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六经皆文”到“经、史、子皆文章”
如上节所述，钱锺书的“经子笔趣”说着眼于打破经、子之学与词章之学的壁垒。与此相呼应，他的“史蕴诗心”说则是着眼于打破历史学与文艺学的樊篱，两者一脉相通。他指出：“流风结习，于诗则概信为征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梢空之巧词，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53]又指出，“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54]。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对刘知幾的“视史如诗，求诗于史”深为赞赏[55]。
如果将钱锺书的“经子笔趣”说与“史蕴诗心”说合为一体，即可推出“经、史、子皆文章”的治学思路。所谓“经、史、子皆文章”，即是指经部、史部、子部的典籍皆有“文学性”，皆为文章渊薮，皆是文学研究资料。这是因为，诗文家之外，经、子、史诸家，皆有“诗心”，皆求“笔趣”，其为文，皆有谋篇布局、修辞声韵等审美考虑。因此，以治文学为务者，既可效刘知幾，“求诗于史”，亦可效金圣叹，从哲人、史家笔下观文法[56]。这种通观四部典籍以求艺文之道的治学思路，可以说是对袁枚“六经皆文”说的一大发挥。
袁枚指出：“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57]他论证说：
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词。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六经滥觞，汉魏延其绪，六朝畅其流。论者先散行后骈体，似亦尊乾卑坤之义。[58]
又说：
不知六经以道传，实以文传。《易》称修词，《诗》称词辑，《论语》称为命至于讨论修饰，而犹未已，是岂圣人之溺于词章哉？盖以为无形者道也，形于言谓之文。既已谓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尚悦绎，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听而思卧，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足以蔽道。[59]
袁枚的上述观点，显然是祖述孔子的“言而无文，行而不远”之说。孔子认为，“言”的作用是“足志”，“文”的作用是“足言”，“不言”则无人知其“志”，“言”而无“文”，则不能广为传播。[60]袁枚所谓“古圣人以文明道”，即孔子所谓“文”以“足言”“足志”；其所谓“六经”“实以文传”，“言之不工，使人听而思卧，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足以蔽道”，即孔子所谓“言而无文，行而不远”。袁枚之说的新意在于，他明确指出，“明道”“不讳修词”、不避“修饰”，“明道”之“文”“必使天下人矜尚悦绎”，因此，“六经”不仅是明道之书，而且是“文之始”[61]：除了“骈体”滥觞于“六经”之外，《诗经·关雎》为“有韵之文”的鼻祖，《尚书·尧典》为“无韵之文”的鼻祖[62]。
袁枚的这种于六经探文原、观文心的思路，在钱锺书的治学体系中发展为广求文章义法于经、史、子、集四类典籍。其《管锥编》一书即是明证。此书分别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部典籍加以考论。这十部书，分属经、史、子、集四个部类。钱锺书不光于哲学类的“经、子古籍”（如《周易正义》、《老子》、《列子》、《焦氏易林》）中探究“笔趣”，也在史学典籍（如《左传》、《史记》）中探究“诗心”，其会通六经四部以观艺文之道的用心，跃然欲出。
在上一节中，已述及《管锥编·老子王弼注》所论之“双关语”现象，除此之外，还可以从《管锥编》对《周易正义》、《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及《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诸书的考论中，发现诸多文艺学范畴的探讨和评述，分别涉及修辞学、文体学、叙事学、文艺心理学、中西比较文学以至文艺本源论等各领域，虽然多为琐细之谈，却也不乏探本之论，隐隐然与《谈艺录》、《七缀集》以及《管锥编》对《毛诗正义》与集部之书的艺文评等交互映发，构成了一个诗学文论的潜体系，如“互文相足”、“比喻有两柄多边”、“修辞兼言之例”（《管锥编·周易正义》），“通感”、“想梦与因梦”、“造艺者心手相应”（《管锥编·列子张湛注》），“四言诗范”、“用与艺”、“企慕情境”、“一喻之两柄”、“汉人修辞常习”、“薛伟化鱼与卡夫卡《变形记》”（《管锥编·焦氏易林》），“晦与隐”、“记言与代言”、“借乙口叙甲事”、“记事仿古”、“作文首尾呼应”、“对话省曰字”（《管锥编·左传正义》），“用字重而非赘”、“详事而略境”、“叙事增饰”、“记事增饰”、“稠叠其词”、“《海赋》、《江赋》之先河”（《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63]。
本文拟从修辞学、文体学、叙事学、文艺心理学、中西比较文学、文艺本源论六个方面，各选一例略加解说。
