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综述及基本理论框架
回顾“绿色”话语的经典，记忆犹新的还是美国生物学家、文学家及环境保护运动的始作俑者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她就一直认为农业用杀虫剂等化学药物给人类投下了一个“并非吉祥”、“令人担忧的阴影，因为简直不可能去预测人的整个一生接触这些人类未曾经验过的化学和物理作用物的后果”。[7]她在生态名著《寂静的春天》中写道，“美国公共健康服务处的大卫·普莱士博士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得提心吊胆，害怕某些原因可能恶化我们的环境，从而使人类变成一种被淘汰的生物而与恐龙为伍。’有人认为我们的命运也许在明显危害症状出现之前的二十年或更早一些时间中就已经被决定了……杀虫剂与环境疾病分布的相关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已经看到它们现已污染了土壤、水和食物，它们具有使得河中无鱼、林中无鸟的能力。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他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现在这一污染已彻底地遍布于我们整个世界，难道人类能够逃脱污染吗？”
不管此书当时给世界各利益集团带来了多大的争议、抵制与震撼，26年后的1988年，卡森的预言多少被言中，“根据美国环保局的报告，全美32个州的地表水已经被74种不同的农业化学药品污染，其中包括除莠剂阿特拉津，而它被认为是人类的潜在致癌物。……每逢春天来临，密西西比河的阿特拉津含量会经常超过饮用水的安全标准。1993年，整个密西西比河流25%的水质都是如此。”[8]
国内，被称为“中国卡森”的原《人民日报》记者徐刚在1988年发出的警世呐喊“阳光下和月光下的砍伐之声，遍布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同胞砍杀的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肌体、血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天天在流血的国家。……伐木者，醒来！”[9]
20世纪中期环境传播这一概念虽然还没有被理论性地建构成型，大量和环境相关的话语却已经开始通过杂志、报告文学、公开发行的书籍等形式蔓延开来，这些早期的绿色话语空间有一个共同特点：揭露环境问题。通过犀利的文字将各种环境问题提到公共议程从而引发大众争议。基于此，环境危机是建构的还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一度成为环境传播学者争论的基本问题。以下将分别论述本研究依据的主要理论基础和框架。
一 环境传播的社会和文化建构：立场、方法、框架
环境传播研究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后，在研究立场与方法上一直存在两种路径，即环境的现实主义路径及社会建构主义路径。现实主义派的立场主要从环境现实及环境管理两方面出发，一是强调物质、自然和非社会现象必须被看作具有因果效能的；二则强调应该有可能对它们存在的“现实”做出客观要求。
环境传播的社会建构派研究立场与现实派并不是相对的，但却是有区别的两种路径。首先在立场上坚持“环境是社会建构的概念应该是环境社会学中最为基本的概念”[10]。这种立场并非否认自然的物理存在，因为“污染是会引发疾病，物种确实濒临灭绝，生态系统不能无限吸收人类施予的压力，热带雨林正在消失”[11]，但“仅仅因为坚持一些东西是社会阐释的并非意味着它们就不是真的”[12]，这些环境问题的描述往往基于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尤其是当某一环境问题中有许多证据向多种解释开放时，直接将一个可以讨论的环境议题变成显而易见的危机问题，是极其不明智的，事实证明没有绝对的真理可言。
基于社会建构学立场，环境传播的研究采用意义阐释的方法、符号学方法、话语分析方法搭建起一座环境建构学派的理论研究框架。
首先，环境传播的建构学研究承认污染、能源减少和科技失控等环境问题的有效性，但其首要方法和任务不是去记录这些问题，而是解释它们是社会定义、谈判和合法化动力过程中的产物。环境建构派呼吁：“社会客体一定是有意义的，而物质客体只有被纳入社会中才有意义，意义可说是区别社会与物质特征的一种方法。”[13]比如火山喷发是一种物理现象，如果其只是发生于偏远的无人荒岛，可能无人论及，但是如果其发生于人群密集的大开发区，且长时间没有喷发历史，那么这种火山喷发就具有了社会意义，需要对其原因、当地地理、人文、经济等因素进行阐释，简单记录这些问题不是建构学派的方法。Kroma等学者就曾经以农业化学药品广告为例分析了“农药”是如何被建构成“绿色农药”的，在“农药”这个物理存在被冠上“绿色农药”的社会意义之后，环境建构学的方法是解释“绿色农药”是如何具有合法性而被纳入“绿色”市场，强调其背后的经济因素在环境传播中的建构性动力。[14]
其次，符号学方法也是环境建构研究的基本理论支撑点。符号包括文字和图像两方面，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构成。比如表征气候变暖问题，环境建构学者通过用文字分析北极融冰现象对北极熊的影响，通过大量图片展现全球旗舰物种北极熊的生存危机，来阐释全球气候已经到达了“引爆点”（Tipping Point）。
学者Greider & Garkovitch将全球环境变化概念化为一种“景观”类型，通过考察这道景观在符号层面的构造与争斗，研究者不仅在交锋而且被相互整合。这道环境“景观”是多元、多义而开放的，可以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5]Sonnett等学者还通过比较媒体对2002—2004年美国亚利桑那州及新墨西哥州持续干旱的报道框架，发现同样是干旱问题，由于媒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话语建构，干旱背后的社会和政治驱动各不相同，前者强调现存地表水传输系统对公众认识干旱影响及社区卷入的阻碍与矛盾，而后者则侧重基础设施建设及规划过程引发居民水权纠纷的矛盾问题。[16]
