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历史观论要

吴家华

恩格斯晚年历史观主要指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阐述，也包括19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恩格斯写的有关著述。恩格斯晚年历史观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主要是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独立阐述的理论，最能体现恩格斯本人的理论成果和思想倾向，构成了19世纪末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策略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晚年恩格斯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既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又包含着20世纪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一些重要趋势，深刻地影响了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只有深入研究和正确把握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实质及其意义，才能真正理解和完整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才能从唯物史观发展史的角度真正理解和完整把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的关系，才能为新世纪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有益的方法论启示。另一方面，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围绕着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形成了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列宁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的争辩和对峙。只有深入研究和正确理解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内容及其实质，才能了解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明确各种观点的是非得失，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和政治信念。同时，自苏联和东欧发生和平演变之后，国内外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又重新提出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是否合理的问题，有人甚至公开提出这两次革命既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这种政治—理论思潮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就是如何正确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科学认识和处理社会发展中的客观性与主体性、决定性与选择性的关系？这些问题正是晚年恩格斯理论思考的中心问题，也是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中心课题，还是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研究恩格斯晚年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及其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对于澄清理论是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概括地说，国际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主要形成了五种理论维度和五种解读模式。五种理论维度分别是：第一，唯物史观维度。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的这种维度，着眼于唯物史观发展史，重点探讨了恩格斯晚年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第二，马克思思想维度。许多西方学者把对恩格斯的研究同对马克思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马克思思想时研究恩格斯思想，在论述和评价恩格斯思想时以马克思思想为尺度，从而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成为这种理论维度下恩格斯研究的中心课题。第三，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维度。着重研究恩格斯晚年历史观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实践、十月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关系。第四，列宁思想维度。着重从与列宁思想关系角度来研究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地位和影响。第五，恩格斯晚年历史观逻辑结构维度。着重研究恩格斯晚年历史观本身的逻辑结构，分析晚年恩格斯的各个思想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认识以及对恩格斯思想的态度，我们可以把一百多年来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的基本倾向归结为以下五种解读模式：第一，“阐释—捍卫”论解读模式。这种解读的典型公式是：恩格斯阐释了马克思，应该捍卫恩格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是“阐释—捍卫”论解读模式的代表。第二，“修正—取代”论解读模式。这种解读的典型公式是：恩格斯修正了马克思，应该用恩格斯代替马克思。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这种解读模式的典型。第三，“误释—批评”论解读模式。这种解读的典型公式是：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应该复归马克思。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阿尔都塞的解读在整体上具有这种特征。第四，“背离—否定”论解读模式。这种解读的典型公式是：恩格斯背叛了马克思，应该否定恩格斯。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解读体现了这种把恩格斯与马克思绝对对立起来的鲜明特征。第五，“发展—应用”论解读模式。这种解读的典型公式是：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应该应用恩格斯思想。苏联学者的解读基本上具有这种特点。

然而，整个说来，学术界对恩格斯思想的研究与他的理论的丰富内容和重要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在国际上，研究者们或者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另一个我”，他的著作只是对马克思思想比较连贯的和通俗化的阐发，至多是一种补充，这样，对恩格斯的研究被包括在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中；或者认为恩格斯只是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者，是后来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回到马克思，清除恩格斯附加在马克思身上的非法成分，因而更重视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如此一来，恩格斯就被当作“好的马克思”的反面对照物，对恩格斯思想及其价值的论述大多使用轻蔑的和攻击性的语言，缺少认真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中国，理论界热衷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对恩格斯的研究则冷清得多，整体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比较陈旧，未能与国际接轨或对话，研究水平也不高。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的这种状况决定了加强对它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寻求突破的可能性。

