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语》研究述略
迄今为止，虽然还没有出现一部专门探讨《国语》的专著，但历代前贤对《国语》的讨论亦不少，其中也不乏精彩的论断。这些评点式的论断大多分散于他们的著述中。当前，关于《国语》的注释本、译注本主要有以下几种：徐元诰的《国语集解》，董立章的《国语译注辨析》，邬国义的《国语译注》，来可泓的《国语直解》，薛安勤的《国语译注》，黄永堂的《国语译注》等；近三十年来，专门探讨《国语》的论文也有二百多篇。这些著作和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语》的诸多问题，概括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争讼不休的《国语》编撰权问题
《国语》的编撰权问题主要集中于其编撰者是否为左丘明。
1.两汉、三国学者的观点
最早提到《国语》的是司马迁。他在《五帝本纪》中说：“予观《春秋》、《国语》。”[11]《十二诸侯年表》中也提到“《春秋》、《国语》”之名。至于作者，《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又讲“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明确地指出《国语》的编撰者为左丘明。在当时，这应该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后汉书·班彪传》记载班彪的话说：“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12]班彪之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13]在《司马迁传赞》中又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14]王充《论衡·案书》称：“《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15]看来，他们都认定《国语》的编撰者为左丘明。汉代的学者如郑众、贾逵，三国时期学者如魏国王肃、吴国虞翻、唐固等人均曾为《国语》作注，但他们都没有对此问题表示过任何异议。不然，三国吴人韦昭在其《国语解叙》中不会不加以评论。而韦昭本人也认为左丘明编撰了《国语》。他说：“左丘明……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16]可见，晋代以前学者们对《国语》的编撰者问题没有提出什么疑问。
2.晋代学者的怀疑意见
晋代学者在此问题上，首次出现了分歧。坚持司马迁说法的有之，如孔晁说：“左丘明集其典雅辞令与经相发明者为《春秋传》，其高论善言别为《国语》。”[17]而怀疑者亦有，如傅玄据《左传》《国语》记事之不同，认为“《国语》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18]。首次提出质疑。傅玄之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因文献证据之不足，尚不为时贤所接受，无法撼动司马迁等汉代学者的说法。
3.隋唐学者的意见
隋刘炫认为《国语》非左丘明作。[19]唐颜师古在为《艺文志》作注时也同意班固所说。刘知几对此亦表示赞同，其《史通·六家》认为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列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20]。但啖助对此却提出了质疑：“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焚书之后莫得详知，学者各信胸臆，但题左氏，遂引丘明为其人。”[21]继而赵匡认为：“《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又多乖刺，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弟子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而成此书，以广异闻尔。自古岂止有一丘明姓左乎？何乃见题‘左氏’，悉称丘明！”指出“《论语》之左丘明，非失明之左丘明”[22]，“左氏”不一定就是丘明，陆淳也有类似的看法。柳宗元虽认为《国语》绝大部分内容的编撰者为左丘明，但也怀疑“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23]。
4.宋人的观点
宋人对此问题的争论相当热烈。宋庠因袭汉人旧说，认为《国语》为左丘明所撰。司马光引其父之语：“先君以为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因别分之，取其精英者为《春秋传》。而先所采集之稿，因为时人所传，命曰《国语》，非丘明之本意也。”对左丘明编撰《国语》之说表示肯定，李焘、陈造等人对此均表示认可。[24]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陆淳谓（《国语》）与《左传》文体不伦，定非一人所为，盖未必然。范宁曰：‘左氏富而艳’，韩愈云：‘左氏浮夸’，今观此书，信乎其富艳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谁？”[25]亦同意汉人旧说。