环境现实主义学派曾经批评环境建构主义者，指责其声称所有的环境主张都是有效的，这样将可能导致社会学家不努力在实践中去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因为同样有效的环境主张将所有环境问题放在同一地位，从而失去了积极解决环境问题的动力。[17]因而，学者Burlingham & Geoff认为环境的建构方法是危险的，对于环境管理非常不利。比如说研究全球环境变化问题，建构学就会影响到研究者不去关注环境变化的原因、结果和全球环境的改良。[18]
实际上，环境建构学派的符号学方法通过考察环境符号维度，揭示出环境变化问题中意义协商与争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环境问题的原因、结果都被纳入符号与意义的斗争中，建构出各种环境问题中人类对自然不同大小、方式的影响程度。建构学派承认自然环境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但大众需要探讨的是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和方式是如何被建构的。[19]问题的影响大小存在“紧迫的环境问题会引起强烈的关注”之说，“大量证据表明，被大众高度关注的环境议题并不是那些被很好记录下的或是实际影响最大的现实问题，而是被某些组织或机构最有效地推至公众意识中的问题”。[20]
此外，学者Capek曾以美国得州一个反对居住地被污染，主张“环境正义”的抗议运动为例，认为关注运动的符号维度非常有效，因为符号往往能成为实际行动的重要来源。[21]如何在环境倡议运动中成功架构所主张的环境理念至关重要，这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到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对各种环境问题和环境理念采取建构学的方法，可以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环境本身，从而理解某些环境危害的重大影响，并采取相应行动。这种对环境的文化概念框架及价值理念的建构性考察反而有利于促进政府的环境政策制定和立法。
再次，从话语分析的方法来考察环境问题也是环境建构学派经常使用的。探讨一个与环境相关的问题，建构派不仅要从环境文本本身来分析，还要从社会、文化、政治因素来考察。对于社会建构派来说，他们并不否认环境风险存在着客观性，比如20世纪70年代国际环境NGO——“绿色和平”在海上的护鲸行动，但此环境保护的话语实践中，政治语境的考察十分重要。当时该行动之所以成功并被西方世界高度推崇，促使保护鲸鱼的相关法律制度出台，导致了社会变迁，是由于当时正处于美苏冷战时期，“绿色和平”组织护鲸的话语实践使得苏联野蛮、不文明、破坏性的形象得以凸显。
对环境问题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维度进行建构性考察，是环境传播的重要方法，这种研究框架并非如环境现实派所言，即建构派所认为的环境问题都是建构的和具有不确定性的，这极易为那些出于自私的经济和政治原因驱动的利益团体所利用，成为破坏环境的正当策略。[22]相反，对各种社会因素的考察与对各种意义进行开放，反而有利于有效的环境规划与立法。如学者Cantrill 等在文章中分析，由于自我归属感在人类对待环境的关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时候如果事前将当地人的文化建构因素考虑在内，将会有利于促进环境立法。[23]Wu则对中国环境政治方面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综述，总结出“国家和环境管理、公众意识和环境社会活动、环境外交和国家关系”三方面的研究领域，建构出环境和政治的关系图景。环境建构主义的方法与框架为环境传播提供了多维视野和多样化的研究领域，也成为本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和分析基础。
二 环境传播中的修辞策略：隐喻（metaphor）和视觉图像（visual image）
环境传播中，环境问题如何被建构，哪些环境问题更需要急迫解决，环境风险如何被建构，环境倡议运动中环境主张的提出如何吸引公众注意、提升公众环境意识，“环境正义”如何成为中心议题，都可以从修辞学的方法或策略中找到理论轨迹。
修辞学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在《修辞学》中针对当时市民演讲的艺术，把修辞定义为“研究任何情况下说服的可能手段和方法的一门学科或一种能力”。[24]这种修辞的艺术不是简单的技巧运用，而在于去挖掘和发现既定情态下可得到的资源从而达到说服的能力。这使我们注意到，修辞学强调去发现和利用可以说服别人的资源去达到影响别人或者影响事件的目的。环境传播中，隐喻修辞和视觉图像修辞是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这两种策略也成为本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隐喻是语言诗学功能中一个重要的修辞形式，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将隐喻和转喻看作是诗学分析的基本模式。文学语言强调语言本身的特征，是对语言的配置、组合和加工，是对日常语言的扭曲和变形。他认为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具有相似性和隐喻特征，在对语言符号的组合过程中具有毗连性和换喻特征。传播学者李岩指出，“隐喻是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者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25]在环境话语中，隐喻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辞手段，因为我们经常自己会说或者从大众传媒中听说“大自然母亲”、“生态平衡”、“生命之网”、“绿色水库”、“食物链”、“环境正义”等名词，它们把大自然比作母亲，把生命世界看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网络。又如记者徐刚把自然环境的一草一木比作“肌体”、“血管”等，这些都是隐喻，这种用隐喻来建构、说服、传播环境理念和主张的手段，功能在于通过“以此说彼”来进行比较说服。
