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农村教育改革日益深入的同时，乡村教师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既有的研究多从感性层面描述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及现实诉求，但是忽视从历时性叙述框架和共时性分析视角探讨国家、社会和学校互动关系中乡村教师角色演变中的冲突和困惑，以及乡村教师复杂的生存状态。

张济洲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选择乡村教师这一边缘文化群体作为研究主题，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纬视角探讨乡村教师文化流变、身份错位以及与乡村社区的文化互动及诸种权力纠葛。这一研究主题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价值，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该书揭示新旧教育嬗变过程中乡村教师文化困惑。

古代乡村教师即为塾师，多为科举落第的下层文人。游离于庙堂之外，扎根于乡野的乡间塾师承担农家子弟初级文化启蒙职能。一些通达乡土人情的塾师，适合百姓的日常需要，融入乡间，在村民中赢得信任和尊重。塾师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与地方权力的代表——绅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乡村生活公共责任，扮演乡村文化礼俗活动的主导者的角色。近代以降，晚清逐步实现了由“科举化社会”向“学校化社会”的转向，随之新教育兴起，塾师阶层在中国教育舞台逐渐退却，乡村文化权力和结构也面临重组与蜕化。推行近代国民义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社会的过程，于此背景，乡村塾师被迫开始艰难转型。

新旧之际，乡村塾师与新式教师竞争一直是民国乡村教育舞台无法回避的现实。然而，政府主导的新式教育与乡村生活格格不入，新式教师并不受乡村欢迎，在与乡村塾师竞争中完全落败。历史如此令人吊诡，政府和知识精英提倡白话文和“新教育”欲以向乡村普及文明，但是反过来白话文和新教育却造成知识分子与乡村生活疏远。史料显示，近代实施“新教育”较之清前期，农民识字率有所下降。

二、该书从国家—社会框架揭示乡村教师疏远乡村及边缘化困境。

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是理解20世纪乡村教育变迁的重要参照系。“皇权止于县政”、“天高皇帝远”，古代乡村社会维系无为而治，处于官与民中介的绅士群体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基本上不举办乡村教育，私塾则由家族或家庭承担，在这种框架下，乡村教育处于自治状态。

但是清末民初是我国由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时期，现代学校制度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向乡村延伸，但政府在农村推行新式教育过程中，却遭遇扎根于传统社会土壤中的私塾的阻抗，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地方性对现代性的反抗，展示现代化进程中的丰富多彩。伴随国家政权的下沉，乡村教育逐步纳入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体系之中，乡村教育与地方社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新式教育在课程、教法、师资等方面与乡土社会产生种种不适应和冲突，乡村教师逐渐游离地方社区之外，成为一种特殊群体。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政府不断打击、取缔私塾教师，到80年代以来国家整顿民办教师、清退代课教师，可以看出国家的力量在乡村教育中不断延伸，乡村教育的师资结构在整个20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私塾教师“亦耕亦读”、现代意义上的民办教师“亦耕亦教”、当代意义上的乡村教师队伍的国家公职化，乡村教师角色的演变充分反映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乡村教师的“乡土”色彩逐渐淡化，“国家身份”渐为浓厚。

在政府与乡村社区两极之间，教师的重心完全偏向了一端，教师受制于政府管理，成为国家的“公家人”，却逐渐失去了“乡土性”。陶行知先生对乡村教师的“去乡土性”提出严肃批评，他反对“洋教育”以及“洋教师”给农村教育带来的破坏，提倡乡村教师与乡村生活息息相连，陶行知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致力于培养真正深入农村生活，和农民打成一片的乡村教师，从而使乡村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乡村教师作为深处我国农村的知识分子，是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必须依靠的文化力量，但是却缺乏与乡村社区的相应互动。伴随教师专业主义甚嚣尘上和师范教育体制一味追求高、大、全，教师管理领域科层化日益严重，考核评比、职称评审等束缚乡村教师，乡村教师仅仅停留在专业人员角色，追求体制内激励，疏远了乡村生活，从农民“自己人”转变为村落生活“陌生人”。

事实上，农村教师只有扎根乡村，形成对农村文化的体认、认同和尊重，才能为农村社会服务，农村教师不仅应该具有娴熟的专业技能，更应该拥有一颗火热的“乡土心”。

三、该书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结论较为新颖，具有创新性。

当前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断下移，从关注宏观转向为微观，从精英文化走向日常生活。教育史研究视野也正在转变，近年来兴起的民间教化研究、社会教育研究以及边缘群体的教育史研究，表明教育史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张济洲博士后研究报告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乡村教师发展史，将人类学田野研究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其优点在于通过叙事方式从社区内部、从底层民众中发现历史，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可以摆脱研究者的中心意识，获得一种研究的真实和现场感。该书对百年来不同阶段乡村教师发展的原始材料进行系统收集，特别对过去较为忽视的乡村民间教育家资料和地方档案资料进行梳理，

该研究具有明显创新性，选择乡村教师作为研究“三农”问题和农村教育的主要突破口，从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去探索乡村社区、地方政府与教师之间的复杂关系。20世纪以来乡村文化权力发生急剧嬗变，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伸向乡村，名目繁多的乡村建设和实验，并没有挽救乡村的衰落，反而新教育改革与乡村日益疏离，乡村教师身份的国家建构与乡土生活产生冲突与矛盾。本书试图通过教师个人的生活叙事，从而将宏大的历史变迁置于鲜活的生命场景中去，展示乡村社会、文化与国家力量冲突与竞争的生动场面，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乡村教师在新农村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存在的缺陷。

20世纪乡村社会转型，与古代乡村知识分子相比，乡村教师道统符号意义衰落，其地位和威望一落千丈，这也是造成乡村教育衰败的重要原因。本书作者对乡村教师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历史演变的简单梳理，而是从学理层面深入探讨乡村教师地位下降及其边缘化的社会成因。应该看到，国家和政府一直努力提高乡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和学历层次，特别是“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财政体制普遍实施，乡村教师工薪水平稳定提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乡村教师地位日益边缘化的处境，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薪酬递升和学历层次提升加深了乡村教师与农村社区疏远。

该书认为，乡村教师并不是一个同质群体，国家权力直接介入乡村教育，乡村教师分化为不同的群体。公办教师、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与政府之间、地方社区之间存在不同的互动关系。这些观点和研究在其他著作中尚未深入涉及，具有一定创新性。

但是，该书仍然有一些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首先，作为一部乡村教师发展史研究，史料收集仍然存在不足，历史文献考证欠缺，需要进一步充实；该书存在资料堆积现象，需要进一步挖掘乡村教师社会变迁的学理机制。另外，需要进一步关注当前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并通过调查提出具体改进措施。

杨启亮

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