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词选》解析

《词选》的成书原因影响了张惠言的评选内容及方式。

（一）辨源流，别正变

选定学词范本是张氏编《词选》的直接原因。作为教材，就要指人途径，示人楷模。因此他非常重视辨析词的源流，区分词的正变。潘曾玮在《词辨序》中说：“余向读张氏《词选》，喜其于源流正变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也看出了张惠言为了纠正乾嘉词坛颓风，端正人们学词途径的用心。

首先论述了词的起源。《词选序》云：“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自唐之词人以李白为首。”他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以及文体发展的角度着眼，认为词起源于唐代，并以李白为首。

辨析了词的源头以后，张惠言对从李白开始一直到清代的词人给予了简略的评析，以示词的正变，《词选序》云：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偓，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五言，依托魏晋，近古然也。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剌，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

这则材料时贤在论述张氏词论时多有所引，并据此认为张惠言论词“崇古卑今”，“以时代越早的词为越好”，是典型的“复古派”，言语中颇有不以为然之意。其实这其中存在着对张惠言的误解。对词这一文体而言，崇古卑今之论不足为怪，唐宋词为词中高峰、元明词衰微乃不刊之论，这在张氏之前已为词学界所普遍认同接受。清词号称中兴，但前期为浙派所笼罩，张氏《词选》的本意之一即是对浙词风格有所不满，因此他连带着非议清词也在情理之中。再者，张惠言并不主张词愈趋于古愈佳，有学者认为他论词以温庭筠为最高、以唐词高于宋词，这一看法也值得商榷。虽然，《词选》选温词最夥，达18首之多，但其中却有14首《菩萨蛮》全部入选，实际上是将温庭筠该词牌的作品全部选入，这其中自有张惠言的深意在。

联系上引《词选序》不难发现，他说的“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是把温庭筠置于唐词人范围内考察的结果，而不是说他在整个词史上的地位。须知他在后面还说过“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的话。张惠言对“深美闳约”和“渊渊乎文有其质”两种审美境界并没有强行轩轾的意思，我们不能据此而得出他是以温庭筠词为最高的结论。其实他选秦观词达10首，辛弃疾词达6首，苏轼、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词都达4首，虽然确实远较温氏18首为少，但我们如果按照张惠言的解读方式，把14首《菩萨蛮》、3首《更漏子》都各自看作一个整体的话，那应该说还是两宋大家入选的词多。点明此点的原因只是要说明张惠言词学观念不是仅用“复古派”、“厚古薄今”等就能概括得尽的，他并没有明显的厚唐薄宋观念，对唐宋大家都能给予了较为公正的评价，足见其词学观包容性的一面。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张惠言树立的楷模词人为唐词人温庭筠，两宋词人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他们的词为词中“正声”。哪些词属“变声”呢？他在《词选序》中说：“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即认为五代词及宋词人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的词为“变声”。这可以看出张氏所谓“变声”指谑词、淫词（“荡而不反”）、粗豪之词（“傲而不理”）和仅以辞藻取胜而思想不深刻的词（“枝而不物”）。他虽不取五代君臣前期词，但对他们后期抒写亡国之痛的作品却入选颇多，而柳、黄、刘、吴诸人的作品一首也没有入选。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对正变的区分是以雅正和词有无思想意蕴为标准，是从风格和内容两方面立论。以雅正为标准说明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浙西词派追求“醇雅”词风的影响（这从他选词不废姜、张也可看出来），而以思想意蕴为标准又透露出他对词重意格的倾向；另一方面，从他以花间词人的词为正、以五代词为变还可以看出他受清初王士祯词论向花间传统回归的影响。这都说明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有自身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常州词派在清中期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对清前期词学思想的批判继承发展而来的。

（二）上附风骚，比兴言词

张惠言希冀用世却并不得志，严密的文网使其满腹心事又不能直接酣畅地倾诉出来，因此他在《词选》中将词上附风骚，并用比兴言词，在词论中提出了“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词选序》）的词学观点，要求词抒发幽约怨悱的思想感情，能起到讽喻抒怀的作用，而不应“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10]。

