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人。我国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历仕宋、齐、梁三代，《南史》、《梁书》均有传。江淹出身寒微，其祖父与父亲都只做过县令一类的小官。据《文选》卷十六江淹《恨赋》李善注引刘璠《梁典》云：“祖躭，丹阳令。父康之，南沙令。”[1]《南史》本传亦云：“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2]江淹不仅出身寒微，而且父亲去世也比较早。在其《自序》中即云：“十三而孤，邈过庭之训。”[3]父亲过早的离世使江淹少年时期就感受到了生活压力，也使他能够更加笃志好学，养成了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
二十岁时，江淹游学到京都之后，担任了宋孝武帝刘骏第十一子刘子真的家庭教师，教授其五经。这一年九月，江淹又被辟为南徐州新安王刘子鸾的从事。从此，江淹开始正式踏入仕途。直到大明八年（464）五月，前废帝刘子业继位，对皇室兄弟展开凶残迫害，江淹又转到始安王刘子真幕下。两年之后，刘子真被赐死之后，又转到建平王刘景素幕下。《自序》云：“建平王刘景素闻风而悦，待以布衣之礼。”但在泰始三年（467），江淹却因广陵令郭彦文案而被怀疑受贿入狱，狱中写了《诣建平王上书》，辞情慷慨地陈诉冤情，刘景素览书后当日便得出。泰始五年（469）十月，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转巴陵王刘休若右常侍。泰始七年（471），再次入建平王幕下，任主簿。泰豫元年（472），后废帝刘昱继位，因其凶狂失道，景素便欲羽檄征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江淹虽然及时从容晓谏，但却不被采纳。同年七月，景素为南徐州刺史，江淹随其到了京口，为镇军参军，领东海郡丞。此时的刘景素与心腹日夜谋议夺权之事，江淹预感到祸机将发，于是写了《效阮公诗十五首》，委婉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忧虑之情，希望刘景素能够停止夺权行动。但这次的讽谏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反而触怒了刘景素。元徽二年（474）五月，桂阳王刘休范首先起兵造反直逼京城建康，建平王刘景素等各路刺史借护驾之名，领兵齐聚京师。江淹也随景素回到了京师，并应萧道成之召，作了《敕为朝贤答刘休范书》，历数远近造反失败之事，义正言辞地驳斥了刘休范所谓的举兵入京的用意。实际上，这也是对入京的各路刺史的用意的一番斥责，刘景素更是心知肚明，应该更加深了对江淹的怒意。所以在同年南东海太守陆澄因遭丧离职之时，景素就没有让作为郡丞的江淹代行其职，而是另派司马柳世隆代之。江淹于是自主请求代领郡守职务，终于导致景素大怒，将其贬为建安吴兴令。
江淹于元徽二年秋赴吴兴，开始了他两年多的贬谪生涯。被贬使他远离了政治的中心，远离了亲人和朋友，也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消沉感伤的情绪。他把自己的忧思感伤都寄托在了吴兴的山水景物之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明人张溥称其：“身历三朝，辞该众体。恨别二赋，音制一变，长短篇章，能写胸臆。”[4]在对山水景物的描绘之中，江淹不仅舒解了抑郁不平之气，也表现了自己浓厚的佛道思想意识。
元徽四年（476），刘景素起兵造反后兵败被斩，同年秋，江淹自吴兴回京。结束了两年多的贬谪生涯。
回京之后，江淹在元徽五年（477）春，自京还乡闲居。七月，萧道成辅政，闻其才，召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此时，萧道成大权在握，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朝中的最高统治者。江淹被重用后，即为其尽忠尽力地出谋划策、起草文书，此后的仕途之路更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不久，即迁记室参军。入齐之后，又迁正员散骑侍郎、中书侍郎。齐武帝永明元年（483），江淹迁骁骑将军，掌国史。后出为建武将军，庐陵内史。永明四年（486），为尚书左丞。领国子博士，深得齐武帝的宠信。永明十一年（493）七月，郁林王萧昭业即位，江淹兼御史中丞。明帝建武元年（494）七月，郁林王废，萧鸾立昭文为帝。十月，萧鸾废海陵王而即位。明帝萧鸾即位后，江淹又迁任秘书监、侍中、卫尉卿等职。梁武帝萧衍起兵后，江淹微服归附，梁代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伯。梁武帝天监四年（505）病故，时年六十二岁。
江淹一生创作颇丰，其现存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是为人起草的章、表、诏、诰之类的应制之文，而其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赋两方面。特别是在宋末齐初，元嘉文学向永明文学过渡时期，他的创作正反映出了这种过渡的特点，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著述有《江文通集》十卷流传于世。自南朝至现代，论及江淹者代不乏人。
一
