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意义
就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历史而言，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史密斯最先把种族的因素引入到女性主义议题中，为当代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铲了第一锨土”，贝尔·胡克斯则进一步强调了种族与阶级因素的重要性，并认为性别、种族和阶级三者是连锁本质，共同决定女性的命运，她所提出的文学传统问题、主体性问题、表述问题以及姐妹情谊等问题，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最为关注的一系列核心问题。活跃于当今美国学院和公众话语两个领域的胡克斯，其国际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她被美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杂志之一《大西洋月刊》评为“我们国家的主要公共知识分子之一”[1]；2001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化理论家》把她列为35位20世纪改变了美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2]；在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纂的影响深远的《后殖民批评》一书中，将贝尔·胡克斯与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十二人一起列入“西方后殖民批评重要作者”简介的名单之内，并肯定了她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不断上升的地位。在导言（中文版）中，作者说道：“如果，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的相互交织为人身、为语言、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乃至为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那么，蓓尔·赫珂丝在此恰是一个典范人物，因为她横跨了后殖民研究中的那些竞相争胜的地带。赫珂丝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她所提出的发言者身份的真然性问题、表达问题以及自我的地位问题都是后殖民理论中的核心问题。”[3]
哈佛教授、当代美国黑人男性知识分子科奈尔·维斯特则这样评价胡克斯：“贝尔·胡克斯对知识分子生活、美国文人和黑人思想的独特的贡献，在于她创造了一大批具有挑战性的作品，这些作品表达了单独一个人的既对自己坦白直率，也向我们这个世界里的各种非人的力量挑战的斗争。”[4]2003年出版的《不被束缚的声音：12位美国女性知识分子》一书把胡克斯列入200年来美国女性公共知识分子行列，并这样评价她：“毫不奇怪，贝尔·胡克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学院教授。”如特里·伊格尔顿在他的《理论的重要性》和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的再现》说的一样，胡克斯也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创造性的思考者，在思想领域中的探索者，能把自己推到思想领域的极限边缘，超越极限和边缘’，就在这样的地带，知识分子对传统和教条提出挑战性的问题”。[5]中国的一些重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选本，如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也将胡克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著作纳入其中。贝尔·胡克斯的著作获得过很多文学奖励和表扬，也被很多批评家援引为评论对象，其中，《渴望：种族，性别与文化政策》（Yearning：Race，Gender，and Cultural Politics ）获得美国图书奖（1991）；《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Ain't I a Woman：Black Woman and Feminism ）被1992年的《出版家周评》评为“上20年对美国最富有影响的女性写的20本书之一”；她的文化评论《不可接受的文化：抵抗再现》（1994）、《我心中的艺术：视觉的政治》（1995）以及《胶片与真实：电影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1996），都被专业人士评论为是“有洞察力、智识高超、引起思考”的著作[6]；她的《激情的政治》被评论者杰西卡·泼兹尼克认为“这本书虽然短，但是非常有力量。它探讨了当代女性主义运动面临的最有关的问题……这本书用简单的语言表述了复杂的议题，使这些议题对那些对女权主义作为学科而一无所知的人更可理解了”。[7]另一个评论者戴维·阿兰·萨普则认为该书“在短短的一百多页里，其思想含量十分丰富，是给每个朋友的好礼物”。