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社会问题研究述评
（一）国内社会问题研究述评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随着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大量出现，以及问题的表现形式、内容、危害、形成原因等方面的新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开始从事社会问题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研究一般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社会问题的总体研究，二是对社会问题的专题研究。
社会问题的总体研究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把社会问题作为一个中层理论来研究，即不是针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理论探索，而是从整体上对社会问题的含义、理论范式、研究视角、特征、类型、成因、与其他问题的联系等一系列内容进行的基础性探索，试图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结论。与问题出现的时代相适应，国内的此类成果主要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期刊与专著中，代表性的学者有郑杭生、蔡菁、雷洪、朱力、童星、吴忠民、邵道生、青连斌、闫志刚等。其中尤以雷洪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在其专著《社会问题——社会学的一个中层理论》中，他根据默顿的理论观点明确地提出社会问题是一个中层理论，并着力从社会问题的各个层面构建这一理论框架，提出“显性社会问题”和“隐性社会问题”等概念。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多变性以及学者研究视角的差异性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因而未能形成共识与一致的理论见解。而且，此类理论研究最主要出现于20世纪最后十年间，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创新性还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社会问题总体研究的第二个方面，主要是一些总体性研究专著，从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和视角，来分析不同的社会问题。采用的方式一般都是“总论+分论”、“分论+总论”、或“总论+分论+总论”的形式，其中总论部分主要是对社会问题的一般性理论内容予以概括性阐述，或者提出治理社会问题的对策，分论部分多是对当时比较突出的某些社会问题进行分别论述，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谷书堂主编的《我国当前社会问题透视及治理方略》（1991）[13]，郑杭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1995）[14]，朱力的《大转型——中国社会问题透视》（1997）和《当代中国社会问题》（2008）[15]，张向东的《当代社会问题》（2001）[16]、陆建华的《中国社会问题报告》（2002）[17]、尚仲生的《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视》（2002）[18]、章辉美主编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2004）[19]、何雪松的《社会问题导论：以社会转型为视角》（2007）[20]、吴忠民的《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2008）[21]等。仔细审视这些总体性研究专著，可以发现其中有一部分其实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而属于教材性质的文本，其中有些已明确标明是社会工作或社会学专业的高校教材。
第二个层面是对某一具体社会问题的专题研究。面对快速转型期凸显出来的一系列重大现实社会问题，国内社会学界的研究成果，更多表现在对特定领域内社会问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合上。笔者在国内社会学权威学术刊物《社会学研究》上，从1986年创刊到2008年23年的所有篇目中，检索到专题研究社会问题的论文共70篇，经过梳理与归类，发现研究的问题涉及犯罪问题、脑体倒挂问题、农村社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就业问题、拐卖妇女问题、贫困问题、农村宗族与宗教问题、毒品问题、非法“性”问题、腐败问题、越轨行为问题、环境问题、同性恋问题、农民工问题、人口问题、信用问题、性别与家庭问题、香港社会问题、赌博问题、水库移民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艾滋病问题、公共危机问题、城乡群体纠纷问题等近30个主题；研究的理论和视角，涉及越轨行为理论、结构化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亚文化理论等；研究方式包括调查研究、文献研究、实地研究，采用的具体方法有调查问卷、访谈以及严格的统计分析；从研究的主题、理论以及采用的方法看，涉及社会学学科的诸多内容，为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补给了鲜活的本土化素材。然而，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仔细审视可以发现，多数尚处于社会学研究的探索性和描述性阶段，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科积累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国外社会问题研究述评
“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在西方被称为社会病、社会解组、社会反常或社会失调。实际上，社会问题本身就是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而不断出现并日益严重的，国外社会问题的研究同样是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马克思认为，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起反抗，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产生于不断发生冲突的阶级结构之中，是阶级矛盾的具体体现。因此，只有采取激进的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才能彻底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之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恩格斯于1845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他在对工业化条件下英国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的深入观察后写的，书中对诸多现实社会问题，如大批失业者、最低工资、女工、童工、过长的劳动时间、社会联系的丧失、生病、工伤、养老保障的缺乏、居住环境的恶化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分析，并从思想观念、社会制度、阶级斗争等多个视角揭示了造成工人阶级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22]他到工厂及贫民窟的深入观察甚至可以看作社会学参与观察研究方法的雏形。
