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环境议题与公共传播的紧迫及可能
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古人类从“茹毛饮血”的树居生活进化到“构木为巢，钻石取火”的原始文明，从“泄洪通流”的大禹式治水发展为“筑坝截流”的现代工业文明，一边是“毁林采矿”式的大开发，一边又是“防护造林”、保护自然的环保行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其身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却又充满了爱恨交织的矛盾。人类应该如何与自然环境相处？是要开发自然、战胜自然还是要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都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态度，并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环境行为。
18世纪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在给人类未来的美好生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用废气、污水、噪声、垃圾等工业废弃物撞响着人类文明的“丧钟”。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增长，自然环境持续遭到破坏，水资源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气候变化、森林过度砍伐导致面积萎缩、土地沙漠化、大气污染等世界环境问题凸显。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暴露得越来越显著，长江流域白鳍豚的绝迹、淡水资源几乎全部遭到污染、城市垃圾成灾、极端气候变化引发西南五省持续干旱等。与此同时，环境事件频发：松花江大面积污染事件、甘肃儿童血铅中毒事件、三门峡大坝事件等等。21世纪伊始，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杂志《时代周刊》询问读者：“你在新世纪最关心什么？”结果环境问题位居榜首。其后，美国CNN对亚洲包括印度、韩国、日本、中国在内的27000名观众进行电话采访，发现人们关注点上升最快的是环境和健康。[1]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中国政府在1984年将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之后开始不断在环境保护各个方面加强立法，并于1994年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会议，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将承担起环境责任，并采取积极对策应对环境问题。中国的大众传媒近年来也加大了环境新闻的报道力度，长期开设了各种绿色环保类栏目，如中央电视台的《绿色空间》栏目、上海《新闻晨报》的《晨报地球》版、《南方周末》的《绿色》专版等，新媒体更是以博客、微博、绿色论坛、社交网络为平台和载体传播各种环境信息，并呼吁积极的环境保护行动。此外，国际和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以下统称环境NGO）在中国得到了较快发展，其环境保护的理念通过大众传媒、新媒体和自身的另类媒体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不断推广，并且利用大规模的环境倡议运动激发民众的参与行动。在政府、传媒、环境NGO的各方推动和努力下，中国绿色公共领域开始初步成型。
在哈贝马斯（1964）看来，公共领域“首先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2] 绿色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报纸、电视等传统（旧）媒体的打造与建构，与此同时，互联网这个新兴媒体在中国至今已拥有了超过四亿的使用者，并且网民规模每年还在持续增长，新旧媒体的共同发展使环境传播有了开放、稳定而相对自由的平台，就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咖啡馆、酒吧和沙龙一样，公众通过互联网络的虚拟社区和论坛相聚在一起，就环境问题进行讨论与协商，环境传播因而得以在公共领域日常性地展开，各类传播主体在环境传播的过程中对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发展施加影响。目前，环境传播的研究领域已扩展至“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环境话语与修辞”“媒介与环境新闻”“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社会营销与环境倡议运动”“环境合作与矛盾解决”“风险传播”“大众文化与绿色市场中的自然表征”等多个方面。
从国际上来看，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美国，之后随着环境研究学科的快速发展，环境传播学在美国的很多校园都开始有了正式的专业和学科。接着，全球两年一次的“环境与传播会议”开始吸引世界各国多学科领域内的学者和专家参与。一个新的环境传播网络（www.esf.edu/ecn）为学者、教师及实践者提供了丰富的在线资源。此外，许多国家开始组织环境传播领域的国际会议，比如2008年在英国举行的“现在传播”会议；2009年在葡萄牙举行的研讨会，名为“媒介与环境——复杂与紧迫之间”；还有近年来一系列环境研究方面学术期刊的出现，如2002年发行的《应用环境教育和传播》以及2007年发行的《环境传播：自然和文化学刊》《可持续传播国际学刊》等。