什么是唯物史观、如何正确理解和应用唯物史观，这是19世纪后期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实践向晚年恩格斯提出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围绕着这个理论问题，晚年恩格斯以唯物辩证法为主要方法论原则，对唯物史观作了系统阐述。第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概括他和马克思创立的新历史观的实质。第二，进一步规定或澄清了“直接生活的生产”、“经济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含义。第三，概述了历史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第四，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问题，说明了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和实践的、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性质，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阐述唯物史观的实质和特点，分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内在联系，概括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透过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系统阐述，可以发现三个整体性特征，这就是从理论上提出并重点阐述了相互作用论及其与历史决定论的统一，提出并重点阐述了主体活动论及其与自然历史过程论的统一，提出并重点阐述了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及其与历史本体论的统一。“三个统一”和“三个重点”既是对19世纪唯物史观的理论总结，又蕴涵着20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方向。

通过对唯物史观的系统阐述，晚年恩格斯在以下问题上实现了理论创新或发展：第一，在自然和历史的关系问题上，从发生学方面揭示了从自然到社会过渡的辩证法，系统阐述了劳动在人与动物、社会与自然分离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系统说明了历史运动与自然运动、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本质区别，揭示了社会历史的主体性特征；系统阐述了历史运动与自然运动的高度相关性，说明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态度。第二，在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明确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两种生产理论，科学地说明了原始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及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关系，深化、扩展和创新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第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问题上，通过对人的行为的思想动机的分析，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具体过程和机制，说明了经济关系产生思想观念的方式和途径；通过对经济结构与观念形态联系的中介的研究，说明了观念形态与经济结构一致性的相对性；通过对意识形态的特点、结构、性质及其对经济的反作用的研究，说明了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及其能动性；通过对国家的起源、形式、实质和作用的分析，提出并阐述了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原理。第四，在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关系上，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双重结构和双重命运的分析，着重分析了农村公社公有制的弱点及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区别，揭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和客观条件的矛盾，说明了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东方社会发展和西方社会发展的密切相关性。第五，在历史和价值问题上，通过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活动的动机及其结果的分析揭示了历史过程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事实性和价值性、因果性和目的性的统一；通过分析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通过分析唯物史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和策略的关系，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考察、分析、发掘和评价恩格斯的研究者对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研究及其成果是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恩格斯研究涉及广泛领域，其中，“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恩格斯与修正主义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内在矛盾问题是三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历史地位、如何坚持、发展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交往问题、思想关系问题和文本关系问题，是国际恩格斯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对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种不同解答，这就是以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伙伴论”，以当代绝大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为代表的“二分论”，以一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为代表的“同质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分析了恩格斯晚年思想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思想的差异，但在整体上仍然肯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在“二分论”解释中，利希特海姆开创了这种解释的先河；利希特海姆、塔克尔和施米特勾勒了“二分论”的基本特征；吕贝尔分析了所谓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诺曼·莱文阐释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对立；卡弗把“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纳入了解释学的理论框架，用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批判“一致论”和论证“二分论”。“二分论”遭到了以利各比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的反对。这部分学者通过发掘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内在矛盾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存在着同样的优点和缺点，具有同质性。与“一致论”不同的是，“同质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从理论上解构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和缺少辩证法决定了“二分论”和“同质论”的非科学性。

恩格斯与修正主义的关系也是国际恩格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伯恩斯坦关于恩格斯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论断及其论证，标志着恩格斯与修正主义关系问题的产生。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承接着伯恩斯坦的话题，编造着一则则各具特色的修正主义的“恩格斯起源”的故事。他们从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和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寻找恩格斯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思想联系，认为恩格斯晚年的这些著述构成了一切修改马克思革命的唯物主义原则的、修正主义的与资产阶级的改良者的主要资料，成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背离的出发点”。所有这些论断，都是虚假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外，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说，主要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混淆了修正与修正主义的界限、理论创新与修正主义的界限、理论原则与实践策略的界限。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理论上区分修正与修正主义、理论创新与修正主义、理论原则与实践策略。