较早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典型研究是法国社会学巨擘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对自杀问题的研究，其成果为巨著《自杀论》。《自杀论》明显地反映了实证主义、客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主张，为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具有合法性的基础。在现实意义上，其主要研究结论即自杀是由社会因素引起的，自杀分为利己、利他和失范三种类型[23]，这为分析我国转型时期的现实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另一位社会学大师韦伯（Max Weber），敏锐地看到了理性化在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阐释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的时候，他提到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几个关键术语，如社会行为的类型：习惯与风俗；正当秩序的种类：惯例与法律；正当秩序有效的原因：传统、信仰、章程。[24]这虽然主要是从法律社会学视角进行的解释，然而正是由于出现了破坏社会秩序的社会现象，或者说存在社会问题，才使韦伯关注到了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工具理性要素。
W.L.托马斯和F.兹纳涅茨基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1918—1920）[25]一书，虽不是对专门社会问题的研究，但其中涉及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问题、社会控制问题、移民的文化认同问题、宗教问题、福利问题、婚姻问题等诸多方面，对社会问题研究者而言，也是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之一。
后来，在经验研究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学传统的背景下，芝加哥学派采用社会学的实地调查方法，以研究城市社区以及城市社会问题而蜚声一时。研究的问题包括政治运动、犯罪问题、移民问题、家庭问题、民族和种族关系问题、宗教问题、越轨行为、社会变迁等。在这一时期，研究社会问题成为一种时尚，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科林斯（Collins）曾经评论说：美国社会学十分突出地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发展和验证理论。
总而言之，社会问题与社会学理论、方法是相互交融的，正是由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才使得社会学学科更加鲜活而富有生命力；而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也离不开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与方法的应用。如果说，最初的社会问题在西方还没有成为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没有被社会学学者们在理论上予以专门的关注，那么20世纪20、30年代对社会问题理论的专门探讨，可以说是一个开端。弗兰克（L.K.Frank）1925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的《社会问题》一文，[26]较早地界定了社会问题的定义，提出产生社会问题的条件，并着重从社会制度层面来解释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认为社会问题与其产生的特殊社会状况或社会因素，往往与一种或多种社会制度相联系，例如住房问题与私有财产制度有关，是私有财产直接阻碍了住房问题的解决，而且有足够事实说明，私有财产与犯罪问题的关系，以及私有财产、“价格系统”与高生活成本、劳工工资之间的联系。稍后，沃勒（Willard Waller）的《社会问题与民俗》（1936）一文，认为“社会问题这个术语不仅指观察到的现象，而且是观察者思想中的一种状态”[27]，实质上指的是社会问题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其中，社会问题的主观方面是指人的态度与价值判断，确定一种社会现象是否是一个社会问题，就在于是否与主流价值观和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民俗相冲突。福勒（Richard C.Fuller）的《社会学理论与社会问题》（1937）及其与迈尔斯（Richard R.Myers）合写的《社会问题理论的某些方面》（1941）[28]一文，是较早地对社会问题相关理论进行讨论的经典成果，包括社会问题的定义、社会问题的分类、社会问题与社会学的关系、社会问题的教材教学等，其中将社会问题分为物理性问题、改善性问题、价值判断问题三类，对于社会问题的分类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1951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成立专门的社会问题研究协会和1953年出版《社会问题》专业学术期刊，可以看作西方社会学界将社会问题研究纳入学科化、体制化的里程碑。此后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更加学科化、理论化，一批批的成果相继问世，基本上分为以理论为中心和以主题为中心兼顾理论两种类型。对社会问题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的西方社会学家，首推温伯格和鲁滨顿（Earl Rubington，Martin S.Weinberg），两人于1971年首次出版了《社会问题研究：五种透视方法》，后来一版再版，目前已是第6版。[29]书中提出了七种透视方法，基本框架是依次对每一种透视法的社会问题定义、问题原因、条件、结果以及解决进行阐释后，再展现给读者每一视角的历史背景，并通过摘录文献展示主要研究贡献者。在西方社会学界，每一种理论解释和经验研究，都有一个相应的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时期，如1905—1918年为社会病态理论时期，1918—1935年为社会解组论时期，1935—1954年为价值冲突论时期，1954—1970年为越轨论和标签论时期，1970—1985年为批判论时期，1985年到现在为社会建构论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30]
