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史料运用
史料是历史学家复原和认识客观历史的“中介”,离开史料,历史研究便无从谈起。换言之,史料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础。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梁启超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2]当代历史学泰斗章开沅认为:“如果把理论比作飞鸟的两翼,那么史事就是飞鸟所凭借的空气;没有翅膀,或者没有空气,历史科学都是不能展翅高飞的。”[3]三位著名的史家均意识到了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充分发掘史料并翔实地占有史料,是历史研究工作者开展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本书依据的主体史料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
首先是第一手的、原始的、价值最高的档案史料。档案史料主要来源于三个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之国民政府和总统府、粮食部、行政院、财政部、农林部、社会部、内政部、全国粮食管理局、粮食部田赋署、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台湾)“国史馆”典藏之国民政府、粮食部、财政部、行政院、交通部、内政部、司法行政部、外交部、资源委员会、司法院、铨叙部、蒋中正总统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典藏之农林部、实业部、经济部、水利部、“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这些丰富的档案为论者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其次是台湾出版的史料汇编,此亦为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之核心史料。侯坤宏编《中华民国农业史料(二)粮政史料(1-6)》(“国史馆”1988-1992年版),内容包括农政机构与组织、粮食生产、粮食贸易、粮食节约、粮食管理、粮价、军粮、田赋征实等各个方面,可谓包罗万象,是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极其重要的主干史料。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10-113辑:《粮政方面(1-4)》(“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1988年版),包含粮政决策、施行、时人认识、各省粮政实施概况等,也是研究战时粮政必不可缺的核心史料。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2-105辑:《农林建设(1-4)》(“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1986年版)和第114-117辑:《田赋征实(1-4)》(“中央”文物供应社1988-1989年版),是研究抗战时期粮食增产与田赋征实不可或缺的史料。
最后是报纸和期刊。粮政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的一项大政要政,时人发表了大量言论,或褒或贬,这些在当时形成的百家之言亦是研究粮政的重要史料,尤其是粮政运行情况的珍贵史料。报纸方面,笔者系统地查阅了当时最重要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益世报》、《民国日报》、《国民公报》、《解放日报》等。其中尤其重视《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它们分别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利益,各自所站立场不同,对国民政府粮政的认识自会有差异。对两报相关粮政内容的对比,是客观认识粮政的一个重要路径。期刊类主要收集整理了《粮政月刊》、《粮政季刊》、《粮食问题》、《陆军经理杂志》、《农林公报》、《农业推广通讯》、《财政部公报》、《财政评论》、《财政学报》、《经济汇报》、《经济建设季刊》、《经济学报》、《新经济》、《农业通讯》、《中农月刊》、《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等。
上述史料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得到利用的并不多,尤其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国史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保存的有关粮食部、财政部、行政院档案,利用率更低,却是本书研究的最重要史料。另外,笔者还兼顾当时的一些论著。除了以上资料外,又吸收了现有的研究成果,诸如相关专著、译著和论文等,以丰富的史料说话,希望能画出接近历史原貌之粮政概况。
[1]《论语·八佾》。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3]严昌洪:《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