江淹现存集子里所收的诗歌大都作于宋末齐初，其中共收诗歌142首。自钟嵘《诗品》评其诗云：“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5]之后，近代以前的评论家对其拟古诗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十分首肯的。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其诗云：“拟古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6]萧统在《文选》“杂拟”这一类别中，将江淹的《杂体三十首》全部收录，清代各家选本也重点选其拟古诗，江淹善于摹拟已经是评论家们一致的看法。其拟古之作主要有《杂体三十首》、《效阮公诗十五首》、《学魏文帝》等。但是从近代开始，评论者们又从缺少独创性的角度，对江淹的拟古之作展开了讨论。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杂体三十首》组诗之前作者的序文。
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彩，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故蛾眉拒同貌，而俱动于魄；一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钦？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
从序文可以看出，江淹创作这组诗的目的不是一味地拟古，而是要通过拟古来委婉含蓄地表明自己的诗学观念，即应做到“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而且，江淹在选择模拟对象的时候，不仅能够体现出各个时代诗风的特色，而且能够体现出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与个性特征。至于《效阮公诗十五首》，则是模拟阮籍诗歌创作中隐晦婉曲的特点，目的就是要对刘景素的密谋叛乱进行从容晓谏，实际上就是作者抒情言志之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评论者们又开始从正面的角度对江淹的这部分拟作进行了肯定性的评价。[7]
拟古诗之外，江淹诗作中大多数作品反映的是其仕宦生涯中的不得志和遭贬被黜之后的哀怨之情。从其咏物抒怀之作、哀伤之作、玄言之作、赠答之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江淹诗歌鲜明的创作个性。他的诗歌古奥和瑰丽之风并存，流丽中带有苍劲峭拔之气，是“元嘉体”向“永明体”过渡的典型代表。
二
江淹的赋作，现存的有28篇，其中包括《井赋》之残篇，这些赋作大多数都是作于其被贬吴兴前后，集中抒写的就是其对人生的深沉感慨，表现的是一种悲苦之音。其中以抽象的情感现象为主要审美对象，直接关注情感活动本身的《恨赋》、《别赋》，更是以新颖的结构和清丽的语言震撼着文坛，成为历代传诵的名篇。这两篇赋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上升到普遍地带有抽象性质的群体情感观照之上。两赋中所抒写的人生悲情，也已经不再是个体的人生感触，而是对众多类型的恨事与别愁进行综合研究。
《恨赋》全篇都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开头“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几句写景，给全篇定下了一个悲凉低沉的基调。紧接着“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则点出了赋作的主题。然后赋文分别抒写了帝王、诸侯、名将、美人、高士、才子、富贵之子以及穷困之人死亡时的痛苦，发出了“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的人生慨叹。这种通过对各类人物临死时的苦痛集中地描写，突出地表现悲剧性人生的创作方式，使历代读者触目惊心。实际上作者所要表达的就是那个时代多数失意者的悲苦心境。《别赋》在表现离别情绪的时候，与《恨赋》稍有不同。它描绘了“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别离，抒写的是人生中最为普遍的“黯然销魂”的离别情绪。“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既是赋文的总纲，也是赋文的感情基调。“黯然销魂”这四个字，总体上对离别之情作了刻骨铭心的描绘。然后，作者把各类人物的“黯然销魂”的离情作了逐一描绘，其中描写了达官贵人之别、侠客之别、夫妻之别、求仙者之别、情人之别、远赴绝国者之别，并因为赋中大多描写的是社会中普通人的别情，所以在情感的抒发上引起了历史上众多读者的共鸣。《别赋》的创作目的是要创造忧怨的艺术境界，来反映南北朝动荡的现实。
除了《恨赋》、《别赋》，江淹的其他赋作，如《泣赋》、《伤友人赋》、《伤爱子赋》、《去故乡赋》、《哀千里赋》、《四时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倡妇自悲赋》等，突出表现的也都是悲怨主题。赋文或悼友人，或伤爱子，或思故乡，或抒己悲情，或代人伤情。再如一些咏物赋，如《青苔赋》、《石劫赋》、《金灯草赋》、《横吹赋》、《空青赋》等，也都在咏物之中流露出悲怆之情。同时，由于江淹和屈原有着相似的生平遭际，所以一些赋作所体现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手法都明显受到了楚辞的影响。特别是被贬吴兴时期的赋作中，在比兴寄托手法的运用方面对屈原既有继承，也有自己的创新。