此外，罗伯特·K.默顿在《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一书中，辟有“社会问题与社会学理论”专题，详尽探讨了社会问题的“社会诊断”。默顿认为考察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含义时，必须讨论至少八个相关的问题：（1）社会问题的核心判断标准；（2）社会问题的社会根源认识；（3）社会问题的判定者；（4）显性和潜在的社会问题；（5）社会问题的社会认知；（6）非意愿的社会情境的可改良性观念融入社会问题定义的方式；（7）关于社会问题“主观主义”取向的危险；（8）有关“价值自由”之社会学问题的模糊观念。[31]至于以专题为中心的社会问题研究，就更加丰富多样，仅20世纪80年代就有四部经典教材，包括科莱曼（J.W.Coleman）和克瑞西（J.W.Cressey）的《社会问题》（1980）、艾特兹恩（D.S.Eitzen）的《社会问题》（1980）、豪顿和莱斯雷（P.B.Horton，G.R.Leslie）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克里夫（J.J.Englewood Cliff）的《社会问题》，这些教材分别选取了社会冲突、功能主义、社会心理学、社会解组、个人越轨、价值冲突等不同理论视角作为分析框架，对美国有关的社会问题予以分析研究，都有自己的创新与特色之处。
我们发现，虽然现在社会建构理论在西方社会问题的理论发展脉络中为众多学者所青睐，但这一理论并不能全盘取代其他审视社会问题的理论。实际上，正如默顿所说：“承认社会学知识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来源，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统一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理论，因为事实上也决不会找到这样的无所不包的理论。”[32]因此，对不同的问题需要采用不同的理论与方法，具体要看哪种理论对所研究的问题更具解释力。
二 边疆问题研究述评
边疆问题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广义上，凡与边疆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理解为边疆问题，但这种说法除了表达出“边疆”的特定要素外，并不能使人清晰地明白到底什么是边疆问题，因此有进一步探讨边疆问题含义的必要。我们认为，边疆问题是指一切与边疆地区相关的问题，如领土和主权问题、边疆政治问题、边疆军事问题、边疆经济问题、边疆文化问题、边疆社会问题等。如果加以细化，这些问题还可以再分为若干二级问题，以至一直分解下去。为大致了解边疆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在此谨就上述几大类的边疆问题分别予以简要介绍。实际上，各类边疆问题也并非是决然分开、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缠结、互为因果的。而且，由于对边疆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以笔者的学识和水平，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实在是力不从心，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在简要评述之前首先要明确一点，我国学术界早期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并非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加以全方位审视，而更多的是在涉及相关问题时穿插阐发。在时间上，对边疆问题的总体研究也仅是发端于20世纪初。正如马大正先生所言：“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研究逐步演变为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33]至于相关学科，台湾民族学、边政学研究学者认为，主要有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等（见图1-2）。
图1-2 中国边疆研究相关学科图解
（引自林恩显编《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理论与方法），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2年版，第1页）
在研究内容上，以往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边疆政治与军事问题。这是由当时边疆问题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甚至中华民族的生死危亡。在历史发展、社会变迁以及学科知识日益丰富的基础上，边疆研究渐渐脱离历史学、地理学的藩篱，产生了边政学即边疆政治学、边疆军事学等边疆新学科。吴文藻先生早于1942年就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对边政学的要旨以及真义进行了详尽的阐释：“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通俗地说，边疆政治就是管理边民的公众事务。用学术语，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34]此外，20世纪20—40年代的刊物如《边疆研究季刊》、《边事研究》、《中国边疆》、《军事与政治》、《边政公论》等，都载有对边疆政治、边疆军事、边疆政策进行研究的内容。就边疆政治学而言，吴楚克教授认为“中国边疆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始于2000年。[35]他于2005年写成的《中国边疆政治学》一书，是当前研究边疆政治与边疆治理的代表作之一。[36]此外，孙建民教授的《中国传统治边理念研究》一书，对历代王朝处理边疆问题尤其是制定边疆战略的依据等内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37]
对边疆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关注，本质上是“中华大一统”思想的集中反映。因此，研究的视角和着眼点是从维护一个统一的“王朝”或“天下”，秉承“化内”与“化外”相结合的思想，兼顾“内政”与“外政”的治理策略，集中探讨国家的边疆治理方略。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边疆政治思想演化的结果。从中不难发现，边疆政治治理思想对边疆社会问题的治理，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思路。