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指出某个环境议题或问题对公众的认知影响经常是和不同种类的隐喻相联系的。隐喻种类指的是“言语所拥有的与众不同的特征以与其他言语相区别的形式和类型”。[26]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出现的一批揭露环境问题的文学及新闻作品中，除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外，张健雄《崩溃的黄土地》、沙青《北京失去平衡》以及《中国青年报》记者就大兴安岭火灾采写的一系列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悲哀》、《绿色的咏叹》等，这些文字对人类滥挖、滥砍、滥牧、滥垦等行为给大自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进行了描写，类似于《寂静的春天》，都可归属于“环境悲歌”类的隐喻修辞。
和这些隐喻运用相关的是环境理论建构下有差异的意识形态，包括科学、工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团体利益的语境。比如医疗机构看来普通的“医疗垃圾”可能被周围居民视为“毒垃圾”；政府认为正常的“人口增长”可能被人口学家定义为“人口爆炸”等。了解隐喻在环境传播中的实用和建构功能有助于理解各种环境概念、主张和事件的前因后果，在此基础上，普通公众也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各种环境纠纷、问题、风险的实质，从而更清晰地表达自身对环境的主张、参与环境辩论从而在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中建言献力。
视觉图像的修辞法也是环境传播中一个常用的策略。早在18、19世纪，表现美国西部风光的油画及照片就影响着美国人的环境认知。以后，各种各样的表征环境的图片，包括洪水、生物多样性、森林过度砍伐（见图1-1）、北极融冰、水污染等题材不一而足。
图1-1 2009年11月，名为“幽灵森林”的艺术展在伦敦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展出，十棵被砍伐的树墩从非洲加纳运到英国伦敦，艺术家Angela Palmer将这些珍贵树木的残端作为“气候变化”的隐喻呈现在公众眼前，她说：“缺失的树木部分，意味着持续的森林砍伐已经使得世界失去了赖以呼吸的肺。”加纳在过去50年已经因为乱砍滥伐而丧失了90%的雨林。
资料来源：Art Galleries以及英国卫报网站。
考克斯认为视觉图像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激发人们对自然的各种态度；二是帮助架构某个环境问题的整个事态；三是加大某个已被定义为环境问题的紧急程度。[27]比如那只在融化的冰河中奄奄一息的北极熊（图1-2）。2005年初，科学家们发现由于气候变暖，北冰洋出现了大量融冰，造成北极熊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北冰洋的融化使得它们不得不游很长的距离才能找到浮冰栖息，这直接导致它们或被海浪吞没或经常处于体温过低状态而濒临灭绝，奄奄一息的北极熊已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浓缩性的符号。它迫切呼唤大家都来关心北极熊的生存状态和正视全球气候变暖的危机。
图1-2 奄奄一息的北极熊如今已经成为了人类表征全球变暖的浓缩符号
资料来源：NRDC（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官方网站http://www.savebiogems.org/polar/。
Olson等学者观察到，公共图像常常以修辞的方式运作，其功能在于说服。[28]Hawee & Messaris回顾了图像修辞的历史和功能建构，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就用油画的表征方式对公众进行说服。[29]其说服的主要目的在于“打动观看者，以及通过油画的表述方式引起观看者情感的共鸣，最终煽动他们采取符合道德的行为”[30]。这个目的通过三种视图策略达到：一是画中的人物不仅完成画中赋予的动作，同时还展示出与观看者的情感共鸣（比如画中圣母玛利亚在十字架旁一边指着自己的儿子一边将眼光朝向观看者）；二是用透视法创造一种想象的真实空间，吸引观看者也想进入；三是使用各种各样的错视画派工具创造一种在油画及真实空间（经常是教堂）的连续性想象。这些视觉策略通过图像修辞比文字更能博得观看者对自身生活现状的认同感。[31]现代的媒体视觉技术比中世纪当然更加突飞猛进，一些幻觉设备包括3D技术的使用，使得传受之间情感的嵌入式（build-in）建构以及说服的达成有了更多的共同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图像似乎比文字更能产生情感共鸣。