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内在矛盾问题也是国际恩格斯研究的一个热点。当代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否定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手法是“寻找”所谓恩格斯思想中的内在矛盾。施泰格、密利本德“发现”了所谓晚年恩格斯的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和矛盾，沃尔德则“发掘”了所谓晚年恩格斯策略思想中的矛盾，利各比更是系统地“概括”和“分析”了所谓恩格斯晚年历史观中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即他所说的实用历史观和法则学历史观的矛盾，自然与历史关系问题上的物质还原论与非物质还原论的矛盾，普遍规律观与历史规律观的矛盾，经济还原论与反经济还原论的矛盾，生产力的优先性观点与生产关系的优先性观点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中的决定论和相互作用论的矛盾。西方“马克思学”“寻找”、“发掘”、“概括”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内在矛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内部颠覆和解构历史唯物主义，但由于解构者立场的不中立和分析方法的不科学，其精心设计的解构目的也就成为没有现实性的理论空想。

与西方“马克思学”学者贬低恩格斯历史观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相反，20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逻辑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已经证明了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重大意义。这首先表现在恩格斯晚年提出了20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如社会发展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历史过程中的客观性和主体性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关系问题。其次表现在恩格斯确定了20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重点，如辩证法问题研究，上层建筑的性质、结构、特点功能的研究，历史主体的结构、层次、活动特点及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把唯物史观具体化为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研究，等等。再次表现为恩格斯晚年历史观为20世纪唯物史观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原则。恩格斯晚年把自己和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历史观命名为“历史唯物主义”，并认为辩证法是正确理解和应用唯物史观的关键。恩格斯所揭示的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实质规定了现代历史唯物主义健康发展的方向。第二国际大部分理论家由于既忽视了辩证法，又松动了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从而导致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和应用，严重损害了唯物史观的声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把恢复辩证法当作自己哲学的历史使命，但抛弃了唯物主义世界观，走向了人本主义。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继续了晚年恩格斯的理论研究课题及其思想观点，把辩证法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主题或重点。在当代中国，改革辩证法、发展辩证法已经成为唯物史观研究的中心课题。恩格斯晚年通过提出和说明历史决定论与“合力论”、“相互作用论”的关系，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性关系，说明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的总体性关系，为20世纪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整体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原则。卢卡奇、柯尔施等人把总体性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则和方法，但错误地用总体性原则和方法代替了经济的优先性原则和方法。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继续了晚年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社会的整体性特点和唯物史观的整体性特征。列宁通过对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特点及其与经济基础关系的系统研究，说明了它在社会整体中的重要地位，论证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建立了以矛盾体系观为基础的社会整体观。邓小平提出了整体改革观和整体发展观。在当代，整体性问题更是以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形式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晚年恩格斯通过“劳动论”、“两种生产论”、“意志合力论”和“阶级意识论”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体问题，说明了主体问题既是一个主观选择问题，又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能动地创造历史问题，主体选择只是主体实践活动的一个环节，并且选择本身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卢卡奇、柯尔施等人虽然看到了历史主体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他们用实践本体论代替物质本体论，用主体革命代替社会革命，陷入了主观主义的乌托邦空想。列宁不仅从主体性方面阐述了历史必然性，区分了唯物主义和客观主义，而且通过提出和研究阶级意识“灌输论”和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论，说明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历史主体的层次性及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同地位、作用。毛泽东提出主体意识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建立了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邓小平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发展了以解放思想为起点的主体建设理论。晚年恩格斯针对唯物史观应用过程中的公式化、简单化、机械化倾向，专门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性质和功能，说明了应用过程中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在20世纪，从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名言不厌其烦地几十遍的强调，到卢卡奇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方法，从毛泽东强调哲学和理论研究应“以思想方法为主”，到邓小平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都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性质和功能。最后，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的现代价值还表现在恩格斯理论研究中所贯彻的革命批判精神、科学精神、实践精神、开放精神和创新精神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