第二，边疆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是共生的，边疆之所以出现很多社会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边疆经济发展的落后性。著名社会学家李安宅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边疆社会工作》一书中就已经提及：“我国幅员以内，或者地势高寒，或者沙碛不毛，或者低湿瘴疠，因而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生产落后，以致言语风俗分歧复杂异，形成文化上的边疆以及国防上的边疆，面积之广，问题之众……”[38]由于经济问题与边疆地区的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如何对边疆进行开发与建设，进而改善民生、促进边疆社会全面发展进步，成为边疆经济问题研究的主要方面。早期的研究在1910年创办的《地学杂志》中已有所涉及，“发表的相关文章主要有孟森《调查东三省拓殖事业之报告》、白月恒《论蒙古之屯田及林牧业》、张印堂《内蒙经济地理辑要》、智珠《云南之新建设》、王光玮《由经济地理上讨论琼崖的开发》、程其保《台湾开创记》、张相文《河套与治河之关系》等”[39]。近代由于边患严重，对政治、军事问题的重视远远胜于经济问题，所以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或多或少被忽视了。但在此期间，不能忽略的是费孝通先生及其同事张之毅先生于抗战初期（1938—1942年）在云南农村调查的三份调查报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40]虽然三份调查报告的重点并非单纯地研究边疆社会的经济，但也有不少篇幅是对边区经济的描述。费老采用社会学、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为我们呈现了边区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类型，那是有别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农村“江村”的另一种农村类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重视边疆稳定、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在边疆地区设立军垦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就是明显的例证。这时的经济问题，主要是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部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制度仍然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制社会等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形态之中，因而这一时期的工作主要是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建立，并以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和对敌斗争作为重点。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祖国南北大地，边疆民族地区开始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时期。边疆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在哪儿？施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更适于边疆的发展？如何处理边疆的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的关系？边疆经济发展如何与社会建设良性互动？边疆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何？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主要课题。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与“兴边富民”行动以来，边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如何做好边疆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有诸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以及经济学著作。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关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开始出现，例如王铁志的《德昂族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41]，迟庆林的《边境贸易与经济发展》[42]，宋朝阳的《西藏产业结构研究》[43]，安尼瓦尔·阿木提的《基于区域理论创新的新疆发展战略研究》[44]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此处恕不一一列举。
第三，边疆文化问题。边疆的文化问题一定意义上与民族、宗教文化密切相关，有的直接表现为民族文化与宗教问题。近期对边疆文化问题的关注，多是从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来审视具体民族文化变迁及其对边疆社会结构的影响。研究的内容包括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开发对社区社会结构的影响、民族文化传承、跨境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宗教文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等。边疆文化问题复杂多样，与社会问题互相交织，成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我们在研究边疆社会问题时，必然要考虑边疆社会的文化心理与文化结构，这是考察边疆社会问题的重要参考维度和研究的切入点。
第四，边疆社会问题。边疆社会问题是本研究的主体内容，因下文中还要予以专门介绍，故于此暂不赘述。
我们把边疆问题研究简略地划分为五个类别予以评述，意在追溯边疆问题的发展脉络，以间接呈现边疆社会问题发展变化的运行轨迹，以及各类问题的研究与边疆社会问题的研究之间的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边疆社会问题。
三 边疆社会问题研究述评
按照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以及研究命题的需要，一般需要先梳理西方社会学界的研究成果，但这对于边疆社会问题的研究而言，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要么是专门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如19世纪以特纳（F.Turner）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学派[45]和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46]，要么是对社会问题的专门研究，而鲜有把边疆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作为一个专门对象的研究成果。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以及边疆社会的多元性与特殊性，决定了边疆社会问题不仅复杂多样而且具有自身的独特内容。
