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国语》文学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国语》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极为重要的“语”类文献和历史资料汇编。全书共21卷，记事起于西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穆王征犬戎，止于周贞定王十六年，即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智伯。内容涉及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重大事件，以及人物的事迹言论。通常认为，《国语》或成书于战国初年，最初的编撰者为左丘明，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1]由于左丘明被公认是《左传》的作者，故而《左传》和《国语》便有了不可分割、极为密切的关系，以致被班固、王充等人视为“春秋外传”。《汉书·艺文志》亦将其列为“春秋类”，肯定了其准经典的地位，汉代的郑众、贾逵等以治《左传》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家，都曾经为《国语》作注。
到了晋代，学者们开始怀疑《国语》的作者并非左丘明，随即，对“春秋外传”的提法也开始质疑了。故而，《国语》准经典的地位也随之有所下降。刘知几的《史通》虽然也肯定了《国语》的崇高地位，说它是“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2]，但毕竟把它从“春秋类”剔出，而自成一《国语》类，把它当成国别体史书来对待。到纪昀编修《四库全书》时，《国语》又被归为了“杂史类”，地位再次下降。
究其原因，首先，历代学者认为，《国语》思想庞杂，虽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中间杂有墨家、道家和法家等思想，不被统治者所认可。既然不能成为儒家所认定的经典，也便不能成为封建科举考试的必考书目，所以后世研读的人并不多，即便是研读《国语》的学者如柳宗元、苏轼等人，对《国语》的思想也多持批判的态度。
其次，历来研究《国语》文学价值的学者大都把它和《左传》相提并论，进行对比研究，多数也是扬《左传》而抑《国语》。对于《左传》的叙事之最，文辞之胜，从古至今可谓是众口一词、无一例外地给予赞美。但对于《国语》，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赞美者有之，如柳宗元说：“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因世之所耽嗜不已也。”[3]但更多的是贬低，朱熹说：“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萎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4]又说：“《国语》说得絮，只是气衰，又不如战国文字更有些精彩。……《国语》文字极困苦，振作不起。”[5]客观地说，《国语》在叙事、写人艺术方面确实与《左传》有相当大的差距。虽然这是由两书的体例和编撰目的所决定的（见下文辨析），但这确实也影响了《国语》的文学地位。以致历代文章家、文章选家很少选录《国语》中的文章，也很少论及。所以，《国语》的文学研究在古代是非常薄弱的。时至今日，也没有出现一部专门探讨《国语》文学特色的专著。台湾张以仁教授的《国语左传论集》和顾立三的《左传与国语之比较研究》都是结合《左传》来谈《国语》的。前者只是一部论文集，共收录了作者陆续写成的五篇文章，其中《论国语与左传的关系》和《从文法语汇的差异证国语、左传二书非一人所作》两篇都是结合《左传》来谈《国语》的，专门探讨《国语》的文章只有《国语辩名》《国语旧注范围的界定及其佚失情形》《国语旧音考校》三篇，说不上什么系统。顾立三的著作在论及《国语》时，更是时刻不离《左传》，全书分两篇，上篇为《左传与国语撰写取材之比较》，下篇为《左传与国语对于历史事件记载之分析》，扬《左传》而抑《国语》的倾向十分明显，故而对《国语》的论述和评价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这种遗憾也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大片学术研究的空间，这就是这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二）选题的意义
研究《国语》文学的意义，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通过考察《国语》的说理方式及其艺术成就，把它放在中国散文发展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国语》不再只是《左传》的附属品，而是中国散文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
长期以来，《国语》作为《左传》的附庸而存在。《国语》成书在《左传》之前，但很多文学史著作都把它置于《左传》之后加以论述。普遍认为其艺术成就不及《左传》，而不加深究。谈《左传》可以不谈《国语》，然而，谈《国语》却必定要论及《左传》，故而《国语》的独立性无形中被消解了，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国语》在先秦散文中的独特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国语》是研究春秋时期，我国不同区域散文发展状况的活化石和活标本，具有任何其他先秦文献所不能取代的独特地位。
