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概念、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从学术史回顾里可以发现，有关战时移民问题的研究涉及三个概念：人口迁移、人口西迁和人口内迁。
人口迁移是人口学领域的概念，也称作人口机械变动，“是指人口在空间上的一切移动，包括改变定居地点的永久性移动和暂时的移动。人口迁移使人口的地区分布发生变化”[43]。这是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在现代人口迁移理论中，有些定义强调人口迁移的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以时间属性来说，迁移人口的居住地必须发生“永久性”改变；以空间属性来说，迁移人口必须迁出原居住地一定距离，通常以跨越行政界线为依据，从而将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改变居住地的人口排除在人口迁移之外。[44]而导致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差异、交通距离、资本投入和就业因素等。[45]现代人口迁移理论对人口迁移概念的种种限定，要运用到战时移民运动中，显然有很大问题。战时大量人口从东部、中部战区、沦陷区向后方的移动是一种相对特殊的人口迁移运动，导致其迁移的首要因素是战争，因此对迁移人口来说，是相对被动的选择。而且这种迁移行为多是仓促决定的，并非理性地综合周密考虑的结果。更为关键的是，迁移人口居住地的改变有永久性的，大部分人口则随着战争的结束返回原居住地，因此不算是永久性改变，但以8年之久也不能说是暂时性的，当然短期的在某一场战役发生前后进行的人口迁移行为也比较普遍。所以结合抗战时期的具体状况，张根福对人口迁移概念的界定比较宽泛，将战时由战争直接或间接导致的迁移行为几乎都涵括在内。
人口西迁，顾名思义是指人口向西部地区流动。抗战时期，中国东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沦为战区，有些地区甚至被日本占领，成为沦陷区，国民政府移都重庆，大量东部和中部的厂矿、学校、金融及文化机构等均迁到西部，战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移，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以陕西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大量战区和沦陷区人口因此也大多向西部迁移，形成战时人口迁移运动总体向西的流向。不过当时后方并不仅限于西部地区。所谓后方是相对于前线而言，在抗战时期是指相对于战区、沦陷区而言的国统区。有人将战时后方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核心地区，包括四川、重庆；其二是拓展地区，包括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西康，和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其三是外围地区，包括上述地区以外的国民政府控制区域。从时间上来说，战时后方随战局变化是个相对变化的概念。[46]但自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型战役较少，所以后方区域的变动不是特别大，只是豫湘桂战役发生后，不少后方地区也沦为战区。就战时总体状况而言，除核心地区和拓展地区属西部大后方外，在外围地区，如闽北、赣南等地，还形成了小后方，战时也接纳了大量人口迁入。因此相对于战时人口迁移运动，人口西迁是个较为狭义的概念。
所谓人口内迁是特指抗战时期人口从战区、沦陷区向后方的流动，因此其概念较之人口迁移要窄，但和人口西迁相比又相对宽泛。在人口内迁中，西迁是主流，但迁往闽北、赣南等“小后方”的人口也为数不少。尽管要区分战时人口内迁与其他短距离、短时间的迁移行为非常困难，但在战时移民运动中，人口内迁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部分。因大量人口向后方的迁移，应该说和战时中国的国家战略一致，战时人口内迁运动不仅是人口迁移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学术史的回顾中我们还有一个发现，从抗战后期孙本文、陈达等的研究开始，有关战时人口迁移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框架未发生改变，即通常讨论人口迁移的过程、流向、规模、人员构成和人口迁移对迁入地的影响等，这也是人口迁移研究的常规思路与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应该说，这个框架基本上是社会学、人口学提供的，史学的介入，则借助较强的史料挖掘能力与解析能力，使相关研究更丰满、更深入、也更细腻。然而，对战时人口迁移史的研究是否到此为止就好？这个框架是不是还有突破的空间？是不是有更多的问题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在1997年版《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一书中，关于国内人口迁徙问题的一小段总结性评语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思路：“抗日战争的过程，也就是全国两个战场上几百万武装和成亿的其他人口，在不同方向上运动，去争取胜利的过程。它充分表现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顽强性和抗日战争的突出特点。不同状况、不同方向成亿人口的迁徙运动，形成了中国民族浩浩荡荡的有形的觉醒运动的一种形式。”[47]也就是说，战时人口迁移与中华民族争取抗战胜利有莫大的关联。因此，对战时人口迁移的研究，不仅要从人口迁移的一般角度出发，还应该从抗战的角度进行考察。
基于上述认知，本书选择以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的人口内迁运动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思路与研究架构上，则希望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