然，怀疑之声亦不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国语》与《左传》二书“事辞或多异同，文体亦不类，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马子长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又似不知所谓。”[26]明确对《国语》的编撰者提出质疑。朱熹认为：“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叶梦得对此大胆的提法作了进一步发挥：“传初但记其为‘左氏’而已，不言为丘明也。自司马迁论《春秋》，言‘鲁君子左丘明……’班固从而述之。……（班）固以丘明为名，则‘左’为氏矣；然迁复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按《姓谱》有‘左氏’、有‘左丘氏’，迁以‘左丘’为氏，则传安得名‘左氏’耶？”[27]左氏、左丘氏的新说使得《国语》编撰者问题更加复杂了。宋王应麟、清朱彝尊等很多人随声附和。直到今天，王树民、沈长云等人也坚持此说。此外，南宋黄震据《国语》文字避汉讳，怀疑《国语》并非左丘明所编。
5.清、近代人的观点
清人的论说较为理智，以持怀疑态度者居多。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国语》没有标出作者，只是说：“《国语》出自何人？说法不一，然终以汉人所说为近古。”[28]表达了其怀疑而审慎的态度。贺涛认为，《国语》《左传》同出一人之手，但不是左丘明，可能是赵国人。高嵣、姚鼐、赵翼等人也认为《国语》非左丘明所撰。[29]崔述的说法较有代表性，他主张《左传》《国语》二书不是同出一人之手，且对左丘明作《国语》的说法也基本否定了。[30]刘逢禄更首倡刘歆窜伪说，认为刘歆改《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司马迁所见的古文《春秋国语》。[31]近代廖平虽认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但他同时也主张《左传》出自《国语》，是有人从《国语》中析出部分史料而成，目的在于和今文学家对抗。此后，康有为即直接以刘逢禄和廖平的观点为前提，在《新学伪经考》中明确提出《左传》为刘歆所伪造，是刘歆分54篇《新国语》的结果。而《国语》是其割裂后的残余汇编，认为《左氏春秋》之名为刘歆伪造，目的是压倒公羊和谷梁二家。此说随即得到梁启超、钱玄同、崔适等人的认可，声势浩大。但此说主观成分较大，证据不够充分，牵强之处亦多，以致今天已偃旗息鼓，无人再提了。
20世纪20年代，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作《左传真伪考》（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通过对《左传》文法的分析，认为它和《国语》文法相近，二书像是一人所为。章太炎坚持汉魏学者的说法，他认为《左传》《国语》皆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成书在其晚年。[32]卫聚贤认为《国语》的作者是由齐迁楚的左人郢及其子孙。[33]顾颉刚说：“《国语》这部书的著作人和著作年代都不明了。”他认为刘逢禄和康有为的说法“颇可信据”。[34]孙海波通过《国语》与《左传》《史记》的对比，断定《国语》《左传》非一书分化，原本《国语》藏于秘府，刘歆取之以解春秋经，然后“网罗旧章，为今《国语》二十一篇，以承其旧，别为《新国语》五十四篇之名以乱其真，《国语》遂冒《左氏》之名以传”[35]。郭沫若认为《国语》《左传》都是楚国左史倚相（即左丘明）所作。[36]金毓黻提出“左丘明既为春秋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周穆王，终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号曰《国语》。故也号《左氏传》为《春秋内传》”[37]。显然是站在了司马迁和班固的立场上，他还对刘逢禄、康有为的作伪之说予以驳斥。
6.当代学者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以后，《左传》伪造说的声音渐息，讨论此问题的人渐少，亦无新颖的观点，只限于在某些论著中直接陈述意见，不作深入考证。傅庚生认为《国语》一书不止左丘明一人所作。[38]徐中舒认为：“左丘明以左丘为氏，省称为左氏。……他出身于鲁国的贵族，同时也是最有修养的瞽史。”他反对唐人赵匡分左丘明为二人。认为春秋内传和外传的说法很不恰当，“但此两书其中大部分史料都应出于左丘明的传诵。……司马迁说：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又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他把此两书的作者都归之于左丘明，在传授系统上，应该是有根据的”[39]。杨伯峻认为《国语》非左丘明所作。[40]胡念贻、洪成玉、苏渊雷等人坚持《左传》为左丘明所撰述，而《国语》则是另一书。王树民认为《国语》的作者不是左丘明，各个部分也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当时各国史官所作，但最后的编撰者应是左丘氏。[41]沈长云认为《国语》的作者很可能是三晋人。[42]谭家健也认为《国语》的作者可能是三晋的史官。