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晋时期南中民族族群源流

中国传统的民族分类法，将云南古代民族分属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民族系统。日本民族学家白鸟芳郎，则认为云南古代民族基本上可以分为北方的“骑马民族”和南方的“稻作民族”两大类。

而实际上，两种分类法，都是将云南古代民族全部视为中国南方民族迁徙至云南的后裔，而忽略了许多云南古代民族主体本身起源于本地这一基本事实，这两种分类忽略了云南古代民族依然处在各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能够完全用已经完全成熟的两种生产方式来具体划分的状况。

而所谓云南百濮民族，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系统，史料所记录的云南各支濮人，其沿袭至今的后裔民族，全部都分属于夷、越两大民族系统，《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是非常正确与准确的。

现代人以清代才进入历史记录的、分布在滇缅边境的孟高棉语族民族，来顶替了历史上与之无关的古代云南诸濮的后裔。因此本书不将百濮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系统，而按照历史的客观记录，把有关云南诸濮分别归属在其所应在的民族系统中。

一　百越系统族群

古越人，是分布和生活在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北部广大地区的一个庞大的古代民族族群。春秋时期，由于南方大国——楚国的崛起与对外扩张，越人势力范围被极大压缩。到《吕氏春秋》首载“百越”之时，百越民族由于所建立的最强大的国家——越国已经被楚国灭亡，江淮大地上已经没有了越人的踪迹。

秦始皇灭楚统一中国以后，大秦帝国正处于最强盛的时期，因此更加紧了对南方越人地区的军事讨伐，占据了许多越人传统聚居地，百越民族的势力急剧萎缩，退缩到了华南沿海地区及西南一隅。

南中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自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起，就是中国南方百越民族分布的西界，云南因此有“滇越”民族存在。建立滇国的滇族，正是滇越民族中最大的一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而现代考古资料也证明，西南夷中以“滇最大”，其族生活在滇中、滇东地区，汉武帝开滇之时，滇东地区的“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29]

滇东地区的劳浸、靡莫因武力抗拒，而为汉军击灭。盘踞滇中的滇王失去屏障，暴露在强大的汉军面前，不得已“举国降”，汉朝因灭滇国而统一云南。汉武帝采取怀柔政策，没有诛杀滇王，以故滇国地“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通过现代考古发掘及调查所得到的滇文化遗址分布情况，已经很清楚地为我们描述了滇国疆域范围，其四至分别为：北达金沙江以南的小江流域，东北达宣威坝子中，东为顺南盘江两岸盆地的沾益、陆良一线，西至富民、安宁一线，西南新平、元江一线，东南弥勒、泸西一线。

由于滇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因此主要生活在滇池、抚仙湖、东海子、嘉利泽等滇中、滇东的湖盆坝子，以及小江河谷、元江河谷等低海拔、适宜种植水稻的河谷台地上。

特别是滇族为农耕的南方民族，不似居山游牧的民族那样耐寒。因此今天所发现的滇文化分布遗址，不仅全部位于地势低洼、利于灌溉的湖盆坝子和河谷台地上，而且全部位于中低海拔以及南方哀牢山下段等不甚寒冷的地区。而高大的拱王山脉和南盘江流域的山区，虽然位于滇族势力范围，却不为滇族所染指，更不用说寒冷的滇东北乌蒙山区。

滇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为“耕田有邑聚”，与中原汉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故双方极易接受对方，滇族也乐于接受汉朝的统治。因此，“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30]同时，滇文化也极易被汉文化所同化，在呈贡羊甫头、曲靖八塔台等西汉后期滇族墓中，滇文化的因素正在消失，而汉文化的随葬物品与附着的信念，已经占据了主导位置。[31]到了东汉中期，滇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已经不存在了。

分布在北部、中部的滇族，由于受先进的汉文化的浸染，完全融会进了汉族中，成为后来组成西爨白蛮的来源成分之一。而生活在南部边疆地区的滇族，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较小，没有被同化，而与同属百越系统的族群，共同形成了后来的百越系统民族。

夜郎也位于南中地区。由于夜郎与滇国一样，同样是一个历史记录不很清楚的王国。同时夜郎由于没有足够的现代考古资料来证明，夜郎王国的真实面目，至今仍然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中。

夜郎故地上，两个具备规模、而富有代表性的大型文化遗址贵州威宁中水汉代墓群[32]与赫章可乐汉代墓群[33]，由于时代太晚，极少数早期墓的年代也就到战国晚期和西汉初期，大部分为西汉中后期，真正能够代表夜郎文化的实在太少，支持建立作为考古学意义上的夜郎文化的依据还远远不足。

