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敦煌遗书中的唐代其他说唱文学
第一节 说因缘
一 “因缘”之名称含义及内容
“因缘”本为佛家术语，是佛家观念里“因”和“缘”的合称，所谓“因缘和合，诸法即生”。佛家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处于因果联系、依一定条件生起变化之中；众生皆在善恶因果的严密关系中，只有皈依佛法，虔诚修持，才能脱离苦海，获得解脱。“说因缘”或称作缘起、缘，就是一种演绎佛教因缘故事而又不解读经文的说唱艺术，其内容主要是讲说佛弟子或善男信女前世今生的果报、业报故事。
“说因缘”之渊源当追溯至六朝以来的“唱导”。慧皎《高僧传·唱导篇》论说：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释庐山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授，遂成永则。[1]
这里的“杂序因缘”、“傍引譬喻”、“先明三世因果”，即是“因缘”之萌芽。随着佛教势力的壮大，这种说唱活动遂由“萌芽”状态发展至一种专门的说唱艺术。“因缘”尽管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其作用往往类似于正式讲经前的引子或者开题（但却不是押座文），是法师为宣讲“真经”揽罗听众的，如：《目连缘起》结束时所唱：
奉劝闻经诸听众，大须布施莫因循。
讬若专心相问语，免作青提一会人。
……
今日为君宣此事，明朝早来听真经。
说因缘的底本称“因缘”、“缘起”或“缘”。现存“因缘”按内容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佛祖故事，即敷衍演唱佛本行经故事如《悉达太子修道因缘》；二是因果报应故事，即讲述轮回果报及宣扬佛法威力之故事，如《丑女缘起》、《目连缘起》等；三是如阐释教义或神异类故事，如《四兽因缘》。这些“因缘”故事大多出自魏晋以来的佛典，如《丑女缘起》出自《贤愚经》中《波斯匿王女金刚品第八》，《欢喜国王缘》演绎《杂宝藏经》之《优陀羡王缘》，《功德意供养塔生天缘》演绎《撰集百缘经》之同名故事等。敦煌遗书中现共存有《悉达太子修道因缘》、《难陀出家缘起》、《目连缘起》、《欢喜国王缘》、《丑女缘起》、《四兽因缘》、《功德意供养塔生天缘》七部。
二 “因缘”之演出、叙事体制
“因缘”的主体部分是敷演一个有果报、轮回色彩的佛家故事，虽出自佛典却不援引解释经文，这一点与唱导不同。同时与变文相区别的是因缘只讲佛家主题故事，绝不旁涉如变文，后者几乎囊括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现实故事各种题材。说因缘的活动一般是在法事或者斋会上，由法师一人唱说。尽管只有一人讲说，但故事依旧是有对话、有叙述，法师一人兼数职，时而模仿故事中人物语气表演，时而又以第三人称做局外叙事。虽然未见乐器伴奏，但唱词依旧是“平、侧、断、吟”诸腔齐备的。因缘的这种“跳进跳出”演出体制，带有了某些代言体的性质，为后世的诸宫调、词话、弹词、宝卷、大鼓书等说唱文艺所继承。因缘在表演程式上与六朝以来的唱导、唐代的讲经文颇相似，例如有押座文，也有类似解座文的结束语。
在叙事体制上，因缘虽是韵散组合，说唱兼行，却以唱为主，是韵多散少，唱多说少的作品。韵文唱段是散文所说部分的接续和递进，几乎没有一段唱词是重复散文内容的。从韵散关系来说，唱词不是散文部分的重复，而是与散说相互交替，共同推动情节发展。唱词以七言为主，兼有五言、六言（或三、三句式）。在文本上可以看到其“平”、“侧”、“断”、“吟”之类的说明唱法的词语，可以推断其声腔唱法还是很复杂的。
三 “因缘”之经典——《丑女缘起》[2]简介
