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檀香刑》、《生死疲劳》文本中的“民间资源”

对莫言小说来说，如果“本土化”更像一个笼统而无法把握的哲学命题，有诸多难以辨认、讨论的“歧义”和“难点”，那么“民间资源”说则呼应了他创作的转移态势，奠定了“撤退”的某种“合理性”基础。近年来，莫言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民间写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无论他写什么，都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有本质的区别”。“《檀香刑》在结构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具体地说就是借助了我故乡那种猫腔的小戏”[28]。他承认，“关于民间，现在也存在着许多误解”；但他相信，“提到民间，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的东西来写”，并加强了肯定语气，“民间写作，我认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强调个性化的写作”[29]。“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30]。如果说，“《檀香刑》既是一部汪洋恣肆、激情迸射的新历史小说典范之作”，以“民间化的传奇故事”，充分展示了“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独特性”（洪治纲）[31]，“这种民间戏剧”，来自“高密东北乡的民情、民性和民魂”　（张学昕）[32]，对于熟知莫言小说，同时因无法对“历史的终结”作出有效反应的中国文学深感揪心的人们来说（陈晓明）[33]，《檀香刑》、《生死疲劳》的出版显示了“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神圣的‘认祖归宗’”的“仪式”[34]，“是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反动”，它是“真正民族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来自民间、献给大众的小说”[35]。按照出版社的宣传提示去理解，它们将意味着启动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又一个令人激动的“未来”。

《檀香刑》和《生死疲劳》的确是经历了当代中国文学二十余年来艰苦探索和诸多教训的重要之作，它们不光是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同时又是从作家个人立场出发而试图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实验、突破和挣扎作出的带有综合意思的“反省”。它反抗“理论符号”和“流行写作时尚”，拯救真正的“个性化写作”，同时自觉去发掘隐藏在社会生活深处的个人经验，而这一切正来自“感觉到还有许多让我激动的、跃跃欲试的创作资源”的巨大动力（莫言语）。这是这两部小说的最为难得之处。