第一，有关战时人口内迁的基本问题不能回避。现有研究对战时人口内迁的规模分歧非常大，对其他问题的讨论也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因此本书首先希望结合对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综合考量，对战时人口内迁的规模重新进行梳理与论述。同时对人口内迁的分期、过程与具体路线，内迁人口的构成及在后方的分布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第二，战时人口内迁不仅是人口迁移领域的一项研究，需要讨论上述几个要点以及人口内迁对迁入地的影响等问题，同时它还是抗日战争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全民族抗战以及战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移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因此本书希望在抗战史研究的框架内，进一步讨论战时人口内迁问题，关注战时人口内迁对抗战的意义。
第三，人口内迁是群体行为，个人往往被湮没在一个个统计数字里面。但人口内迁是由每一个生命个体鲜活的经历组成的，近年来大量抗战史相关的日记、回忆录、口述访谈、家书等的出版，使我们得以了解个体在战时内迁中的详细经历。因此本书还希望对战时人口内迁的研究能够基于“人”，对内迁人口的个体生命体验给予更多关注，如关注内迁人口在内迁途中的境遇，在后方的就业与生活等。
从以上三点出发，本书在尽量占有档案、当时的报刊杂志、各种资料集、回忆录、当时人的日记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战时人口内迁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在具体研究架构上，本书除绪论外，分六章进行论述，同时书末附有一篇附录。
第一章是有关战时人口内迁的背景。中国人口布局在战前呈现出东南部密集、西部稀少的状况，同时政治、经济、文化设施的布局也偏重东南，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主要在人口密集的东南部进行，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不得不踏上迁徙之途。与此同时，抗战初期，政府机关、大量厂矿和学校等也开始向后方撤退，战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实际上由东部转移到了西部，这进一步促使大量人口向西部大后方迁移。
第二章讨论战时人口内迁的几个关键问题，如内迁人口的构成、人口内迁的规模与分期等。战时内迁人口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跟随政府机关、厂矿、学校等机构内迁的有组织内迁人口，这部分人口为数不多，但影响较突出；第二类是自行迁徙、在后方没有预先的职业安排的难民。和有组织内迁人口相比，难民占内迁人口的绝大多数，且构成比较复杂，呈现南、北方的差异，即内迁西南的难民中以城镇人口，甚至社会中上层人士为主，农民的比例很小，但在内迁陕西等西北后方的难民中，农民却占很高的比例。在年龄构成方面，内迁人口呈现出“年轻型”特点，以青壮年为主，在青壮年决定内迁的相关考虑背后，凸显出战时人口内迁有抗日图存的一面。关于战时人口内迁的规模，本章对现有的各种统计与估算结果均进行了梳理，认为对战时人口内迁规模的估计应综合考虑迁出地和迁入地两个角度，并认为战时内迁人口数量大约为1000万人。关于战时人口内迁的分期，本书按抗战初期、中期、后期将其分成三个阶段，但由于人口内迁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所以人口内迁史上的抗战初期和通常抗战史上抗战初期在下限上有所不同，应延到1939年底。
第三章按抗战初期、中期和后期的分期法，对战时人口内迁的过程、具体路线等进行了论述。抗战初期是战时人口内迁最集中的时期，具体来说，又可以南京沦陷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南京沦陷前，人口迁移的方向还不够清晰，南京沦陷后，逐渐形成向西迁移的内迁人口主流。进入抗战中期，从战区、沦陷区向后方的长距离迁徙相对不易，踏上内迁之途的以社会中上层以及青年学生和技术员工为主。但是1942—1943年的大旱灾曾造成大批河南农民西上求食，内迁陕西、甘肃等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则导致香港、南洋等地的华人华侨回国，在抗战中期也形成一波不小的移民潮。抗战后期，豫湘桂战争又一次造成大规模的人口内迁，尤其是湘桂一带，在抗战初期和中期曾是内迁人口的集中地，湘桂战争造成内迁人口与本地人口一起踏上继续内迁之路，在黔桂线上，因此挤满了内迁的人群，其状甚为惨烈。
第四章主要分析内迁人口在后方的分布。内迁人口主要分布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和湘西等西南地区，以及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在赣南和闽北等地也集中了一定的内迁人口。
第五章讨论战时内迁人口在后方的就业与生活问题。在战时内迁人口中，有组织内迁人口由于有预先的工作安排，因而在后方不存在就业的问题，他们大多是社会中上层人士，且多在所属单位居较高职位，在后方最有可能从事的工作仍然是这些单位的中上层职位，包括中高级公务人员、教职员工、公营事业中高级职员、民营企业中高级职员、技术工人、文化工作者等。在内迁难民中，有少数也是社会中上层人士，经济基础较好，且人脉较广，在战时易于找到工作。接下来是教职员工、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三大群体，基本上国民政府对这三大群体有一定的照顾政策，收容并帮助其就业或求学。至于以小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等组成的中间阶层，其就业状况比较复杂，可能从事的工作包括中小学教职员、政府机关临时雇员或低级公务人员、新闻机构或者宣传战线的普通文化工作者等。对这个群体来说，职业的稳定性存在问题，且很容易陷入失业的困境。至于为数众多的底层内迁人口，国民政府振济机关通过种种措施，引导其参加生产，如设立难民工厂，帮助难民从事小手工业生产；加强难民组训，并帮助难民介绍职业；为难民中有能力从事小商小贩者提供小本贷款，使其从事小本负贩；在后方设立垦区，移送难民从事垦殖等。关于内迁人口在后方的生活，本章主要以战时重庆为例，展现了内迁人口在后方的生活状况，并说明内迁人口均经历了一个日渐贫困化的过程，在后方的生活比较困窘。
第六章从内迁人口对抗战的贡献、对迁入地的影响以及内迁人口的个体生命体验三个层面，对战时人口内迁研究进行了总结。在对抗战的意义部分，分析了各阶层人口对抗战所做的贡献，特别从国民政府战时为防止内迁人口返乡资敌、加强难民组训工作的角度，以及为节约人力资源、加强人力动员与人力管制工作的角度，说明以青壮年为主的人口内迁对抗战的积极意义。关于内迁人口对迁入地的影响，由于相关研究成果已较多，且研究比较充分，本章主要以重庆为例，说明人口内迁对后方城市发展的意义。关于内迁人口的个体生命体验，本章主要以内迁人口的具体经历为例，讨论内迁人口在内迁途中以及在后方所经历的种种磨难，进而揭示支撑他们经历磨难的主要精神动力：不做亡国奴。