现存“因缘”之经典有《丑女缘起》、《目连缘起》等。“因缘”虽是旨在劝人向佛，演绎佛经果报、轮回之大义，却并不枯燥乏味。相反，法师在“说因缘”时，力求生动有趣，且充满了人情、生活趣味。如《丑女缘起》，作品讲述丑女因“前生为谤辟支迦，所以形容面貌差”，虽位尊至公主，也难以摆脱丑陋的外貌带来的精神压抑。后来因为虔心礼佛，借助佛法恢复了靓丽容颜。这本是一个宣扬谤佛必得业报，虔心向佛，佛祖“慈悲之力”能使“百丑变作千般媚”的故事。主题虽然乏味，法师却讲得入情入理、妙趣横生，人情味十足。如国王夫妇商量为丑女招婿，国王为难，却又不得不遣媒一节：
夫人敛容进步，向前咨白大王云云：
“妾今有事须亲奏，愿王欢喜莫生嗔：
金刚丑女年成长，争忍令交（教）不仕（事）人！”
于是大王闻奏，良久沉吟，未容发言，夫人又奏云云：
“姊妹三人总一般，端正丑陋结（系）因缘。
并是大王亲骨肉，愿王一纳（例）赐恩怜。
向今成长深宫内，发遣令交（教）使向前。
十指从头长与短，各各从头施教（试咬）看。”
……
夫人又告大王：“大王若无意发遣，妾也不敢再言；有心令遣仕（事）人，听妾今朝一计。私地诏一宰相，交（教）觅薄落儿郎，官职金玉与伊，祝（属）娉[充]为夫妇。”
于是大王取其夫人之计……“卿为臣下我为君，今日商量只两人。……相当莫厌无才艺，莾（莽）路何嫌彻骨贫。万计事须相就取，陪些房卧莫争论。”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做父母亲的明知道自己女儿丑陋，但也要千方百计为其争取一门婚事，使其能够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为此不计女婿贫富、有无才艺，只要人好，愿意娶其丑女，倒赔妆奁也可以！国王夫妇为了自己女儿婚事操心一如世俗小民，真实可信，入情入理，充满了家庭氛围和人情味。
接着是新郎面见，叙述了国王夫妇及丑女姐妹为了能将其嫁出去，不仅不计较女婿的“舌短”、憨直，说话行为“直下令人失笑”，反而为觅着如此一个好女婿大摆筵席。酒筵之上，新郎见到“新妇”，“闻来魂魄转飞伤（飏）”，“于是王郎既被唬倒，左右宫人，一时扶接，以水洒面，良久乃苏”。这一段更是妙趣横生了，新人见面，竟然吓死了新郎！更为奇特的是大姨姐竟然也以自己妹妹的丑陋相劝新郎：“妹子虽不端严，手头裁缝最巧。官职王郎莫愁，从此富贵到老，些些丑陋不嫌，新妇正当年少。”“不要称怨道苦，早晚得这个新妇？虽则容貌不强，且是国王之女。向今正值年少，又索得当朝公主。鬼神大晒偻
，不敢猥（隈）门傍户。”娶的新妇竟然可以与钟馗相媲美了，能吓走鬼神邪魔！这是对丑女之貌极尽夸张之揶揄，不过并不让人觉得是有意丑诋，而是充满了人情之乐趣！目的只有一个，想说明待字闺中的丑女越来越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块心病，虽然家庭成员的想法不同，如母亲是“金刚丑女年成长，争忍令交不仕人！”而父亲则觉得丢了自己的脸面：“我缘一国帝王身，眷属由来宿业因。争那就中容貌差，交奴耻见国朝臣。”姐姐们是“推得精怪出门”，“免得父娘烦恼”。但目标是一致的，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想把她嫁出去。丑女所遭遇的尴尬和精神压力可见一斑。
而到了夫家，丈夫虽然嘴里不说嫌弃，但在行动上却也表现得很明显。同僚之间宴请，各出妻女相陪，而他“惟忧妻貌不强，思虑耻于往还遂乃精神不安，宿夜忧愁”。丈夫的心思更是打击了丑女的自尊心，“公主既闻此事，哽噎不可发言，惭见丑质，咽气泪落。前世种何因果，今生之中，感得丑陋。夫主去后，便捻香炉，向于灵山礼拜发愿。”于是感动如来亲垂加被，“佛以慈悲之力，垂金色臂，指丑女身，丑女形容，当时变改云云：……容颜顿改旧时仪，百丑变作千般媚”。