《国语》分国记载了周、鲁、齐、晋等八国史事，又没有经过编撰者统一的润色，从而保存了春秋时期各国散文的原貌。各国文章风格不同、各具特色。对此，陶望龄、崔述、刘熙载等人多有论述。熊宪光也发表过《〈国语〉风格，南北异趣》一文，专门探讨这个问题，最后得出《国语》为春秋外传乃无稽之谈，以及《国语》成书当在《左传》之前的结论。[6]所以，《国语》为我们研究春秋时期不同地域的散文风貌，提供了依据。
2.从散文发展的过程来看，《国语》上承《尚书》《春秋》，下启《左传》《战国策》，其文学史的地位不容取代。并且它是代表我国西周、春秋时期散文水平的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尚书》《春秋》和《左传》并不能代表西周、春秋时期的散文水平。
《尚书》的典诰文体形成于商代，《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说明周初之人还可以读到不少商代传世典籍。这种文风形成以后，就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并对后人产生一种示范作用。通俗地说，就形成了固定的公文格式。所以，《虞书》《夏书》《周书》都是仿《商书》而写的。它们之间虽然相差数百年，但在散文文体方面看不出多大的变化。《汤誓》作于公元前16世纪，而《秦誓》作于公元前627年，相差千年，文体风貌却如出一人。再用《秦誓》和《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悔过之语相比，两篇辞文相差更远，可见《秦誓》是模仿《商书》的典诰文体。所以，《尚书》只能代表商代的公文写作水平，决不能代表西周、春秋时期的散文水平。
《春秋》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记，是各国史官普遍遵守的一种特殊笔法。语言虽凝练，但谈不上什么散文艺术，因为它没有内在结构可言。这种用特殊笔法写成的《春秋》，当然不能作为春秋时期散文写作水平的代表。
《左传》虽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众多史料，《春秋集传纂例》言左氏“得数国之史，……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7]但《左传》全文还是出于作者一人之手，故而全书风格一致，所以《左传》只能作为战国前期散文水平的代表。
真正代表西周、春秋时期散文水平的只有《国语》。《国语》中有11篇西周文章，其中《周语》十篇，《郑语》一篇，从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散文发展概况；有五篇战国文章，即《晋语九》最后五章，暂置不论；其余227篇文章全部写于春秋时期，是春秋时期散文水平的真实反映。这些文章的年代都要早于《左传》，拿它们和《左传》相比，从而轻率地得出它们的成就不如《左传》而长期弃置不顾，实在甚为惋惜。
3.《国语》的性质是一部记载“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8]的“语”书。《说文》云：“语，论也。直言曰言，论难曰语。”故而《国语》是一部议论总集，是作为一种教材使用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国语》置于中国早期论说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可以发掘《国语》的更多独特之处，更能客观地认识《国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取得的独立成就。这样对待《国语》才更加客观公正。至少比把它和《左传》相比而一味地贬低更加有意义。
中国先秦的说理散文发轫于《尚书》，最终成熟于战国诸子著作。而《国语》是连接二者的纽带，有着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尚书》可信的文章现存28篇，其中《尧典》《禹贡》《金縢》《顾命》四篇侧重叙事，《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五篇是誓辞，《皋陶谟》《西伯戡黎》《微子》《洛诰》四篇是对话，其余15篇是比较典型的说理文。其中尤以《盘庚》、《无逸》、《洪范》为其代表。读《盘庚》三篇，我们感受到的不是以理服人和循循善诱，而是“罚及尔身”般的恩威并重，是最高统治者无上权势的威慑力，以及对下级民众严厉镇压的残酷。《无逸》虽然称得上是在讲道理，但周公在提出论点之后，仅仅回顾殷代兴亡和文王辛勤治国的历史来证明“无逸”的重要性，以古为鉴还停留在具体的事例上，还不知从以往的事例中概括出普遍的规律和原则。只有《洪范》算一篇成熟的说理散文，但在《尚书》中仅此一例，代表不了《尚书》的整体说理特色。
《国语》较之《尚书》要明显成熟得多。首先，说理由直观经验向抽象概括过渡。《国语》中的大部分篇章，已不再像《尚书》中的《无逸》那样，仅以前代圣王的直观经验来作为论据了，已开始注重从同类事件中析出普遍性的规律和道理来，这是说理文的一个巨大飞跃。如《楚语下·子常问蓄货聚马，斗且论其必亡》斗且廷见令尹子常，从令尹子常“问蓄聚积实，如饿豺狼”的表现，推断出楚若不亡，令尹必死的结论。斗且首先点出积聚物资的普遍原则，所谓“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马不害民之财用，国马足以行军，公马足以称赋，不是过也。公货足以宾献，家货足以共用，不是过也。夫货、马邮，则阙于民，民多阙，则有离叛之心，将何以封矣。”以此作立论依据和评定是非的标准，接下来以子文和子常作了多方面的对比，得出子常严重违反上述原则的结论。最后说：“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用这一比喻作结，指出子常若不知收敛，改弦更张，必死无疑。可见《国语》中说理文的抽象思维和概括能力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这对说理文来说，无疑能增强文章的理论含量，拓展说理文的思想深度，而《国语》中像《楚语下·子常问蓄货聚马，斗且论其必亡》这样的文字是非常多的。
