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设计

一 分析视角

（一）社会转型的视角

社会问题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基本特征，因此，研究社会问题必须与特定历史条件和经济社会背景相联系。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目前的30多年间，是我国的快速转型期，正如郑杭生先生所言，当前中国的各种社会现象无不带有转型的特点，社会成员也无不这样或那样受到转型的影响和制约。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正是突出表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特别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快速推进中。^[49]近年来，社会转型的视角已经被众多学者运用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来。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推进，边疆社会转型带来的变化更为明显，对问题的影响也更加深刻。因此，采用社会转型的视角研究边疆社会问题较为适合本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转型促使边疆社会问题大量出现。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边境地区全方位开放，加强了境内与境外、城市与乡村、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社会互动，加上交通、信息、通信技术的发达，为大量边疆社会问题的产生孕育了条件，各种社会变迁性、越轨性社会问题逐步增多。

第二，社会转型使边疆社会问题从传统型逐步向非传统型转变。社会转型强烈地冲击了边疆社会的传统结构，无论从经济结构、文化结构还是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等方面看，边疆社会结构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导致了各种非传统型社会问题的产生。

第三，社会转型加大了边疆社会问题的治理难度。社会转型速度是如此之快，迅速瓦解了边疆社会的传统结构，使边疆社会自身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局部失效。同时，转型带来的各种变迁，增加了治理边疆社会问题的难度。

（二）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

即使将边疆社会问题看作一个整体和“社会事实”，探讨其理论性内容也不能剥离具体的现实问题。然而，面对千差万别的具体问题，逐一进行研究是难以做到的。社会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特性——客观性和主观性，给了笔者一个很好的启示。客观性是指社会问题是一个客观实在的社会现象，但这个社会现象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社会现象结构性地存在着，是一定社会情景中的社会问题，例如时空维度、文化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制度结构等。探讨边疆社会问题的属性、生成原因、类型以及危害等内容，都需要从结构主义的视角进行分析，充分地观照到这些结构性要素。边疆社会问题的主观性特征指人们的主观态度方面，即一种客观社会现象是不是一个“问题”？如果还不是个问题，如何采取策略使之“成为问题”？如果承认是一个社会问题，需不需去解决？如何解决？这些都是建构问题的过程。因此，本研究在分析过程中会不时关注到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

二 理论依据

尽管社会学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先后提出了社会病理论（social pathology）、社会解组理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价值冲突理论（value conflict）、越轨行为理论（deviant behavior）、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批判理论（social critical theory）、社会建构理论（social constructivism）等多种研究范式，但是每一种范式只在解释某一类社会问题时才有效，例如用越轨行为理论就无法解释边疆贫困问题，用标签理论也很难解释跨国流动人口问题。正如社会学大师默顿所言，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理论，能对所有的社会问题进行诠释。在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对边疆社会问题的理论探讨，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社会学理论作为指导。而且，对边疆社会问题各个层面的理论归纳，更多的是一种中层理论上的探讨，既是一种解释性研究，又是一种描述性研究，因而运用单一社会学理论是行不通的。然而，这并非说本研究毫无理论指导，而是就社会学理论而言，对边疆社会问题理论的不同方面有不同的理论解释，这将会体现在本书的各部分之中。如结构功能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社会建构论、社会分层理论等，本书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边疆社会问题涵括了“边疆”与“社会问题”两个要素，所以本研究需要关注“边疆”要素。诚如上文说述，边疆“是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因而中心—边缘理论就成为我们探讨边疆社会问题的参考框架。中心—边缘模式已被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用来分析不同的对象。依附理论认为，世界体系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中心（核心），非西方的欠发达国家是边缘（边陲），这个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中心国家的发达是建立在边缘国家的不发达基础之上的。后来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发展了依附理论加入“半边缘”的概念，创立了较为成熟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理论。^[50]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中心包括了有权力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边缘是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为中心提供原料，还有经济上介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半边缘地区。此外，中心—边缘模型被美国著名中国史学家施坚雅（G.W. Skinner）用来分析19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在研究中国市场结构和中国古代城市的时候，施坚雅都是以中心（core）—边缘（periphery）为理论框架进行分析，例如在城市史的分析中，他认为中国存在九大区域，各区域均存在中心—边缘的内部结构。施坚雅强调一个国家统治中心和遥远的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内的地理设置和地形安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并形构了核心和边缘的关系。^[51]