附录是关于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奔赴陕甘宁边区的研究。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吸收知识分子政策；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子本身对共产主义充满向往，或者期望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战时人口迁移运动中，因而出现了一股特别的潮流，大批小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等奔赴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在陕甘宁边区参加工作或学习，进而走向抗日工作的各条战线。严格来说，这股特殊的移民潮，不算战时人口内迁的一部分，但其对抗战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因此放在附录里，以供参考。
总而言之，本书试图在人口迁移研究和抗战史研究的双重框架下，宏观地考察战时人口内迁运动，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使后人从另一角度了解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为争取个体乃至民族的生存所做的艰难的抗争。
[1]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260—266页。
[2]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102页。该书撰写于抗战后期。
[3] 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7页。
[4] 参见郭其耀《抗战初期武汉工厂内迁》，《武汉春秋》1983年第2期。
[5] 刘方健：《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沿海厂矿的大规模内迁》，《重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6] 参见孙果达《抗战初期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抗战期间上海内迁工厂与四川民族工业》，《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5期；《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对西南民族工业的筹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7] 陆大钺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
[8] 刘迪香：《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安置移民难民工作的概况》，《益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
[9] 陈兆坤：《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移民运动》，《历史教学》1987 年第11期；孙业礼：《论抗战时期移民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10] 参见张红《抗日战争时期内迁难民与内迁文化略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蔡泽军、张红：《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内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1] 张丽：《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12] 李正华：《湘桂败退与西南难民潮》，《历史教学》1994年第4期。
[13] 包括《抗战时期难民群体初探》，《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试论抗日战争时期难民西迁的社会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抗日战争时期难民垦荒问题述略》，《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刍议》，《江汉论坛》1996年第6期。
[14] 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 徐国利：《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
[16] 魏宏运：《抗战时期高等学校的内迁》，《档案史料与研究》1996年第4期。
[17] 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近代史研究》 1995年第6期。
[18] 如马敏对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内迁的个案研究（马敏：《抗战期间教会大学的西迁——以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常云平对内迁重庆高校的研究（常云平：《试论抗战期间内迁重庆的高等院校》，《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等。另外，金以林在讨论战时大学教育的恢复与发展时，对高校内迁也有涉及，见金以林《战时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
[19] 林建曾：《一次异常的工业化空间传动——抗战时期厂矿内迁的客观作用》，《抗日战争研究》 1996年第3期；黄立人：《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曹敏：《抗战时期企业迁陕概况及对陕西经济发展的作用》，《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张晓辉：《抗战初期迁港的上海工商企业》，《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4期；董长芝：《论抗战时期后方的国营工矿业》，《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黄立人、张有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兵器工业内迁初论》，《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