[8]尤其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面，贝尔·胡克斯的影响力不容忽视。黑人女性写作经历了漫长的摸索和历史积淀期。从历史上三次女权主义运动可以看出，主流女性主义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占据着领导地位，黑人女性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事实上，面对西方话语的霸权，很多黑人男性学者也一直处于失语和本土话语建构的矛盾中。针对这种现状，很多黑人男性学者要么据守着“非洲中心主义策略”，试图用专属非洲的文化和文学批评对主流批评取而代之，要么直接借用主流批评话语，但不论采取哪种策略，都不能将黑人本土文化和主流批评融合在一起，前者有闭门造车之嫌，无形中禁锢了黑人文学的传播范围和生命力，且存在陷入本质主义的可能性，后者则抹杀了黑人本土特色，完全的借用外来话语，强化了本土话语的边缘化。在这个问题上，黑人女性知识分子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她们大多倾向于与主流批评对话的言说方式，一方面源于非洲文化的口述传统，采取“应—答”的方式，将说者和听者都置放于重要的地位，同时激发二者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和非洲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精髓“和谐”因素相关，即世界方方面面的对立面基于相互作用基础上的和谐共存。黑人女学者盖尔·琼斯就明确表示过对注重听者角色的对话形式感兴趣，佐拉·尼尔·赫斯顿更是熟练地将对话体应用于小说创作中。作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胡克斯别出心裁，她立足于非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改造了西方统治制度的支柱性思想，即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将对话性应用于批评话语建构之中，提出了“对话体批评”。在胡克斯看来，黑人女性有着多重身份，相对于白人而言，她是黑色，相对于男性，她又是女人，这种多重边缘身份模塑了黑人女性的独特经历，构成了对话体诗学的现实生成语境，使得用一种多样化的语言和表述形式去修正普适化的主流话语成为可能，在此前提下，胡克斯将主流话语和非主流话语、标准英语和美国黑人口语交织融合在一起，既体现黑人特色，又使批评具有现实生存的可行性，并且具有越界向中心发展的可能性，弥补了历史上黑人批评的局限。
写作的政治性一直是女性主义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不仅出于女权主义运动的需要，也与文化领域中性别角色的变革息息相关，缺乏了政治性诉求，女性主义就流失了其精髓和支柱。主流女性主义者们将政治性完备地体现在性别革命中，她们或通过写作，或通过社会活动彰显性别的政治要义。如凯特·米丽特的《性政治》通过对包括D.H.劳伦斯、亨利·米勒等在内的几位男性作家作品的分析，揭示出他们意识中的菲勒斯根基，在对劳伦斯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进行评论时，米丽特指出劳伦斯实际上是男性性意识的狂热鼓吹者，将男性性能力捧至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作品中查太莱夫人，则完全臣服于男性的神秘力量。波伏瓦在《第二性》中也对男性作家作品中的性别主义烙印进行了揭露，但作为白人知识分子，她们基本将目力都锁定在性别角色的建构上，执著于性别势力分配和女性言说权力的占有，忽略了种族背景和阶级要素。在这个问题上，作为黑人女性的胡克斯，源于自身深切的边缘化体验，更多地将目光锁定在种族要素方面，揭示出白人艺术家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的电影和摄影作品中隐藏的种族主义和霸权策略，以及身处白人世界中的黑人艺术家，在吸取黑人传统艺术精髓和仿效白人艺术风格的双重矛盾中被殖民化的艺术取向，如吉恩·米切尔·巴斯奎特的涂鸦。胡克斯尤其对利用女性主义标签作为标榜自身砝码的所谓“女性主义者”如麦当娜给予了透彻的批判，揭露出她激进形象背后遮掩的与父权统治共谋的政治本质。事实上，胡克斯基于多年的实践发现，在黑人女性主义聚会和黑人女性主义团体中，存在着利用口号和团体力量为自己谋权力的现象，这种求一己之利，无意于整个女性主义事业发展的情况，尤其在同一个团体中，黑人女性或因为利益分配不均，或因为划分不同派别，造成彼此之间相互诋毁的现象，引起了胡克斯的极大关注。在这个问题上，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也持有相似的保留态度，力图清晰女性主义的政治内涵，明确女性主义的现实目的，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在小说《出航》中描绘了一个“女权主义者”伊芙琳·马格特洛伊德的漫画形像：她高谈阔论，风头甚健，虽然标榜要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却以帝国的男性统治者和政客为楷模，为己谋利，其思想实质上并没有摆脱男权体制的控制和男权意识形态的窠臼。