三
诗赋之外，江淹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主要包括章、表、书、启、诏、教、墓志等，大多数都是其在宋末齐初为刘景素和萧道成所作的代笔之作。江淹在《自序》中曾称自己“博览群书，不事章句之学，颇留精于文章”，而其所说的这些文章，大多都是内容空虚，形式板滞的辞让答谢之作，只有少数的书传序论一类作品，抒情真挚，颇具文采。《诣建平王上书》作于江淹在刘景素幕下，被诬受贿下狱之时。文中作者言辞恳切，情调哀怨地痛陈自己被诬陷之事，其中不乏汉魏论说文纵横凌厉的气势。《自序》一文则是作者为自己书写的一篇自传，其中主要描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和志趣理想，是我们详细了解其人的思想创作的可靠资料。另外，江淹的《报袁叔明书》和《袁友人传》堪称佳作。袁叔明就是袁炳，是江淹一生可以“神交”的挚友。在《报袁叔明书》中，江淹向袁炳倾诉了自己仕途上的不得志。由于这是一篇书信体形式的散文，所以文中感情真挚，自然工致地表达了作者孤独愁苦之情。《袁友人传》作于友人袁炳逝去之后，在历数了友人生平行事与治学风尚之后，作者为失去这样的一位挚友发出了悲怆欲绝的哀痛之音。文章篇幅虽然短小，但表达的感情却十分丰厚，气势充沛。
纵观江淹的文学创作，其在诗、赋、文各体文学上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但是在历代的研究当中，对于江淹的研究视角大多停留在个别问题与个别篇章的研究之上，而没有将其全部创作放在一个大的视野之下进行整体的审视。本书创作旨在扩大对江淹文学创作的研究范围，对其流传下来的全部文学作品进行审视，而不是限于重点篇章，以达到对其文学创作能够全面把握；同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江淹的创作与南朝其他作家的创作研究相结合，寻找其中的一些共性与个性，这些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在本书的具体论述之中，深入细致地将江淹与同时期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梳理出南朝文学研究中一些尚未被人重视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比如对于贬谪与感伤这两种文学题材，本书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不仅对南朝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同时在文学发展史上也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在学术文化研究方面，本书也具有一定的价值。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自觉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繁荣发展与不断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政治上的各种原因，其思想中大多具有儒、释、道融合的特点，这对其文学创作影响比较大，使其作品大多具有三种思想融合交汇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南朝文人身上体现尤为明显，本书通过对江淹文学创作所体现的思想倾向及与南朝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窥见南朝思想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1]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4页。
[2]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47页。
[3] 本书江淹创作原文皆引自（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俞绍初、张亚新校注：《江淹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之后不再赘注。
[4] （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18页。
[5] （梁）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49页。
[6]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91页。
[7] 此问题徐正英、阮素雯的《20世纪最后二十年江淹研究综述》，《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2期上一文论述较为详细，可参阅，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