由此看来，不论是经济、政治或是历史方面的探究，中心—边缘理论都绕不开空间和时间的维度，空间是地理区位，时间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贯穿其中的是一种不平衡、不对等关系。中国的边疆与内地所呈现的中心与边缘关系，不但体现为地理空间的中心与边缘，而且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边疆处在一个中国与其他国家相联结、联系的结合带，或曰“中间地带”，不论对境外周边国家还是对中央政权来说，边疆都是一个边缘地带，都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地位。许多边疆社会问题就是由这种中心—边缘不对等关系催生出来的。具体来说，由于地理设置和地形安排，产生了经济、政治、文化上中心与边缘地带的不对等关系，并由此成为边疆社会问题产生的结构性要素，如有市场需求的发达内地社会，促使边疆地区底层社会的妇女成为一种“商品”被拐卖到内地，再如边疆地区为东部沿海地区提供了价值不对等的水、电、天然气等廉价的自然资源而使边疆地区的生态遭到破坏。总之，中心—边缘理论模式为本研究基于时间和空间基础上理解边疆社会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视角。

边疆既是一个地理空间又是一个社会空间。“空间”虽然是很早就有的概念，但从自然地理学的“地理空间”转化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时空”却是晚近的事，从摩尔根（L.H. Morgan）、迪尔凯姆、韦伯、马克思、齐美尔到福柯、吉登斯、布迪厄等，陆续对空间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行为与组织、关系与互动、行动与结构、权力与秩序等方面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工业化、城市化日益加速的背景下，空间迅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尤其是对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出现了以亨利·列斐伏尔、爱德华·索亚、曼纽尔·卡斯泰尔、沙伦·佐京、萨森等为代表的学者，在空间研究中的学术努力直接促成了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有关空间的第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向，^[52]这也为社会空间视角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但空间并非仅仅是城市研究的专利，只不过资本、权力、阶级、秩序等现代性的特质，在城市里表现得更为充分而已。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一体化的全面推进，促使边境地区实行全面开放，边疆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正发生着急剧的社会变革。边疆空间是一种另类的社会结构，是不平等与异质性相交织的社会行动过程，是边缘与中心不对称发展社会关系的立体呈现。如果空间是社会学研究的新转向，本研究则试图把空间生产理论作为考察边疆社会问题的理论视角，“空间”是探讨边疆社会问题的关键切入点。尽管在行文中不一定以“空间”为专门的探讨主题，但“空间”作为边疆社会问题的影响变量，始终或隐或现地贯穿于各子理论结构的分析过程，并成为各部分联系的纽带。

三 基本框架

社会问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学术话题，对社会问题的界定、认定、看法、解决等，迄今在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边疆社会问题也同样如此。但是，对边疆社会问题的整体性研究又是很有必要的，尽管这种研究充满了困难和风险，但笔者仍然愿意在建构一个边疆社会问题的理论框架上进行尝试。

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什么是边疆，什么是边疆社会问题，如何从一定的视角来定义边疆社会问题，与其他问题的联系是什么，现阶段边疆社会问题的表现形态与特点如何，边疆社会问题与一般性社会问题有着怎样的共性与个性，如何从特定的视角进行类型学的划分，边疆社会问题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其社会危害又怎样，快速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的演变形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边疆社会问题是如何被不同的主体建构的，治理边疆社会问题的理念与机制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探讨的内容，最终目的是初步形成一个解读边疆社会问题的理论框架，并反过来指导边疆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在研究时，我们拟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毒品、艾滋病等突出社会问题为重点，同时兼顾其他边疆地区的重大社会问题。当然，由于笔者对边疆社会问题的理解还远远不够深入，现有知识与资料掌握又十分有限，加上边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搭建边疆社会问题的理论框架难度很大，因而书中出现错误与纰漏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批判指正，以使研究进一步完善提高。