同时，视觉图像表征还具有多义性和开放性，也正因如此，对环境表征的图像就有可能被误读。当2005年底，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被大片大片的杨树环绕时（见图1-3），光从图片看，普通民众可能感受到自然之美，而造纸厂读到的是商业利润，环境保护主义者却看到了生态危机，因为杨树对于洞庭湖生态系统来说属外来物种，威胁生态平衡[32]。因此，“只有将文字和图片融合在一起才能克服其各自在揭露和解释世界相关方面的局限”。[33]视觉图像修辞与环境公共领域问题近年来越来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图1-3 洞庭湖区内的外来物种杨树不仅影响泄洪，更毁灭着洞庭湖脆弱的原生态系统
资料来源：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姚毅摄。
三 环境政治：“以言行事”的符号、话语和权力关系
符号、话语、权力关系三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在环境传播的研究中非常重要，三者各有研究侧重，理论庞杂。简单来理解，可以用意义、话语实践与社会文化实践三个方面的侧重点来分别概括，以下具体考察与论述了这三个概念的相关理论知识。
符号学重视意义的获得与交换，与环境相关的文字、图像、语言等符号，所履行的不仅仅是信息性功能，更重要的还有互动性功能，既强调“语言在‘内容’表达中的作用”，即用来表达命题和传达信息，又注重其“表达社会关系与个人态度”、“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34]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任何一个符号都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由声音—形象两部分构成。这样的声音—形象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发生关系，在使用者之间能够引发某种概念的联想。符号学家艾柯将符号定义为：在既定的社会成规下形成，能以某个事物代替其他事物，就是符号。在这个意义中，符号包含了符号本身和它的文化因素。皮尔斯按照符号和其对象的关系，将符号分成象征的、图像的、指示的三类，考察使其成为该种符号的方式。[35]
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则从意义构成的过程出发，将符号赋予“神话”性，将能指/所指转化为直接意指/含蓄意指两部分，揭示了意义生成、交换与共享的不断流转方式。语言因而有了建构一切事件的权力。比如“大禹治水”，其直接意指的一种以“疏”代“堵”的环境治理方式，如今已成为积极合理的教育方式的“神话”，可适用于任何领域。这些符号学知识成为笔者在下文探讨国内外关于环境的“绿色”与“红色”理念的重要理论依据。
修辞学家肯尼斯·贝克认为，我们的语言和其他符号不但“说”事情而且“做”事情，即使是非感情的语言也是有一定说服力的。[36]这种“以言行事”的理念与20世纪中期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及其学生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不谋而合，即强调语言的意义在使用中，“言语不仅仅用来指称事物；它实际上做出某种行动”。[37]也就是说“说话即做事……说一种语言就是从事一种由规则支配的行为方式”[38]。
奥斯汀（Austin）从行为的角度研究语言，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考察对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如何进行分析，他认为人们说一句话至少要完成三种行为之一种：（1）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是指说话行为本身，就是通过句法、词汇和语音表达字面意义的行为。[39]比如国际环境NGO“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告诉我们：“在中国，每年有380万棵大树被做成一次性筷子，它们只使用一次就被随意丢弃，每10秒钟，就有一棵绿树因此倒下。”[40]这句话有语音和语法，有能指和所指共同产生的意义。（2）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是通过说话来做某事，向每一个普通公民发出行动指令。[41]如：拒绝使用一次性木筷！（3）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是指说话人说的话对听话人产生的影响，是取得效果的行为。[42]如公众最终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塞尔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任何话语都带有言外之力，话面意义和说话用意（言外之力）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认为每个以言表意的行为都是以言行事的行为[43]”。前述“绿色和平”组织的说法不会只出现话面意义的时候，而是任何时候都具有言外之力。
在环境传播中，言语行为表现在各个方面，这种召唤环境行动的符号包括具有独特作用的语言、艺术、摄影、街头游行甚至是科学报告，通过这些形式，语言不仅诉说环境问题，最重要的是召唤环境保护行动。符号的行动或互动功能在绿色公共领域中表现为：一方面卷入他人来讨论、置疑环境意义、理念和问题，另一方面唤起绿色公共领域中的普通公众实施言后行为，即采取环境保护行动。比如通过传播云南干旱的环境信息以及展示当地人受持续缺水影响所遭受到的灾难图片（图1-4），普通公众一边踊跃讨论干旱的各种原因（比如极端气候变化、雨水太少、树木砍伐严重导致水土流失等），还会一边自发捐款捐物，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联想到云南灾区的缺水而下意识地节约用水等。