因为如此，现在不仅不能够描述夜郎王国的疆域范围，而且连建立夜郎王国的主体民族究竟是谁，至今亦尚无结果。

汉武帝开西南夷时的夜郎，境内是个以夷濮为主要统治对象的王国。夜郎王国自建立起，就是个“遂雄夷濮”的王国，夜郎王国的建立者，必然是非夷即濮。因此，贵州学术界主流认为的夜郎王国建自濮人[34]，并认为彝文古籍所指的此支濮人的后裔，即为今天的仡佬族。[35]

笔者不认为今天人口仅数十万的仡佬族，就是彝文古籍所指的濮人。不仅今天仡佬族的自称中，并没有濮（pu）音；而且历史上至今日的他称中，也没有濮（pu）音。

贵州境内今天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为后来外迁入的苗族，而人口最多的世居少数民族为布依族。布依族人口超过三百万，是仡佬族的六倍以上，分布地域之广就更不用说了。并且布依族现在自称为“濮越”和“濮尧”[36]，至今仍然保持着“濮”的称谓，“濮”在布依语中，就是族或人的意思。而在历史记录中，也依然被称为“濮”。

《南中志》记：“建宁郡，……谈槁县有濮、僚。伶丘县主僚。”又“兴古郡，多鸠僚、濮。特有瘴气。……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37]建宁郡的谈槁县为今云南富源县与贵州盘县一带，而兴古郡为今云南文山州、红河州的东部，贵州黔西南州的西部和广西百色地区的西部，句町县为今云南文山州的广南、富宁两县和广西的西林、田林两县。亦即《南中志》所记夜郎境内濮人的分布，主要在今滇、黔、桂交界地区，这个区域现在仍然为布依族的聚居地域。

实际上有的学者即认为夜郎国为布依族先民之濮建立的[38]，笔者赞成这种观点。布依族也属于百越系统的民族，因此夜郎国也是百越民族建立的国家。

《南中志》又记：“有竹王者，兴于遯水。……遂雄夷濮。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因斩竹王，置牂柯郡，以吴霸为太守。……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夜郎郡，故夜郎国也。属县二，户千。夜郎县，郡治。有遯水通郁林。有竹王三郎祠，甚有灵响也。”[39]夜郎县位于今天的夹北盘江（古遯水）相邻的贵州关岭、晴隆两县一带，夜郎王即竹王，而竹王三郎祠所在，就是夜郎国的国都所在。因此，我认为夜郎国的国都，在今天的关岭县境内。

时至今日，夜郎国都所在的关岭，依然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布依族的分布中心。关岭东西分别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仅有的两个布依族自治州，夹在两个自治州中间的安顺市南部关岭、镇宁、紫云三县，也全部是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而现在的仡佬族，则集中分布在远离这个区域的黔北边境。

另外，还有一个与布依族先民之濮混居的民族，即僚或鸠僚，这个民族就是现代壮族的先民，同样也是属于百越系统的民族。

《南中志》：“永昌郡，古哀牢国。……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40]位于滇西以及缅甸、老挝北部之永昌郡中的鸠僚，同样也是属于百越系统的民族，但是哀牢区域，从来不是壮族及其先民活动、分布的区域，而是掸傣民族的传统分布区域之一，因此，这里的这个鸠僚，显然不会是指壮族先民，而应该指的是掸傣民族的先民。

至此，西南夷中属于百越系统的民族，及其建立的主要国家，全部出现在了历史记录中。时至今日，分布在昔日南中地区的百越民族的后裔，除了主体部分已经被汉族同化的滇族外，其余壮傣语支的三民族：壮族、傣族、布依族，由于从古到今皆“耕田有邑聚”，受到土地的牵制，而产生对故土的依赖，今天仍然分布在该区域内。

二　夷人系统族群

《西南夷列传》记：“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41]这就是白鸟芳郎所指的“骑马民族”。这些游牧族群，由于受到滇中、滇东地区以滇为中心的靡莫之属，以及东方的夜郎、北方的邛都等“耕田有邑聚”的稻作民族的挤压和抑制，主要生活在滇西地区。

然而现代考古资料证明，即使是在巂族的分布中心（今大理祥云）和昆明族的分布中心（今楚雄），在平坦、适于农耕的坝子中，依然存在着大波那巂王墓[42]和大石墓、万家坝和张家屯等墓群中出土的大量农具、房屋模型所代表的、有邑聚的农耕文化。因此，战国时期的西南夷两大族群中，已经没有纯粹的游牧或者农耕，而是以其中一种经济形态为主，另外一种经济形态为辅。游牧族群中也有农耕的成分在其中，农耕族群中也有以牧业作为补充。

分布在滇西地区的游牧族群，按照其来源可以分为两类，即以昆明族为代表的、以起源于本土的人群为主，融合外来的人群组成的民族，以及以巂族为代表的、由北方南下的外来迁徙民族。