发掘隐藏在社会生活深处的个人经验需要锐利的眼光，也不是“民间资源”都能概括的。批评家注意到，“复调型的民间叙事形态是莫言小说的最基本的叙事形态”，而“近年来小说创作风格的变化，是对民间文化形态从不纯熟到纯熟、不自觉到自觉的开掘、探索和提升”的结果[36]；有的论者认为，民间文化有四种类型，因而，“参照本土经验的分析”，并选择“一个自内向外、自地方到整体这样的视角，是我们考察民间审美意义的一种有效方式”（王光东）[37]。但“民间”的提倡者并不完全同意这类说法。“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并不是虚拟的”，不需要它“降临”民间社会，“照亮”后者的价值。“民间”的意义不是指“被用来寄寓知识分子的理想”，而“现实的自在的民间只是我们讨论的民间文化形态的背景和基础”，最能够“生发”出意义的则应该是那种“被严格限定在文学和文学史的范畴”里的“民间”，所以，“要说明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也只能通过作家的具体创作及其风格来证明”[38]。针对“庙堂文化”出于自保而打压、排斥“民间文化”，从而导致了后者鲜活的文化形态彻底萎缩的那个年代，上述“判断”带有反省历史的性质，当然，也以新颖的视角丰富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但是，从当时讨论的语境看，将知识分子/官方、民间/庙堂作为处理复杂文学现象的对立性词组来运用，尤其是所举的单独、罕见的例子，却也给人比较简单化的感觉。这次又从具体语境中拿出来讨论牵涉面更广的问题，是否反而造成了概念和表述之间的缠绕、分析的持续疲乏，以及讨论对象与问题本身的混沌难分状态？也同样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莫言曾直言相告，“民间这个问题确实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民间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看谁也无法概括出来”，他从来“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但当有人问起“回到民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时，他却改而告知：“它的意义就在于每个作家都该有他人格的觉醒，作家自我个性的觉醒。”[39]马上又返回刚被“民间”提倡者所否认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上。一会儿要“参照本土经验”、“自内向外”地考察“民间”；一会儿却怀疑知识分子对“民间”的“降临”、“照亮”的主体作用，说“民间”在文学、文学史中才有讨论价值；一会儿又反其道而行之，既强调“不教化”的非价值立场，又肯定作家的“人格觉醒”的价值标准……值得惊讶的是，时间未出三五年，关于“民间资源”的解释为何会流派纷呈，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性？由此不能不想到：人们还能否在同一历史空间中讲话和对话？我想，这种疑虑的出现是很自然的。因为，更大的质疑证明了这一点。在一篇“对话”里，我们听到了对“民间资源”论几乎具有瓦解性的言论：在早期小说《大风》、　《欢乐》、《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从直接的生存体验出发，似乎随意抓取一些天才性的语言纵情挥洒”，“这种语言背景虽然没有鲜明的旗帜标志它具体属于哪一种语言传统”，但正因为如此，他的创作“才显得十分自由，从而更加有可能贴近他文学创作爆发期的丰富体验”。“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近来的创作相对来说是一种退步”，即从“一种混合语言背景”退回到“所谓民间语言的单一传统”，他是在“刻意依赖一种非西方（非欧化）非启蒙的语言”。为此，对话者之一郜元宝激烈地质疑道：“莫言所引入的传统语言如说唱文学形式，究竟是更加激发了他的创造力，还是反而因此遮蔽了他自然、真诚而丰富的感觉与想象？”另一位对话者葛红兵试图辩解：《檀香刑》的“声音”，明显在“颠覆五四对民间话本小说、戏曲语言的拒绝乃至仇恨”，这种“声音”不是莫言个人的，“它是我们民族在数千年的生存历史中逐渐找到的”，“莫言发现了它”。但是，前面的论者对这种“发现”并不买账：“我还以为应该警惕两个概念：一是民间，它是一个很大的文学史的或者哲学的概念，不能仅仅理解为具体的文学创作；二是莫言所说的‘中国风格’，这是一个具有危险性和蛊惑力的概念。”他担心：“在某些文人学者呼吁对‘全球化’作出反应的今天，中国文学中仅仅出现了这种对声音的重视，对民间的重视，对‘中国气派’的追求，这难道就是中国文学对‘全球化’所能作出的惟一的回应方式吗？”[40]……有趣的是，就在文学批评接连不断怀疑小说实际成就的情况下，人们在2006年7 月17日新浪网“读书频道”、当当网的“新书推荐”中，却听到了与之截然不同的议论。前者称莫言的长篇新作《生死疲劳》通过“叙述者”的眼睛，让人深刻“体味”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变革”；后者在“划时代的史诗性巨著”的通栏标题下，介绍了这部小说，肯定它的写作“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该栏的编辑还写道，从中又“听到了‘章回体’最亲切熟悉的声音”，云云。据说，该专栏在很短时间内就被网友“点击”了“39137次”，可见这部小说在广大读者中反响之“火爆”的程度……

然而，按照我们的理解，“文学批评”家族从来都混杂着多种人员和不同的表述，既有学院派的批评，也有来自文坛圈子的批评，还有纯粹属于“读者”的批评，以及网友批评等。在多种层次的批评中，“民间资源”当然会有更加混杂甚至截然不同的解释，负载着不同的文学诉求，这是原不足怪的。而莫言在《檀香刑》、《生死疲劳》中对创作“资源”的思考、探索和艺术实验，就处在这些分裂性话语的巨大争夺之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我们是从两部小说中“理解”了今天的“莫言”，还不如说是众声喧哗的“批评”重新描画了这个矛盾多变的“莫言”的形象；或者正好相反，是作家与众不同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塑造”了今天的“文学批评”，为它们提供了源源不断且充满对立气味的各种话题。对小说，尤其是对作家来说，他（它们）永远都处在文学批评的鼓励、压力、质疑、反对或赞美当中。某种意义上，他（它们）与文学批评既是对手，又是同路人，既是对话者，同时又站在难以对话的巨大鸿沟的两端——这是任何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复杂“现实”。

