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和基督教在人性论的异同之处。在二者的人性论中，人性都经历了原初的本善——善性的“堕落”——性善的回归与修养三个阶段。无论是从儒家的性善中启迪人性，还是从基督教的性罪中鞭策人性，二者都是以实现真正的善性或道德性为最终主旨的。从文化发生学上来讲，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各民族的文化都呈现为迥异的特色。“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它们用来描述自己精神的语言的不同，而不是其精神内容的差异。”[27]儒家的言说方式是一种伦理的语言，而基督教的言说方式是一种神学的语言。不同的言说方式决定了二者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说，我们无论如何发现儒家的原罪意识，与基督教的原罪观比较，它总是性善论的配角；无论如何挖掘基督教的原善质素，与儒家的性善论相比，它总是处在原罪论的阴影之下。由此可见，要形成一种客观而完善的人性理论，我们必须在人的自然性和道德性之间、人与神圣者的分合之间、在神圣者的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保持平衡；要更好地实现人性，我们务必在自上而下的流溢与下学而上达的超越中、在礼的本质与形式中达成“中庸”。需要指出的是，对宗教对话语境中的儒家和基督教而言，我们不应只是认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更应该坚信“相反者相成，对立和谐”。二者有足够多的共同点可以使对话成为可能，有足够多的差异点可以使对话成为必要。在这里，存在主义宗教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的关系哲学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布伯认为对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你”的关系，一种是“我——它”的关系。[28]前者乃是一种平等、对话、亲密的关系，而后者则是一种统治、独白、隔膜的关系。虽然“我——它”的关系对于哲学主体间初期的认识必不可少，但是我们断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要实现真正的、良性的对话关系，必须选择“我——你”关系，追求彼此间的相互沟通、彼此互动、尊重平等的关系，建立一种真诚对话、互相开放的对话。对于儒家而言，应该以忠恕之道为原则建立与基督教等他者文化的相互关系，真正以彬彬君子的仪态做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于基督教而言，真正让十字架成为一个包容的符号，以“你想别人怎么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待别人”为原则建立与儒家等他者文化的沟通对话，以博爱的心胸真正做到“爱你的邻人”。应该说，儒耶均应该在一种礼尚往来中相互表达和聆听，相互教导和学习，相互见证和被见证，在彼此相遇中重新发现本真的人性，共同寻求终极真理之谜。
当今社会是一个“祛魅”的时代，自由的时代，神圣因素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逐渐隐退，使人们失去了神圣天堂的价值尺度。人们在一味地追求自由、实现自我中陷入了存在的“迷失”和价值的“真空”，终极关切的缺失使人们成了“精神的孤儿”。于是，个人主义泛滥、拜金主义流行，各种社会的腐败、道德的沦丧现象层出不穷，我们在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同时，更应该以一种“仁以为己任”的担当姿态去呼吁一种价值的回归和道德的重建。在“人是什么？”“真正的人性是什么？”“人如何实现人性”等核心问题上，儒家和基督教的人性论留给了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这对于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1] 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4页。
[2] 帕斯卡尔：《思想录：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9页。
[3] 详见欧阳祯人《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第一章“说性”一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5]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185页。
[6] 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成穷、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7] 帕斯卡尔：《思想录：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09页。
[8] 《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书信，信中系统阐释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新约中最重要的书卷之一，其思想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拥有深远的影响。
[9] 奥古斯丁：《论信望爱》，许一新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页。
[10] 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0页。
[11] 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成穷、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12] 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静也、常宏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
[13] 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段德智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4] 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3页。
[15] 奥古斯丁：《论信望爱》，许一新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页。
[16] 加尔文：《罗马书注释》，赵中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
[17] 奥古斯丁：《论信望爱》，许一新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7页。
[18] 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成穷、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19] 贝格尔：《天使的传言》，高师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20] 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段德智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21] 坎默：《基督教伦理学》，王素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22] Barth，Karl，Gospel and Law，in God，Grace and Gospel，London：Oliver and Boyd，1959，pp.1-28.
[23] 奥古斯丁：《论信望爱》，许一新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68页。
[24]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2页。
[25] 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静也、常宏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26] 坎默：《基督教伦理学》，王素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27] 姚新中：《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赵艳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28] 布伯：《我与你》，《马丁·布伯文集》（德文版）第一卷，海德堡与慕尼黑，1962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