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

一 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的互联网研究早已突破媒介技术的讨论范畴，形成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媒介/社会影响范式（Dimaggio et al.，2001；Katz and Rice，2002）。近年来国际学界互联网研究主要聚焦于五个领域：数字鸿沟等传播不平衡性的讨论；社区和社会资本问题；政治参与问题；各种组织及经济机构的发展问题；文化参与和文化多样性问题（Dimaggio et al.，2001）。由于媒介环境的相对宽松与舆论自由表达机制的相对完善，西方学界对于网络舆论的研究区别于传统舆论学对具体问题民意状况的调查，而是将对网络舆论的探讨与参与行为的考察相融合，主要分散在虚拟社区、数字民主和网络参与等研究框架下予以讨论，并以政治参与特征及其影响为核心展开。

（一）与虚拟社区相关的研究

雷音戈德预见并论证了互联网的社区本质，他认为会有一种以沟通本身为目的新型的社群产生，以共享的价值和利益为中心，将人们聚集在线上，而这个社群互动的区域被命名为虚拟社区（Rheingold，2000）。学者波斯特观察到，因特网社区具有区别于传统线下社区的明显特征，即“种族、阶级、年龄、社会地位尤其是性别等方面的差别在虚拟社区中显著地缩小”（波斯特，2003：241）。在形态、规模和互动方式上呈现出多样化特点的线上社区，能够为用户提供以兴趣和分享为集结动力的、超越时空局限并突破传统朋友圈子和家庭成员互动模式的、人际关系松散的交往空间，以成员身份的符号性为依托，建立起新的认同模式（哈格尔三世，阿姆斯特朗，1998；卡斯特，2006）。因此，任何形式的网络社区都能够集结相当数量的网民参与某一特定的网络实践，通过网上社区的结构和内容影响着个人对社区的参与（Wise et al.，2006）。在一些学者聚焦于虚拟空间“虚拟性”的讨论之时，一些学者正在努力希望建立起虚拟与真实、线上与线下、网络接入者与网络非接入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期将互联网传播对真实世界的影响予以具体化（Brunsting and Postmes，2002；Katz and Rice，2002；Wojcieszak，2009b；Yang G.，2003）。西方学者对虚拟社区的观察及研究，大多以网络论坛为对象，其中包括News groups、Usenet和BBS，主要聚焦于政治参与、数字民主与网络公共领域等问题（Benson，1996；Lee J.，2006；McChesney，1995；McGlohon and Hurst，2009；Wojcieszak and Mutz，2009；Wojcieszak，2009b；Joyce and Kraut，2006；Papacharissi，2004）。

（二）与数字民主相关的研究

以新媒体为主导的政治空间，建立在“互动”、“去中心化”、“多元化”、“参与”和“协商”基础之上的新的传播关系（Poster，1995；杨伯溆，2009），能否成为政治领域公共参与新的契机，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思考和研究。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分化为乐观和悲观两大阵营，这预示着网络参与的现实状况远比理论预期复杂得多（Bimber，2001；Jennings and Zeitner，2003；Dimaggio et al.，2001；Katz and Rice，2002）。数字民主的内涵直指参与的普泛化、便捷性及其蕴涵的巨大民主能量（Barber，1998），它对亨廷顿和纳尔逊所强调的政治参与的广度和强度两种维度（亨廷顿，纳尔逊，1989）和卡尔·霍恩所强调的言说的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Calhoun，1992）均有拓展。因此，乐观派认为，在新的互动框架下，电子民主与政治参与密切相关。网络社会的形成及虚拟社区，在提升网络政治参与和获得社会支持上具有积极作用（Rheingold，1993）。网络参与（e-Paticipation）是数字民主实践的主要方式，它可以为平民政治提供支持力量（Fuchs，2008），并使政治议程受到自下而上的影响（Brady，1999；Macintosh，2004），通过以电脑为中介的人际互动，公民与政治运动相联系的可能性得以增长（Stromer-Galleyand Foot，2002），公民对政治的参与热情被激发（Joyce and Kraut，2006；Wilson，2008）。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能遭遇相反观点的挑战与协商，以形成更为理性的判断（Kelly et al.，2006），从而使其政治互动行为，更多地体现出公民性特征（Min，2007）。在线政治讨论组具备了成为公共领域的潜力（Papacharissi，2004），信息接收渠道的增加激发了具有革新意义的“键盘政治”（Grossman，1995），成为民主崛起的促进力量（Wang and Bates，2008）。

