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丰乳肥臀》：“本土化”书写

对莫言创作寄予厚望的批评家们，很快把“本土化”确认为下一个文学发展的重要目标。针对当时的情况，这样的预期不是毫无根据的。在中国的社会、经济日益加入世界体系的进程中，随着“全球化”而向文学市场倾销的“外国文学”，也在明显挤压中国作家的生存发展空间。当许多人还在为“走向世界”热情欢呼时，突然意识到，在文化意义上我们其实正在一寸寸地丧失自己的“本土”。一向前卫的李陀早在1986年就敏锐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把目光投到了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莫言身上：《白狗秋千架》、《枯河》、《球状闪电》等中短篇小说“集合在一起，无疑成为当前文学发展中十分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因为它们使作家试图在现代小说中恢复——当然是在新的水平上的恢复——中国古典小说的某些宝贵传统的努力，不再是个别的尝试”[18]。1995年，莫言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问世，雄辩地证实了李陀的这个“预见”。

莫言说：“丰乳与肥臀是大地上乃至宇宙中最美丽、最神圣、最庄严，当然也是最朴素的物质形态，她产生于大地，象征着大地。这就是我把小说命名为《丰乳肥臀》的解释。”[19]一定意义上，这是作家创作转向“本土”时所发出的最明确的信号。按照莫言的解释，大地意味着“土地”，它乃是专指中国的“土地”。这说明，在经历了“魔幻化”从兴奋到疲劳的探索过程之后，作家萌生了重回民族母体寻找文学源泉的渴望。但是，文学批评一开始并未理睬作家小说借助女性夸张形体来象征“本土”命运的艰辛努力。批评甚至对小说的“本意”也产生了怀疑：“书名似欠庄重”（徐怀中），“题名嫌浅露，是美中不足”（谢冕），“小说篇名在一些读者中会引起歧义”（苏童），“书名不等于作品”（汪曾祺）[20]。更多的批评则来自对“色情”、“欲望”描写的指责。然而，这些并未挡住对这部小说更“正面”的声音。《丰乳肥臀》的出现，是否再一次证实了“魔幻话题”不可避免的衰落？有的论者支持了莫言“转向”的执着和激情，如宣告它是中国“伟大的汉语小说”，在20世纪的新文学中，“能够和它媲美的作品可以说寥寥无几”，原因就在于，“先锋新历史小说是在努力逃避历史的正面”，而“莫言却在毫不退缩地面对”“历史的核心部分”，于是“更加认真和秉持了历史良知”（张清华）[21]。“在这个意义上，莫言是我们的惠特曼”，“有一种大地般安稳的心”（李敬泽）[22]。那么，《丰乳肥臀》的出现是否还标明了先锋小说在纯粹形式实验后所发生的“本土化”回归？王德威或许就是这么看的。他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中国乡土文学的历史发展图，让人在想象力枯竭的文坛上看到一种亮丽的文类形态：“终于九十年代中”，“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后”，“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中心”，“因此堪称为当代大陆小说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所历史空间”；犹如“沈从文写湘西”，陶潜与“桃花源”，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这“原乡的情怀与乌托邦的想象”，“早有无限文学地理的传承”[23]。这样，莫言小说就被文学批评转移到另一块更加肥沃的“本土化”的文学土壤，它好像与作家前期作品施行了巧妙的“分身术”，它的意义不仅仅限于自身，甚至代表了“当代大陆小说”艺术探索的某种新动向。