[43]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台北学者张以仁早在20世纪60—80年代对《国语》作者问题、与《左传》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在《从司马迁的意见看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一文中说：“我们大概可以相信，史公的话，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矛盾的。”[44]但他也从另外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却得出了相矛盾的结论，如这篇文章的结论就与他的另外一篇《从文法、语汇的差异证〈国语〉、〈左传〉二书非一人所作》的结论相反，所以似乎没有最终的结论，尽管他解释说：“本文（指《从司马迁意见看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一文）一则旨在考论史公之说，并非阐发个人对二书作者之意见。……二则古人于编撰与著作之间，分别也不甚真切，《左传》与《国语》二书，若一为所著，一为所编而略加润色，则后世以为同出一人，也非无此可能。然此自是另一问题。……”[45]虽说如此，毕竟他从司马迁的意见中得出了左丘明是既作了《左传》，又编了《国语》的，而这是司马迁交代清楚而后世不清楚的问题，更是后来学者一直想探明的问题。
（二）褒贬不一的说理风格
《国语》作为一部语书，其说理方式及风格，历来最受学者们关注，赞美者有之，贬低者亦不少。柳宗元称《国语》深闳杰异，朱熹在《朱子语录·论文》中说：“《国语》萎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46]元李淦《文章精义》说：“《国语》不如《左传》，《左传》不如《檀弓》。”[47]元陈绎曾《文章欧冶》说：“《国语》善叙事议论，亦出左丘明，比《春秋内传》失之方。”[48]明屠隆《由拳集·文论》说：“六经而下，《左》、《国》之文，高峻严整，古雅藻丽，而浑朴未散，含光醖灵，如江海之波，汪洋浩淼，非有条沫摇荡之势，而千灵万怪，渊乎深藏。明月照之，则天高气清，长风荡之，则排空动地。可喜可愕哉，左氏之为文矣。”[49]明王守谦《古今文评》说：“春秋之季，柱下深远，左国富丽，晏子奇谲。”[50]清方以智《文章薪火》说：“《左传》巧炼，未免隽伤，《国语》申知，语戴记近。”[51]刘熙载《艺概》说：“文得元气便厚，左氏虽说衰世事，却尚有许多元气在。”又说：“《周》、《鲁》多掌故，《齐》多制，《晋》、《越》多谋，其文有甚厚、甚精处，亦有剪裁疏漏处，读者宜别而取之。”[52]清顾云《盋山谈艺录》说：“《左传》体视流逸，色态尤浓至，《国语》古茂苍劲，骨力俱见。”[53]等等。这些评点式的论断，或从《国语》的整体印象出发，或仅依据《国语》中一两例有感而发，虽不乏真知灼见，然大多有商榷之余地。
当今学者也撰有大量论文来论述《国语》的说理特色。陈桐生论及《国语》的说理艺术说：“首先，《国语》中的记言文，抽象概括能力较《尚书》有所提高，《尚书》说理大都来自经验和信仰，而《国语》某些文章呈现出由直观经验向抽象概括的过渡。其次《尚书》结构松散，内容枝蔓的情形到《国语》有了明显的改善。最后，《国语》为对话体散文，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宾主对答的形式格局。”[54]谭家健认为，《国语》许多篇章说理严密，分析精辟，层次清楚，章法井然，历来为古文家所称道。黄永堂说：“首先，《国语》就‘事’说理，精采的记言，对后世的议论文，特别是战国诸子的议论文有直接的影响。其次，《国语》长于记历史人物的谏言和对话，语言简洁古朴，而议论时的旁征博引，对话中的巧譬善喻，又能使文章曲折尽情，理由充足，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最后，《国语》的记言，还表现在记行人辞令之美。”[55]
其他如王增文的《试谈〈国语〉记言的特点》[56]，王寒冬的《〈国语〉记言体辩》[57]，李丹的《柳文与〈国语〉说理艺术之比较》[58]，朱世业的《〈国语〉之觐言与行人辞令》[59]，陈鹏程的《试论〈国语〉的外交辞令》[60]，唐健康的《试论柳宗元之文趣说》[61]，唐爱明的《〈国语〉说理艺术撷英》[62]等亦多有一见之得。
（三）《国语》的叙事艺术研究
《国语》的叙事简略，而缺乏文学性，是学界公认的事实，故而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的不多。古代的学者把对《国语》研究的眼光放在了《国语》的思想和说理成就上，对叙事艺术少有论及，即使偶一说到也多持武断的批评态度。
当前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纵深挖掘，发现了《国语》叙事艺术的许多独特成就。如谭家健《试论〈国语〉的文学价值》认为：《国语》在叙事上表现出如下特点：（1）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虚构。（2）运用幽默讽刺记述一些戏剧性的故事情节。（3）用夸张渲染手法着意描写重大场面和制造某种气氛。黄永堂在《简论〈国语〉散文创作的独特成就》一文中说道：《国语》虽然叙事少，但篇章完整，不少故事情节生动，有头有尾，对人物的性格也有较为细致的刻画，可以单独成为一个个文学短片。此外，《国语》偶尔也有盛大的场面描写。万平认为：“一、《国语》的故事情节脉络清晰、叙事完整。二、结构安排剪裁适度、针线绵密。三、场面描写精彩纷呈、张弛有度。四、艺术构思想象虚构、生动感人。”[63]赵玉敏认为，“春秋笔法”是通过遣词用语来表现“褒贬善恶”的一种历史书写方法，古人对“春秋笔法”特征的概括，历来有“一字以褒贬”之说，旨在强调“春秋笔法”这种语约义丰的修辞特色。[64]《国语》通过历史时间的取舍剪裁、语言措辞上的字斟句酌、史实的详略安排来体现人事的褒贬，所秉承的正是这种史家精神与历史书写方式。