我们从朋友、网络博客、微博、微信、新闻媒体、人人网、开心网或者facebook、U-tube以及电影电视中接收到大量的环境图像和信息，这些符号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环境的认知，同时其言外之力也呼唤着我们实施行动。“绿色和平”组织曾发起过以“拯救鲸鱼”为主题的名为“头脑炸弹”（Mind Bomb）的图片征集活动，通过网络向每一个公民（包括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寻求有关鲸鱼的照片，就是利用各种各样有视觉冲击和行动诉求的摄影图片，影响普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引发实际的环境保护行动，并最终促进政府立法。中国著名的环境纪实摄影家卢广、热爱自然环境题材的摄影师奚志农等都是通过摄影图片所带来的情感震撼，一方面揭露性地报道中国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以言行事，呼吁政府部门加强环境立法，呼唤普通公众用实际行动保护自己生存的地球环境。
图1-4 2010年3月，一位老汉坐在云南省罗平县九龙镇干涸的牛街河水库库底。曲靖市罗平县是云南最大的油菜种植基地，2009年以来的特大干旱却让这里40多万亩油菜花几近绝收。
资料来源：网易新闻云南干旱图片。
环境符号如何能有效发挥既“说”还“做”的功能，关键在于符号的建构者如何将一系列与环境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加诸到问题中，同时“通过考察这些问题的实际语境来分析该环境议题如何影响政府决策”。[44]这就涉及到环境话语及权力关系的政治学方面。
谈到话语，福柯（Foucault）用“话语”表示“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话语涉及的是通过语言对知识的生产。但是，……由于所有社会实践都包含有意义，而意义塑造和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操行，所以所有的实践都有一个话语的方面”[45]。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也强调“话语与社会结构存在一种辩证关系”，话语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并受到其限制，同时，话语不仅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46]费尔克拉夫和福柯都注意到话语的实践，这种实践不是使用话语表达意义的实践，而是指话语建构意义以及建构世界的实践。因此，话语的实践以一种权力关系的形式运作。
在福柯眼里，权力不是宏观层面由上至下运作的唯一直线，而是一种相互交错的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47]”。个人既可能是权力的实施者，又可能是权力的支配和控制对象。因而，“权力不应被看作一种所有权，而应被称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动作[48]”。在这一点上，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福柯比较接近，他认为“意识形态斗争是诸种斗争之一种，赢得其他集团的赞同或取得优越性——霸权是权力斗争的关键。文化霸权的取得不单靠统治阶级的外部强制力，更主要的是靠一种让人不易觉察的社会价值共识来使某种观念获得一致赞同[49]”。由此可知，霸权绝不是某种被特定集团占有或强加的“东西”，而是一种策略性的“关系过程”。[50]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ams）认为，霸权就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矛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共享现实和常识被建构、更新和改变。因而，在某种给定的社会形态中，没有霸权中心，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霸权节点，而霸权话语只能存在于与竞争或敌对话语之间的对抗和交锋中。[51]
DeLuca强调视觉图像话语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政治，图像激发出来的审美规范充满了政治性的一面，同时图像对意义的争夺也取决于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和历史语境（Context）。比如1975年“绿色和平”组织与苏联大型捕鲸船之间的正面交锋图片（见图1-5）曾引起媒体的大量报道和全球关注。“交锋中，绿色和平成员驾驶的橡皮艇迅速插入，从中阻挠捕鲸过程。其中有一艘橡皮艇直穿海浪，挡在了一艘捕鲸船的前面。只听一声巨大的断裂声，一枚装有炮弹的鱼叉擦着绿色和平行动者的头皮飞了过去。鱼叉扎入距离橡皮艇仅几英尺的海水中，径直刺进了附近一只鲸鱼的后背。”[52]这场交锋既是工业话语与环境保护话语的斗争，也是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下，东西方之间“文明与野蛮”等冷战话语的意义争夺战。这幅画面成了拯救鲸鱼的经典画面。之后，国际捕鲸委员会投票决定无限期中止商业捕鲸。此外，我国纪实摄影家卢广的一系列长江“水污染”照片（图1-6），也是在用环境保护话语与“牺牲环境是发展的代价”等工业话语进行斗争的霸权过程，之后引起国家环保总局的关注，促使一大批污染性极强的厂矿企业被关闭。
图1-5 1975年，绿色和平组织成员驾驶橡皮艇插入苏联大型捕鲸船与鲸鱼之间，捕鲸鱼叉从队员头上擦过，径直叉入前方的鲸鱼后背。
资料来源：绿色和平（中国）官方网站。
图1-6 “伤痛与希望”：卢广长江水污染系列摄影展图片，左图后是密集的污染企业；右图拍摄了太仓杨林港渔村的晚上，多家工厂还在继续轰轰作业。
资料来源：腾讯网。
