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唐的政治危机
传统社会的朝代更迭，虽表现形式或有不同，然根底细究，则不外社会运行成本过高与异己势力坐大两因。此两类原因又常交互并行，加速某王朝的衰亡——中唐皇室的危机与唐之终亡于10世纪初自莫能外。安史之乱击破了盛世的迷梦，潜滋暗长而又被盛世表象所隐盖的诸多矛盾随之暴露于公众眼前。若为论述方便计，对中唐君臣所面对的危机作便宜分梳，则可目之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与思想危机，而以政治危机为核心。在时人的论述中，中唐的政治危机主要与藩镇、宦官与朋党关联颇密。虽然，传统王朝因其自身性质故，无法真正有效解决影响其存亡的两大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跳脱所谓的“历史周期律”；但中唐君臣的危机应对，在深度影响唐人生存状态并相应延长了李唐国祚的同时，也为后来之宋明社会的制度设计与思想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中唐”作为百代之中的历史地位，也自奠基于此。因而，对中唐之际的政治危机略加梳理，遂成为进入中唐历史语境、同情了解中唐文儒时代运思的必由之径。
一
唐代前期的藩镇本为备边而设，多在边地，唯河东一镇治所太原，较居内地。民族关系与力量消长的变化及府兵制的消亡，逐步破坏了初唐以来“居关中以驭天下”的军事格局，故而十节度使的设置，已暗成中唐危局。[2]及安史乱起，玄宗于仓皇幸蜀途中，颁布《幸普安郡制》[3]，扩大藩镇设置区域及藩镇权力，藩镇林立之势自此而起，藩镇遂成为影响李唐命脉的重要因素之一。“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4]唐代中后期林立的藩镇，据其与中央王朝的动态关系，又可有不同类型的划分，[5]大体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整体格局。[6]但相对追求权力集中的传统王朝而言，游走于叛逆与顺服之间的藩镇，自然是一种颇值警惕而亟欲消除的异己力量，唯因中唐内部及民族间关系错综复杂，中央政府不得不依赖于以藩镇牵制藩镇的便宜之策。在有唐中后期的政治论述中，藩镇问题之处置，几成大唐中兴与否的量度界尺。当下的唐代藩镇研究已无早期过于平面化之缺欠，而能较好地还原当日藩镇存在的历史原景。然置身事外的条分缕析虽客观而深入，却不免隔膜于唐人是时的生存体验。毕竟在中唐语境中，相关藩镇的体验与表述夹杂唐人太多的危机感受。
“去中央化”是藩镇存在对于李唐王室的首要威胁。德宗建中三年（782），朱滔、田悦、王武俊等数人同时称王，自称孤或寡人，“所居堂曰殿，处分曰令，群下上书曰笺，妻曰妃，长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为府，置留守兼元帅，以军政委之，又置东西曹，视中书、门下省；左右内史，视侍中、中书令，余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7]在“唯名器不可假人”的传统中国，朱滔等人更改名号的行为，乃是对大唐君臣秩序的公然僭越。但面对诸藩肆无忌惮的挑战，大乱之后的中央政府似乎并无有效的应对方略。同年十二月，李希烈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建中四年，朱泚在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的拥戴下，驱逐德宗，并自称“大秦皇帝”，李唐皇室已处风雨飘摇之中。虽德宗最终收复长安，但朝廷之外，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亦逐步成型：
贞元十年以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外阃节将动十余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卒愎之处，因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络绎，使者迭窥。旋以状闻天子曰：“某邑将某能遏乱，乱众宁附，愿为帅。”名为众情，其实逼诈，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缘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孙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阁，甚者碍诏旨，视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不啻仆畜。[8]
