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缘由

近年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令国人振奋。当前国内学界及政策部门偏重从技术、策略层面讨论新农村建设，却忽视了教育尤其是乡村教师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所扮演着重要角色。事实上，建设新农村最缺乏的是知识和智力资源，而社会上其他知识力量又难以通向农村，这一直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因而，乡村教师是建设新农村建设必须依靠的知识力量。但是作为深处我国农村的知识分子群体，乡村教师一直与农村经济社会缺乏应有的互动。这不仅是我国农村教育资源的浪费，而且是我国农村主要文化资源的巨大浪费。

选择乡村教师作为研究“三农”问题和农村教育的主要突破口，从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去探索乡村社区、地方政府与教师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教师身份的国家建构与乡土生活的冲突与矛盾。通过教师个人的生活叙事，从而将宏大的历史变迁置于鲜活的生命场景中去，展示乡村社会、文化与国家力量冲突与竞争的生动场面，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乡村教师在新农村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存在的缺陷。

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是理解20世纪乡村教育变迁的重要参照系。研究乡村教师角色的演变必须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去考察。韦伯在论述中国传统社会组成和权力结构的时候认为，村落是一种离旧政府的功能甚遥远的自治单位。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主要由“同意权力”和“教化权力”组成，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所生产的，不足于提供横暴型政治所需要的大量资源，因此封建帝王通常采用“无为而治”来平天下，让乡土社会自己用社区的契约和教化进行社会平衡，从而造成农村社会“长老统治”局面。^[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折射出封建帝制时代的乡村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松散性，乡村社会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皇权止于县政”、“天高皇帝远”，说明了乡村社会在自身固有逻辑轨道上运转，介于官与民之间的绅士群体维系着乡村无为而治，私塾则由家族或家庭承担，在这种框架下，乡村教育处于自治状态。

应该看到传统中国，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是疏远的，农民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是由乡里社会自身的运行逻辑所决定，国家与社会呈现分离的状态。但是清末新政以来，国家政权逐步向乡村下沉，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延伸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联系。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考察20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中，认为民族—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和持续不断的现代化努力加强了对社会全方位的监视和改造，与此相应，“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美国女史学家芮玛丽（Mary C.Wright）将20世纪初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归结为民族主义的勃兴，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最强大的动力。

20世纪以来，政府对基层社会进行逐步改造，试图在新的基层政权基础上对社会—文化的变迁做出统一规划。这集中体现在国家努力改造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经济基础、干预地方财政制度、以“新学”取代传统社区文化。政府推行国民“新教育”是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渗透和改造传统社区文化的重要手段。研究20世纪乡村教师角色演变必须将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宏观参照系，近代以来，国家力量不断向乡村渗透，乡村中的新式学校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它替代了传统血缘关系的宗族设学，代表了国家组织向地方社会的延伸。乡村国民学校的成立是国家权力渗入乡村社区的重要标志。现代教育体制取代了传统的社区训练，使注重标准化知识的新型“雅文化”侵入乡村社区，排挤传统社区文化。乡村新式教育与地方社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传统乡土社会，人的社会再生产是社区性的面对面式的人际关系训练，到了民族—国家时代，全民教育和普遍性知识成长起来，并取代了社区性的社会再生产方式。与此相应，政府不断加强对乡村新式教育的管理，现代意义上的教师和课程体系正在纳入国家的规划之中，流落乡野的乡村塾师面临着改良、检定、整顿的困局，教师与国家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独立的师范体系开始形成，乡村教师逐渐脱离地方社区之外，成为一种特殊的群体。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标志着国家权力开始进入乡村教育，乡村教师身份的国家化与国家政权的下沉是一致的。乡村教师摆脱乡土滋养进入国家体制内，从“乡土”走向“庙堂”，却逐渐疏远乡土社会，与村民生活的隔膜愈深。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高度渗透乡村社区，单个的村落和家庭开始直接面对国家政权的力量，乡村社区与国家的关系从传统时代的相对独立，到一个世纪以来行政力量全面渗入，村落演变成为国家监视体系的“细胞”。与此相应，政府加强了对乡村教育的控制与管理，作为一种职业，乡村教师首先被政府从乡土社会空间中隔离开来，如禁止教师改行、调动工作、对教师职业形象的定型以及鼓励教师终身从教等政策，使教师职业表现出稳定性、隔离性，成为一个独特的受政府控制的社会阶层。乡村教师作为地方社会最广大的知识群体，蜕变为单纯“教书匠”或“孩子王”的角色，缺乏与乡村经济社会更广泛的互动与联系；乡村教师在拥有国家体制内关怀的同时，却逐渐失去了与乡土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成为乡村社区生活的“边缘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政府不断提高乡村教师的学历层次，追加乡村教师的工薪报酬，积极创造条件使乡村教师参加到地方社区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去，使乡村教师“活”在乡村，“活”在农民之中，而不是服务于“上”与服务于“外”，让乡村教师成为乡村社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脱离“乡土”身份，成为一个单纯的“公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