不过，对“具体”的作家创作来说，“民间”的经验从来都不是“同质”的，正如它也不是绝对“异质”的一样，这已反映在20世纪中国文学纷繁复杂的有关“民间写作”的论述中。它的“中国气派”的艺术追求，并不必然地直接去回应“全球化”的宏大叙事。“天才性地”、“十分自由”和不受任何束缚的“纵情挥洒”，即使有再多“爆发期的丰富体验”，也未必就能向复杂、多层次、有挑战性和相对更加成熟的伟大文学文本靠拢。在今天，对于作家具体的创作来说，更为紧迫的可能恰恰是“写作问题”，而非新的“概念预设”问题，它恰恰应该警惕和防范以“语言”为中心（过去是以“民间”为中心）的批评概念对它鲜活、生动和个体经验的新一轮的覆盖与损伤。在上述情况下，坚持继续重返作家个人生活痕迹上的“民间”，从大量沉埋于民间说唱文学的尘埃中（例如蒲松龄、家乡口头传奇的“传统”）汲取新的表现形式、想象力、话语形态和写作可能性，与将这些东西在文学势力、文学舆论的逼迫下“旗帜化”、“姿态化”，是需要同时注意的两个方面。我以为，这样的意见也许更显得珍贵：“对莫言来说，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讨论他所选择的语言传统本身如何如何，而是应该仔细分析民间语言资源的引入对作家个人生存体验带来的实际影响。莫言所引入的传统语言如说唱文学形式，究竟是更加激发了他的创造力，还是反而因此遮蔽了他自然、真诚而丰富的感觉和想象？”（郜元宝）但是，什么是“自然、真诚而丰富的感觉和想象”，什么又是“语言传统”，这些本来就缠绕不清的问题，也需要拿到更严格的层面上来辨析和处理。

《檀香刑》和《生死疲劳》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不是它们单凭个人才气，同时还借助丰富渊博的“传统资源”加以转喻、提升和整合的非凡写作能力。仅就一个世纪而言，乡村小说题材中恐怕还少有人如此从“大叙事”角度（鲁迅、赵树理所选取的只是某个精彩的“横断面”；而与莫言有同等艺术气象的恐怕要数贾平凹、陈忠实两人）来揭示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迁的。但它们也有“英雄主义同时又是农民意识”（包括前期某些小说）的“格局”（王炳根）[41]，“创作心理上不健康的粗鄙习性”和缺少限制的“语言粗糙”（陈思和）[42]。在对作家小说创作“跟踪式”的评述中，文学批评觉察到不少小说“对这个时代本质的切入无疑又是准确而深刻的”，虚拟、写实相混合的手段，“没有把读者推离时代和现实”，反而体验到它“复杂得无法归纳和总结”（吴义勤）[43]。随着批评家对作品的阅读，关切莫言的读者当会明白，“《檀香刑》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向”，“莫言不再是小说家——一个在‘艺术家神话’中自我娇宠的‘天才’，他成为说书人”，他“处理的题材是各种历史论述激烈争辩、讨价还价”，并甘愿与“唐宋以来就在勾栏瓦舍中向民众讲述故事（赵树理也曾自认是‘地摊作家’）的人们成为了同行”（李敬泽）[44]。另外，也有论者认为，它其实是“一部外表华丽、实质苍白的游戏之作”，是“才华的消费”、“华丽的苍白”和“优点突出，缺陷明显”的小说（邵燕君、李云雷等）[45]……但书中对已从今天绝迹的钱丁等传统“士绅生活”的细致描写，对乡里俗人那贫贱快乐委婉曲折的说唱叙述，令人怀恋，它也得到众评论家的欣赏。而《生死疲劳》对由人变驴再变为牛的主要“叙述人”百折不挠、忍辱负重精神状态一唱三叹式的细嚼、体察、同感和悲天悯人，也叫人掩卷感动。当然，还会有“主观性很强的叙事方式”、“人物的心理和行动的叙写是粗疏、简单的、缺乏可信性的”、“这显然不是中国读者习见的‘民族’风格和‘民间’做派”的简单指责（李建军）。后者的论点既觉得可以理解，也或者有些许不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千百年来何不如此，更遑论与我们同在这烟火和生死人世间的作家？但从《檀香刑•后记》中急于“表白”与“民间说唱形式”血脉亲缘关系的文字中，又分明透露出极易被抓住“酷评”的某些成分。它或许是出自破碎后的“整体历史”的自我警醒、自况，又反映出希图“重返”那个被整体历史压抑、改写的原先的“大过去”、“大传统”时所投去的深情的一瞥和眷恋。而且从“火车的声音”、“一九〇〇年”、“我们村庄”、“地方猫腔”、“广场空无一人”等感性材料和重叠记忆中，隐约看出作者力图复活和呈现“各种历史论述激烈争辩”，理解“历史是戏”、“戏是现实”，同时理解“无论生死，人永远要承受一切”“就是生活的真相”的无奈与挣扎。它们不仅指向浩渺和深奥的历史时间形态，而且也指向他本人的“内心状况”。