安史之乱后，河北诸镇渐成割据之态，虽名义上仍认同李唐王室，但军事权、人权、财权、观察处置权均为己有，迄唐亡一百余年，河北藩镇即以中央政府言亦目其为化外之土。因安史之乱所设之中原诸镇在其形成期，亦曾与中央王室依违离合，表现出明显的离心倾向。[9]由于藩镇合节度使与观察使之权为一，故有人事辟召之权，文士入幕者甚多。[10]虽文士所入使府多具明显之“非河朔化”特征，即其藩帅具有较高的“文职化”与“中央化”特点的藩镇，但入幕河朔及相近藩镇者亦不乏其人：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历四年登第，授郑县尉，久不调，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尝与济诗，有怨望语。宪宗时召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谏官举幽州诗，降居散秩。[11]
李益献刘济诗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之句，故为宪宗所不喜。藩镇在中唐知识人生产过剩且选才标准已见“吏能”转向的背景下，为多数文士提供了栖身与晋阶之所。但无论是“王化之外”的河朔，还是大体忠顺的中原及其他诸藩，文士入幕，易生报恩之怀，而成一利益关联体。此种与中央王室的离心倾向，浸久则渐成风气，影响士林风气与政治生态，中唐以降朋党之祸及士风之窳，与此自不无关联。
分割财权、增大制度运行成本为藩镇林立对于中央政府的另一威胁。安史乱前，天下军费由中央拨给，《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云：“凡天下边军，皆有支度之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而会计之，以长行旨为准。”至德初载（756），唐玄宗于入蜀途中下令，诸道“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各道及诸藩镇遂掌地方财政之权。及建中元年（780）两税法颁行，盛行多时的多头税法归并为地税与户税两类，地方滥征之权得到相应限制，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方始制度化。两税划分为上供、留州、送使三部分，中央所入不过三之一。藩镇养兵自重，至此遂成国家财政沉重负担：
起至德、乾元之际，迄于永贞、元和之初，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犄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都计中外兵额至八十余万。长庆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今计天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三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赐之外，其余四十余万众，仰给度支。[12]
藩镇与中央、藩镇间及李唐与周边诸民族的复杂形式，使得唐王朝不得不面对着庞大军费开支的压力，也不得不承认藩镇对于地方财权的分占。但此两税三分的财税制度，亦难得有效遵行：
元和二年十二月乙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岁赋入依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鄂岳、福建、淮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贡税之户则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然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科发敛又在常役之外。[13]
据李吉甫的统计，元和初年，中央赋税收入仰赖东南，藩镇中诸如凤翔诸道已不申户口，不纳赋税。虽李氏所言诸镇不纳税赋之说并非常态，但藩镇对于财权的分占与独揽业已危及中央政府的存亡，却自是实情。虽然，诸镇上供之外，犹有诸类进奉增大中央收入；但此类非制度性的财政收入，多为诸镇掠民所得，于李唐王室而言，不啻饮鸩止渴。诸镇分占常赋而外，尚可通过营田、盐铁、税茶、税酒等方式，增加收入。[14]兵强用饶，尾大不掉遂为自然之势。
二
清代史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机记》中论及宦官之祸云：“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废君几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15]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亦云：“宪宗为宦官所弑，……至敬宗及绛王悟之被弑害，与夫文宗之得继帝位，均是内廷阉寺刘克明党与王守澄党竞争下之附属牺牲品及傀儡子耳，亦可怜哉。”[16]宦官干政，并渐成凌驾于皇权之上的集团势力，为唐中叶始有之政治现象。