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多万人被残害致死，其中，仅在1937年12月13日之后的6个星期内，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就杀害了30万人。
——帝国主义者大肆贩卖和虐杀华工，使旧中国无数生灵涂炭。据不完全统计，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被贩卖到世界各地的华工多达1200万人。这些被绑架、被欺骗去的华工被囚禁在“猪仔馆”，并被烙上目的地的字号。1852—1858年间，仅汕头一地“猪仔馆”中的40000名华工，就有8000多人被折磨致死。列强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和矿山中，肆意虐杀华工的记录骇人听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仅东北地区就有不下200万劳工被折磨致死。华工被迫害致死后，被扔进山沟或乱石坑。现已发现的这种“万人坑”就有80多处，埋有劳工尸骨70多万具。
——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使中国人民备受凌辱，毫无人格尊严可言。那时，外国侵略者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国士兵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但是，罪犯却由美国单方面处理，被宣布无罪释放。列强在中国设立的“租界”，拥有行政、立法、司法、警察和财政大权，成为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和法律之外的“国中之国”。1885年，外国侵略者甚至在上海法租界公园门口公然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极端卑鄙无耻地侮辱中国人民的人格。
——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掠夺。据统计，近百年来，外国侵略者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去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达白银1000亿两。其中《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条约就勒索赔款19.5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16倍。而日本仅通过《马关条约》就勒索赔款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家财政4年的收入。侵略者在战争中的破坏和抢劫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国家主权丧失，社会财富遭洗劫，使中国人民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权。
回顾中国这一段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历史，可使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帝国主义反动和腐朽的本质。我们深刻反思过去，铭记历史教训，保持高度忧患意识，警惕我国如何避免落入美国精心设置的圈套和陷阱，成为美国任意宰割的猎物。现在美国竭力粉饰天下太平，标榜高举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旗帜，以迷惑世界人民。美国一方面大搞针对中国的亚太地区战略，妄图对中国实施军事包围；另一方面又声称与中国建立21世纪的中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施放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烟幕弹。对于美国，我们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认清其本质，绝不能盲目地陷入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中国不愿意与美国对抗，愿意与美国和平共处，中国要坚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战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以斗争求合作，以合作求共同发展，争取中美之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中国愿意与美国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美国。
（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竞争，形成以唯利是图为核心的思想文化，滋生和保护腐败
从无数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剥削阶级思想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为了占据统治地位，不仅建造了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庞大的国家机器，以暴力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剥削、反抗压迫的革命斗争，而且控制着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掌握着全国的舆论工具，大力传播资产阶级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思想观念以及私有制、三权分立、多党制的政治观念，而这些观念都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是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资产阶级观念的核心是私有观念、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资产阶级用尽冠冕堂皇的美丽词句，是为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压迫的“永恒存在”作辩护。但是，资产阶级把其思想观念装扮得华丽异常，用各种虚伪的迷人的甜蜜的话语进行蛊惑宣传，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市场，传染给一般民众，甚至传染给无产阶级中的一些成员。资产阶级控制众多媒体，还收买一些人包括记者、牧师、律师、理论家等，大造舆论，鼓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鼓吹资本主义制度是最优越的天然合理的制度，鼓吹极端个人主义是人的本性，从思想上麻醉人民，企图使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争夺，分化瓦解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革命斗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在它取得了统治的地方，“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9]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关系所反映的思想文化，必然采取各种巧取豪夺和不择手段的方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进一步加速催化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在资本主义国度里，思想文化、良心也成为商品，只要有利可图，反动的、黄色下流的报纸、书刊、电影、音像产品就会到处泛滥，毒害着人们的灵魂。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官员是为资本家效劳的，他们在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金钱万能思想的熏陶和支配下，为了追逐名利，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去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牟取暴利；有一些官员为掩盖自己的腐败行为，编织人际关系，出钱出力，收买舆论保护，秘密地寻找司法保护。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派利害冲突，有些腐败行为也会被新闻舆论所曝光。美国利用自身资本的优势、现代技术和传媒手段的优势，掌控话语权，左右世界舆论，向本国和世界各国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掩盖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无数伤天害理的无恶不作的腐败现象，蒙蔽和欺骗本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为本国政权的腐败辩护，甚至为本国侵略掠夺其他国家的犯罪行为辩护。
（七）资本主义国家反腐败，无论如何跳不出腐败恶性循环的怪圈