其一，《史记》中的“稠叠其词”[64]。《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鲁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钱锺书评论说，此处全用《战国策·赵策》原文。其中的“乃今然后”四字乍视“堆叠重复”，实则“曲传踌躇迟疑、非所愿而不获已之心思语气”，犹如《水浒传》第一二回“王伦自此方才肯教林冲坐第四位”一句中的“自此方才”。如果把“乃今然后”、“自此方才”简省为“今乃知”、“才肯教”之类，则是“只记事迹而未宣情蕴”。钱锺书又以《战国策·赵策》、《庄子》中的三个句例为证：《战国策·赵策》载，苏秦说赵王曰：“虽然，奉阳君妒，大王不得任事。……今奉阳君捐馆舍，大王乃今然后得与士民相亲”，《庄子·天运》写孔子见老子归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庄子·逍遥游》写鹏待风厚方能振翼曰：“而后乃今培风……而后乃今将图南。”钱锺书评论说，苏秦所谓赵王“乃今然后得与士民相亲”，意为“待之已久，方能‘得’也”，也就是俗语所谓“终算等到这一天”；孔子所谓“吾乃今于是乎见龙”，是感叹“非常之人而得幸会也”；大鹏“而后乃今将图南”，说明“远大之事匪可轻举也”。钱锺书概括说，上述句例中的“稠叠其词”，都是为了表示“郑重”，并非“堆叠重复”。他又评论梁沈约《宋书·前废帝纪》中“如此宁馨儿”一语说，“宁馨”即“如此”，文中的王太后之所以“累叠同义之词”，目的是要“增重语气”，犹如白话小说中的“如此这般”，或今语“这种这样的人真是少见少有”。清代训诂学家郝懿行《晋宋书故·宁馨》条虽然释“宁馨”为“如此”，却讽刺沈约“不得其解，妄有增加，翻为重复”，又赞许唐李延寿修撰的《南史·宋本纪》在“宁馨”上删去“如此”二字。钱锺书因而以“知训诂而未解词令”讥评郝懿行。
其二，《焦氏易林》堪称“四言诗范”[65]。钱锺书指出，北宋黄伯思在《序》（即《东观余论·校定焦赣易林序》）中已赞许《焦氏易林》“文辞雅淡，颇有可观览”。到了明代中期，“谈艺之士予以拂拭，文彩始彰，名誉大起”。杨慎摘录《易林》佳句，叹为“古雅玄妙”，而嘲笑“世人无识，但以占卜书视之。”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评选《古诗归》，甄录诸《林》入卷四，赞不绝口，曰：“异想幽情，深文急响”，曰：“奇妙”，曰：“简妙”，曰：“《易林》以理数立言，文非所重，然其笔力之高、笔意之妙，有数十百言所不能尽，而藏裹回翔于一字一句之中，宽然而余者。”钱锺书评论说，竟陵派的观点在当时影响颇大，《易林》也因此成了“词章家观摩胎息之编”。他举例说，董其昌的一首七律题云：《癸亥元日与林茂之借〈焦氏易林〉，贻以福橘五枚，茂之有作，依韵和之》，诗题中的林茂之，即林古度，属于钟、谭诗派；倪元璐撰《画石为祝寰瀛》，董瑞生评曰：“造句着情，《易林》逊其简辣”；李嗣邺称赞胡一桂的四言诗：“奇文奥义，识学兼造，当是焦延寿一流，为后来词人所绝无者。……犹得存此一卷诗，使后世与《易林》繇辞并读。”钱锺书总结说，《焦氏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范”。汉代扬雄同样依傍《易经》而作《太玄经》，其伟词新喻如“赤舌烧城”、“童牛角马”、“垂涕累鼻”、“割鼻食口”、“啮骨折齿”、“海水群飞”等，与《易林》相比，“相形而见绌也”。
其三，《左传》中的“小说笔法”：“借乙口叙甲事。”[66]《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钱锺书评论说，这一节描写“不直书甲之运为，而假乙眼中舌端出之（the indirect presentation）”，也即“借乙口叙甲事”，纯属“小说笔法”。为了说明这一“小说笔法”的特质，钱锺书把《左传》中楚王与太宰探讨敌情的情节与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如下段落作对照：“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钱锺书指出，这一节与《左传》中的上述描写，“句调略同，机杼迥别”。杜赋乃“作者幕后之解答，外附者也”，《左传》则“人物局中之对答，内属者也”，前者只是“铺陈场面”，后者能“推进情事”。钱锺书进而将《左传》中的这一“小说笔法”与西方文学相对照。他首先指出，把“甲之行事，不假乙之目见，而假乙之耳闻亦可”，如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描写选举，从欢呼声的逐渐提高就可以推知事情的进展（suddenly the crowd set up a great cheer etc.），这种借乙耳叙甲事的笔法，与《左传》的“借乙口叙甲事”，“其理莫二也”。其后指出，西方典籍中描写敌家情状而手眼与左氏相类者，如《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王登城望希腊军而命海伦点出敌师将领的姓名，塔索史诗（即意大利诗人塔索的长篇史诗《耶路撒冷的解放》）中回教王登城望十字军而命爱米妮亚点出敌师将领的姓名，皆“脍炙人口之名章佳什”。钱锺书总结说，以上中西经典中“借乙口叙甲事”的笔法，都比不上《元秘史》卷七中札木合与塔阳讨论敌情的那一节，“有问则对，随对而退，每退愈高，叙事亦如羊角旋风之转而益上。言谈伴以行动，使叙述之堆垛化为烟云”，《左传》等典籍中的同类描写与其相比，“遂嫌铺叙平板矣”，因此，《元秘史》中的这一节“足使盲邱明失色而盲荷马却步也”。