随着美国《环境传播：自然与文化学刊》、《环境传播年刊》等学术期刊的里程碑式的问世，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北方亚利桑那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学术机构对于环境传播学科专业和研究项目的持续投入，再加上四大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传播学会ICA（国际传播学会）、IAMCR（国际传播研究学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NCA（全美传播学会）都开辟了关于环境传播的主题分会场，环境传播已经成为应用传播学科门类下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支学科。
美国的环境传播学领域是从多种多样的传播学者群体的研究工作中发展而来的。许多学者都采用了修辞（Rhetoric）的批判工具来研究“荒野”、“森林”、“农田”和“濒危物种”等方面的矛盾争论。被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最早研究环境传播的学者是美国学者克里斯汀·奥拉维茨（Christine Oravec），她在其论文《约翰·缪尔、约塞米蒂和雄浑壮丽的回应：对保护的修辞学研究》中，她分析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约翰·缪尔的环境修辞学策略，在呼吁政府保护美国加州的约塞米蒂山谷事件中，约翰将传统意义上的“荒野之地”成功建构成“雄浑壮丽的自然景观”，最终促成政府立法保护并建成了美丽的“约塞米蒂主题公园”。之后，对环境的修辞框架研究也发展到框架的社会性研究层面。环境传播研究领域扩展至包括科学、媒体和工业在应对人类环境健康与安全的威胁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各种框架形成的社会因素和过程、社会运动和环境传播领域等。
国内环境传播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专门论述环境传播的相关期刊论文较早以《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3]为代表，该文简要介绍了国外环境传播的概念及主要研究领域，提出了可供研究的方向。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集中于环境新闻的报道研究，随着环境NGO在中国的不断发展，相关研究也得到提升。对于绿色公共领域的探讨和研究“大众传媒在环境传播中的角色”问题的成果都不太多；研究得比较少，或者说，中国目前环境传播研究较缺乏的领域是关于环境与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与社会及环境风险议题方面的研究。总的来看，环境传播的相关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正如中国环境传播学者刘涛所言：“环境传播这一概念始终未能引起国内学者‘应有的’重视。”[4]
本书希望比较详细而全面地探讨环境传播这一概念，并进行环境传播与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影响相结合的研究，即在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如何对环境议题进行架构并传播。在传播学与环境科学领域的交叉点上，本书重在研究环境传播的主体，即普通公众、新旧媒体传播者、环境NGO、中国政府部门对“自然环境”的客体如何建构与传播，运用了传播学及其相关交叉学科的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对环境传播与绿色公共领域影响互动机制提出了理论创新，并从文化批判的立场出发，对传统大众传媒（统称 “旧媒体”）、互联网络媒体（统称“新媒体”）、政府及环境NGO的“绿色”话语形态进行分门别类地分析与研究，逐一厘清各话语构成体及其所使用的话语策略是如何构建与影响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
本书既致力于环境传播的概念引介与理论创新，又致力于将环境传播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希望为中国政府的环境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发展借鉴，希望通过对环境传播与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问题探究，召唤起全社会每一个普通公民都来关心环境议题，探讨和辩论环境问题，认清不同环境问题背后特定的框架和目的，并将人类对待环境的态度推广至人类对待自身的态度，使得人与环境的关系更趋一致与和谐。基于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三：
一、引入环境传播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补充和完善国内现存的环境传播研究；结合中国本土的环境传播实践进行理论创新，补充中国本土在全球环境传播研究中的缺失部分，让全球环境传播更趋丰富与多样。
时至今日，环境传播在国外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被越来越多的大学采纳为一门重要的课程。2011年9月，中国复旦大学首开先河，设立了中国第一门“环境传播”课程，虽然仅为周末选修课，环境传播毕竟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开始进入中国的教育研究领域。但遗憾的是，国内学者还是主要关注大众传媒的环境新闻传播，而环境新闻传播只是环境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的环境传播研究样态上主要集中在这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仅仅停留在对环境新闻报道的单一研究上，环境传播的概念简单等同于环境新闻传播，这有可能将普通民众从环境传播的主体中剥离出来，似乎对环境的传播与交流仅仅是大众传媒和政府的事情，与己无关。这不仅不利于解决已经存在而且十分迫切的环境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环境传播研究也极为不利。因而，将环境传播的概念清晰界定，并对其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进行引介与探讨十分必要。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希望将中国的绿色实践结合到全球环境传播的研究中，这一方面有助于环境传播的本土化发展，进而丰富环境传播的全球化研究；另一方面，环境传播的中国实践是全球环境传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对这个部分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因而，将环境传播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是本研究的重要创新与首要目的。