其次，说理文体制的诸要素已完全具备。《国语》中大部分说理篇章若是去掉前面的背景文字和结尾的叙事部分，俨然就是一篇独立的说理散文。首先提出中心论点，然后用演绎法或归纳法加以论证，逻辑严密，层次清楚。《周语上·召公谏厉王弥谤》《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等皆是如此。
第三，由于《国语》是一部语书，说理不需要为叙事服务，故可以独立成篇，不受故事情节的限制。这一点和《左传》恰好相反。《左传》中的说理都是叙事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故而在说理时就不能肆意展开、充分论证，而要注意是否能和故事情节融为一体。两书的这种本质差别造成了《国语》不同于《左传》的说理风格。因为《国语》在说理时不需要考虑《左传》说理时的顾虑，故而能够辩博无碍，旁征博引，充分论证，其总体风格就是繁富。关于《国语》的繁富要作客观评价，不能一味加以贬斥。陈骙《文则》中说：“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署言，则文贵其简也，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读之疑有阙焉，非简也，疏也。”[9]其实繁简是相对的，文章亦不是越简越好。张镃《仕学规范》中引欧阳修之语曰：“且文章岂有简繁也？意必欲多，则冗长而不足读；必欲其简，则僻涩令人不喜读。故可谓之，文如风行水上，出于自然也。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10]《国语》虽论证繁富，亦大多出于自然，而不是有意于繁。因为《国语》中某些议论的篇章要比《左传》还要简略。因此繁简的差别，并不是评判两书说理优劣的唯一标准。《国语》说理繁富，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故而一味认为《国语》说理失之繁，是有失偏见的。总的说来，《国语》说理风格和《左传》相比有如下不同：第一，《国语》说理较《左传》充分，《左传》由于其说理要和叙事结合在一起，故而它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言辞犀利，不容辩驳，显得紧凑而有说服力。《国语》则表现得从容不迫，能做到正反多方面论证，说服力更强。第二，《国语》说理风格较《左传》厚重。在论证中，《左传》除引《诗》《书》外很少引用其他典籍，而《国语》却旁征博引，显得厚重而有深度。这一点区别，在后文将有细致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此处不再展开。
其二，从西周始，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出现了一种“规谏”的风尚，这种风尚的形成和普遍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崇礼敬德以奉天”观念的形成。统治者不再一味地遵循天命的安排，所谓“天命靡常”，他们必须以崇礼敬德来延续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故而他们在行为失德之时，便自然会招致臣下们的劝谏。第二，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为大量规谏行为的产生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三，君臣关系的新发展，也使得臣子有义务针对国君的违礼失德行为进行规谏，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考察《国语》，臣子规劝君主的章节，就有近80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还多。比重之大，令我们不能对此忽视。并且这些规谏，形式风格多样，都能发人深省、令人警觉，而收到良好的规谏效果。这已经成为《国语》中一道独立的风景线。可惜当前学者在探讨《国语》的艺术成就时，对此问题探讨不多，挖掘不深。有数篇论文讨论此问题，但大多是以一种赏析的眼光来分析它们的妙处，而没有探讨这种风尚出现的原因，更没有论及它们对《左传》以及《战国策》等后世散文规谏艺术的影响。可挖掘的空间还相当大，故而对此进行探讨，庶几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其三，《国语》在叙事、写人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是一个老问题，历代前贤、当今师长、同辈对此问题也探讨颇多，但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学者不怎么注重《国语》的叙事写人，注重的是《国语》的说理艺术。柳宗元、王世贞等人不但对此服膺不已，更从中多方面汲取营养。新中国成立以后，学者们开始注意《国语》在叙事写人上的艺术成就，撰写文章加以论述。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区，那就是在论述中不由自主地以史传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国语》的叙事写人。更明确地说是以《左传》为标尺。在研究《国语》的叙事艺术时，说它叙事完整，脉络清晰；结构安排上针线绵密，裁减适度；场面描写，张弛有度，精彩纷呈，具有艺术创造能力，具有合理的想象与虚构。