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笔法的哲学性与文学性
钱锺书认为，“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司）马迁”；“史学”之谓“学”，应当融哲人明理与史家征实为一体，以“信信疑疑”为“先务”：
黑格尔言东土惟中国古代撰史最夥，他邦有传说而无史（Auch andre asiatische Vlker haben uralte Traditionen，aber keine Geschichte）。然有史书未遽即有史学，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左传》宣公二年称董狐曰：“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襄公二十五年又特载南史氏之直笔无畏；盖知作史当善善恶恶矣，而尚未识信信疑疑之更为先务也。《孟子·尽心》论《武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又《万章》记咸丘蒙、万章问事：“有诸？”“信乎？”孟子答：“齐东野人之语也”，“好事者为之也”……《穀梁传》桓公五年论《春秋》之义，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史识已如雨中萤焰，明灭几微。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特书大号，言：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似史而非之“轶事”俗说（quasi-history）应沟而外之于史，“野人”虽为常“语”，而“缙绅”未许易“言”。孟子开宗，至马迁而明义焉。[1]
钱锺书认为，《左传》称许“古之良史”董狐、南史氏的“书法不隐”、“直笔无畏”，只是褒扬其“善善恶恶”的忠直，并未意识到“信信疑疑”才是作史的首要任务（“先务”）。所谓“善善恶恶”，意指肯定善，否定恶，具有价值判断的意味；所谓“信信疑疑”，意指录可信之事，存可疑之辞，也就是辨析史料的真伪、探寻历史的真相，允许“增饰渲染”似是而非之“轶事俗说”。
钱锺书指出，《史记》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用现代知识学的概念来说，也就是能够融事理判断（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合乎逻辑？）与事实描述于一体。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则是通过考订“前载”、裁择“传闻”、严格区分真史料与准史料（quasi-history）以传递信史，总结历史教训（如“太史公曰”）。《史记》之前的“史书”，能“征事”而褒贬，未能即事以求理，也就是未能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所以不能称为“史学”。照钱锺书的说法，以“信信疑疑”、求真求实为内涵的史学精神的首倡者是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司马迁则是光大于其后，所谓“孟子开宗，至马迁而明义焉”。
不过，《史记》笔法并不限于客观实录、理性求真，也有主观想象、艺术渲染的一面。明代学者董份质疑《史记》所载鸿门宴沛公逃酒一节说：
必有禁卫之士，诃讯出入，沛公恐不能辄自逃酒。且疾出二十里，亦已移时，沛公、良、哙三人俱出良久，何为竟不一问？……矧范增欲击沛公，惟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难尽信哉！[2]
董份为明嘉靖、万历年间人，号浔阳山人，有《泌园集》行世。在董份看来，项羽的营地内应当禁卫森严，刘邦进出军营，肯定会受到盘问，不可能说走就走，想跑就跑。而且刘邦、张良及樊哙等人离席很久，项羽不会毫不警觉，不置一问。更何况项羽的高级智囊范增心心念念要在席间击杀刘邦，以除后患，怎么会容许刘邦等人在外磨蹭许久？董份因此感叹说，史书也不可尽信。
钱锺书评论说：“董氏献疑送难，入情合理。《本纪》言：‘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则项羽固未尝‘竟不一问’。然平如‘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一似未复命者，亦漏笔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世语》曰：‘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孙盛斥为‘世俗妄说，非事实’。疑即仿《史记》此节而附会者。‘沛公起如厕’，刘备遂师乃祖故智；顾蒯、蔡欲师范增故智，岂不鉴前事之失，而仍疏于防范、懈于追踪耶？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三《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两首推马之史笔胜班远甚；如写鸿门之事，马备载沛公、张良、项羽、樊哙等对答之‘家人絮语’、‘娓娓情语’、‘