文学批评是对作品“第一时间”的阅读，是与作家的“对话”，但从来都是混合着“当下”时代意识、文化气候、文坛意气和个人痕迹的书写形式。可以看出，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第一”、80年代“文学自主”等二元对立式的批评模式明显不同，当前对莫言的文学批评显然是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的直接产物，它恢复了“文坛批评”的本来面目。文学批评从不承认对作家的“跟帮”角色，它最大的野心，就是通过“作家作品”这一个案来“建构”属于批评家们的“历史”。因此，在大量莫言小说的批评文章中，有的主观地把作家纳入自己的判断、预设、感受中，让作品在失去主体性的情况下充任“见证历史”的“材料”或“旁证”；有的根据时代、文学的变化，“跟踪”作家创作的阶段和调整的步伐，作出“有效”的针对文本的评价和裁决，与作品发生“强烈的共鸣”并施以“设身处地”的分析，然而，也可以根据某些理由对这些“变化”重新推翻；有的以认可、赞同的方式，证明个人批评的始终“在场”，以作家本人的“声望”来决定观点的轻重、分寸和“结论”。正如批评会影响读者，读者也在潜在影响（如时尚、广告、酷评和猎奇风气等）批评，成为它文本内外的“杂语”，组成批评界驳杂难分的生存面貌。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批评都声称是对作品文本最真实、客观和贴切的体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它们对作品这一部分的夸大和对另一部分的简缩；选择有利于批评基点的例证，或是作品本来突出的优点反而被稍微降低。根据我们的理解，这都属批评的“正常范围”，本来就是批评的“风格”。但无可置疑，这些年来的对莫言作品的批评已经深刻影响了文学史的写作，成为撰写者在考虑叙述框架、展开问题和形成定论时无法绕开的重要“观点”、“参照”，并具有某种强烈的“暗示”性作用。但文学史家也在拒绝文学批评话语更露骨的入侵，排除它的话语干扰。例如，有的文学史著作在评述《丰乳肥臀》这部小说时，接受了“奔放热烈”的“传奇性经历”、“丰沛的感觉和想象”、“感性体验”、“野性生命力”等批评话语，但拒绝在前面冠之以“伟大”、“重大的转向”、“震撼”和“史诗性”的夸张命名（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有的文学史选择这样一些词汇进入对莫言的叙述，如“家族回忆”、“民间价值”、“生命力”、“暴力”、“草莽特点”、“性爱”等，同时又尽量避免对这些判断做更大幅度的价值“提升”（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另外还有文学史著作，由于受到文学批评的“影响”，增加了介绍作家创作的篇幅，并把批评所“发现”的“童年视角”作为分析《透明的红萝卜》的基本立足点，然而也仅此而已（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由此可见，文学史在借鉴和吸收文学批评成果的同时，也在“控制”、“过滤”、“纠正”或“修补”它的过度“叙事”。像文学史一样，20多年来“批评”一直在冲荡、影响莫言的“写作”，给他的写作过程带来了某些“阴影”，“批评话语”在纷纷进入他的小说，成为某种驱之不去的艺术想象“因素”。与此同时，他也在反抗、摆脱着这些话语的改造和侵蚀，顽强地擦去留在作品文本表面的某些细微锈斑。例如，他终于抵御了“魔幻现实主义”等示范文本对个人创作的强大诱惑，毅然从批评话题的强势作用中重返“小戏猫腔”；又如他尽管赞成关于“民间资源”的说法，一定程度上也认可由此而来的“评定”，但又竭力反叛“概念”的压力和“话语”的篡改，强调其“感性”、“多面”等复杂的方面……以上种种，都让我们想到，漫长的文学史其实一直在重复着这些作家、批评家之间的陈旧“故事”。这是他们之间激烈争辩、驳难、分歧、合作、阐释和叙述时的话语游戏。就在这一话语游戏中，多少作品进入“正典”或“异类”，又出人意料地出现位置的更换，多少新的作家匆匆露面，多少老的作家黯然沉落，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是，不管作家是否愿意，文学批评都在对他做各式各样的文学史“定型”，并通过这一工作使自己的话语坦然载入皇皇史册。因此，所谓的文学批评史，无非是对作家创作一次次的“当下”评述，同时又是对这些评述的修改、变更和增删的过程；而作家留给后人的“创作史”，可以说就是批评家对作家主观愿望和创作意图的“改写史”。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文学“规律”。