如果一定要把《丰乳肥臀》当作“本土化”艺术标本来看待，那么，对批评家而言，就需要找到合理解释的根据，发现文本中新的叙述因子，组合人物、主题、题材与乡土观念、原乡气息的逻辑关系。在一些批评文章中能够见到，大地与感性认识如何结合、叙事与生命怎样衔接、庙堂话语和农民陈述又怎么对照，如此等等细碎的环节，都进入了研究者精心的考虑。陈思和为此做过专门分析：莫言的小说语言，“已经属于中国语言及汉字形态的文学因素，而且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奖的事实，正启发了中国作家可以用本土的文化艺术之根来表达现代性的观念”。《丰乳肥臀》以后，莫言“在创作上对原本就属于他自己的民间文化形态有了自觉的感性的认识，异己的艺术新质融化为本己的生命形态”，“这对莫言来说就像是一次回归母体”。但他不同意莫言把自己近年小说创作风格的变化说成是“撤退”，而认为，这其实是本土“文化形态从不纯熟到纯熟、不自觉到自觉的开掘、探索和提升”，而不存在所谓由“西方”的魔幻到本土的“选择转换”[24]。然而，有人对《丰乳肥臀》的解读却明显有异。张军笔下的“本土”，就完全没有前一位论者精神与文化层面的美好定位，所谓“家园”，似乎更具有现代派文学那种非价值判断意义上的不稳定性：“历史是什么？是战乱？饥饿？抗击外敌？革命？自相残杀？似乎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上官鲁氏一家在战火中的境遇就是一个绝望的历史反讽：为躲避逃离家园他们失去了历史（家园就是他们的历史），为找回历史他们返回家园，而此时，他们看到的却是正处在一片炮火中的家园”[25]。也有论者对莫言的上述努力，甚至做了非常“严重”的质疑：向“‘纯粹的中国风格’的‘撤退’的失败”，“可以从他的叙述方式上看出来”。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一般是以第三人称的全知性叙述方式，所以，给人“一种稳定可靠、平易近人的感觉”，是一种“陪人聊天”的艺术。而莫言的创作，却像福克纳一样，人物对话的“欧化色彩极重”，“常常采用间接引语的方式”，“不断变换的视点”，显然走的是与传统小说南辕北辙、却正是“他所反对的‘西方文学’的路子”（李建军）[26]。

没有人会怀疑，批评家不是根据自己的方式评论作家作品的，在这一过程中，批评的基点既来自个人知识、艺术素养和眼光的积淀，显然又在“当下”话语环境的合力促成之中，就是说，瞬息万变的知识信息、文化话题和各种文坛潜在压力，无时不在左右、干扰和改变着批评者对文本的看法和选择。如此一来，“纯粹”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是绝对不应该相信“这样”的批评文章的，然而，有张力的文学史研究又不能完全绕过批评文章和作家“创作谈”等纷乱芜杂、自相矛盾的材料，通过去伪存真和剔除辨识回到文学的“历史”之中。这恰如孙歌所指出的：“假如我们把不脱离历史状况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前提，假如我们不把事后诸葛亮式的廉价‘正确观念’作为思考的出发点，那么如何判断这种‘不脱离’的真实性？”她接着要说的意思是，我们是否把本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的现象“并没有被问题化”[27]？因此，我们的“问题”是：诸公所论是哪一个层面的“本土化”？存不存在一个几十年来固定不变并兼具理想化、浪漫化色彩的文学的“本土”？如果说，“本土”的概念在众多文学批评那里可能因为理解的不同而出现明显的分歧、扭曲、异质和多样性，那么，该怎么解释它因分歧而产生的多样性？如此的追问，就不能不涉及什么是新的社会语境中的“中国风格”、“中国民族文学”等问题。如上所述，莫言小说“撤退”之说——“中国风格”的提出，有其特殊的年代“背景”。20世纪90年代后，革命文化的撤离，使市场意识向中国城乡社会所有角落和每个人的神经领域大肆渗透，大众文化已不容置疑地成为新的“主流”文化和统治性的话语形态。大众文化不再安于与其他话语分治天下，而想独占“改革”的历史成果，办法是通过层层渗透改变革命文化的历史正剧成分，使之朝着“仪式化”、“话语化”和更加“浮层化”的方向迅猛发展。但这种大众文化所酿造的显而易见的“历史空心化”，却是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这种现实格局，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乃至“中国观”。13亿的中国儿女，被全面卷入世界的“经济框架”和“文化逻辑”之中。中国“意识”的危机，当然是彻底意义上的“文化”危机，而经济发展的持续高涨，则反而刺激起中国人内心深处强烈而无序（并偶尔带点仇外情结）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频繁发生。在笔者看来，正是在中国人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本土文化认同极不明晰，而且极其缺乏准确定位的历史关头，正是在这认识的断裂处，莫言出场了。莫言“撤退”的历史根据是什么？他的小说要寻找的文学“本土”究竟在哪里？他能够找到文学真正的立足点吗？人们不能不表示发自心底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文学批评对“本土化”的解读因而带有了很大的实验性和不确定性，那么可以说，莫言的“撤退”也是实验性的，是有极大的风险性的。这些忧虑，显然都进入了对《丰乳肥臀》文本的解读和思考。