二、强调环境传播过程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召唤社会每一个普通公民都来关注环境议题，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环境争论和探讨，达到建构环境问题、参与环境决策和改善环境现状的目的。
无可否认，自然、环境是一种物质存在，然而当物质与事件、问题结合起来的时候，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就成了被建构的社会存在。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水污染、大气污染、酸雨效应、建坝问题等都会涉及大量环境话语的生产，这些话语可能建构出各种各样的环境理念和主张，而这些主张背后，可以追溯到经济、政治或者文化驱动的原因。环境传播因而与人类如何看待环境本身和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相关，具有实用的和建构的两种手段和功能，即一方面“环境传播教育、警示、说服、调动和帮助我们解决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环境传播帮助建构、表征作为我们所理解的主体的自然和环境问题本身”。[5]分析环境传播中这些环境问题、观念、主张、诉求语境下的不同动力，剖析环境传播主体的各种话语表征方式、特点及话语的权力关系，有利于理解环境问题的建构过程并增进绿色公共领域的持续和健康发展。
环境传播的社会建构学立场强调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在环境传播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传播主体角色，每一个公民对环境问题的探讨、交流与传播对于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都至关重要。本研究主要关涉环境传播与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因而环境传播的各个方面都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这种环境的社会建构学立场也有助于政府在实践中有效进行环境立法、环境决策及环境外交。
环境需要每一个人来建构和传播，人类通过传播的方式对环境理念和环境主张进行建构、扩散和实践，最终能形成一个作为环境话语空间的绿色公共领域，而该领域的构成和发展也是环境传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载体，绿色公共领域中所涉及的各种类型的个体和群体，生产出的各种类型的环境话语都将影响到我们生存的环境本身，以及我们如何看待环境与人的关系，因而对这个过程进行研究极有必要。
三、本研究重在阐明环境传播与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关系问题，环境传播的主体要素包括新旧媒体的传播者、环境NGO、普通社区公民以及政府部门的环境传播者，这些主体对环境的传播都对绿色公共领域形成影响、产生互动。与此同时，本研究呼唤学者将“绿色公共领域”当作一种“环境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来看待。
环境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场合是非正式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参与和卷入的个体及群体可以是每一个普通公民，生产和繁衍的话语是和国家威权话语、技术精英话语相对而言的。本研究将绿色公共话语空间中的符号从形式上分为两大类：语言符号和行动符号。正如20世纪著名的修辞理论家肯尼斯·贝克（Kenneth Burke）所言，语言和其他符号不仅诉说，而且行动。[6]绿色公共领域中的话语不仅诉说着人类对环境的理解、对环境理念不断展开的文化探讨和斗争，同时也促使各种绿色行动产生，包括公民自身的环境保护行动和对环境立法的促进行动，这也恰恰符合环境传播建构和实用的两个功能。
为实现这三个目的，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与环境传播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将国外环境传播已有的概念界定、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进行引介与综述，同时发掘国内环境传播研究的不足与亟待完善之处；在理论分析与方法创新的过程中，将中国本土有关环境传播的话语实践进行了较详细与全面地分析，从社会建构的立场与视角，考察环境传播与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影响、互动关系。
由于环境传播既具有实用的功能，又是具有建构的功能，环境传播的符号一方面建构问题和卷入讨论，另一方面还召唤行动，进而改变话语力量的权力关系，促进政府的环境立法与决策。研究以下各章就从实用与建构两种功能（着重强调建构功能）、环境公共话语的语言与行动符号两个方面，采用内容分析、案例分析、话语分析、调查访谈等定性和定量研究的方法，结合中国的绿色话语实践来具体分析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