其四，诗文中的“想梦”与“因梦”[67]。《列子》载：“子列子曰：‘神遇为梦，形接为事。故昼想夜梦，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梦自消。信觉不语，信梦不达，物化之往来者也。古之真人，其觉自忘，其寝不梦，几虚语哉？’”[68]张湛注：“此‘想’谓觉时有情虑之事，非如世间常语尽日想有此事，而后随而梦也。”钱锺书借用乐广的概念评论说，心中的情欲、忆念，都可以称为“想”，身体的感觉受触，当称为“因”。当世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谓“愿望满足”（eine Wunscherfüllung）及“白昼遗留之心印”（Traumtag，die Tagesreste），就是“想”；所谓“睡眠时之五官刺激”（die Sinnesreize），就是“因”。《大智度论·解了诸法释论》指出：“梦有五种：若身中不调，若热气多，则多梦见火、见黄、见赤；若冷气多，则多梦见水、见白；若风气多，则多梦见飞、见黑；又复所闻、见事，多思惟念故，则梦见；或天与梦，欲令知未来事。”钱锺书认为，“身中不调”，即“因”；“闻、见、思惟”，即“想”。质言之，因身体的感觉受触而生的梦，就是“因梦”，因心中的情欲、忆念而生的梦，就是“想梦”。《吕氏春秋·道应训》所谓“尹需学御，三年而无得焉，私自苦痛，常寝想之，中夜梦受秋驾于师”，《太平御览》中《梦书》一篇所谓“梦围棋者，欲斗也”，即是“想梦”。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卢有则“梦看击鼓，及觉，小弟戏叩门为街鼓也”，陆游绝句“桐阴清润雨余天”题云：“夏日昼寝，梦游一院，阒然无人，帘影满堂，唯燕蹋筝弦有声，觉而闻铁铎风响璆然，殆所梦也”，这两例中的“梦看击鼓”与梦听“筝弦”，即是“因梦”。黄庭坚《六月十七日昼寝》曰：“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洲白鸟双；马啮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钱锺书评论说，此诗以沧洲结“想”，以马啮造“因”，“想”与“因”相结合，幻化为“风雨清凉之境”，“稍解烦热而偿愿欲”。二十八字，“曲尽梦理”。
其五，唐传奇《薛伟》与卡夫卡《变形记》[69]。《焦氏易林》旅卦曰：“猾丑假诚，前后相违；言如鳖咳，语不可知。”钱锺书评论说，“鳖咳”是指语声低不可闻，既“创新诡之象”，又“极嘲讽之致”。其状即如《续玄怪录》记薛伟化鱼，大呼其友，而“略无应者”，继乃大叫而泣，人终“不顾”，盖“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黄庭坚《阻风铜陵》：“网师登长鳣，贾我腥釜鬲。斑斑被文章，突兀喙三尺，言语竟不通，
喁亦何益！”正写此情景。英国剧院市语以口开合而无音吐为“作金鱼”（to goldfish），类似于《焦氏易林》所谓“鳖咳”。钱锺书又将薛伟化鱼与卡夫卡小说《变形记》（Die Verwandlung）中的主人公变为甲虫的情节相对照：有人一宵睡醒，忽化为甲虫，与卧室外人应答，自觉口齿了澈，而隔户听者闻声不解（Man verstand zwar also seine Worte nicht mehr，trotzdem sie ihm genug klar，klarer alsfrüher，vorgekommen waren）。钱锺书指出，这一情节酷肖薛伟的遭遇。有评论家认为，这是“群居类聚而仍孤踪独处（die vllige Kontaktlosigkeit）”的象征。钱锺书认为，“当面口动而无闻”，比“隔壁传声而不解”，更为“凄苦”。
其六，“用失艺存”与“文”之二名[70]。清冯班《钝吟杂录》曰：“古人文章自有阡陌，《礼》有汤之《盘铭》、孔子之《诔》，其体古矣。乃《三百五篇》都无铭、诔，故知孔子当时不以为诗也。……有韵之文，不得直谓诗……王司寇欲以《易林》为诗，直是不解诗，非但不解《易林》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曰：“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钱锺书指出，《易林》之作，为占卜也，本不必工于语言。但《易林》在示吉凶之余，也借以刻意为文，流露所谓“造艺意愿”已越“经部韵言”，而涉于“诗域”。诗家可以惊叹“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岂能痛诘之，坚拒之。钱锺书又从“用”、“艺”之辨的角度指出，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却因“文词之末节”，得以不废。他进而指出，古人的屋宇、器物、碑帖，本来自有其实用价值，并非仅供观赏摩挲。但是，人事代谢，制作递更，最初是“因用而施艺”，此后是“用失而艺存”。文学也是如此，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是显例。《水经注》刻画景物佳处，可媲美于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同时下启柳宗元诸游记，论者对此并无异词，明张岱甚至认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钱锺书评论说，模山范水是舆地之书的“余事”，“主旨大用”绝不在此。可是，按照冯班、章学诚等的文学立场，谈艺衡“文”而及郦《注》的人，恐怕也会被诃责为“直不解文，非但不解《水经注》”。阮元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力言经、史、子不得为“文”，可称冯、章之说的同调。钱锺书指出，阮元之所以反对以经、史、子为“文”，是因为不懂得“诗”与“文”均可由“指称体制之名”进而为“形容性能之名”这个道理。在他看来，一个概念由“体制之名”发展为“性能之名”，并非特殊现象，而是名义沿革的通则。