顾立三的《左传与国语之比较研究》对两部书比较的前提就是把《国语》作为和《左传》性质完全相同的史书来研究的，丝毫没有考虑到《国语》特殊的“语”书性质和特殊的编撰方式。故而，完全以《左传》的标准衡量《国语》。该书上篇《左传与国语撰写材料之比较》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篇为《论见于国语而不见于左传之记载》，详细列举了这类材料，并详细解释了《左传》之所以不记载是如何的应该和恰当。其后四篇依次为《论左传取材较国语简省者》《论左传取材添补国语所缺者》《论左传说词及论断较国语之为详者》《论左传记载能说明历史事件之前后原委，而国语记载所不能者》，完全以史家的标准评论《国语》的倾向十分明显。
（四）《国语》的写人艺术研究
塑造历史人物并不是《国语》编撰的目的，也不是《国语》的擅长，故而关于这一话题历来谈论的不多，历代前贤在谈论《国语》的特点时，基本上没有涉及《国语》在人物塑造上的特点。当今流行的各本文学史著作也只是笼统地说其人物塑造的成就不如《左传》，然后以重耳、骊姬为例简单分析完事。当前学者在谈论《国语》人物塑造时，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是总体谈论《国语》人物塑造，在文中举例分析；第二类是以《国语》中的具体人物为例，来谈论《国语》塑造人物的特点。
第一类如谭家健《试论〈国语〉的文学价值》在谈到《国语》的人物描写时认为，第一，《国语》有将某个人言行集中在一起，向人物传记过渡的趋势。第二，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性格，通过对比体现作者爱憎。第三，通过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显示一群人的不同思想、个性和社会地位。第四，围绕中心人物，刻画一些次要人物作为陪衬，使之相得益彰。汪耀明的《〈国语〉记言写人》认为，《国语》能在记言中反映史实，在反映史实中写活人物形象，不少名篇佳作记言出色，写人传神，叙事精彩，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65]
第二类文章在论及《国语》的人物形象时，把眼光主要集中在重耳、骊姬、范蠡、召公、申生等几个人身上，撰写论文加以分析他们的形象特征和文化内涵。如董淑朵的《“红颜祸水”的文学艺术表现——以〈国语〉骊姬为例》[66]，许全亮《〈国语·召公谏弭谤〉的形象塑造艺术》[67]，马婷婷的《〈国语〉、〈左传〉、〈史记〉中的晋文公重耳形象比较研究》[68]，等等，不一而足。
（五）海外的《国语》研究现状
《国语》在国外的汉学研究中，亦颇受重视。尤以日本汉学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最大。从日文出版的著作来看，桂湖村的《国语国字解》上下两部分于1917年收录于《先哲遗著追补·汉籍国字解全书》第四十一卷和第四十二卷，较有价值。此书由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发行。该书上卷以“叙说”的形式全面介绍《国语》，共分13章。前四章主要介绍《国语》的名称、作者、体裁和流传情况（包括在日本国内的流传情况）。第五章到第九章是表，有《国语》的记事年表（与日本纪年对照）、列国诸侯世系表、列国卿大夫世系表、西周周穆王以来至春秋末年人物的索引一览表、《国语》地名一览表等。第十章为《国语》与《左传》之比较，依《国语》之顺序逐条对比。第十一章是对《国语》文章的评价。第十二章为《国语》的注解以及论议的部分。其中我国古代研究《国语》的文献47部，含亡佚的。日本国学者研究《国语》的文献17部，也含亡佚了的文献。第十三章为研究《国语》的参考书。分事迹书类、论说书类、历时书类、姓名书类、职官书类、地理书类、名物书类七种60部文献。该卷最后为韦昭的《国语解叙》。
下卷是对《国语》正文的讲解部分。本书可以说是日本《国语》研究中最全面的，不仅很好地介绍了《国语》，还提供了阅读《国语》所需的基础资料。中华书局出版的修订本《国语集解》，也不过增加了《国语》人名索引。比较而言，日本学者的工作更加系统细致，值得我们学习。
《国译汉文大成·经史子集》第17卷收录了《国语》，林泰辅译注，1923年由东京共同印刷株式会社刊行。前有前川三郎的《国语解题》，对《国语》的题名、体裁、卷数、作者、后儒的评价以及流传和注释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汉文丛书》也收录了《国语》，由冢本哲三编辑，1927年由东京有朋堂书店发行。前有中村久四郎的《国语解题》，简单介绍《国语》的一些常识以及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其他的版本还有1969年大野峻编《国语》收录于《中国古典新书》中。1972年常石茂编《国语》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7卷。1975年、1978年大野峻编的《国语》收录于《新译汉文大系》第66、67卷。
学者贝塚茂树于1957年在《东方学》第14辑上发表《国语中所显现的说话之形式》（《国語に現れた説話の形式》）一文，谷口洋于1998年在《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0期发表了《有关〈国语〉〈论语〉中的“语”》（《国語·論語における“語”について》）一文，对《国语》“语”书性质进行论述。