剥削阶级制度不断地制造腐败，官吏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统治。作为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一方面它要维护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必然要制造腐败，并且有一些腐败行为会超出和突破资产阶级法律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惩治腐败，以便把这种剥削和压迫纳入一定的社会秩序范围即资产阶级法律范围，通过惩治某些腐败，以缓和阶级矛盾、安抚人民的愤怒情绪，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样，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竞争制造腐败—惩治腐败—又制造腐败—又惩治腐败—再制造腐败的恶性循环，私有制和竞争不消灭，即使最“廉洁”的政府也跳不出腐败恶性循环的规律。这就如同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制造犯罪，一方面又惩罚犯罪，如国家一方面搞彩票活动，实质上是提倡赌博，培养公民的投机心理，引诱公民犯罪，另一方面又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组织警察队伍，追捕罪犯，惩罚犯罪。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制造腐败又惩治腐败也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腐败弥漫各个领域：政治丑闻不断发生；黑金政治横行霸道，政治献金冠冕堂皇，竞选演戏招摇过市，实质上是买官卖官，塑造金权政治；司法在关键时刻总是显现看门狗的本色，见到穷人就狂吠撕咬，见到富人就摇尾乞怜，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司法黑暗层出不穷；金钱贿赂畅通无阻，比比皆是，成为官商勾结、行政运作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滑润剂；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更是变本加厉，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对内实行镇压，对外不惜发动侵略战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以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推行美国的全球化，掠夺世界资源，攫取垄断利润。
2000年4月底在荷兰召开的反腐败国际会议，讨论了投资国与被投资国、援助国与被援助国双方发生的腐败。投资国、援助国大多指责第三世界被投资国、受援国官员有腐败行为；而被投资国、受援国也激烈指责投资国、援助国的一些官员照样有腐败行为，通过对被投资国、受援国官员的行贿，使被投资国、受援国出卖本国的利益。有一些官员秘密策划，进行徇私舞弊活动。凡此种种腐败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解决是十分有限的。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的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实现其牢固统治的最好国家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为争权夺利，将对方腐败作为把柄进行互相攻击，表面上把反腐败搞得热热闹闹的，但实际上这种反腐败不起多大作用，更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那种少数人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本质。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反腐败斗争有很大的欺骗性，可以麻痹人民的斗志，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只有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反对政府腐败，才能或多或少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腐败的程度。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腐败，采取更加迷惑人的形式，但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能铲除产生腐败的根源，也不能挽救现代资本主义必然腐败和没落的命运。那么，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垂而不死呢”？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的分析。这个问题，实际上仅仅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提出的，并没有看到大多数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看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剥削的相对不严重以及阶级矛盾的缓和，是建立在对广大第三世界的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之上的。列宁早就指出，帝国主义在国内讲民主、自由，到了殖民地国家相对地少加掩饰、比较露骨、特别严酷。当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为维护其“一超独霸”，经济的与政治的、和平的与暴力的各种手段交替使用，在软实力、巧实力、和平演变的思想文化渗透更受重视的同时，暴力的一手也更加凸显。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美国推行其全球化战略政策遇到严重障碍，用和平的手段不能排除时，它就要发动战争，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如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都有美国在那些地区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具体表现为争夺独霸地区或世界的军事战略要地及石油、天然气等战略物资，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美国的一切政策，都是为它控制世界服务的，从世界攫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因而造成了今天美国的经济繁荣，客观上给本国民众带来某些利益，或者说本国国民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着国家对外掠夺，而过着比被掠夺的国家民众相对较好的生活。除了比较有觉悟的民众外，也有不少民众拥护本国政府的对外侵略战争，如据美国媒体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0%的民众支持美国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发动军事占领的战争。这种宣传，含有夸张的成分——是美国对外战争政策的需要。战后10年，美国才有更多人认识到美伊战争对美国也有危害性。美国对外发动战争，是为了加强对外掠夺，也是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掩盖政权腐败。
相反地，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内部政权十分腐败，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加紧压迫剥削，到处充斥着敲诈勒索、巧取豪夺、贪赃枉法、贪污贿赂的腐败现象，那里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教派矛盾冲突更加激烈，纷争连绵，争斗激烈，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遭受镇压，但仍此起彼伏。现在一些民族民主革命受到帝国主义以“打击恐怖”为名进行干涉和残酷镇压而步履维艰。只要有民族压迫的情况，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潮流就不可阻挡，社会主义革命潮流最终是不可阻挡的，这是历史进步的客观规律。现在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正处于低潮，有待世界形势的转变。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首先在帝国主义势力所及的薄弱环节和阶级矛盾尖锐的国家如一些殖民地国家取得胜利，而相反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统治结构臻于完备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社会主义革命暂时不可能发生，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日程可能排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后面。历史可能要走这样曲折的道路。