概而言之，钱锺书治学尚“通”，贵“圆而神”，黜偏而蔽，反对门户之见，反对自设藩篱，他分别将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与袁枚所谓“六经皆文”拓展为“经、子、集皆心史”与“经、史、子皆文章”，不但体现出通览古今典籍、广求治学材料的宏阔视野，更彰显出融通经史子集、会通人文之学的宏大抱负。他曾明确指出：“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71]他在治学中剑及履及，充分践行了这一理念。从以上数例中，可见一斑。陈寅恪评论王国维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72]钱锺书的著述、学说自然也有可商之处，但他的治学思想和治学实践所昭示的会通之精神、优游之境界，却永远予人以启示。
[1]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1页。
[2]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页。
[3]同上书，第38页。
[4]傅道彬《“六经皆文”与周代经典文本的诗学解读》一文（《文学遗产》2010年第5 期）结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与钱锺书的“古史即诗”说，推演出钱锺书的治学思想中应当有“六经皆诗”的观念这一论点，但未提及钱锺书的“经子笔趣”说。
[5]《谈艺录》（补订本），第266页。
[6]钱基博日记，1935年2月21日，见《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钱基博日记毁于“文化大革命”，未有文字存世。上引文出自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的引言中，自记写于1935年2月20日，原载《光华大学》（半月刊） 4卷6期，1936年3月。后被收入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附录·清代文学纲要》，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758页。
[7]《谈艺录》（补订本），第304页。
[8]《谈艺录·序》（补订本），第1页。
[9]（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易教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0]《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答客问上》，第253页。
[11]《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报孙渊如书》，第721页。
[12]参阅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之说，《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7页。
[13]刘巍文见《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4]《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与严冬友侍读》，第706页。
[15]《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第857页。
[16]《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晓征学士书》，第649页。
[17]（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页。
[18]《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原道》，第101页。
[19]《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晓征学士书》，第648页。
[20]《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和州志·志隅〉自叙》，第887页。
[21]《上尹楚珍阁学书》，《章氏遗书》卷二九，民国嘉业堂本，不注页码。
[22]《文史通义新编新注·诗教下》，第59页。
[23]（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7页。
[24]《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书教下》，第36页。