如果这样看，《丰乳肥臀》当初遇到的“麻烦”，与其说来自它疯狂“恋乳”描写的表面文学效果，是它极深地刺痛了文学批评家的伦理耻辱感，不如说，这种麻烦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解读“本土”概念时的困难与尴尬。那是因为，它直接向文学批评提出了一个无法规避的“难题”：全球化格局与中国文学的出路。但在我看来，与上述“难题”密切相关的，是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向“本土”撤退是否就意味着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是否在文学的困难期重新拨亮了“民族文学”的微弱曙光？与此相关的，是这一期间另一位著名乡土作家贾平凹的长篇新作《秦腔》在文学批评界引起的“轰动”、“惊讶”。毋庸置疑，莫言和贾平凹能否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领路人”，这个“话题”已经在不小的范围内半公开地展开。一些有识之士也许意识到，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各种题材中，“乡村”题材的资源可能是最为丰富的。如果都市题材最能表现这个民族社会变革的脉动的话，那么乡村题材却最容易凝聚、集结和沉淀“中国”的历史经验，那里隐含着中国人最为隐秘的精神冲突和更深沉的隐痛。莫言、贾平凹“今天”的写作，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20余年的文学探索中，他们几乎可以说是始终保持着高水平和旺盛创作势头的仅有的几个作家之一。但是，在今天，“乡村”是否就等于是唯一的“本土”？从事乡村题材写作是否就必然走向成功？除去“题材”因素以外，他们身上是否还拥有其他也许更为珍贵的素质？又如，一个作家的超常禀赋、心理素质、忍耐力和非同寻常的境界；又如，对“本土”多样含义的深透理解，对“文学”是什么的非凡见识，以及对文坛流俗意识顽强的警觉、对抗和超越等。这些疑问和问题，并没有在诸多文学批评中得到有效的回应。反之，类似的鼓动、怂恿和先入为主的主张，倒让人想起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有过的探索和争论——当赵树理证明“民族化”、“大众化”的抽象讨论可以落实到小说的实践当中，而工农兵文学据说到了“喜闻乐见”和“为人民写”的更高阶段，当“民间写作”、“底层文学”又表现出对精英文学的大胆反拨，认为它更具有面对“当代生活”的艺术勇气……在这些问题面前，文学批评该怎么回答，它们真的就标志着文学的进步或退步？倘真的如此，那80年代为什么还会出现针对上述“进步现象”的“反思”和“批判”？（谁又能保证日后不会对“民间”、“底层”理论也有同样的诘难？）如此看来，近一百年来，在这些文学“本土”、“民族化”的字眼的后面，有着可疑的含义。这是因为，这些概念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它们的提出而自动解决，而是以更加令人不安的方式，要求着回答。对《丰乳肥臀》的作者来说，他写作的障碍，并不一定是从叙述、文体、文字形态、反讽、文学地理、历史核心和安稳的心等“本土”话题所引起的，也不一定全部来自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本土/全球等问题的纠缠和困扰。但“本土”并不是在讲述一个无效的话题，作为对我们生存环境的一个大体勾勒，也并非不会对作家的思考、写作毫无帮助。问题只是，更清醒的辨识，也许还应该来自对人的自身的局限性的清醒意识，来自对今天复杂难辨的文化状况的谨慎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