本文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作者简介：程光炜，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核心学术杂志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艾青传》、《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等十余部。主编大型丛书《文化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八十年代研究丛书》等十余种。其2005年以来，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研究》等核心杂志主持“重返八十年代”栏目，对当代文学领域中的80年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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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晓冰编选：《莫言研究资料•附录》，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5页。

[3][美]金介甫：《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查明建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4]徐怀中、莫言、金辉、李本深、施放：《有追求才有特色——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5]陈思和：《历史与现时的二元对话——兼谈莫言新作〈玫瑰玫瑰香气扑鼻〉》，《钟山》1988年第1期。

[6]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

[7]同上。

[8]雷达：《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文艺学习》1986年第1期。

[9]朱向前：《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人民日报》1986年12月8日。

[10]胡河清：《论阿城、莫言对人格美的追求与东方文化传统》，《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5期。

[11]周英雄：《红高粱家族演义》，《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

[12]莫言、陈薇、温金海：《与莫言一席谈》，《文艺报》1987年1月10日、17日。

[13]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14]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

[15]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上海文学》1986年第4期。

[16]李陀：《现代小说中的意象——序莫言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

[17][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页。

[18]李陀：《现代小说中的意象——序莫言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

[19]莫言：《〈丰乳肥臀〉解》，《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2日。

[20]转引自张军《莫言：反讽艺术家——读〈丰乳肥臀〉》，《文艺争鸣》1996年第3期。

[21]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22]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23]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读书》1999年第3期。

[24]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述——莫言论之一》，《钟山》2001年第5期。

[25]张军：《莫言：反讽艺术家——读〈丰乳肥臀〉》，《文艺争鸣》1996年第3期。

[26]李建军：《必要的反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27]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8]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论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29]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30]莫言：《〈檀香刑〉后记》，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31]洪治纲：《刑场背后的历史——论〈檀香刑〉》，载《守望先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32]张学昕：《“地缘文化”：中国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话题——读莫言小说〈檀香刑〉所想到的》，《作家》2004年第5期。

[33]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历史的终结”一说，是他经常用来批评当前中国文学“危机”的一个观点。

[34]以上均来自小说《生死疲劳》、《檀香刑》封底的“宣传词”，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35]同上。

[36]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述——莫言论之一》，《钟山》2001年第5期。

[37]王光东、杨位俭：《民间审美的多样化表达——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与民间文化关系的一种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38]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述——莫言论之一》，《钟山》2001年第5期。

[39]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40]郜元宝、葛红兵：《语言、声音、方块字与小说——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说开去》，《大家》2002年第4期。

[41]王炳根：《审视：农民英雄主义》，《文艺争鸣》1987年第4期。

[42]陈思和：《历史与现时的二元对话——兼谈莫言新作〈玫瑰玫瑰香气扑鼻〉》，《钟山》1988年第1期。

[43]吴义勤：《有一种叙述叫“莫言叙述”》，《文艺报》2003年7月22日。

[44]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45]邵燕君、师力斌、朱晓科、李云雷等：《直言〈生死疲劳〉》，《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