在我国，近代以来对边疆社会问题的探讨，最初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窥视和大肆侵占我国边疆领土，甚至妄图“瓜分中国”，使得边疆危机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焦点问题之一。这就促使不少爱国志士不懈探索和奋斗，其中也包括对边疆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研究。然而，此时的研究侧重点多是边界问题和界务交涉（即边疆领土的归属问题）、反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武装入侵、抵制由境外势力策动和支持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以及维护边疆政治稳定、强化边疆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突出地表现为边疆史地、边疆政治学、边政学、民族学、应用人类学方面。如1944年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一书，从边疆定义、社会工作、边疆社会工作三个方面，重点对边疆社会工作的困难、条件以及具体的措施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提出边疆社会工作的具体计划。其余如高长柱的《边疆问题论文集》、胡耐安的《边政通论》、方秋苇的《中国边疆问题十讲》、思慕的《中国边疆问题讲话》等，基本上都是从研讨边疆大势到考察边疆局部问题，涉及了边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等诸多领域。同一时期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论文数量更多，其中有“君实《中国边疆之危险》、翰青《边疆问题——注意的理由和解决的途径》、格桑泽仁《亚洲问题与中国边疆问题》、戴季陶《中国边疆之实况序言》、杨青田《现阶段中国边疆问题》、沈山剑《怎样研究边疆问题》、顾颉刚《边疆问题》、胡耐安《边疆问题与边疆社会问题》、马长寿《中国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47]，等等。总而言之，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当时爱国救亡社会运动的产物，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
实际上，近现代“边疆问题”的早期研究，还算不上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疆社会问题”探讨，而且当时的边疆社会问题较之深重的民族危机和边疆危机，不少问题尽管已经客观存在，但仅居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很少能够进入专家学者和政府的视线引起重视。延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以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的经济封锁、政治孤立乃至军事威胁和包括中印、中越两次较大规模边境战争在内的武装冲突，致使对敌斗争成为边境沿线地区的中心工作和长期任务，再加之“人民公社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以及“政治边防”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使得边疆社会问题更加难以进入人们的视野。直至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一方面是随着我国周边地区的区域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党和国家作出边境沿线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边境地区与境外周边邻国和内地的交往互动日益加强，各类社会问题不断凸显出来；另一方面是党和国家对边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以及各种非传统安全隐患的高度重视，促使早在90年代初便已陆续开始的边疆社会问题调查研究，逐渐步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并以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西北边疆、东北边疆和西南边疆三大项目的相继启动为标志，迈上了一个新阶段。由此形成大量的研究成果，积累了丰富的本土化研究素材，仅以云南边境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流动人口和跨国流动人口问题、社会稳定问题、非传统安全中的社会问题研究为例，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大正研究员、李国强研究员，云南民族大学张桥贵教授、乔亨瑞教授、鲁刚教授、张金鹏教授、韩军学教授，云南大学方铁教授、周平教授，云南师范大学何跃教授、骆华松教授，云南警官学院马敏艾教授、张义荣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樊坚教授、李立刚教授、杨学政教授、马树洪研究员等一批专家学者，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作出相应的成绩和贡献。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由张桥贵、鲁刚两位教授分别主持完成的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相继有三项关于边境地区民族宗教问题、毒品问题和社会和谐稳定问题的研究成果，由全国社科规划办刊发《成果要报》上报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及有关部门，在近年来的众多研究成果中，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这些成果有着重要的资政价值和珍贵的资料价值而为中央、地方政府和学术界所高度重视，同时在学科理论上也有一定的突破和建树，但就整体而言，社会学学科特色还不够鲜明，理论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同时，对边疆社会问题研究的论文开始出现，就云南边疆而言，中国人民大学几篇博士学位论文较有代表性，有马永清的《吸毒越轨行为与社会变迁》、阮惠风的《新型毒品滥用与控制的实证研究——以云南为例》、谷禾的《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研究——以云南跨境民族为例》、李世杰的《转型期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研究——以云南为例》、李永松的《边疆地区HIV/AIDS扩散与控制之实证研究——以云南为例》[48]等。这些论文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通过调查问卷与定性访谈、过程—事件分析等社会学研究方法，有的还通过分层抽样并运用SPSS社会统计分析软件，对云南边疆的吸毒贩毒、艾滋病、跨境民族身份认同、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等边疆社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逐步弥补了边疆社会问题从社会学学科展开研究的不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仍是边疆社会问题的专题研究。
就目前的边疆社会问题研究成果来看，对边疆社会问题从整体主义的视角进行中观层次的探索，仍是一个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而对边疆社会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框架的构建，又是一个最有希望在社会学学科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