事实上，胡克斯指出的黑人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的这种不足，也是很多黑人女性前辈所忽略的，所以这是一种崭新的姿态：当女性意识到应当摆脱男性价值观念体系对自己思想的束缚，跳出男权思维的窠臼时，女性主义才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胡克斯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引入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谈到黑人女性写作，必然离不开对文学传统的关注，胡克斯一直将建立黑人女性文学传统作为重要的工程，她认为，只有明确了传统，黑人女作家才能从中汲取营养和支持，所以她致力于填补传统里程碑中的空白。应该说，建构传统是女性主义批评家们一致的意识自觉，不只是胡克斯，白人女性主义者们也大都致力于此项工作，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起，此后的英美白人女性主义者们就从未放弃过这方面的努力，她们基本延续伍尔夫的思路：挖掘被埋没的女作家和作品；对很多被曲解和被贬低的作品给予重新解释和评价。但具体到个体的批评家，又各有侧重，伊莱恩·肖瓦尔特从女性创作的历史、主题、类型和结构的相似性中寻求认同感，指出，女性基于共同的诸如青春期、行经、性心理的萌动等生理体验和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社会角色的独特心理体验，将她们紧紧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非自觉的文化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可以让女作家们相互理解，也可以让女作家和女读者之间形成认同，而传统也正建基于此；爱伦·莫尔斯从史的角度将女作家群体写作的过程予以综述，彰显她们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意象和写作风格，以此证明女作家创作的显在性，是主流文学之下或与之并行的一股汹涌澎湃的潜流；吉尔伯特和古芭突破了史述的研究思路，改用现代批评理论和方法来阐释女性文学传统存在和延续的内在本质原因。她们认为，女作家不同于男作家，男作家为挑战“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渴望打一场文学上的俄狄浦斯之战，而女作家首要面临的是“作者身份焦虑”，找到女前辈才是她们的当务之急。那么，对于19世纪女作家如何突破“作者身份焦虑”这个问题，她们偏执地认为，女作家们用表面上与父权制文本建立同一关系，实则篡改其性质和意义的方法实施反叛。正是建基于这种共通的策略，19世纪的女作家们构筑了统一的阵线。
综观上述观点，她们基本都将目光锁定在白人女作家群体，而且大都是历史上比较“著名的”白人女作家，关注她们的文学创作，关注作为白人女性的共同性和联系点，对于有色人种女性的作品则基本是漠视的。所以，她们的传统建构必然不完整，出现“艾略特崖、勃朗特岭”这样一种时断时续的现象，尽管如此，她们的研究思路对作为黑人的胡克斯仍然大有启发，胡克斯将伍尔夫视为指路人，对于伍尔夫的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中鼓励沉默的女性写各种各样的书大加赞赏，并吸取了伍尔夫梳理女作家创作历史的史述观念，从黑人女性的写作历史入手，探寻架构黑人女性文学传统的建构点，将托尼·凯德·班芭拉、安·佩特里、汉斯伯里等众多黑人女作家都并入传统之中，并彰显她们在黑人女性创作历史中承前继后的地位和影响，凸显黑人女性传统的显在。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胡克斯承继了英美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论原则，但同时又另辟蹊径，再造了另一个属于黑人女性的“传统”，弥补了主流批评的缺陷。事实上，从艾丽丝·沃克寻找佐拉·尼尔·赫斯顿开始，就已经拉开了建构黑人女性传统的序幕，但胡克斯的传统再造，不仅仅限于创作，而将目光扩大到宏阔的文化领域内，相对于主流女性批评和先于她的黑人女性批评而言，也是一种突破。当然，先于胡克斯的黑人女前辈中，也有批评家将眼界扩展到黑人艺术中寻求认同感，如沃克，她将种花养草、缝纫、歌唱、养孩子等日常生活琐事都纳入黑人妇女的艺术表现方式中，胡克斯对此又进一步加以补充，将爵士乐、富于黑人特色卷发以及专属于劳工阶级居住的小屋甚至黑人的肤色都纳入到了传统之中，从表现形式上丰富了黑人女性传统的多样性。
胡克斯尤其对白人及黑人男性文学歪曲黑人女性形象的创作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在克服陈旧形象的基础上更新形象。她主要强调了黑人妇女包括妓女型、保姆型以及女家长型的刻板形象，在她看来，这些形象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因素，更多地在于主流文化的刻意歪曲及黑人男性的附和，使得这些形象生存的土壤一直存在，建构着主流世界对黑人女性的认知，其后果，不仅打击了黑人女性的自我评价和自信，也使得黑人妇女的生命和劳动贬值，甚至给人身安全带来威胁。因此，揭示客体化的黑人女性轮廓，不仅可以还原历史及现实中黑人女性的真实面目，还可以明晰种族、性别和阶级连锁压迫系统运作的机制。在女性形象批评方面，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家针对西方文学史上白人男性作家笔下的诸多消极女性形象也进行过批判的努力，揭示隐含于其中的男权传统文化创造的实质，观乎之，不外乎泼妇型、天使型、妓女型等几种类别，虽然均针对白人女性，事实上批评也具有普遍性。以泼妇型为例，不论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特亚》中塑造的克鲁泰墨丝特拉这个女性形象，还是欧里庇德斯的悲剧《美狄亚》中塑造的美狄亚这个杀子叛国的悍妇形象，抑或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高纳里尔和里根等，她们均出自男性之手，以塑造泼妇形象闻名的女性作家数量少之又少，就算女作家塑造出具有执拗顽强个性的女性，也有明确的自我追求，敢于大胆反抗男权压迫，表现了女作家对女性自我追求的充分理解。
