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石岑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
李石岑比较中西哲学的认识成果，主要集中于他的《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的比较研究》，系由李石岑在福建的一次学术讲演稿整理而成。其时，李石岑自欧洲归国不久，思想上已经转向辩证唯物论。李石岑此时比较中西哲学，特别强调历史条件对于哲学思想的决定作用，认为历史条件对于哲学演生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决定了哲学比较的现实根据。李石岑曾这样表达自己的这种观念：“由于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哲学思想，在同一个时期内，我们可以从形式上，从各家思想的总汇上，找到它们的一致的倾向，这样，我们拿来作一回比较研究，绝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22]这样的方法意识，使李石岑比较中西哲学的视角首先指向了中西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李石岑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经历过成长期、嬗变期、发展期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哲学的成长期为公元前3世纪以前，西方哲学的成长期为公元前4世纪以前；中国哲学的嬗变期为公元前3世纪至17世纪中叶，西方哲学的嬗变期为公元前4世纪至17世纪初叶；从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哲学进入发展期，西方哲学的发展期则始于17世纪初叶。在李石岑看来，中国哲学的形成早于西方哲学的形成，而中国哲学的嬗变及其发展，在时间上则晚于西方哲学。但就中西哲学的内容而言，却不无相似之处，其理论指向与学术追求皆有极为相近的地方。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观念，李石岑首先对成长期内的中西哲学进行了比较。在李石岑看来，“西洋哲学成长期的社会背景是奴隶制度，中国哲学成长期的社会背景是封建制制度，这两种社会制度本质上虽不同，但在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的剥削一点是相同的。因此，反映在思想上，正决定两个相同的倾向”[23]。中西哲学成长的社会背景有所不同，但有相同的理论趣向与追求。譬如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主张“正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倡导概念，两者理论追求即是同一的。因为，孔子主张“正名”，目的是使这种理论，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成为一切政治、道德的基础”。苏格拉底倡导概念，目的也在于维护奴隶社会的秩序。因为，苏格拉底“以为事物的本质可以用概念表明”，“概念是具有普遍性的，是具有永久不变性的”。李石岑曾这样表述苏格拉底倡导概念的目的：“苏格拉底所以提出概念，主要的在应用到道德上，因此倡言：知识即道德。意思是说知识是普遍的，是永久不变的，所以道德也是普遍的，是永久不变的。在当时希腊征服波斯以后，忽然间增加无量数的奴隶，非有一种普遍的概念以范围人心，维系社会，势必陷于溃散不可收拾之地。苏格拉底的思想本是倾向贵族政治的，故极力倡导概念的正确和知识的尊严。概念具有上抑下尊凌卑的潜力。譬如说：‘天王圣明，臣罪当诛’，非个别的天王皆圣明，乃概念的天王皆圣明。概念在社会上的作用，比任何物质上的权威还大。它可以入人于不觉，慑人于隐微。苏格拉底看透了这点，所以极力倡导知德一致的思想，这对于奴隶社会的维护是具有很大的功效的。”[24]在这种比较中，李石岑既肯定孔子哲学与苏格拉底哲学在形式方面有同一之处，也肯定孔子哲学与苏格拉底哲学具有相同的理论追求与社会功能。在比较孟子哲学与柏拉图哲学时，李石岑则认为，孟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是“我”与“心”，柏拉图哲学中核心范畴是观念或理念，两者皆为观念论的典型代表。而“观念论者的特殊本领便是将宇宙万物作一种系统的说明，但所谓系统是心的系统，或是神的系统。就心的系统说，则观念论常变成唯我论（Solipism），就神的系统说，则观念论常变成‘有神论’（Theism）。但心的系统和神的系统每每联成一气，因为要这样，才可以为统治阶级作成一个天衣无缝的理论”[25]。因此，孟子哲学和柏拉图哲学的社会功能也是相同的。李石岑对中西哲学成长期的比较，内容还涉及“荀子和亚里士多德”、“墨家名家和主不变派”、“道家和主变派”、“杨子和勃洛大哥拉斯”等中西哲学派别，在对这些哲学派别的具体比较中，李石岑都力图“从形式上，从各家思想的总汇上，找到它们的一致的倾向”，以揭示中西哲学形成时期所显现的共通的思想形式和理论追求。