俄罗斯和法国也有学者翻译介绍《国语》。1987年俄罗斯（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塔斯金翻译、注释和介绍的俄文本《国语》。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高级汉语研究所1985年就出版了由安德烈·荷尔曼翻译的《国语》法文本，并由荷米·马蒂进行补充，为《国语》重要的西文译本。
[1]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00页。
[2] （唐）刘知几：《史通·六家》，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3]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非国语序》，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65页。
[4]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八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97页。
[5] 同上。
[6] 熊宪光：《〈国语〉风格，南北异趣》，《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3期。
[7]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四库全书》第146册，商务印书馆，第381页。
[8] （三国）韦昭：《国语解叙》，《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61页。
[9] （宋）陈骙：《文则》，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0] （宋）张镃：《仕学规范》，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
[11]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页。
[12] （刘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25页。
[13]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59页。
[14] 同上书，第2070页。
[15]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65页。
[16] （三国）韦昭：《国语解叙》，《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61页。
[17] （清）朱彝尊：《经义考》209卷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71页。
[18] （唐）孔颖达：《左传注疏·哀公十三年》，“吴晋争盟，乃先晋人”疏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4页。
[19] （唐）孔颖达：《左传注疏·襄公二十六年》，“栾范易行以诱之”疏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2页。
[20] （唐）刘知几：《史通·六家》，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21] 语见《唐人辨伪集语》，顾颉刚主编：《古籍考辨丛刊》，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76页。
[22] 赵匡之言见《唐人辨伪集语》，顾颉刚主编：《古籍考辨丛刊》，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72—82页。
[23]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非国语下》，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28页。
[24] 司马光父子、李焘、陈造等人的意见均参阅朱彝尊《经义考》第209卷，乾隆四十二年刻本，第1—3页。
[25]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26]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27] （宋）叶梦得：《春秋考》卷三《统论》第一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0页。
[28]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12页。
[29] 此三人的观点分别参见高嵣《高梅亭读书丛抄·书国语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吴汝纶点勘，吴闿生辑《姚姬傳全集·〈辨郑语〉》，线装本；赵翼：《陔余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
[30] 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儒藏·孔孟史志》第13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31] 参见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292页。