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图1-3所示：

图1-3 研究框架示意图

四 研究方法

“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都是从大量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因此，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53]在研究的逻辑中，我们将交替使用边疆社会问题的经验概念和理论概念。其中，边疆社会问题的经验概念，指的是社会问题呈现的客观事实和对社会问题的实证主义经验研究两个层面；理论概念则是指社会问题作为一种理论的抽象性概括，它来源于经验反过来又指导经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将收集大量的边疆社会问题经验材料，结合众多具体的边疆社会问题现象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比较、归纳与提炼。

此外，边疆社会问题的普遍性、复杂性、多样性、变化性、交叉性，使本研究的难度更大，穷尽边疆社会问题的一切特征和所有规律是不可能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主要的特征和特征的主要方面，有时候事物的主要特征和特征的主要方面，可以典型地反映事物的整体规律和本质属性。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将有意识地选取一些突出问题，或者就问题的主要方面进行探讨，例如在讨论边疆社会问题的个性时，将会有针对性地列举一些跨境性边疆社会问题作为例证。同时，在就具体的边疆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时，我们会努力就问题的主要特征和特征的主要方面进行探讨。只有如此，才能使本研究避免空泛而谈，具备研究的可操作性。

边疆社会问题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适当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加之当代学科间交叉渗透趋势日益明显，学术创新需要借助多维学科视角与方法，因而我们的研究还将涉及边政学、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力求全面考察边疆社会问题变化规律。

作为一个中观理论的探讨，本研究将以文献研究为主，调查研究为辅，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类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无结构访谈与观察法等多种方法。

文献分析法：由于理论探讨针对的是边疆社会问题总体方面，而不是某个具体问题，因而广泛查阅、参考前人的资料对本研究至关重要，对这些资料按照笔者的研究目的进行新的分析，是本研究拟采用的主要方法。具体的资料包括国家及省部级各类研究课题报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相关学术论文，政府部门历年的统计数据，年度报告和工作记录，公检法部门的工作总结等。此外，对于一些具有敏感性边疆社会问题，笔者将借助于互联网，从中搜集大量数据资料，并加以归纳、整合、计算。

历史分析法：对于这样一个选题，首先应把云南的省情搞清楚，把云南近现代史、民族情况、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弄明白。因此，在选题阶段笔者就仔细阅读了云南的近现代史以及其他边疆地区的经济、地理以及边疆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等相关资料。正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言：“没有历史知识是不可能发展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的大多数关键性问题关系到贯穿时代的诸过程；社会结构是从特定的过去继承来的；我们的很大一部分复杂社会的‘样本’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获得。”^[54]笔者认为，边疆社会问题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是一个历史承继的过程，其产生的原因、演变的规律，都需要从历史上去寻找。因此，本研究将特别注意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

类型分析法：类型学源于自然科学，后来为社会科学研究借用，成为研究中主要的分析工具。韦伯把这个关键性概念工具称为“理想类型”，“一个理想类型就是一种分析结构，它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理想类型永远不会对应于具体的现实，而总是有所偏离。它是由现实的某些因素构成的一个逻辑上永远准确而连贯的整体，这种整体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55]。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类型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可以将研究对象化繁为简，使人们能够较清晰地观察和把握边疆社会问题，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比较分析法：比较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着重于社会与社会之间的比较，如一个社会制度与另一社会制度、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比较。当然，本研究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社会学的研究，而是借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由于社会问题在边疆与内地、边疆与边疆之间、同一边疆地区内部都有显著不同，对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相同之处，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边疆社会问题。在比较研究中，不仅要确定一个比较维度，更重要的是要寻找经验材料，一个“持经验性比较研究者着重在经验资料的搜集、统计及分析”^[56]。

无结构访谈与观察法：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宽泛性，决定了本研究采用无结构访谈比结构访谈更具有效性，这个过程也是参与观察的过程。主要是加深对边疆社会问题的感性认识，验证事先的一些假设，并提取有价值的经验材料。笔者在调查研究方面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2008年7—8月，跟随导师前往云南文山、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在走访公安、边防、民族、宗教、禁毒防艾办等相关部门的同时，还深入部分乡镇、村寨的干部群众中，对毒品、艾滋病、拐卖妇女等社会问题和民族宗教、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从中获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