诿相属语’、‘惶骇偶语’之类，班胥略去，遂尔‘不逮’。其论文笔之绘声传神，是也；苟衡量史笔之足征可信，则尚未探本。此类语皆如见象骨而想生象，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参观《左传》卷论杜预《序》）。马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即刘知幾恐亦不敢遽谓当时有左、右史珥笔备录，供马依据。然则班书删削，或识记言之为增饰，不妨略马所详；谓之谨严，亦无伤耳。”[3]
在钱锺书看来，董份对《鸿门宴》的质疑“入情合理”。不过，司马迁在描述刘邦逃酒一节还有这样一句：“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看来，粗莽如项羽，也并非愚鲁到“竟不一问”的地步。只是陈平如“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至少应算“漏笔”。
《魏晋世语》记载蒯越、蔡瑁请刘备赴宴，试图“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钱锺书认为这是模仿《史记》鸿门宴一节而加以附会。刘备的“伪如厕”，分明是效仿刘邦的“尿遁”故技；只是蒯、蔡欲效仿范增故智，怎么会愚蠢到忘了前事之失，而仍疏于防范、懈于追踪呢？
清初大诗家钱谦益认为司马迁之“史笔”胜班固远甚；如写鸿门之事，司马迁详细描述了沛公、张良、项羽、樊哙等对答之“家人絮语”、“娓娓情语”、“
诿相属语”、“惶骇偶语”之类，班固却全部忽略不“记”。钱锺书认为，钱谦益没搞清“文笔”与“史笔”的区别。“文笔”讲究“绘声传神”，“史笔”讲究“信实有征”。司马迁擅长设身处地、代作喉舌，班固则笔法谨严，不喜润色增饰，所以不如司马迁的文字有神采。可是文史有别，不能因此认为班固的“史笔”不如司马迁。
对于“绘声传神”的“文笔”与“足征可信”的“史笔”之间的对立，钱锺书在评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时有进一步说明。
公元前279年，秦昭王派使者邀赵惠文王赴渑池一会。赵王畏惧秦国，欲推辞不去。廉颇、蔺相如商量后劝说赵王：大王如不去赴会，显得我们赵国软弱可欺。赵王遂命蔺相如随行赴会。接下来就是历代传诵，以至成为京剧曲目的“渑池会”：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4]
钱锺书首先从“文笔”的角度赞赏这段文字说：
此亦《史记》中迥出之篇，有声有色，或多本于马迁之增饰渲染，未必信实有征。写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是何意态雄且杰！后世小说刻划精能处无以过之。《晋书·王逊传》：“怒发冲冠，冠为之裂”，直类《史通》外篇《暗惑》所讥“文鸯侍讲，殿瓦皆飞”，拾牙慧而复欲出头地，反成笑柄。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一节，历世流传，以为美谈，至谱入传奇。[5]
钱锺书随后笔锋一转，从“史笔”的角度分析说：
使情节果若所写，则樽俎折冲真同儿戏，抑岂人事原如逢场串剧耶？武亿《授堂文钞》卷四《蔺相如渑池之会》深为赵王危之，有曰：“殆哉，此以其君为试也！”又曰：“乃匹夫能无惧者之所为，适以成之，而后遂啧然叹为奇也！”其论事理甚当，然窃恐为马迁所弄而枉替古人担忧耳。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六记澶渊之役，王钦若谮于宋真宗曰：“寇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武氏斥相如行险侥幸，即亦以其君为“孤注”之意矣。[6]
文中提到的武亿为清乾隆时人，字虚谷，号半石山人，著有《授堂文钞》、《偃师金石记》。在《授堂文钞》中，武亿对赵王在渑池会中的处境深为担忧，他感叹说：“殆哉，此以其君为试也！”又说：“乃匹夫能无惧者之所为，适以成之，而后遂啧然叹为奇也！”意思是说，蔺相如在渑池会中以死要挟秦王的行为，不过是匹夫的冒险一“博”，赌注是他主子赵王的性命安危，最后全身而退，也不过是侥幸成功。这就叫小人行险而侥幸。钱锺书肯定了武亿对渑池之会蔺相如以死要挟秦王一节的质疑，并以澶渊之役中王钦若诬称寇准以宋真宗为孤注的谮言为旁证。
要言之，《史记》笔法兼融“史笔”与“文笔”，“信信疑疑”之余每有“增饰渲染”，如“叙事增饰”、“记言增饰”等。《史记》的长处本乎此，《史记》的短处亦本乎此。如果像班固的《汉书》那样略其增饰，失实悖理的风险固然低了，但《史记》的神采也就会黯淡许多。