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下，商业力量开始侵蚀网络民主环境（Papacharissi，2002），私企的流入会改变互联网的固有属性，将其发展为未来商业化的工具，以至于网络环境更像是一个购物、游戏和休闲集合而成的“商业公共领域”而并不包含政治讨论（Buchstein，1997）。这种状况在中国尤为明显，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一个“娱乐高速公路”（entertainment highway），而非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MacKinnon，2008）。此外，互联网政治内部的多种结构化力量也在产生影响，例如个体参与所展示出的政治效能（political efficacy）的差异（Reef and Knoke，1999），在影响互动权力的平衡结构。对数字民主持有消极立场的学者认为，线上讨论与现实生活一样被精英垄断，根本无法真正影响政治决策（Jankowski and van Selm，2000），互联网仅属于“有动机”的少数人（Dahlgren，2005）。网络空间公共问题的争论未能在参与者间平等地展开，而且讨论的质量也非常堪忧（Jankowski and van Selm，2000；Fuchs，2006）。在线上讨论组中，以文本互动为主要方式的交往，意味着与社区特征吻合的传播修辞技巧会对传播质量施加更多的影响（Yang G.，2003），社区的意见气候会影响后续的意见讨论（Price and Cappella，2006），以至于社区新成员参与讨论组时，需要相应的策略以适应不同的情况（Burke et al.，2009）。参与者也仅仅乐于与观点一致的人进行互动（Kaye，2005）。有的学者认为无法为新媒体传播优越于印刷媒介找到充足的证据（Gerhards and Schäfer，2010）。

（三）与网络舆论相关的研究

在西方学界，对网络舆论及其对政治和社会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线上新闻组、博客和网络论坛而展开。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研究视角，它们分别是对网络互动内容的讨论；对网络参与主体互动形态特征及影响的讨论；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及实践讨论。

1.以网络互动内容为视角

有学者发现线上互动空间中的信息存在过载的现象，并且新的互动形式赋予了互动内容以巨大的信息张力（message dynamics）（Jones et al.，2004），这便为网络互动内容提升参与者学习能力提供了可能（Saadé and Huang，2009）。互动信息及规范的影响深深地根植于在线政治讨论中（Price and Cappella，2006），使得以文本内容为中介的线上政治讨论特征备受学者关注。许多学者开始考察网络论坛是否能够真正成为意见自由市场：一方面，新的互动形态是否能够增加遭遇不同政治意见的可能性（Wojcieszak and Mutz，2009），并实现不同观点的协商与参与（Mutz，2006）；另一方面，网络讨论内容的质量、理性程度及极端意识形态在网络论坛中的影响也未被研究者忽略（桑斯坦，2002；Wojcieszak，2010）。从总体上说，这一研究视角覆盖了从政府论坛的舆论监控影响研究（Wright，2006），到以特定议题（政治和健康）为导向的新闻组跟帖内容特征研究（Himelboim，2008），乃至于探讨网络舆论的性质对新闻组能否成为网络公共领域的作用研究（Knapp，1997），或是网络论坛是如何通过互动舆论的方式，便利于政治参与，达成民主协商，提升公民性，并为理性讨论提供平台等多方面问题（Benson，1996；Papacharissi，2004；Tsaliki，2002）。

2.以网络参与主体互动形态特征及影响为视角

在一项基于澳大利亚线上政治论坛讨论的个案研究中，学者聚焦于互动性、理性、政治认同和政治价值等维度，揭示出网络舆论在参与者之间所产生的不平衡特征（Fuchs，2006）。也有学者通过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网络论坛和线上新闻组等舆论生成平台上的用户参与行为特征、社会角色特征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Fisher et al.，2006；Welser et al.，2007）。网络用户在互动平台上的舆论参与行为具有多样性（Stromer-Galley，2003），论坛内部不仅存在着意见领袖和意见追随者（Tsang and Zhou，2005），也存在着充当线上政治讨论催化剂（catalysts）的内容提供者和话题发起人（Himelboim et al.，2009a）；同时，舆论主体间也具有一定的互动结构，意识形态倾向深入地影响到互动行为模式（Adamic and Glance，2005）。由于行为与动机的天然关联性，学者们开始着手对网络参与行为的动机进行研究（Ridings and Gefen，2004），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闻组互动中存在的连续性参与行为及动机也得到了深入的考察（Joyce and Kraut，2006）。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网络舆论参与所导致的线上和线下协同行动，及其发起社会运动的可能性（Price and Cappella，2002；Brunsting and Postmes，2002；Jennings and Zeitner，2003；Turner et al.，2005）。