2009年4月，在昆明云南省委党校选取了2008级在职研究生班的20名学员进行了访谈。这些人多是来自云南各州市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并且长期工作在边疆地区，有的还担任县市长、乡镇长和党委书记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等职务，对边疆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通过访谈，笔者加深了对云南边疆社会问题的进一步了解。

2009年5月前往云南红河州开展调查。首先是选取了红河学院的来自边境地区的1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访谈，其中3名是来自越南老街省的留学生，其他12名分别来自腾冲、陇川、沧源、勐海、文山、麻栗坡、金平、河口等边境沿线地区，主要是围绕访谈对象家乡身边发生的和自己感觉到的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进行自由式座谈。谈及的边疆社会问题有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赌博问题、枪支弹药问题、卖淫、偷渡、跨境人口流动、贫困问题、农村教育医疗问题、村寨性别比例失调、农村青壮年人口外流、农村留守儿童、村干部贪污腐败现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流失、农村水污染问题、植被林木破坏、农地纠纷等。其次是访谈了红河州蒙自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主要谈到了近年来日益猖獗的传销问题和“两抢一盗”等问题。接着，前往河口口岸进行了实地考察，对边境口岸的情况获得进一步的感性认识。

2009年7—8月，前往云南德宏州潞西市、瑞丽市、陇川县开展调查研究。重点就当地突出的边疆社会问题进行访谈，对象主要有州政法委，瑞丽市及陇川县政府办公室、民宗局、禁毒防艾办公室等相关职能部门，并重点访谈了当地干部群众和非法入境打工的部分缅甸籍流动人口。前往边境地区开展实地调查的过程，也是一个进入地方空间和社会环境参与观察的过程。

五 研究特色与难点

（一）研究的特色

特色之一：主要把边疆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即作为一个中层理论来研究。以往的研究，多是以某一个具体边疆社会问题为对象的经验研究，此类研究对于具体问题的治理，无疑具有实践意义。但研究如果局限于微观层面，就很难有理论上的突破。因此，笔者以“边疆社会问题”为对象，既综合了微观层面的研究，又在此基础上提升到中观、宏观层面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弥补了边疆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不足，无疑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特色之二：为“社会问题社会学”学科提供了鲜活的本土化内涵。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单元，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早已有之，但把边疆作为特定的空间范畴，无疑赋予了研究内容的典型性与独特性。就“边疆”而论，一方面，基于我国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问题表现出较典型的民族特征；另一方面，我国边疆地域广阔、邻国众多，边疆社会问题既极具中国特色，又复杂多样且个性突出。本研究领域素材的丰富性与特色性，是任何西方国家所不能相比的，而边疆社会问题的研究在西方社会学中是被边缘化了的，甚至是尚未开拓的研究领域。从这个角度而言，边疆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可以拓展社会学学科视野，进而言之，本研究可以使我国的社会问题社会学研究更具“国际眼光和本土特色”。

特色之三：对社会问题的含义、理论、研究范式、与其他问题的关系以及类型，从社会学学理上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深度探讨。不仅对于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知识发展是一个总结性的回顾，而且为社会问题理论与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特色之四：提出边疆社会问题并非仅是“边疆”的社会问题的思想。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现象之一便是过去‘中心’与‘边陲’非常松弛隔绝的关系（天高皇帝远），已变为‘中心’与‘边陲’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57]显然，边疆社会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边疆”的社会问题，边疆社会问题与境外、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提醒我们在认识、研究和治理边疆社会问题时，一定要有国际视野和全局眼光。

（二）研究的难点

本研究的着眼点，是对边疆社会问题的整体理解与把握，是结合大量经验材料进行的社会学中层理论的探讨。面对这样一个研究课题，以笔者的学术素养、研究功力和所占有的材料来看，都是有很大难度的。