从钱锺书对《史记》的上述评论来看，他虽然没有为《史记》描写中的不合情理处护短，但他对司马迁的“文笔”还是有所偏爱，从“绘声传神”、“有声有色”、“后世小说刻划精能处无以过之”等语可见。这种偏爱一方面是出于他的文人心性、作家习性，另一方面当和他对传统史书所存在的缺陷的认识有关：
古人编年、纪传之史，大多偏详本事，忽略衬境，匹似剧台之上，只见角色，尽缺布景。夫记载缺略之故，初非一端，秽史曲笔姑置之。撰者己所不知，因付缺如；此一人耳目有限，后世得以博稽当时著述，集思广益者也。举世众所周知，可归省略；则同时著述亦必类其默尔而息，及乎星移物换，文献遂难征矣。小说家言摹叙人物情事，为之安排场面，衬托背景，于是挥毫洒墨，涉及者广，寻常琐屑，每供采风论世之资。然一代之起居服食、好尚禁忌、朝野习俗、里巷惯举，日用而不知，熟狎而相忘；其列为典章，颁诸法令，或见于好事多暇者之偶录，鸿爪之印雪泥，千百中才得什一，余皆如长空过雁之寒潭落影而已。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八《跋吕侍讲〈岁时杂记〉》曰：“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缺。”过去习常“不必记”之琐屑辄成后来掌故“不可缺”之珍秘者，盖缘乎此。曩日一法国史家所叹“历史之缄默”，是亦其一端也。[7]
在钱锺书看来，中国历代史书（含编年体、纪传体）多有“偏详本事，忽略衬境”之弊，也就是只注重历史事件本身的叙述，不注重社会文化氛围的描摹，这就造成了“一代之起居服食、好尚禁忌、朝野习俗、里巷惯举”“文献难征”的缺憾，用法国历史家米歇尔（J.Michelet）的说法，这是“历史之缄默”（les silences de l'histoire）。与此形成对照，“小说家言”于摹叙人物情事之时，擅长为之“安排场面”、“衬托背景”，挥毫洒墨之际，“寻常琐屑”亦入笔端，星移物换之后，成为供人“采风论世之资”。钱锺书又引用陆游对吕侍讲《岁时杂记》的评价指出，过去习常“不必记”之琐屑辄成后来掌故“不可缺”之珍秘。这就揭示了正史叙事（大叙事）与风俗笔记（小叙事）在存史取向上的差异与互补，而“小说家言”可为“采风之资”之说则揭示了正统史书与小说家言在叙事风格上的差异及以小说笔法（文学叙事）弥补史家笔法（历史叙事）之“缺略”的可能性。
《史记》在“信信疑疑”之余每有“增饰渲染”，其实是将小说笔法融于史家笔法，这一叙事风格虽为明清的董份、武亿辈诟病，却对打破“历史之缄默”不无裨益；且从非虚构人物（历史人物或现实人物）的刻画而言，兼用小说笔法更能“传神”，甚至可以更深刻地表现人物特质。
笔者以为，纪实文类（含历史传记、纪实小说等）虽讲究“信信疑疑”、“信实有征”，却也有“增饰渲染”的自由。换言之，在基本史实、事实的考究上，应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但在细节、场景、心理描写上，却应以“史笔之足征可信”辅以“文笔之绘声传神”。需要指出的是，以文笔辅翼史笔，不仅是着眼于文字的修饰润色，也有激发合理想象、以补史料不足的功能，诚如钱锺书所言，“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马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即刘知幾恐亦不敢遽谓当时有左、右史珥笔备录，供马依据”[8]。
进而言之，小说家式的虚构杜撰，虽无人、事之实，却未始不能揭示事理之真（心理真实、内在真实）。写实应求传神，神似高于形似，这才是纪实文类的最高法则。《史记》的成功，正是因为兼有史家的实证精神（“史家求事之实”）、哲人的洞察力（“哲人析理之真”）与小说家的想象力（“文笔之绘声传神”）。
[1]钱锺书：《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252页。
[2]转引自《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第275—276页。
[3]《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第276页。
[4]（汉）司马迁：《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42页。
[5]《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319页。
[6]同上书，第319—320页。
[7]《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绛侯周勃世家》，第303—304页。
[8]《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第275—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