[20] 黄立人、郑洪泉：《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意义与作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唐润明：《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过》，《民国春秋》1997年第6期；唐润明：《国府迁渝与西南经济开发》，《档案史料与研究》1997年第3期。
[21] 何景熙：《民国时期（1912—1949）四川的人口变动及其原因》，《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何一民：《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迁及影响》，《重庆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22] 刘敬坤：《抗战史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课题——我国抗战时人口西迁与难民问题》，《民国春秋》1995年第4期。
[23] 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24] 同上书，第79—83页。
[25] 唐仁郭、艾萍：《抗战时期人口内迁与广西的教育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常云平、黎程：《抗战时期广西人口变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6] 何多奇、黎程、刘乃秀：《抗战时期湖南人口变迁及其社会影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7] 刘鹤：《抗战时期内迁人口与湘西经济市场化的历史考察》，《求索》2011年10月。
[28] 黄文：《抗战时期贵州人口变迁对社会的影响》，《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第3期。
[29] 朱丹彤：《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动及影响》，《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朱海嘉：《试论抗战时期重庆市人口变迁对社会的影响》，《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刘凤凌：《论抗战时期人口迁移与重庆城市化进程》，《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30] 李丽霞、王建军：《抗战时期入陕移民群体的人口学分析》，《西北人口》2006年第3期；李丽霞：《抗战时期“西进运动”对西北地区人口影响研究》，《兰台世界》2009年12月上半月；张颖：《抗战时期人口内迁对陕西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西安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郑发展：《抗战时期河南的人口迁移》，《史学月刊》2010年第4期。
[31] 沈双一、关孜言：《中国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人口变迁的缘由》，《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32] 艾萍、王荣环：《抗战时期人口内迁与后方社会意识的变动》，《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3] 夏明方：《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34] 程朝云：《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35] 艾萍：《抗战时期新桂系对内迁难民的救助》，《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36] 吴丽华、刑丽雅：《抗战初期人口西迁大潮及国民政府的安置措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37] 马慧芳：《抗战时期外来新女性对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思想意识的影响》，《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8] 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分析——浙江省个案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的特征与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8卷第3辑，2003年；《战祸、自然灾害与难民迁移——抗战时期安徽省个案研究》，《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
[39] 张根福：《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40] 张根福：《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第9页。
[41] 麦金龙：《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李卫东、罗翠芳译，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59—84页。
[42] 周勇主编：《西南抗战史》，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43] 刘铮主编：《人口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
[44] 朱杰：《人口迁移理论综述及研究进展》，《江苏城市规划》2008年第7期。
[45] 同上。
[46] 周勇：《抗日战争研究视角、方法与途径的探讨——以大后方研究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
[47] 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