针对男作家塑造的刻板女性形象，白人女性主义批评者们主要从性别视角出发，以揭示女性的真实存在、彰显女性自己的声音为己任，但她们关注的是属于她们群体的女性，而不是沉默的黑人女性群。黑人女性的消极形象成为胡克斯关注的重点，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柯林斯也曾著文剖析黑人妇女消极形象产生的背景及背后隐藏的种族主义内涵，但她基本上集中于小说创作领域，对于更宏大的文化领域则疏于分析。在这个问题上，胡克斯将批判的重点集中于影视中黑人女性形象这一大多黑人学者或忽视或不敢涉足的领域，这当然与她文化批评家的身份相关，也与她实事求是的学术勇气密不可分，她的研究很前沿，将20世纪末的流行电影如《保镖》和《哭泣游戏》及黑女摇滚巨星都纳入批判的范围，通过揭示影视所模塑的黑人女性命运及与白人、黑人男性的欲望关系，展现黑人女性在大众文化中被言说的位置和形象，可以说，胡克斯不仅为位居边缘的黑人女性发声，关键是还扩大了发声的影响和范围。
倡导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理想之一，胡克斯又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指出黑人女性在与男性尤其黑人男性存在矛盾基础上的姐妹关系建构并非一帆风顺，与白人女性之间的错综关系，包括黑人女性相互之间的竞争，都使得姐妹关系的健康发展困难重重。在这个问题上，白人女性主义者也有论述，如肖瓦尔特，她将女作家之间及女作家与女读者之间的团结视为姐妹情谊的表现，虽局限于写作领域，对女性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延伸不无启发，其后这个问题被主流女性主义者们反复提及，并在女权运动中被呼吁，强调不同阶级和群体的妇女们团结起来，增强女性的力量。但事实是，一些白人妇女俱乐部，为扩大影响力，寻求更多的支持，宁可将部分在民权运动中有影响的黑人男性吸纳其中，也不放宽加诸黑人妇女的苛刻条件，不仅在一些女性主义团体中严格限制接纳黑人女性的条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工厂、作坊等机构中也排斥黑人女性。黑人女性发现，她们不仅在本族群内受压制，在同为女性争取权力的机构内也失语，她们的发言不被重视，甚至不被白人女性同盟们给予发言的机会。同时为了形成表面上的坚固同盟，白人女性主义者们呼吁各族群女性将“共同压迫”作为首要解放目标，以此压制群体内不同的需求和呼声。
胡克斯基于实际观察指出“共同压迫”口号的现实可行性与不足之处，她认为，从广义上而言，女性主义是为了结束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正是这种歧视和压迫的存在使不同群体女性之间存在联合的可行性，但“共同压迫”并不能遮掩差异，解决“共同压迫”有不同的途径，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是在黑人女性群体内，也是一样。事实上，并不只有胡克斯对这个问题有关注，很多黑人女作家如莫里森等对此问题都有所意识，但与胡克斯的亲历不同，她们一般参考了相关的资料记载，将问题表露于小说创作领域，与事件本身大多是疏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性正是胡克斯批评的生命力之所在。作为一位激进的女性主义活动家，胡克斯深刻认识到了开展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这是她理论实用性的突出表现。早在1982年，米切尔·华莱士就注意到，“尽管黑人女性主义者的人数众多并且为领导妇女运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还没有出现黑人妇女的运动，而且一定时间内也不会出现”。[9]鉴于此，胡克斯热切呼吁开展黑人女性主义运动：“许多黑人民众不知道女性主义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把它想象为是白人妇女的愿望，她们想与白人男性平等分享权利。实际上，女性主义是一个运动，旨在结束性别歧视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压迫……旨在满足黑人女性、男性和儿童所需要的女性主义运动，能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加强我们的社区感，进一步解放妇女。对创造出这样一种运动，我们不必恐惧。”[10]