[25]《谈艺录》（补订本），第262页。参见袁枚《随园随笔》卷二十四《古有史无经》：“刘道原曰：历代史出于春秋。刘歆《七略》，王俭《七志》，皆以《史》，《汉》附于《春秋》而已。阮孝绪《七录》才将经、史分类。不知古有史无经，《尚书》、《春秋》皆史也；《诗》、《易》者，先王所传之言；《礼》者，先王所立之法，皆史也。”《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
[26]《谈艺录》（补订本），第262页。
[27]同上书，第261—262页。
[28]同上书，第263—264页。
[29]同上书，第264页。
[30]《谈艺录》（补订本），第264—265页。
[31]同上书，第265页。
[32]《谈艺录》（补订本），第266页。
[33]钱锺书认为，诗家有“大判断”和“小结果”，见《管锥编》（第四册），第1215页。
[34]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35]《管锥编》（第一册），第4页。
[36]《管锥编》（第二册），第459页。
[37]同上。
[38]同上。
[39]《管锥编》（第二册），第459—460页。
[40]同上书，第461页。
[41]（清）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1页。
[42]《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原道下》，第103—105页。
[43]《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史德》，第267页。
[44]（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519页。
[45]（清）赵翼：《陔余丛考·春不书王》，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6页。
[46]《管锥编》（第一册），第6—8页。
[47]《管锥编》（第二册），第496页。
[48]《管锥编》（第二册），第618页。
[49]同上书，第783页。
[50]同上书，第636页。
[51]《管锥编》（第一册），第20页。
[52]《管锥编》（第二册），第471页。
[53]《谈艺录》（补订本），第363页。
[54]同上书，第38页。
[55]《管锥编》（第一册），第164页。关于钱锺书“史蕴诗心”，论者颇多，可参看李洪岩《史蕴诗心：浅论钱锺书的史学观念》（《北京日报》1994年4月28日第7版）、《史蕴诗心何以疑有：与赵光贤教授商榷》（《北京日报》1994年7月20日第7版） ；李洲良《论春秋笔法与诗史关系》（《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等文。
[56]金圣叹：《〈三国志演义〉序》云：“余尝集才子书者六。目曰《庄》也，《骚》也，马之《史记》也，杜之律诗也，《水浒》也，《西厢》也。谬加评订，海内君子皆许余，以为知言。”此序为毛宗岗所作，托名金圣叹。
[57]（清）袁枚：《答惠定宇书》，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8页。
[58]（清）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398页。
[59]（清）袁枚：《虞东先生文集序》，《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380页。
[60]参阅（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氏传注疏·襄公二十五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985页。
[61]（清）袁枚：《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544页。
[62]（清）袁枚：《答戴敬贤进士论时文》，《小仓山房尺牍》，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127页。
[63]此处引文较多，为免繁琐，概不标注页码。
[64]本段落引文均出自《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鲁仲连邹阳列传》，第321—324页，不再另行出注。
[65]本段落引文均出自《管锥编·焦氏易林·焦延寿易林》，第535—539页，不再另行出注。
[66]本段落引文均出自《管锥编·左传正义·成公十六年》，第210页，不再另行出注。
[67]本段落引文除“子列子曰”一节，均出自《管锥编·列子张湛注·周穆王》，第488—499页，不再另行出注。
[68]杨伯峻撰：《列子集释·周穆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104页。
[69]本段落引文均出自《管锥编·焦氏易林·贲》，第568页，不再另行出注。
[70]本段落引文均出自《管锥编·焦氏易林·焦延寿易林》，第536—539页，不再另行出注。
[71]钱锺书：《“诗可以怨”》，《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9页。
[72]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先生全集·附录》，台湾里仁书局1979年版，第1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