初唐之际，于宦者干政，未始无制度性之防范，如贞观中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省长官阶四品，职责为阁门守御及黄衣廪食；但至神龙初时，宦者人数已过三千，超授七品已上官者也已达千余人；及玄宗时，宦者权势已呈炙手可热之态。[17]肃、代之时，李辅国[18]、程元振[19]、鱼朝恩[20]先后利用君主之信用，直接统率禁军，并同时兼任关系财政、军需的监牧诸使，权重一时，视之高力士只任本职，相去迥绝。宦者职掌日后成为禁军主力的神策军在德宗贞元十二年遂成制度，加之是时宦者带使衔出使地方诸镇亦成惯例，宦者之影响突破内廷及京城而遍及全国。及宦者在与外廷士大夫、君主及地方势力的互动角逐之中，渐有集团意识，并利用婚姻与豢养关系构成紧密的利益关联体，宦官之权已至传统社会的巅峰，而其对于是时政治生态的恶劣影响亦达其极。王夫之以唐之亡，乃亡于宦官；于宦官弄权败政之状，正谓一语道破。
（一）由于安史之乱后，宦者或处内廷、或带使衔出使地方，故宦者窳政，可以其活动空间作便宜划分。以内廷与京城而言，宦者窳政，主要表现为废立君王、交结外廷、宫市病民，下文略为论及。
1.废立君王
唐代宦官影响储君的选立，自玄宗已然。当玄宗为立储之事犹豫不决之时，高力士以“推长而立”为言，遂定玄宗之意。及肃宗灵武即位，主谋者亦为宦者，“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辅国侍太子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21]辅国即为拥立肃宗之元勋，肃宗一朝，权势莫比，宦者拥立皇帝之例由此而开，自此而后，皇权之争鲜无宦者身影：
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大渐，所幸张皇后无子，后惧上功高难制。阴引越王係于宫中，将图废立。乙丑，皇后矫诏太子，中官李辅国、程元振素知之，乃勒兵于凌霄门，俟太子至，即卫太子入飞龙厩以俟其变。是夕，勒兵于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内官朱光辉、马英俊等禁锢之，幽皇后于别殿。[22]
宝应元年事变之后，皇位继承的决定权，遂落入宦官之手。在随后的德宗以迄昭宗的一百多年内，皇权的更迭无不有宦官势力之主导。以皇位继承权而言，李氏子孙几为傀儡。“宣宗崩，内官定策立懿宗，入中书商议，名宰臣署状，宰相将有不同者，夏侯孜曰：‘三十年前，外大臣得与禁中事，三十年以来，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说。’遂率同列署状。”[23]由于宦者多为不学无术之人，少受政治道德之熏陶，其政治行为要出于一己或集体私利，故而宦者左右皇位继承，其所选立之人必偏于柔弱易制，难荷大唐中兴之任。
2.交结外廷
宦者虽自唐之中叶即已掌控皇位继承权，但其内部仍存党派之争。宝应元年事变中，宦官程元振与朱光辉各有所属，兵戎相向。宪宗朝有吐突承璀与王守澄之党争，其后又有刘克明、王守澄之党争；王守澄与仇士良之党争。由于内部存在复杂而激烈的权势之争，宦官亦不得不寻求与外廷士大夫结成有效的政治联盟：
王守澄每从容谓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储贰，唯臣备知。时翰林学士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而逢吉固请立陛下，李续之、李虞继献章疏。”帝虽冲年，亦疑其事。会逢吉言：“李绅在内署时，尝不利于陛下，请行贬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执，乃贬绅端州司马。会禁中检寻旧事，得穆宗时封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与绅三人所献疏，请立敬宗为太子。帝感悟兴叹，悉命焚逢吉党所上谤书。由是谗言稍息，绅党得以保全。[24]
阉寺内分党派，故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关涉党派盛衰；为维持己党所有之权，在与外廷士大夫、君主的三角关系中，则必须赢获外廷的相应认可，以求声气应和。至宪宗时逐步公开化的外廷党争，与阉寺内部党争桴鼓相应。史家陈寅恪先生以外朝士大夫朋党的动态为内廷阉寺党派的反应，自是卓见。宦者交结外廷，易成外廷之朋党，且常违外廷日常运行之法度：
中书吏滑涣素厚中人刘光琦，凡宰相议为光琦持异者，使涣请，常得如素。宦人传诏，或不至中书，召涣于延英承旨，迎附群意，即为文书，宰相至有不知者。[25]
滑涣以一小吏，因与宦者交厚，为外廷侧目，亦可见宦官为己派私利交结外廷而无视法度之状。此外，插足科举，也是宦官交结外廷的方式之一：
高锴侍郎第一榜，裴思谦以仇中尉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明年，锴戒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阶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26]