3.以网络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及实践为视角

在西方学界对互联网能否成为虚拟公共领域的讨论一直最为热烈（Dahlgren，2005；Papacharissi，2002；Ubayasiri，2006），这一研究范式包含了互联网所体现的公共领域的性质、程度及形成机制的研究（Gimmler，2001；Poor，2005）。线上新闻组中针对堕胎的政治讨论为公共领域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充分的论据支持，这一研究认为线上新闻组扩大了公共领域的构成，它为互动政治讨论提供了空间，属于公共领域非正式区域，并使其政治功能得以充分发挥（Schneider，1997）。但是也有学者对比了美国和德国的新旧媒介，认为互联网较之传统媒体未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公共空间（Gerhards and Schäfer，2010），有研究更提出了所谓新媒介公共领域中的反公共性问题，对网络公共领域的消极性予以支持（Downey and Fenton，2003）。由于政治发展体制与西方国家的显著差异，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论坛备受西方学界关注，并被普遍地寄予成为公共领域的期待。互联网能否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及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力量（Rosen，2010），能否激发中国公民的能动性（Yang G.，2009），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网络民主空间（Hartford，2000；Min，2007；Wang and Bates，2008）等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国内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中国大众媒体一直在既有的新闻管理体制框架内，随着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发展进程而发挥着相应的政治宣传和媒介舆论引导作用，作为公众舆论代言的平台功能始终未能充分发挥。加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公民社会资源匮乏，以及舆论参与主体公民性亟待提高等现实状况（师曾志、杨伯溆，2006），制约了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王雄，2002）。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舆论研究是综合型研究，将以人类理性为基础的“合理讨论模式”与以非理性为基础的“舆论操纵模式”结合。所谓的“合理讨论模式”主要立足于对舆论现象和规律的认知和把握；而“舆论操纵模式”则是指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舆论的发展进行适宜的引导或调控（邵培仁等，2009）。

随着互联网的引入，中国民众获得了一个全面表达意见和参政议政的直接渠道。中国网民凭借对多种网络技术平台的使用，赋予舆论以多样化的呈现方式，相应地，国内学界对网络舆论的研究也呈现井喷式的增长。截至2011年1月13日，以“网络舆论”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CNKI）文献库，共获得2161条记录，近十年网络舆论研究的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网络舆论研究相关文献中国知网检索结果

国内学界的网络舆论研究也呈现出多维视角。在理论的适用性分析领域，中国学者主要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分析网络舆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与之标准相符；在研究的实用性方面，网络舆论研究具有实践操作指向性，往往集中在如何预警、引导、规范及治理网络舆论，为政府和管理部门的行政操作提供策略及建议；在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上，大多以个案分析为主，但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不断尝试将实证研究的方法引入对具体论坛或具体舆论事件的分析中。

（一）对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相关考察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互联网实践在东西方学界均为讨论的热点问题。国内学界对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主要依托于多种形态的互联网技术平台所提供的舆论空间而展开。国内对网络公共领域的探讨从其存在的可能性、其建构特征，到其本土化的发生与发展状况、其所构筑的身份认同特征及网络公共领域内部话语权力的特征及归属等方面均有观照（陈骁，2006；方曙光，2009）。许多研究对于网络舆论在民主政治建构中的作用及影响持积极态度。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更为重视网络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讨论其与公共决策之间的关系、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及政府权力的监督等问题，并指出新型公共领域的发展正在推动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郭玉锦，王欢，2010；张淑华，2010；曾凡斌，2007）。

与此同时，网络公共领域的局限性及其在中国发展所遇到的困境等问题也被纳入研究视野。例如，网络论坛上的沟通包含有感性化和情绪化的非理性成分（王欢，郭玉锦，2009；2010）；个人在论坛上的信息发布大多以宣泄情绪为目的，而展开讨论的能力十分有限，更无法产生制度性对话（陈粟，陈冰，2005）；而互动中形成的等级差异也在不断深化，大量非公共性议题充斥在公共空间中（静恩英，杨励轩，2007）；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新闻媒介和网民讨论等多种力量交织并作用在一起，凸显了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长期性。因此，吴玫认为中文网络论坛较之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而言，可能属于一种非正式的亚公共领域类型（吴玫，2008）。