借助一定的历史语境，通过媒体进行话语的霸权争夺过程，还经常表现在普通公众或者环保主义者的日常环保实践或“环境正义”行动中，如厦门的集体“散步事件”，南京的“法桐保卫战”等。这些话语实践直接导致了社会文化变迁。
四 媒体的环境传播：新闻运作的框架分析及相关理论
美国大众传播学教授Corbett曾经和她以前的记者同事打赌，说她可以将“本地新闻版”的任何一篇报道改写为环境故事，结果她赢了这个赌注。毕竟，几乎所有的新闻故事都和大气、水、能源、食品、纸张或树木、矿物质或金属、土地使用、动物等环境因素有所牵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新闻可以有不同的写法，通过不同的角度，整合不同新闻事实片断，从而生产出可以放在不同版面的新闻，也可以将“软”新闻和“硬”新闻重组置换。这些角度、重组或构造法就是社会学家及大众传媒学者热议的“框架”。媒体的环境传播实践也遵循各种不同的框架。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舆论学》一书中分析，我们身处的环境太大、太复杂，我们无法处理和应付如此繁杂混合的世界，然而我们必须身处环境中，因此我们只能重建一简化的模式以便管理。[53]在环境报道中，由于新闻工作者大部分都不是环境专家，因而其新闻来源往往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环境科学专家、网络数据库等不同方面，环境新闻记者将环境科学知识进行简化及主观框架来向公众传播环境信息并不少见。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定义框架就是人们用来理解现实的认知地图和释义模式。媒介框架正是通过联系旧的熟悉的理念和假设，帮助人们处理新问题和新体验。[54]Corbett也分析了环境新闻框架的种类和特征，指出环境新闻报道的5W模式、“倒金字塔”写法就是一种框架，环境关键词的运用、隐喻和视觉图像等修辞的运用也都是框架。[55]
恩特曼（Entman）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媒体通过突出某一方面、削弱其他方面来构架新闻，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被突出的部分。[56]塔奇曼（Tuchman）考察了美国电视的新闻中心对新闻作品的日常生产、新闻事实网的建构与流通、新闻消息的来源及媒体如何报道妇女运动的整个过程，认为“新闻是建构的现实”[57]，“新闻就是作为框架”[58]而存在的社会资源。简单地说，新闻框架就是选择和排列生活客观事实的主观活动，因为正如吉特林（Gitlin）所言：“媒介不是社会被动的反光镜，而是不停移动的聚光灯。选择是媒介行动的工具。一个新闻故事采用特定的框架并且拒绝或者淡化不符的资料。一个故事就是一个选择，一种观察事件的方式，也是我们从视线所及处进行筛选的方法。”[59]
恩特曼的“选择与突显”、塔奇曼的“选择和排列”以及吉特林的“聚光灯”隐喻都强调了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框架运作。比如国内外媒体对近年来长江中下游流域多省份持续干旱的环境报道，境外媒体如CNN、美国之音广播等，往往将报道的“聚光灯”投射在“长江三峡大坝”当年的建设争议上，三峡大坝的负面影响被“选择与凸显”出来，即将气候变化的原因选择性地归结于三峡的建成，强调和凸显三峡对长江中下游生态环境的负面作用，将“水汽输送条件不足”等原因排列于报道中不显眼的位置，即淡化其他原因；境内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等，则往往淡化处理“长江三峡大坝”的负面原因，而选择将“东部大气环流系统异常”、“冷空气活动显著”等原因突出于报道中。新闻把关者的这种主观性“选择与排列”就形成了有差异的气候报道框架。
恩特曼还认为媒介框架具有“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法”四个功能。在对美国新闻中呈现的“冷战”框架这一事例的分析中，恩特曼用框架栖息的四个场所来阐释名词性框架的含义，他认为“框架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至少有四个栖息地，即传播者、文本、受众和文化”[60]。通过一系列的动词“框架”过程，如价值观的影响、字词的挑选和运用、文化的储存等，这四个框架的栖息地能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名词“框架”类型。[61]本书下文在对新旧媒体的环境传播研究中，媒体对长江中下游的气候报道、日本核泄漏及中国“盐荒”报道、环境灾难报道的案例分析都基于新闻框架理论。
值得强调的是，不论是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体（旧媒体），还是通过互联网技术，以手机、电脑、手提设备为中介的新媒体，其在新闻生产和制作的流程中，都始终遵循着以及时、新鲜、反常为主的新闻价值框架以及围绕“事件”进行报道的新闻框架。新闻传播学者Anderson分析，环境新闻报道经常是以“事件”为中心进行叙述，充满了强烈的视觉元素，而且总是试图符合24小时新闻不间断报道的日常模式。[62]比如朱亚、王新杰在对《人民日报》关于室内环境污染的报道研究中发现，媒体对室内污染的报道与国家法律的颁布及污染事件的故事性紧密相关。2003年之所以成为环境室内污染报道的高峰，是因为2002年室内装修导致公民健康受损的事件频发，当年10月国家又酝酿出台室内空气污染标准，新闻在这方面的关注度才不断强化，而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早就已经开始。[63]
又比如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发生之前，中国淡水污染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但媒体鲜有报道，直到松花江污染事件这一恶性生态破坏事件爆发后，由于其故事性、图片的视觉冲击及国际国内影响都很大，使得新闻价值迅速凸显，之后中国水污染报道才逐渐增多。中国学者徐艳旭也有类似发现，2008年是《人民日报》报道环境新闻数量较少的一年，因为所有版面几乎都留给了四川汶川大地震这一震惊国内外的灾难事件。[64]因而，环境“事件”往往构成了环境报道的中心，这种“事件型”报道框架极易导致环境报道成为环境灾难报道，因为环境事件往往意味着环境灾难，比如松花江污染、汶川地震、日本地震及核泄漏等。