胡克斯关注的领域很广泛，除了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外，女性的教育、为人父母的方式及暴力等与女性实际生活关系密切的问题也都是胡克斯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并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她自己独特的见解。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她转变了西方主流女性主义的议题，从种族、性别和阶级三者联合的角度入手研究黑人女性的现状，消除了性别一隅的偏颇，为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在某种程度上校正了主流女性主义的偏颇和失误之处。尤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和学院中的大多数学生以及教师，习惯于对女性的文化贬低，他们通过嘲笑女性研究，或对女性研究视而不见挑战女性研究。有人认为女性研究是浪费时间，还有人觉得女性研究的题目太政治化，或者太具有革命性，让人无法接受。到了80年代，新的挑战继续出现，社会普遍认为，女性研究作为一个时髦的潮流，热潮已经过去，行将步入死胡同，90年代后，这些论点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下愈演愈烈，形成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回潮”（backlash）现象，虽然这种现象主要在社会上发生，在学院里的女性研究一直在蓬勃发展，并未受到大的打击，但也产生了一些回音。社会上对女性主义研究的“回潮”反应，表达了社会主流对巨大的社会变化的不安，特别是两性关系的变化，女性地位的提升，对成长在传统价值社会中的男女而言，有很大的直接的个人利益冲突。
并不是每位女性都对自己地位的变化表示欣喜，那些接受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女性，对变化的恐惧使得她们抵制女性主义。对男性而言，女性研究挑战了他们生存的条件，面对两性关系的巨大变革，他们失去了很多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特权，这对每一个男性都是挑战，在攻击女性主义理论中，很多男性都是从自己特权的岌岌可危的恐惧出发。同时，“回潮”发生的媒体效应在社会上对女性主义理论及女性研究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般没有经过任何女性研究学术训练或女性主义理论学习的人，很容易被媒体的宣传操纵，于是社会上女性主义的“恶魔化”开始出现，喜欢制造轰动效应的传媒对女性写的攻击或批判女性主义理论的著作格外感兴趣，一些女性，出于不同的目的，也适应了这种潮流，主要包括卡米丽·佩格利亚（Camille Paglia）、克里斯蒂娜·霍夫·索莫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达芬妮·帕泰（Daphne Patai）、凯伦·李也曼（Karen Lehrman）等，她们通过女人批判女人的方式为自己的出书制造舆论效应，而她们的书又加强了女性主义陷入危机的社会效应。胡克斯对于“回潮”现象是理性的，她认为“回潮”有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土壤，但不足以对女性主义造成实质性的改变，无论是女性主义运动还是学院研究，仍然有其继续发展的空间和前景，所以，当今时代研究胡克斯的女性主义批评，对于坚定女性主义道路和信心，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女性主义研究的本土化而言，胡克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当代的女作家和女性写作不无启发意义，中国当代女性书写步履维艰，对一些敏感问题如身体写作、两性关系等的探索困难重重，这一方面与中国缺乏女性研究的历史契机不无关系，自新中国成立后，女性也步入了“翻身解放”的行列，在女性能顶半边天的意识形态宣传下，女性们“不爱红妆爱武装”，穿着和男性一样的衣服，做着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女性形象，都与国家宣传策略紧密相关：女劳模、女士兵、革命的母亲、追随父亲革命脚步的女儿，等等。各种文化宣传部门和动员组织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妇女们反复传达男女平等的观念，就如同中共中央华东局1950年所发的关于土改准备时期妇女工作的指示中所说的：“只有发动妇女群众积极参加土地改革，使妇女同样分得一份土地和生产资料，并领导妇女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工作，才能使妇女与男子同样获得平等的经济权利，才能解除千百年来封建制度所给予中国妇女的压迫和束缚，才能使中国广大劳动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11]于是，“平等”“解放”这样一种全新的观念使妇女们有了扬眉吐气之感，在她们看来，参加社会劳动虽增加了她们的负担，但社会参与使她们有一种精神上的荣誉感，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使得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从历史上就不具备产生妇女运动的气氛，也不具有像西方那样呼吁妇女平等和解放的土壤。