在科举为世瞩目、已有“草泽赖以起家、簪绂以之继世”之影响的中唐社会，插足科举扶植私人，既可结缘于士子亲族姻党，复可收后效于他日，可谓交结士大夫较佳之途径。此于《全唐文》所收录中唐文人诗文策论锋芒毕露、直指阉寺者甚少，亦可得佐证。
3.宫市病民
唐代国家财政库藏本归太府寺左右藏署，由外廷士大夫职掌；及玄宗时于宫内设琼林、大盈两库，以为皇帝私藏，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遂分而为二。肃宗时，大盈库已为宦官职掌，皇室财权由宦者控制。及第五琦为度支时以租赋入大盈内库，宦者更进而合掌国家财权与皇室财权。大历十四年杨炎上疏极论其弊，国家财政始归外廷。但由于中唐之世，大盈所入甚多，故而宦者之权由之而重，宫市之设，乃为宦者财权之自然延伸：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与论价值高下者，率用百千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27]
韩愈《顺宗实录》原本所述及宫市之事，与白乐天《卖炭翁》史诗相应。宫市虐民，虽谏官多有论及，但主导者为阉寺；且德宗承朱泚乱后，亦务聚敛，故行而不改。即顺宗为太子时，亦不敢以此为言。“上（顺宗）在东宫，尝与诸侍读并叔文论证，至宫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上独留叔文。谓曰，向者君奚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28]开元以来，东宫势轻，顺宗不论宫市，自为避嫌，然食者操皇位继承权于市中，而宫市又为其所主导，恐顺宗亦不免投鼠忌器！顺宗不论宫市，自为避嫌然宦者操皇位继承权于手中，而宫市又为其所主导，恐顺宗亦不免投鼠忌器！宫市扰民已甚，于此而外，宦者病民者尚难枚举，唯不及宫市历时既久，可谓典型耳[29]。
（二）宦者领使衔出使地方，唐初已然，但偶为之，非制度性行为。中叶后，宦者领使衔则成制度。宦者活动空间遂突破京城，其影响亦非初唐之宦者所可比拟。虽然，宦者出使地方，本出君王之意，且此种制度设计对于沟通地方藩镇与中央的联系及提升君主权威未始无正面影响；但此种制度安排，本已逸出传统政治的伦理框架之外，而宦者本身政治素养亦难凭仰，故宦者出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尤为显著。
1.结怨藩镇
宦者影响藩镇，渠道有二，或以监军身份常驻藩镇；或秉君王特殊之命而出入藩镇。代宗时宦官程元振诬杀来瑱，致方镇解体，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党项入犯京畿，德宗下诏征兵诸道，无有至者。但如此恶果，似乎并未得到应有重视。大历十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拒命，与其本有仇隙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上表讨之，并屡败承嗣，河北归顺已现转机。但终因宦者贪小利、不识大体，良机得而复失。“上嘉李宝臣之功，遣中使马承倩赍诏劳之。将还，宝臣诣其馆，遗之百缣，承倩诟詈，掷出道中，宝臣惭其左右。兵马使王武俊说宝臣曰：今公在军中新立功，竖子尚尔，况寇平之后，以一幅诏书召归阙下，一匹夫耳，不如释承嗣以为己资。宝臣遂有玩寇之志。”[30]后田承嗣设谋求和宝臣，遂成河北三镇相连一体，互为依仗之局面。虽三镇名义之上依然认同李唐的统治，并有进奏院等机构维系认同，但于是时之士大夫而言，河北已然为化外之地，等同蛮夷，曾有之机，稍纵即无：
大历十年，田承嗣叛，会李宝臣与之有隙，表请讨之。……岂非天使唐统制河北之机耶？今乃使中官刘清潭劳赐将士，所至高会，不时进发，故恩赏失时，已沮三军之气矣。又遣中官马承倩劳宝臣尤见贪愚之人，不知廉耻，不识事宜，宝臣遗之百缣，承倩诟詈，掷于道中，宝臣惭怒，复与承嗣相结，正己窥之，亦不尽力，于是玩养承嗣，朝廷不能制。不数年，河北叛乱，遂成横流之势。[31]
建中二年，李正己子李纳求袭父位，德宗不许，李纳为乱。宣武节度使刘洽屡败李纳，纳求降，中官宋凤朝欲求立功，不之许，纳遂复与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悦合谋为乱，称齐王。建中三年，藩镇僭越名分之事件即由此而来。穆宗时，监军刘承偕恃恩权，尝对众侮辱昭义军节度使刘悟并纵下违法，激起兵乱，奔回长安。后刘悟遂纵恣，渐效河朔三镇，李唐又失昭义的实际控制权。虽然，藩镇谋求自立或玩寇自固非仅因中官应对无方所致，但值藩镇所怀各异，天下不安之际，宦者结怨藩镇，所造成的藩镇离心倾向，自不可低估。
2.贻误军机
宦官参与军事行动，中叶以来，几为常态；与唐初宦官偶领军戎，事毕即还本职不同。建中四年窦文场、霍仙鸣继鱼朝恩后重掌禁军，至贞元十二年，设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帅禁军，宦官职掌神策军遂成制度。由于神策军戍边，禀赐优厚，故地方诸将多请遥隶神策军，称行营，兵众多至十五万众，弊端丛起：