这些外来迁徙民族又可以分为两类，即沿着横断山区南下的、以石棺葬民族为代表的、基本上以游牧为主的族群，以及以沿着安宁河谷南下的、游牧兼农耕的大石墓民族。

沿着横断山区不断南下的族群，无论延续时间，还是迁徙族类，都是很惊人的。其中迁徙时间持续了上千年，而且迁徙族类包括了今天中南半岛上的全部藏缅语族诸民族的先民。

他们的先锋一直迁徙到了中南半岛的南端，其后裔包括了今天的缅族、克伦族，甚至可能包括吉蔑（Khmer，昆明）——今天柬埔寨的高棉人。当然相当部分滞留在了迁徙途中，其后裔包括摩沙夷——今天的纳西族，野濮（蒲蛮）——今天的景颇族，以及西番——今天的普米族等。

沿着安宁河谷南下的族群，以大石墓民族——巂族为代表。巂族的先民为蚕丛氏古蜀国的蜀族，由于被开明氏夺国，而被迫举族南迁。这个民族是一个游牧兼农耕的民族，因此创造出了以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为代表的、先进的青铜文化，其后裔为今天的傈僳族。

当然，最大的游牧族群，为起源于本土并融合外来人群组成的昆明族。昆明族为西南地区分布最广、构成最复杂的族群，分布地遍及川、滇、黔，以及中南半岛的腹地，古今如此。

《史记》记“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同师的地理位置不明，笔者个人认为在今天滇西保山南部的施甸，楪榆位于今天的洱海坝子中。这个区域全部位于今天怒江以东、施甸以北，也是司马迁当时所能够认识到的民族分布最边远的地区。

然而，在怒江以西、施甸以南，也仍然是西南夷分布的地区。“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43]这个记录实际上是个国名与地名的混合记录，夷越之地东部的滇、句町、夜郎等，全部是靠近内地、汉代曾经封有王、侯的国名兼地名；夷越之地西部的叶榆、桐师（即同师）、巂唐等，则全部是地名。

除桐师作为显著地标的地名以外，其他全部为汉代所设置的县。滇池属益州郡，句町、夜郎属牂柯郡；叶榆、巂唐前汉时属益州郡，后汉时属永昌郡。后汉永昌郡的东部，即澜沧江以东部分，前汉时已经归入汉帝国的版图；而其西部，即澜沧江以西部分，当时还存在着一个没有被中央王朝所重视的、地域广大的王国——哀牢国。“永昌郡，古哀牢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44]

这个王国实际上在《史记》中有记载：“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45]滇越国就是后来的哀牢国。

《续汉书》有：“永昌郡，（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郡）置。……哀牢（县），永平中置，故［哀］牢王国。”[46]位于怒江以西的永昌郡西部地区为故哀牢国地，永昌郡下新设置的哀牢县，为故哀牢王国的腹心地带。

其地位于“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这里所记录的民族或地方分别有身毒（今印度）、裸濮（现代主要分布在上缅甸和滇西的景颇族的先民）、僄越（即骠民、现代主要分布在下缅甸的缅族的先民），鸠僚为今天掸傣民族的先民。此外《南中志》由近及远描述永昌郡民族的第一、分布在最内地的，即为哀牢民族族群的核心、哀牢王的本族——闽濮。

闽濮即闽越濮或者越濮，即后来的越赕濮子，是一支以地名命族的濮子，因此《史记》记其国名为滇越。樊绰《云南志》记：“永昌城，古哀牢地，……自澜沧江已西，越赕扑子，其种并是望苴子。”[47]分布在澜沧江以西、永昌境内的越赕扑子——望苴子蛮等，是一支沿着横断山民族迁徙走廊迁徙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

哀牢王的本族——越濮，实际上是迁徙游牧的昆明族的一支，《南中志》记：“永昌郡，古哀牢国。……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南中昆明祖之。”[48]越濮的后裔，一部分仍然留在南中地区，为今天云南彝族的先民，即“南中昆明祖之”；一部分后来继续南迁，分布在中南半岛上，是为缅甸、泰国境内的克伦族等藏缅语族民族的先民。

哀牢归附以后，后汉朝廷所设立的哀牢县治，即故哀牢国都，位于越濮分布的中心地区——越赕。《元混一方舆胜览》：“腾冲府：古越赕也，又名腾越。”[49]这个地方就是位于怒江以西的腾冲。

西南夷中，以盘踞在金沙江流域范围、游牧的昆明族分布最广，族性也最为强悍。“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50]

南中夷人的分类，按照汉晋时期的历史记录，分别有昆（昆明）、巂（斯榆）、叟、哀牢（扑子）、摩沙、僰等。夷人中的主体，即分布在金沙江流域范围的昆明族的主体，以及其周围的夷人，后来形成了该地域内的、以彝族为主的彝语支各民族，即昆明、叟、哀牢——彝族、巂——傈僳族、摩沙——纳西族、僰——白族等。