难点一：理论框架建构的困难。首先，就边疆社会问题的属性逻辑看，不论是讨论共性还是个性的内容时，都需要进行比较，但比较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如何用操作化的指标进行比较，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其次，对边疆社会问题类型、生成原因、危害、运动变化、建构等诸方面的理论探索，很难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研究的学理色彩，容易使讨论陷入直线性的描述分析程式。这是本研究最大的难点。

难点二：材料搜集的困难。边疆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得一些经验研究材料很难搜集到，而研究涉及问题的宽泛性，又使得全面开展社会调查难以现实。为此，尽管笔者努力通过各种关系与渠道获得了最新完成的一批国家级、省部级的课题研究报告，并尽可能地搜寻到了部分数据资料，但对这样一个选题来说，依然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要求。此外，对材料真实性的验证与判断、材料的取舍尤其是保密性、技术性处理等，也都是需要克服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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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刚：《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维护边疆稳定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

[2] 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3] 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社会的几个显著特点》，《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

[4] 鲁刚：《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维护边疆稳定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

[5] 国土面积据《云南年鉴（2006）》第374—477页相关数据整理（云南年鉴社2006年版），人口资料据《云南统计年鉴（2008）》第598—611页相关数据整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

[6] 据《云南统计年鉴（2008）》第598—611页相关数据整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

[7]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载林恩显编《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2年版，第205页；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1页。

[8] 马大正：《关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9] 杨成：《利益边疆：国家主权的发展内涵》，《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1期。

[10] 城市的“时间边疆”一词，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梅尔宾1978年提出的，时间边疆的开发，就是调整城市空间的利用时间，人们在城市的空间活动尽量在时间上错开。参见宋言奇《城市“时间边疆”开发：基于缓解城市病的思考》，《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5期。

[11]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2]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页。

[13] 谷书堂主编：《我国当前社会问题透视及治理方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 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 朱力：《大转型——中国社会问题透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朱力：《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6] 张向东：《当代社会问题》，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版。

[17] 陆建华：《中国社会问题报告》，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18] 尚仲生：《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9] 章辉美主编：《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 何雪松：《社会问题导论：以社会转型为视角》，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1] 吴忠民：《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2] [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3]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4]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5] [美]W.L.托马斯、[波兰]F.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张友云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26] L.K.Frank.Social Problem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0，No.4（Jan.，1925），pp.462-473.

[27] Willard Waller.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or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No.6（Dec.，1936），pp.922-933.

[28] Richard C.Fuller，Richard R.Myers.Some Aspects of a Theory of Social Proble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No.1（Feb.，1941），pp.24-32.

[29] Rubington，Martin S.Weinberg.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Seven Perspectives-6th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30] Ibid.

[31] [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3页。

[32] [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1页。

[33] 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34]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载林恩显编《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理论与方法），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2年版，第203页。

[35] 吴楚克：《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民族学的关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6] 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7] 孙建民：《中国传统治边理念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8]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23页。

[39] 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版，第82—83页。

[40]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1] 王铁志：《德昂族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4年。

[42] 迟庆林：《边境贸易与经济发展》，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

[43] 宋朝阳：《西藏产业结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5年。

[44] 安尼瓦尔·阿木提：《基于区域理论创新的新疆发展战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05年。

[45] [美]F.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20年，第1页，转引自何顺果《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6]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7] 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7—78页。

[48] 马永清：《吸毒越轨行为与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阮惠风：《新型毒品滥用与控制的实证研究——以云南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谷禾：《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研究——以云南跨境民族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李世杰：《转型期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研究——以云南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李永松：《边疆地区HIV/AIDS扩散与控制之实证研究——以云南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

[49] 郑杭生主编：《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1994—19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0]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十六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第一卷），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2000年重印）；[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重商主义与欧洲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第二卷），庞卓恒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经济大扩展的第二个时代：18世纪30年代—19世纪40年代）》（第三卷），庞卓恒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1] [美]G.W.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美]G.W.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52] 包亚明：《都市与文化丛刊序言》，《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潘泽泉：《空间化：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53] 郑杭生：《当代中国理论社会学面临的创新任务——一种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视野》，《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

[54] [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城、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55] [美]刘易斯·A.科塞：《社会思想名家》，石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56] 蔡文辉：《比较社会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4页。

[57] 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载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