今京西京北并有神策军镇兵，本置此者，只防蕃寇侵轶，俾其御难战斗也，不使其鲜衣美食，坐费衣粮尔。今寇贼为患，来如飘风，去如骤雨，两京节度使本兵既少，须与镇军合势，犄角驱逐。镇军须倍道急趋，同力翦扑，而牵属左右神策，须申状取处分。夫兵不内御，须应机合变，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蕃寇方驱掠杀戮之际，百姓涂于草莽，方云入京，取远中尉处分，何异暍渴而穿井待水，馁馑而耕粟俟食，岂可及事机乎？纵其将领谙识事体，星言应接，缘是禁卫将士，无惧节使之心，进退前却，号令不及，既行刑不得，则与无兵同。今须便据所在境兵马及衣粮器械，割属当道节度，使法令画一，丰约齐同，赴急如发机，前战不旋踵，则兵威必振，贼氛自消，陛下无惊怠之忧，生灵亡驱掠之患。[32]
神策军戍边之卒本不足，虽遥领者多，但将不在军，难应机而动；且其与地方军镇联合作战之际，又因隶属不同，互生掣肘，致军机贻误，养兵虽众，收效实寡。职掌神策军外，宦官还以监军的身份，参与到地方藩镇的军事行动之中；其甚者，穆宗时，领偏军者亦置中使监阵：
初，李德裕以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陈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陈从而溃。[33]
自安史乱起，宦者监阵，鲜有克敌之效；贻误战机、自生掣肘则不一而见，军费亦随之日靡，李唐维持社会有效运转的制度成本也必因之而增。
3.贪贿成风
自中叶宦官权倾一时之后，公然索贿，贪墨成风。王夫之论及中晚唐政治时，以贿赂充塞为政治窳败之所由；宦官所为，无疑乃助成此风的要件之一。玄宗时，宦官已公然取贿：
玄宗尊重宫闱，中官稍称旨，即授三品将军，门施棨戟，故杨思勖、黎敬仁、林招隐、尹凤祥等，贵宠与力士等。……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其郡县丰赡，中官一至军，则所冀千万计，修功德，市鸟兽，诣一处，则不啻千贯，皆在力士可否。故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果园池沼，中官参半于其间矣。[34]
及代宗时，宦者出使，皇帝不禁所求，贪贿更甚：
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尝遣中使赐妃族，还，问所得颇少，代宗不悦，以为轻我命。妃惧，遽以私物偿之。由是中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于阁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徒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35]
后虽有邵光超因赐李希烈旌节时所受过丰受杖责，中使略为之敛迹；然贪贿之风，并未因此而生根本之变。宦者贪墨，又加手握重权，则卖官货爵成必然之势。“自大历以来，节制之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以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36]上行下效，请托公行、贿赂成风，官风遂滥。殃及士林，中晚唐科场种种乱象，当有宦者贪墨所成之影响在。
三
官僚结党，本为传统政治之常态，即以李唐而论，国祚始立，则朝中官僚承南北政治文化分割之势，因地域及政治集团归属不同，而有关陇、山东及江左之争。太宗迄后，复杂的宫廷政治，又使外廷官僚多结党以自保或自固。惟君主权重之时，官僚结党易于掌控，且不足主导王朝政治文化之取向，故不及中叶君权失坠之际影响深远而广引关注。中叶之后，官僚结党与内廷宦者之党及地方藩镇之间常相表里，故而盘根错节，乃有唐文宗“去河北贼易，去朝中贼实难”之叹。其所叹之党，即当下唐代文史研究中所常提及的牛李两党。虽然，在今人的研究中，“李党”难言为“党”已渐被接受；[37]但“李党”不主动结党，即所谓君子之党无党，却不免被“牛党”之人目之为党，并横相指责，以成彼此水火之势。故而，“李党”虽难言为党，但论及是时之政治生态，便不得不依然以牛李两党称之。两党对立自宪宗朝痕迹大显，[38]虽相争起始时间难以界定，但宪宗朝牛党党魁李逢吉、李宗闵相继排斥“李党”李吉甫、裴度，相争之势已两不相下。两党相持，由中入晚，至李德裕遭逐、客死海南，始告段落，为时近五十年。其相互胜负之关系，可视为某时期政治之风向标，影响深远。由于“李党”党魁若李吉甫、裴度、李德裕、李绅、郑覃诸人，多立身谨严、且多有政绩可采；而牛党之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白敏中、令狐楚诸人，或品行有愧，或碌碌无为，范祖禹《唐鉴》遂直言牛党多小人，而李党多君子。故而今日论及朋党之祸，则以牛党所成之祸为论述之要。