我们读这每一条概括，从中都能感受到说的是《左传》，虽然论的是《国语》，从而《国语》本身叙事写人的独特性就被消解了。因为《国语》和《左传》在叙事写人的方式上、目的上都有根本的不同，故而简单地以《左传》的标准来要求《国语》是不恰当的。虽然按照一般史传著作的要求来框套《国语》，亦能找到例证。如说《国语》情节紧凑，故事完整，就用“骊姬之难”“重耳之亡”来证明；说到场面描写，就用“晋吴黄池之会”的场面来证明；在谈到《国语》写人艺术时，也一味地说《国语》写人艺术高妙，人物性格鲜明而完整，多会拿骊姬、重耳、范蠡来证明。我们不能说他们的这种证明不对，而是说上述所概括的《国语》叙事写人的成就只是其中的特例，不能概括整部书普遍的特征。故而，以削足适履的方式研究《国语》的叙事写人是吃力不讨好的。立足《国语》的实际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关于《国语》的叙事研究，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有的学者认为《国语》把关于某一件事的所有材料编排在一起，使这件事叙述详尽、脉络清楚，查看申生之死，重耳之亡便知。其实，作者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乃是体例使然。说到编排目的，便是要为表达作者所持之道理服务。说道理、明借鉴是《国语》的中心任务，叙事是为说理服务的。材料安排的依据和主脑不是事件本身的线索和逻辑，而是主宰它们的“理”。
第二，叙事与说理的矛盾统一。《国语》中有很多预言，都是预言者根据行为者的言行来预测和评判他们的祸福的。这些内容一直被后世称为无稽之谈。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被预言者的言行通常不是导致他们祸福吉凶的根本原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仲山甫把周亡的原因系于宣王料民之后，让人感觉是周厉王、灵王的倒行逆施不足以使周灭亡，而宣王的料民才是周灭亡的根源。柳宗元的《非国语》对此说得很明白。这就使《国语》的叙事和说理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表面上让人不得其解，但是，编纂者的儒家礼治思想和他所秉持的劝善惩恶的原则是我们解开这个矛盾的钥匙。
第三，《国语》的叙事简洁，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骊姬之难、重耳之亡是其中的特例，不能改变《国语》的整体风貌。这种叙事风格的客观效果使它和说理部分融为一体。说理前的背景介绍，能使读者了解事件的起因，而最终的结局对说理者结论的印证，更能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叙事部分已不是独立存在的部分，而成为说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这一效果来看，叙事和说理又是矛盾统一的，都统一在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之下。
接下来谈《国语》的人物形象塑造。
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并不是《国语》编撰者的初衷，如果说《国语》在写人艺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话，恐怕只能算是无心插柳，是作者额外的收获吧。总的说来，塑造人物并不是《国语》的特长。若论成就，《国语》中恐怕只有骊姬、重耳、申生、赵文子、公父文伯之母差可与《左传》的人物形象相提并论。但我们探讨《国语》的写人艺术时，总不能时时把上述几人挂在嘴上，而是要实事求是，从《国语》的现状出发，去发现《国语》中人物的特色。
首先，典型化、单一化的人物形象塑造。很多历史人物在《国语》中的亮相可能只有一次。但就是这仅有的一次，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究其原因，就在于作者善于在特写镜头下展示人物性格中最光彩、最独到之处。正面、反面人物均是如此。祭公谋父的崇德遵礼，内史过的见微知著，季文子的克俭为国，仲孙它的知错能改，等等，虽在《国语》中一闪而过，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很深。本书的重点即在于分析这类历史人物。《国语》的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对后代也不无影响，《世说新语》对魏晋名士的塑造，以及中国小说塑造人物所常用的方法如出场定型等，都发轫于此。
其次，在多组材料的参照对比中展示人物性格的矛盾及其发展，塑造出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国语》中的一部分人物形象是在多篇材料中多次出现的，其在不同的材料中所表现出的性格特征也是不同的。如晋文公的雄才大略、阴险奸诈、睚眦必报等不同性格就分散于不同的材料中。所以，我们分析《国语》中的人物，只有把与之相关的各种材料放在一起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作者这样做的根源，就在于人物的性格和言行要服务于作者所表达的道理。如对郤至的描写，一则材料写他在鄢陵之战中对楚恭王行礼，是为了说明真正的将军要勇而知礼。而在另一则材料中由郤至本人亲口说出这件事，却是为了表达作者对郤至自夸的批判。
其四，通过对《国语》语言风格及艺术的分析，准确认识西周及春秋时期，我国说理散文的语言发展水平，正确认识《国语》的语言艺术成就，正确估量《国语》在语言上对《左传》及后世史传文学以及说理散文语言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