这样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其中不乏俏皮、诙谐之处，如对丑女相貌的夸张、相亲场面的戏剧效果、丑女姐姐们的打趣……却也处处充盈着温馨、和谐的人间烟火之气，如国王夫妇商量嫁女之计策，颇似民间普通世俗夫妇商议家事，完全没有宫廷之等级森严、冷漠无情的印象；王后对于女儿“十个手指”的比喻，颇契合一个普通母亲的心态，而国王虽然怕丑女丢了自己脸面，但还是听从夫人之计，且怕女儿受气，提供了许多优惠条件如赠官职、赔妆奁等。只有一个要求，即对方不嫌弃女儿丑貌就好，这些表现也是很符合一个慈父形象的。
这个故事除了起因和结果充满着佛教故事常有的颂佛色彩之外，绝看不出其可厌之处。相反，其人物塑造惟妙惟肖，完全契合人物的身份和环境，如丑女虽然丑陋不如人，心里自卑，但她到底是出身皇宫，贵为公主，所以嫁到夫家还仍然盛气凌人。新婚燕尔，即对丈夫发布阃令云：“王郎心里莫野，出去早些归舍。”而且自尊心很强，见不得夫主厌弃的神情。明知自己很丑，却不愿丈夫计较，一旦人家说出心事，即不能承担，好像委屈冤枉了她一样，“公主既闻此事，哽噎不可发言，惭见丑质，咽气泪落”。这种描写完全符合一个娇生惯养的公主形象。另外，如前文所述，这篇“因缘”的心理刻画也很成功，对丑女的塑造主要是从心理独白的角度入手的。其实这样的塑造手法和艺术成就在《目连缘起》中也是一样的，甚至更出色。因《目连缘起》多有论著研讨，此处就不再赘言了。
本篇“缘起”语言幽默滑稽，同时又通俗易懂。韵散相间的叙事体制，使得叙事节奏从容有序，且跌宕起伏。加之说因缘之唱腔是有“平、侧、断、吟”之变化的，香烟缭绕之际，听众在法师美妙的高低抑扬的说唱声调中，渐渐地进入了故事的世界，感动着另一世界的世俗人生诸多烦恼，以及被佛祖解救的快乐，于是说因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恰如慧皎在《唱导篇》所总结的：
至如八关初夕，旋绕周行，烟盖停氛，灯帷靖耀，四众专心，叉指缄嘿。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泣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3]
四 “因缘”的影响
说因缘一艺，虽起源于六朝，盛行于唐代，但此后却很少见诸记载。有宋王暐撰《道山清话》记载：“京师慈云寺有昙云讲师者，有道行。每为人诵梵经及讲说因缘，都人甚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人有招致，闻命即往，一钱亦不受。”[4]这说明宋代仍有人在“说因缘”，但“病家往往延致”，又好像比唐时和尚多了些“业务”。至南宋时，周密著《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弹唱因缘》，列有伎艺人如：“童道、费道、蒋居安、陈端、李道、沈道、顾善友、甘道、俞道、徐康孙、张道。”这说明“说因缘”已经成为一种瓦舍的伎艺，具有了明显的商业化特色。演唱者除了道人即是市井艺人，并无僧人讲唱。元明时期说因缘如何，不见诸记载，唯在《水浒全传》中有些痕迹可见。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鲁智深在桃花庄碰到了抢亲事件，他愿管闲事，向刘太公自夸道：“洒家在五台山真长老处学得说因缘，便是铁石人也劝得他转。今晚可教你女儿别处藏了，俺就你女儿房内说因缘，劝他便回心转意。”清乾隆年间，江苏无锡、苏州一带流行一种“说因果”，所演内容大多为因果报应，劝人行善。民国以后直至30年代，这种演唱活动在苏州尚有遗存，顾颉刚在其文章中曾回忆说，在苏州有说因果之《珍珠塔》，地点在苏州的玄妙观，不过好像全城只此一家，可见并不是说唱的主流形式（苏州说唱应该是以弹词为主）。[5]明清以后，江南盛行的宣卷大有其遗风，应该可以看作是其历史衍变遗留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