现在，腐败已成为困扰着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开展国际协作与交流，共同对付贪污犯罪，已成为不同国家的共识，国际反贪污会议因此应运而生。1983年召开第一届国际反贪污大会，之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到2010年召开了第十四届国际反贪污大会。这十四届国际反贪污大会的重要主题有：“关于政府部门中的贪污和其他经济犯罪”、“九十年代的反贪防贪战略”、“面向：控制贪污的国际化趋势”、“反贪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2011年3月11日在哈萨克斯坦召开的国际反腐败会议以“共同打击跨国腐败，全力追缴流失资产”为主题。这些会议，雷声大，雨点小，对于反腐败基本上是作用不大或无济于事的。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历时两年多起草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它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同年12月9—11日，联合国在墨西哥梅里达举行国际反腐败高级别会议，正式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世界各国政府，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哪怕最腐败的和极其害怕反腐败的政府，无不赞成开展反腐败斗争。一些极为腐败的政府也看到，世界民众反腐败潮流涌动，公开逆流而动，无异于引火烧身，自取灭亡，因而也装腔作势地高喊反对腐败。这些大会尽管根本不可能真正揭示腐败的根源、腐败的本质问题，但大会交流各国反腐败的经验和做法，或多或少对一些国家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也形成国际范围的反腐败声势，各国是真反腐败还是假反腐败，都要做出样式来，给广大国民看一看。从实际上看，联合国30年来召开了10多次反腐败大会，但这些大会对腐败的根源即私有制这一本质问题没有弄清楚而继续被掩盖，腐败的根源没有被揭示和削弱，腐败现象仍然在大多数国家瘟疫般地蔓延开来。然而，面对着这纷繁复杂的情况，我国有些人包括某些理论家迷惘了，竟然把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反腐败与资本主义国家反腐败混为一谈。他们说，“剥削制度不是权力腐败的根源”，“腐败同剥削阶级、剥削制度没有任何必然的内在联系”。有的指责“剥削根源论”“缺乏历史根据，是传统政治思维定式得出的表面的和片面的结论”。更有甚者，明目张胆地颠倒是非，胡说“公有制是腐败之源”。有的质问，如果说腐败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的话，那么资产阶级国家对腐败为什么不加以保护，反而开展反腐败斗争呢？这些人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观点都忘得一干二净。资本主义国家反腐败，与封建国家反腐败一样，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至多只能暂时减轻腐败，延长资产阶级统治寿命。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如何大张旗鼓开展反腐败斗争，都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人民的本质。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最终铲除腐败。
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反腐败呢？一是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别谋取特权的争斗，是为了缓和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攻击，以保持各派别、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利益相对平衡，从根本上维护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二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不得不故作高姿态，大喊开展所谓“净手运动”和“阳光行动”，惩治一些无法掩盖的腐败，把反腐败作为安抚广大劳动人民愤怒的避雷针，以浇灭或减轻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反抗资产阶级统治斗争的怒火，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三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边反腐败、一边又保护和制造腐败，培植腐败势力和腐败行为。特别是在阶级矛盾尖锐情况下或者党派斗争尖锐情况下，当权者甚至借助于地痞流氓、黑社会势力、黑手党势力来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打击异己，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正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惩处犯罪，但法律又制造犯罪，犯罪也就产生了。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美国一些州的法律规定赌博是合法的，赌博成为利润特别丰厚的生意。资本的生命就是利润，利润率越高，资本的生命力就越旺盛、越活跃。赌博既然能获得可观的利润，它就可以大行其道。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大赌城，那里一些豪华大厦就是获取暴利的无烟工厂。一些国家大规模地生产、贩卖毒品获取巨额利润，不仅和走私分子与官员狼狈为奸有关，而且与该国法律纵容毒品的生产、贩卖有关，官吏徇私保护毒品生产与贩卖。四是这种反腐败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损害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的，是以不损害资产阶级统治为前提的，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法制为前提的，只是允许在资产阶级法制框架范围内反腐败，超出这个限度是不允许的，如“占领华尔街”那场反腐败的民众和平运动是要被取缔、被镇压的。五是资本主义国家反腐败往往遇到“不反必灭亡，反得彻底更快灭亡”的两难选择，只能半途而废。如有的执政党自身的腐败十分严重，党派之间争斗加剧，政治丑闻屡屡曝光，民怨沸腾，不反对腐败就难以混下去，执政党马上就要垮台。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执政党的外部压力或是自身的意识，不得不进行有限的反腐败，可是往往反腐败一开始深入，就遇到重重阻力，无法进行下去，就浅尝辄止。因为它看到如果再深入反对腐败，“拔起萝卜带出泥”，腐败官员连成一串串的、一片片的，连成一个整体，执政党就会因反腐败“过度”而把自身搞垮了，于是施展伎俩，或舍卒保车，或舍车保帅，作点牺牲，使反腐败冠冕堂皇，暗中收场，不了了之。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国家反腐败，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也根本不可能解除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权钱交易这一铁的规则。腐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是不治之症。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评析：“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0]所以，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31]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马克思主张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毁。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依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2]。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机关来代替。“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33]因此，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要彻底消灭腐败，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并再经过很长历史时期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能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