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夏历史意识”相关研究成果

关于“三代”观念及其历史意蕴，刘家和先生曾经谈到：“在《尚书》和《诗经》里，还未见‘三代’一词。显然，在周王朝尚未终结之前，‘三代’就还不能作为历史反思的一个既定的对象出现。在《左传》里，成公八年所记韩厥之言中开始提到‘三代’（可见在孔子以前，‘三代’观念已经出现）。”[1]在论及《史记》时，刘先生进一步指出：“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首先是《五帝本纪》，随后就是夏、殷、周三个本纪以至秦、汉诸本纪。如果不看内容，人们是会有可能把五帝、三代之君误会为先后相承的统一国家的君主的。《史记》所反映的当然是大一统了的汉代的观念。中国文明自三代始，夏、商、周还不是真正的统一国家。这在今天已经为人们所公认。但是，难道司马迁的三代统一的观念就只有其自身时代的影响而没有任何历史的根据吗？不，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司马迁是历史家，他不能凭空说话，而是言必有据，尽管他的史料依据有时并不太可靠。他写夏、商、周三代本纪，所根据的是《尚书》、《诗经》、《左传》、《国语》以及先秦诸子书中的有关资料。就以‘三代’的观念来说，他是有其充分的历史根据的。三代观念的源头见于《尚书》之中。传世的二十九篇《尚书》（伪古文诸篇除外）就是按虞、夏、商、周的朝代次序排列的。”[2]刘先生指出：司马迁按夏、商、周顺序编排，是反映了“大一统”思想，而实际上观念的源头见于《尚书》之中；夏代应该存在过，并且夏、商两代确曾是当时的共主，这些因素正是“大一统”思想得以萌芽的最初土壤。[3]张富祥先生除了表达了与刘家和先生基本相同的观点外，又进一步认为：《尧典》和《舜典》的内容呈现为“文明进化论的断制”，《禹贡》篇“展示的是统一国家的政区设计”，这些都是“大一统”思想的体现；而“大一统”观念实堪称为“大义”中的“大义”，[4]对《尚书》历史思想的重要影响予以极高评价。易宁先生也在论文中探讨说：周人已经认识到了夏、商、周三代相承及其与“天命”关系，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认同观念”的滥觞。他还指出：许倬云先生从金文入手，在《西周史》中也曾注意到这一点。[5]可见，学者们都注意到了夏、商、周三代史料被依次编排所体现出的历史意识，其本身带有“大一统”和“民族认同观念”的因素，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