[32] 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章氏丛书》第一册，浙江图书馆校刊1919年版，第2页。
[33] 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34]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19页。
[35] 孙海波：《国语真伪考》，《燕京学报》1934年第16期。
[36] 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73页。
[37]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38] 傅庚生：《国语选·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39]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1页。
[40] 杨伯峻：《左传成书年代论述》，《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41] 王树民：《国语的作者和编者》，《国语集解》附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
[42] 沈长云：《国语编撰考》，《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25—338页。
[43] 谭家健：《关于国语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44] 张以仁：《先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45] 张以仁：《先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46]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八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97页。
[47] （元）李淦：《文章精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48] （元）陈绎曾：《文章欧冶》，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二册，第1300页。
[49] （明）屠隆：《由拳集·文论》，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三册，第2298页。
[50] （明）王守谦：《古今文评》，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三册，第3121页。
[51] （清）方以智：《文章薪火》，王水照：《历代文话》第四册，第3208页。
[52] 袁津琥：《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14页。
[53] （清）顾云：《盋山谈艺录》，王水照：《历代文话》第六册，第5851页。
[54] 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55] 黄永堂：《简析〈国语〉散文创作的独特成就》，《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56] 王增文：《试谈〈国语〉记言的特点》，《商丘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
[57] 王寒冬：《〈国语〉记言体辩》，《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58] 李丹：《柳文与〈国语〉说理艺术之比较》，《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59] 朱世业：《〈国语〉之觐言与行人辞令》，《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60] 陈鹏程：《试论〈国语〉的外交辞令》，《新余高专学报》2008年第3期。
[61] 唐健康：《试论柳宗元之文趣说》，《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62] 唐爱明：《〈国语〉说理艺术撷英》，《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63] 万平：《〈国语〉叙事刍论》，《北方论丛》2000年第6期。
[64] 赵玉敏：《“春秋笔法”与〈国语〉的历史书写》，《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65] 汪耀明：《〈国语〉记言写人》，《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66] 董淑朵：《“红颜祸水”的文学艺术表现——以〈国语〉骊姬为例》，《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67] 许全亮：《〈国语·召公谏弭谤〉的形象塑造艺术》，《现代语文》2005年第12期。
[68] 马婷婷：《〈国语〉、〈左传〉、〈史记〉中的晋文公重耳形象比较研究》，《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