新闻框架直接影响和左右公众对环境的认知度和行为态度。比如Liu等学者根据中国零点调查机构对北京、上海等十个大中城市的居民进行的环境态度和行为调查，发现80%以上的被调查者都从电视、报纸和杂志上获取环境信息并且也愿意在有环境投诉时寻求媒体帮助。[65]大量研究表明，大众传媒在进行环境传播的过程中对于公众的环境认知及舆论影响方面起着重要作用。[66]而且学者Protess等通过分析芝加哥大学里的有毒废弃物或有毒垃圾的电视系列报道，还发现美国的电视环境纪录片可能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比对普通公众的影响更大。[67]由于受众的个人生活经历、文化价值观、受教育程度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他们对各自的环境新闻文本的解码方式会有所差异，作者文本和读者间产生如霍尔（Hall）所说的“主导——霸权式、协调式、对抗式三种解码地位”[68]。因而，受众对环境新闻的记忆和消化都是有选择性的。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只停留在对环境认知的浅层次上，能否形成积极的环境态度并采取相应的环境行动，还有待更多证实和研究。国际传播学界针对受众的“态度——行为沟”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成果，通过将“社会规范”整合到环境倡议和媒体报道信息中，受众认知和行为会发生更大的改变，比如向受众传达“别人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个认知，利用受众心理效应比简单呼吁改变能更大地影响其行为。[69]国内传播学界在环境新闻的受众效果研究方面尤其不足，还有极大的需要补充研究的空间。本书在研究环境NGO的媒体传播策略，以及环境倡议话语通过媒体传播对受众认知及行动的影响方面，借助了以上受众效果研究理论。
五 环境风险传播：一种建构绿色公共领域的方法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首次在其影响巨大的论著《风险社会》中提出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后工业社会，“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危险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70]。后工业社会在创造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难以想象的风险，包括生态环境、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多领域的风险。其中，“人化风险”或“社会化自然”所带来的风险是最早引起社会关注的。贝克指出，当今社会的风险是基于现代化本身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自然风险，以及对人类生活造成不可逆转的威胁潜力上形成的。这些风险带来深远的和一系列相应的危害，比如核电站事故、全球气候变化、化学污染以及生物工程学的转基因改造等，而暴露在这些风险中的人群分布是极不均等的。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那些在环境风险影响中的低收入社区和确信“污染企业及有毒废品掩埋地对人是不构成危害”的技术专家、官员之间产生了极大矛盾，不少事实证明专家的确是错误的。
风险传播较早被定义为“任何告知个人关于风险的存在、属性、形式、严重性及可接受性的私人之间的传播或者公众传播”。[71]实际上，环境问题都是以风险问题存在着的，比如工业倾倒污水行为存在着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破坏风险及对人类的健康风险，河流建坝造成断流严重威胁着鱼类栖息地及周围生态环境，有毒废弃物的掩埋与焚烧可能影响到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等。风险传播过程往往与各利益集团对环境问题或事件的争议紧密联系，因为“不同的世界观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焦点，其扩大了一些危险、模糊了另外一些威胁，却最小程度地选择甚至忽略了其他一些危险”。[72]对这些危险大小、影响方式与程度的争议过程就是风险传播的过程。因而，“风险社会”及“风险传播”的提出为环境传播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及方法，借此，绿色公共领域得以不断推动。
在环境建构主义者眼中，关于风险以及环境的知识并不那么像一幢已经完工的建筑物，反而更像是永远在建设中的飞机场。也就是说，试图去评价讨论中的风险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讨论进程中始终有新的定义和不同的解决方案出现。总的来说，环境风险的建构性分析在国内外研究成果中主要呈三种走向：环境风险的文化建构、社会学途径以及政治维度。