李石岑对中西哲学嬗变期的比较，特色在其切入点。因为李石岑在这种比较中，除了对朱熹、王守仁和安葵奈斯、司苛特斯思想的具体比较，特别强调中国哲学中的“儒佛混合”与西方哲学中的“二希混合”对于中西哲学嬗变作用的相似之处。在李石岑看来，中国哲学的嬗变实开始于“儒佛混合”：“自李翱作《复性书》，开了儒、佛混合的端绪，于是中国哲学上着了很浓厚的印度哲学的色彩，宋、明哲学家表面上是儒，里面却是佛。他们都是拿孔、孟、荀做招架的幌子，实际上在发挥佛教禅宗的要义。于是石头希迁的《参同契》，洞山良价的《五位颂》，临济义玄的《四料简》成为嬗变期哲学的主要内容。在这时候，孔、孟、荀的哲学反成了禅学的工具。譬如孔子的‘忠恕’，不过是就日用人伦上着眼，而朱熹却把‘忠’解作‘由一本而万殊’，‘恕’解作由‘万殊而一本’，这样，孔子的‘忠恕’，便成为禅学的注脚了。”[26]这样的“儒佛混合”导致了中国哲学的嬗变，也改变了中国哲学的颜色。西方哲学的嬗变则始于“二希混合”。李石岑所谓“二希”，一指希腊主义，一指希伯来主义。在他看来，正是希腊主义与希伯来主义的混合导致了西方哲学的嬗变：“自从希伯来主义伸进到欧洲之后，西洋哲学上便着了很浓厚的希伯来主义的色彩。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便是专说明代表基督教的希伯来主义的。经院哲学不在真理的探求，而只是对于教会所给予的信条加以证明和解释，便是使自己的意识附合于信条，成为哲学的主要任务。这时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都成为基督教教义解释的工具。”[27]在西方哲学的嬗变中，柏拉图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基督教中的地位，正如孔、孟哲学在禅学中的地位。因此，李石岑的结论是：“佛教闯入了中国，成为中国哲学嬗变期，基督教闯入西洋，成为西洋哲学嬗变期，这样的暗合，又须从社会的背景上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封建社会是需要宗教做最后的台柱的，则表现在事实上，便自然地呈现这样一种结果。”[28]中西哲学的嬗变，不仅各有其社会历史背景，且都源于不同学术文化的交汇与融合。李石岑对中西哲学嬗变根由的这种理解，确也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中西哲学发展的某些实际。
李石岑将清代以来中国哲学的严谨与拓展视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期，而自17世纪开始则是他认定的西方哲学的发展期。在他看来，中西哲学的发展期在时间方面略有不同，但就发展途径而言则都表现为一种“解放运动”，且这种“解放运动”都具有复古的形式。中国哲学家的复古主张，从表面上看是主张学术回到先秦，但目的在于“托古改制”，这样的复古实为发展。西方同样如此。西方哲学家主张复古，是要回到希腊。回到希腊并非单一的复兴古典，而是要以回复古典的形式强调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尊重个性，尊重自由。因此，西方哲学家主张回到希腊，实质上也表明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时，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西哲学的发展还表现为怀疑精神与实证方法以及重视理欲之辨。就前者而言，中国哲学的怀疑精神与实证方法同西方哲学的怀疑精神与实证方法表现虽有不同，但基本趣向是一致的：“怀疑和实证是互为因果的，所以这两种精神都表现于发展期中。不过中国清代学者的怀疑与实证，是由宋学到汉学，由汉学到诸子学，西洋近世哲学的怀疑与实证，是由神学到玄学，由玄学到科学。研究的对象，虽不一致，但研究的精神，是约略相同的。”[29]在理欲问题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家大都主张理欲一元，强调“欲即是理”；西方哲学家同样偏重于理依附于欲。这样的思想理论标志着近代中西哲学在理论方面的一种转向。李石岑对发展期中国哲学的辨析，在很大的层面上吸纳了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研究的认识成果，但是，他从发展期的角度来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仍可说是自为一家之言。
李石岑还从“思想实质”的角度对中西哲学进行了比较。这种比较从辩证法、唯物论、辩证法的唯物论三个方面具体考察中西哲学。李石岑认为，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十分丰富。但是中国哲学在辩证法思想方面也存在自身的局限。他曾具体论述他所理解的这种局限：“中国的思想家大部分是知道运用辩证法的，可是并非显明地或意识地把辩证法当作一种方法论，当然更谈不上运用到认识论及认识的历史。他们知道用辩证法说明宇宙观，却很少知道辩证法即是宇宙观。”[30]在李石岑看来，西方哲学家对于辩证法的理解与运用，相比较于中国哲学家则要深刻得多，进步得多。在唯物论方面，他认为中国哲学中也存有唯物论倾向，但缺乏真正的唯物论思想系统；中国哲学中最主要的思想系统大都在观念论的范围之内，这点与西方哲学大不相同。西方哲学不仅具有深厚的唯物论传统，且自希腊哲学开始，到16—17世纪英国的唯物论、18世纪法国的唯物论以及19世纪德国的唯物论形成，西方的唯物论哲学已经获得惊人的进步。西方哲学中的这种发展状况，中国哲学很难望其项背，与其媲美。在比较中西哲学中唯物论思想的基础上，李石岑将辩证法的唯物论理解为“古来各派哲学的大集成”和对“古来各派哲学的总清算”，而非由唯物论与辩证法相加的总和。因此，他完全否认中国哲学在总体上存有辩证法的唯物论，并且认定中国哲学缺乏形成辩证法的唯物论的基本的思想要素。西方哲学则不是这样。因为在西方哲学中，辩证法与唯物论都得到过很大的发展，具备形成辩证法的唯物论的基础。