《华阳国志·蜀志》记：“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巂曰巂，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沙夷。”[51]而《南中志》中则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

三　南中地区各族群分布形成的历史原因

汉晋时期，由于已经进入了农耕时代，南中地区因自然的游牧、采集活动，即由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大规模自然迁徙活动，已经停止。南中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各类民族所盘踞的地域范围相对稳定。这些世居民族的分布范围，直到现在依然如故。

此后民族迁徙，除游耕民族（苗族等）随耕地的开垦——荒弃、不断转移造成的迁徙外，由于对耕地依赖的农耕民族的抵御和限制，特别是依赖土地税赋为存在根本的封建政权的大力维护，游牧（彝族等）、采集（景颇族等）的活动，已经局限在相对固定的地域范围里了。各类民族大致的势力范围，及由此造成的民族分布地域范围基本固定了。

而由政治、军事活动所主导的，人为造成的大规模民族迁徙活动，则自汉至清，甚至到了现代，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这种人为造成的民族迁徙不仅所涉及的范围有限，包括的民族种类也很少。如蜀汉政权迁徙濮人、南诏政权大规模的徙民活动，都只是改变了民族的局部分布地域，并没有打破夷多汉少的格局。元代蒙古军队入驻，包括所带来的西域民族（回族等）的入滇，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格局。直到明清汉族大规模入滇，才彻底改变了云南自古夷强汉弱的格局，汉族成为了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主要的民族。

而民族势力强盛后形成的扩张行为，则会彻底改变一个地域范围内的民族分布情况及民族分布格局。

滇东、黔西、川南地区的乌蛮及其后裔彝族，历史上自南诏崛起后，直到明代，对周围地区的侵掠，使得其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元明时期中南半岛上最大的民族——泰族的崛起，不仅使掸傣民族的分布不断向四周扩展，同时也使周边民族的分布发生局部变化。傣族随着泰人势力扩张，逐渐向北发展。佤德语支三族也在这股浪潮推动下，由缅甸境内逐渐扩展到中国境内，至今仍然分布在中缅边境地区的传统分布地边缘。

明清汉族大规模入滇屯垦，不仅改变了云南大部分地区的民族构成比例，而且使得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族群，为逃避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民族歧视与压迫，而由条件较好的坝区中，退往条件较差的山区中，即民间历史传述中所谓的汉来彝走、汉进彝退情况。形成了现在汉族、白族等农耕民族多居坝区，而保持游牧、游耕经济成分的民族，则全居山区的格局。

同样的道理，即使是在汉族人口并不占多数，而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的边疆、边远地区，仍然存在这种情况。即经济、文化进步的民族，往往人口相对较多，势力相对强大，因此能够占据生产、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的地域。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往往势力单薄，而避居生产、生活条件都比较差的偏僻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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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常璩：《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2]（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3]《新唐书》卷222《南诏传》。

[4]（后晋）刘昫等修纂：《旧唐书》卷197《骠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5]《新唐书》卷220《西域传上》。

[6]《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7]《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8]梁晓强：《〈百濮考〉详解》，《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13页。

[9]《华阳国志》卷1《巴志》。

[10]《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11]《史记》卷3《平准书》。

[1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3《江水》，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4页。

[13]《华阳国志》卷3《蜀志》。

[14]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又见蒙文通《安阳王杂考》，《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77页。

[15]（唐）樊绰：《云南志》卷1《途程篇》。

[16]梁晓强：《再论诸葛亮南征的有关问题》，《古越州志校注》附文，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17]《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18]（唐）房玄龄等修纂：《晋书》卷81《王逊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9]《华阳国志》卷3《蜀志》。

[20]《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

[21]《华阳国志》卷3《蜀志》。

[22]（唐）樊绰：《云南志》卷1《途程篇》。

[23]《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24]（唐）樊绰：《云南志》卷1《途程篇》。

[2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26]（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27]《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

[28]同上。

[29]《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30]《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31]梁晓强：《对曲靖八塔台古墓群第69号墓的文化解读》，《云南文物》2004年第1期，第35页。

[32]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33]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贵州赫章可乐考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34]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35]翁家烈：《贵州少数民族·仡佬族》，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

[36]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贵州少数民族·布依族》，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37]《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38]周国茂：《夜郎是布依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夜郎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39]《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40]同上。

[41]《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42]梁晓强：《云南祥云战国木椁铜棺墓墓主族属与身份》，《三星堆研究》（第2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43]《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44]同上。

[4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46]（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五。

[47]（唐）樊绰：《云南志》卷6《城镇篇》。

[48]《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49]（元）刘应李等修纂：《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中《云南等处行中书省》。

[50]《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51]《华阳国志》卷3《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