牛党于中唐政治之负面影响首要者为务为苟安，于藩镇及民族关系的处理均乏良策。中叶以来，藩镇跋扈危及中央权威，宪宗时，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均主张果断处置。李吉甫为相时，“德宗以来，姑息藩镇，有终身不易地者。吉甫为相年余，凡易三十六镇，殿最分明”。[39]及于淮西用兵，则李、武、裴三人前后一贯，终收成效。但牛党之徒，则多以用兵为非：
元和初，用兵伐叛，始于杜黄裳诛蜀。吉甫经画，欲定两河，方欲出师而卒，继之元衡、裴度。而韦贯之、李逢吉沮议，深以为用兵为非，而韦、李相次罢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40]
李党积极有为的政治理念，助成了元和年间李唐的中兴气象，但牛党则务成偷安之局。《通鉴》大和六年十一月载：
会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谓同列曰：“主上责望如此，吾曹岂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请罢。
牛党务为偷安，既因自度于李党有水火之异，故李党以动，则己必以静；复因牛党人才实不及李党，应对中晚唐复杂政局往往失策。大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请降，时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上书以纳降为便，但时相牛僧孺则以易动吐蕃大唐干戈为辞驳斥李德裕，维州得而复失。此为僧孺为政绝大过失：
牛、李维州之辨，伸牛以诎李者，始于司马温公。公之为此说也，惩熙丰之执政用兵生事，敝中国而启边衅，故崇奖处錞之说，以戒时君。夫古今异时，强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僧孺曰：“徒弃诚信，匹夫之所不为。”其所谓诚信者，盖亦匹夫之谅而已矣。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来责，养马蔚茹川，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不三日至咸阳桥。”是其张皇虏势以相恐喝也，与张仪夸秦以胁韩、楚之游辞，同为千秋所切齿。而言之不忌，小人之横，亦至此哉！[41]
牛僧孺是否出以私恨且闇于识见，姑不论；其失维州，乃至执政之时少作为，则为实情，其求退之举，既为文宗之怨，恐亦是自知难荷大任。僧孺为牛党中较杰出者，尤尚如此，则他人可不论矣。
牛党于中唐政治负面影响之二则为其政治品格与政治行为可议者多，与中晚唐政风与士风失坠难脱干系。牛党交结藩镇与中官，以倾败李党，常见中叶史论。开成三年宰相李石为中人仇士良排挤罢相，出为荆南节度使，牛党杨嗣复、李珏拜相。杨、李二人与郑覃、陈夷行议政多歧，欲进援李宗闵，遂托中官说文宗，李宗闵由衡州司马贬所迁为杭州刺史。会昌年间，刘稹以泽潞叛，李德裕以李宗闵厚交刘稹子从谏，迁宗闵为湖州刺史；及稹败，得李宗闵与刘稹交通状。牛党交通藩镇与宦官，故执政时政策少有作为，藩镇与宦者益无忌惮。此外，牛党秉政时，牛党之人多广树党羽、隳乱官场：
（杨虞卿）能阿附权幸以奸利。每岁诠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唇吻。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42]
令狐绹辅政时，其子滈骄纵不法，“（令狐）绹辅政十年，滈以郑颢之亲，骄纵不法，日事游宴，货贿盈门，中外为之侧目。以绹党援方盛，无敢措言”。[43]而同为权门子弟的李烨，行事则与此适成对比，“君，卫公第五子也。……会昌中，卫公自淮海入相。君已及弱冠，而谨畏自律，虽亲党门客罕相面焉。属姻族间有以利禄托为致荐，将以重赂之。答曰：吾为丞相子，非敢语事之私也。而又严奉导训，未尝顷刻敢怠。子之所言，非我能及”。[44]虽墓志之言，难保必无过为推奖之词，但李党多门风严谨之人，李烨人品言行视令狐滈高出一等，自当可信。牛党结党营私，隳败官风，又因其常插足科举，士风亦因之而有失坠之虞。牛党党徒之结成，一定程度上即借助科举。令狐楚与皇甫镈、萧复为同年，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亦为同年，及其插手贡举，以此或结党或纳贿，科举遂成牛党广树党羽的重要方式。值官僚系统员满为患之际，士人为进身计亲近牛党，自属常情。李德裕论科举失人、士风失坠当有为而发，后世有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之错觉，或亦与此有关。
藩镇、宦官与朋党，是中叶以来左右李唐政治理念与措施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央王朝试图弥合而终未能的离心之力。三者各自独立又相互为用，加之中晚唐时复杂的民族间关系，多种因素互相交叠，三者遂成李唐难以解决的历史难题。而当此种难题复与更为深刻的社会危机相伴、连为一体之时，李唐的危机则日甚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