加之西方科学十分发达，具备辩证法的唯物论形成的“旁因”。因此，李石岑认定，辩证法的唯物论的形成，西方的希望远远大于中国。但是，李石岑并未否定辩证法的唯物论作为一种新哲学在中国出现的可能。因为，在他看来，一种新哲学的诞生，既决定于传统的哲学基础，也决定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哲学工作者的主观努力。他曾经这样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新哲学的发展，并不完全依据固有哲学的基础，而社会的发展阶段，自亦为其要因。照这样说，中国哲学在最近的将来究竟发展到如何的程度，这并不决定于以往的收获，而只决定于我们现在的努力。我们正不必一切从已往推测未来，也不必为未来而抹杀既往，我们只要把握住辩证发展的法则，就随时随地都可以确定我们研究的指针。”[31]尊重自己的哲学传统，把握事物辩证发展的理则，踏踏实实地去为自己民族哲学的发展工作，以求取民族哲学发展的未来。李石岑对于中国哲学发展的这种理解颇具思想的深度。这种思想的深度与他对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不无联系。
李石岑对于中西哲学发展过程及其思想异同的考察与理解，在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比较研究中，当为最具理论价值的认识成果之一。李石岑对于西方的学术文化曾经有过长时间的研探与亲身体验，其对西方哲学了解的深度与广度，在其同时代的学者中间，少有人能够与之比肩。就思想倾向而言，李石岑早年虽曾热衷于尼采哲学与柏格森哲学，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也赞赏有加。但是，当他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思想上已经转向辩证唯物论。哲学观念的转向，也增加了李石岑对于中西哲学异同理解的思想深度，促使他将哲学比较的学术目标指向了中国哲学建设自身。这些都值得肯定。由于李石岑盛年辞世，他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西哲学同异的考察评断，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也存在时代的局限。今天，我们思考文化比较与哲学比较，不论时代条件还是学术观念，与李石岑一类学者当年的理解都已经有所不同。但是，回顾李石岑当年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解读其哲学比较的认识成果，不论是对于我们拓展哲学比较的观念，还是完善哲学比较的思想方法都不无正面的学术价值。
[1] 绿林书房辑校：《蔡元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
[2]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3] 《李石岑讲演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4] 同上。
[5] 《李石岑讲演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6] 《李石岑哲学论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7] 《李石岑哲学论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8] 同上书，第5页。
[9] 《李石岑讲演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10] 《李石岑哲学论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11] 同上书，第2页。
[12] 同上书，第13页。
[13] 《李石岑哲学论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14] 同上书，第123页。
[15] 同上。
[16] 《李石岑哲学论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17] 同上书，第108页。
[18] 《李石岑讲演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19] 同上。
[20] 同上书，第40页。
[21] 同上。
[22] 邱志华编：《李石岑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3] 同上书，第6页。
[24] 邱志华编：《李石岑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25] 同上书，第9页。
[26] 邱志华编：《李石岑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0页。
[27] 同上书，第20页。
[28] 邱志华编：《李石岑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29] 同上书，第24页。
[30] 邱志华编：《李石岑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31] 邱志华编：《李石岑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