环境风险的文化建构理论总是强调一个简单而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总是强调某类风险而忽视其他？更具体地说，为什么我们社会中有这么多人都把污染问题挑选出来作为他们尤其关注的问题？答案在于我们社会的各种关系阶层中的文化价值和经验取向的不同，有关注市场逻辑的个人利己阶层，有遵循官僚体制的政府官员，还有以生态为中心、质疑科学的权威性和技术理性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因此，对风险的公众认知和风险的可接受程度都是集体建构的结果。“所有的定义都存在偏见，因为不同文化的理念都在环境风险的状况、事件、对象尤其是关系等方面进行着意义的协商。”[73]而正是这些来自不同文化族谱中的声音构成了绿色话语空间，又如吉登斯（Gidens）所言：“由于技术革新所带来的风险的结果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因而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似乎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了风险，后现代社会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这些风险的持续不可知性。”[74]因而风险传播来源于不同声音的架构，同时不同声音对于风险的认知弥足珍贵。
Renn将环境风险传播的社会学途径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主义VS结构，二是客观VS建构。第一个方面我们质问：对风险的不断质疑是否显示风险是可以被解释的，这种解释是个人意图还是组织结构的布局使然；第二个方面其客观方法指的是风险及其表现是真实的，而建构方法则认为这些其实都是由社会集团和机构编造的社会性人工制品[75]。在风险社会建构的过程中，Hilgartner认为考察风险社会定义的概念结构是首要的，这主要包括对三个概念要素的分析：（1）可能引起风险的客体（对象）；（2）假定或公认的危害；（3）断定客体及危害具因果关系的联系。[76]在对这三大要素的过程研究中，先识别环境风险的对象最初来源于谁（哪里），然后对环境“危害”的争议性定义进行多方探讨，最后考察风险客体及危害之间的因果联系依据的是何种标准（比如是科学证据还是道德标准等），这些因素的过程研究都是风险传播的重点和难点，也成为本书下面几章进行环境风险分析的理论基础。
考克斯认为对环境风险的技术理性及文化理性是两种互补和需要综合考虑的方面，比如了解化学危害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影响方式及使用剂量的水平非常重要，但是文化理性方法将技术理性方法扩大了，前者还考虑到风险发生的语境以及被迫住在危险环境中的社区民众的价值语境。[77]这两种方法各自所强调的因素可参见表1-1。
表1-1 风险技术理性及文化理性相关因素表
贝克指出，由于污染和风险不像收入和教育那样可以直接感知，它要依赖于科学的感知来确定。这样受害者的命运就交给了专家来决定。面对风险，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人非常无助，因为风险的确定具有知识依赖性和不可见性。[78]随着科学自身成为社会理性批判的对象，怀疑的主体开始从科学一方转向实践者一方，即谁在拿着科学数据和论证进行着有利于自身的决策活动。在环境风险传播中，许多声音都在斗争性地定义着风险，不同的利益集团建构着不同的可接受的风险。
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包括：科学家（政府专家、大学专家及独立专家），政府官员，受风险危害影响的普通民众、环境保护组织、法院及第三方环境仲裁机构等。Palmlund将这些团体区别为六种角色类别，即：风险承担者（或受害者），声援风险承担者的倡议者（如环境NGO或社区运动发起者），风险制造者，风险研究者，风险仲裁者及风险告知者（如媒体、朋友、组织等）[79]。比如中国厦门“集体散步”事件中就涉及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社区受风险危害的居民、厦门市政府官员、台资企业（风险制造者）、企业专家、独立专家及政府专家、当地环境NGO等，他们分别对PX项目的风险类型、危害性有无、危害程度进行各自有利于自身的定义，不断进行有意义的协商与谈判。对环境问题的这种争论性传播有利于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发展与完善。
犹如学者Renn笔下所描述的风险的“社会竞技场”，以上六种角色都被贴上了戏剧性的标签，各自争夺和协商着对风险的定义，企图通过话语最终影响立法者的决策。这颇似中国古代的宫廷争斗剧，不同角色代表不同的利益团体，在宫戏舞台上钩心斗角，企图在权力关系的消长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位置和话语。
风险的建构就这样被巧妙地和权力的政治语境联系起来，在对风险的评价中，在架构风险的各种激烈辩论中，权力如何运作，这在环境风险的政治中至关重要。比如在环境风险评估的公民听证会上，为环境风险的制造者说话的风险专家们不论是在位置设定上还是对风险资料的掌握上都处于强势，专家话语也一直以来被政策执行者建构为理性的、客观的，而普通公民的话语往往归入“非理性、情绪化”一类，法庭或第三方仲裁机构依据的又总是明确的证据。这种风险评价程序往往导致了一系列“遏制性话语修辞”，比如专业技术话语制造了科学是中立的这样一个表象，但这种话语的技术性、专业性和模糊性不仅加大了专家和公众之间对话及协商的难度，同时也忽略了普通公众想要的答案或话语。这就使得某些引发风险的话语虽然在道德上应受到谴责，但却通过技术策略巧妙性地获得成功，权力就在这个过程中运作，它使得大众的风险框架屈从于社会中被权力青睐的技术话语。权力、不平等及风险的社会建构性特点在许多社区环境保护案例中都可以找到，这些社区往往是弱势的，由于经济、地理或被社会隔离等原因而边缘化的地区。[80]
在绿色公共领域中，风险可以引发各种不同的讨论，风险到底是客观因素决定的还是建构的，风险背后的政治、伦理等社会因素都值得公众进行不断地探讨和辩论。“怒江建坝之争”所引发的思考是中国环境风险传播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学界普遍认为“怒江建坝之争”是中国绿色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