（二）对网络舆论预警、引导、规范及治理方面的研究

大众媒介的社会预警功能在互联网传播时代被大大削弱，舆论预警机制的缺失多易引发社会公共危机。因此，网络舆论的预警问题成为政府首要关注的问题。针对这一现实需求，群智能在网络舆情热点的自动发现及研判机制中的应用分析（郑魁等，2010）、网络舆情监控系统的实现方法（何佳等，2010）、网络舆情安全预警技术（仇晶，廖乐健，2008）等专项应用性研究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基于主题的网络舆论分析模型建构，网络舆论信息评估指标体系研发等分析方式方法的研讨，为网络舆论研究提供了可操作化的理论指导（钱爱兵，2008；戴媛，姚飞，2008）。一些基于虚拟社区舆论观察和案例分析得出的研究策略，成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引导网络舆论的经验性依据。这类研究具有持续性特征，并以舆论辅助和谐社会构建为根本出发点，以期在互联网传播时代，有效规范网络舆论，从而完善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三）以个案分析为主流研究方法

中国网络公共空间中的舆论事件层出不穷，这为研究者展开与其相关的多角度观察提供了大量的案例。这些个案研究大多以网络论坛中的舆论互动为考察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或事件回溯等方式，展示了网络舆论的诸多特点及多重功能。例如对“西北事件”在强国论坛中的实证研究发现，网络议程是传统议程较好的补充，并受到传统议程的影响（宋豫等，2004）；“宝马撞人事件”的线上讨论具有自设议题、影响传统媒体的倾向，并能够引发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陈红梅，2005）；对“华南虎”事件的舆论分析发现，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虽有趋势，但是依然困境重重，舆论力量无法有效地转化为国家力量（方曙光，2009）；“躲猫猫”事件的研究，明确了政府在舆论事件中的职能、角色和引导策略转变（巢乃鹏，2009），及该事件对信息公开制度的积极影响（陈力丹，孙美玲，2009）；“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凸显了网络舆论对政府行为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吕睿，2010）；“被就业”和“张明宝醉驾”事件，体现了新旧媒体之间的互动影响（李志伟，2010；王海萍，2010）；“邓玉娇案”显示了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的关系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彭兰，2009b；王越，梁刚，2010）。这些基于网络事件个案分析的研究，成为中国互联网舆论研究的主要范式。

（四）中国网络舆论形成机制方面的研究

这部分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取向：一种是通过网络舆论构成要素关系的考察，还原其生成机制及结构特征；另一种是利用“场论”的视角，对网络舆论的生成机制予以解读。首先，就舆论生成的环境及根本动因而言，网络社区对于网民舆论参与的影响不可忽视（彭兰，2009b），道德、司法和传统文化等因素对网络舆论的形成具有深入影响（彭兰，2009a），进而在社会转型期，使利益相关、价值共振和情感共鸣成为舆论生成的直接动因（黄永林等，2010）。这些影响凭借不断更新的技术平台，促使网络舆论的表现形态在“共有媒体”属性下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胡泳，2008）。在这一基础上，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应该是一种从舆论议题的出现到意见争议性产生，再到相关议题在竞争中存活下来及意见的归纳与整合的完整的过程（金兼斌，2008；陈昌凤，2008），并伴随着“议程设置”的全民化，舆论心理的“群体极化”现象，舆论演变过程中的“蝴蝶效应”的加剧，及舆论控制中“把关能力”弱化等特质（“网络舆论的监测与安全研究”课题组，2010）。具体到以论坛为生成环境的网络舆论形成机制研究，有研究发现其意见传播互动中所显示出的幂律分布和无标度特征（张立，刘云，2008）。其次，通过“场论”的基本概念及方法的引用，许多研究者试图还原中国网络舆论形成的生态特征、互动场域特征及信息运行规律（胡泳，2009；许静等，2008；徐秀才，2010）。从总体上看，国内学界对于网络舆论形成机制的研究，针对网络舆论性质、特点及意义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对其生成机制的研讨缺乏全方位、系统化的考察以及实证研究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