然而拥有性别意识的女作家和女性批评家们基于自身的感受，敏锐地察觉到作为女人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她们并非是“无性”且“无语”的沉默者，她们有不做男性附庸的独立精神，有追求自身价值的强烈渴求，同时也有彰显异于男性性别意识的需求。虽然女作家和批评家们不愿被标榜上女性主义的头衔，但在她们的意识形态中，却有着强烈的性别观念。当然，她们的追求会遇到很多障碍，坚固的文化体制使得中国女性研究缺少参与现实事件的原动力。拥有强烈自省精神和济世意识的女作家，虽然希冀通过书写对女性甚至人类的启蒙，却与学术界之外沉默的女性群体有着无法逾越的隔阂，在写作中构筑女性的乌托邦时，思想的矛盾和困惑无从寻求解决之途……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胡克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对本土化的女性写作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虽然胡克斯的关注点集中在黑人社群，但所关注的女性写作和女性问题的相似性以及解决问题的瓶颈和策略，对同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女性和处于低迷的中国女性写作大有可资借鉴之处。
尽管作为当代美国黑人知识分子重要代表的胡克斯，不论其个人的影响力，还是在女性主义批评方面的建树，影响都很大，但事实上对她的理论化、系统化研究在中国可以说尚处于空白。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胡克斯几乎每年都出版新书，但迄今为止，国内对她著作的介绍和引进还都很有限，她的著作中仅有两本被翻译成中文。就中国对美国黑人文学总体的译介和研究来说，并不稀缺，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带来了文化领域的复兴，中国文艺界出现了“西学热”，文化领域开放地吸纳各种世界文化资源，黑人女性文学被作为具有现代性的事物引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对黑人女性文学的介绍重点表现在对黑人女作家和作品的概述方面，介绍某位作家的生平和创作、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等，如1981年《读书》第11期，发表了董鼎山撰写的《美国黑人作家的出版近况》一文，作者用了100字左右介绍莫里森，迈出了中国对美国黑人女作家介绍的第一步。翻译部分作家的访谈录是另一种介绍的方式，主要有王逢振在《读书》1983年第10期发表的《访艾丽丝·沃克》、黄源深在《外国文学报道》1984年第3期发表的《艾·沃克谈美国黑人文学》以及余正译在《外国文学报道》1984年第3期发表的《托尼·莫里森采访录》。
1993年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另一位黑人女作家玛雅·安吉萝被邀请在克林顿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朗诵诗歌，这两件事标志着黑人女性文学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1993年，国内就黑人女性文学的单篇作品研究也进入一个高潮，如莫里森，她的任何一部新作都能引起国内对她的巨大关注，国内先后再版了她的《宠儿》《所罗门之歌》《柏油娃》《最蓝的眼睛》以及《天堂》等作品，并成为研究的焦点。从1994年至今，是中国对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的高峰期，出现了研究黑人女性文学的专著，如1999年王守仁、吴新云出版了《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该论著把莫里森的创作放在了性别、种族和黑人文化的背景与框架中予以分析；2000年翁德修、都岚岚出版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这是国内第一本综论黑人女性文学发展的专著。纵观这些著作，虽然国内对黑人女性文学和批评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渐趋深入，但研究对象大都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成名或出生的女作家，对于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胡克斯，并无涉及，对她的女性主义批评的系统研究更是空白。胡克斯作为出身劳工阶级背景的批评家，在文学和文化领域有如此众多和独特的建树，现有的研究与她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学术地位是远不相符的，因此，研究胡克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对全面准确地把握女性主义全貌具有实际意义，而且对中国的女性写作和女性研究很有启迪。尤其在我国当今学界，对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思想的专门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在这种背景下，以女性主义理论作为参照，对胡克斯的黑人女性主义理论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可以很好地促进中国女性研究的“本土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