词中幽约怨悱之情的具体内涵是“变风之义，骚人之歌”。所谓“变风”、“变雅”，指《诗经》中描写政道既衰之时的含有美刺之意的作品。《毛诗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以“变风”说词，比张惠言稍早的田同之在《西圃词说》中也曾说：“词虽名诗余，然去雅、颂甚远，拟以国风，庶几近之。然二南之诗，虽多属闺帷，其词正，其音和，又非词家所及。盖诗余之作，其变风之遗乎。惟变而不失其正，斯为上乘。”这说明当时体认词中含有美刺意味并非孤立现象。“骚人之歌”指屈原《离骚》抒发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思想感情，是用香草美人以喻君臣放逐之感，亦合乎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张惠言在此意即词既具有《诗经》、《离骚》那样的比况感兴、美人香草的艺术风貌，也具有诗、骚那样忠爱美刺的政治伦理性内容，或者诉述与此有联系的个人政治命运升黜进退的遭际。这一提法极大地提高了词的历史地位，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文人词初起之时，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就提出词为绣幌佳人、绮筵公子于尊前花下所唱之物，后人也多沿此观念，视词为小道末技，虽喜为之却又耻为之，张氏之说将词与诗骚之经等同起来，大大地推尊了词体，使词跨入了为现实生活、社会政治服务的“致用”文体行列。以现实意义而言，张氏之说对纠正当时淫词、鄙词、游词流行的空疏浮薄词风，将词引向健康的发展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将词上附风骚并非自张惠言始，南宋刘克庄在《后村题跋·题刘叔安感秋八词》中曾说：“叔安刘群落笔妙天下……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清初朱彝尊也认为词“有诗难言也，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愈远。盖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11]。其说与张惠言之说如出一辙，为何只有在张氏倡导后这一观点才大畅天下呢？这恐怕与他以比兴的方式说词有很大的关系，这一说词方式使人们对其立论有了理解的途径，而不是无根游谈。在《词选序》中他说：

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

所谓“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也就是比兴。比兴是《诗经》中广泛采用的表现手法，《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谀媚，取善事以喻劝之。”指出了诗中比兴具有美刺讽劝的作用。按朱熹在《诗经集传》中的说法，比就是比喻，兴就是引起发端。这二说并不矛盾，只不过一从内容上言，一从形式上言。王逸认为《离骚》也是比兴手法的应用，他在《楚辞章句》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写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

张惠言将这一思想贯彻到他的批评实践中。《词选》选词116首，其中41首有评，明言比兴的有22首。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张惠言这些点评都是有关君臣的，或言君臣不遇，臣子去国；或言小人得志，君国之忧，都有张氏深刻的用心在。

（三）《词选》选评方式与“诗”、“骚”、“易”的关系

当我们细读《词选》时，会发现它与儒家传统文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受《虞氏易》、《诗经序》、《楚辞章句》等的影响十分显著。

张惠言以比兴说词根源于其治经方法。张氏是治《易》大家，他治《易》最重于“象”，说：“《易》者，象也；《易》而无象，是失其所以为《易》。”^[12]“夫理者无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虽姬孔靡所据以辩言正辞，而况多歧之说哉。”^[13]认为《易》之理必依托于卦爻之象方能显示其存在。张氏治易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一种反拨，他既反对章句之学的纯考订，也不满宋学以凿空之言解经。曾国藩在《茗柯文序》中曾称赞道：“先生求阴阳消息于易虞氏，辨说文之谐声，剖晰豪芒，固亦循汉学之轨辙，而虚衷研究，绝无陵驾先贤之意，萌于至隐，文词温润，亦无考证辨驳之风。”指出了张氏治易既重考据，也重义理的特点。张惠言最重汉虞翻之《易》，对其方法也甚为推崇，“翻之言易……依物取类，贯串比附，始若琐碎，及其深沉解剥，离根散叶，鬯茂条理，遂于大道”^[14]。

虞氏这种用拉关系求象的贯串比附方法被张惠言继承了下来，并将其移置到文学批评领域，他认为语言本身就是象，“言，象也，象必有所寓”^[15]。凡象，则必有意、理依附之，故词有象外之意、象外之理自不待言，而如何去寻求象外之意、象外之理呢？那就是他所赞赏的虞氏易所用的“贯串比附”、“深沉解剥”的方法。具体到词论上，亦即用比兴变风来说词。因此他在词评中遂将温庭筠、冯延巳、欧阳修等人的词一一指实，皆言其有所寄托。张氏之说虽注重发掘词的思想政治意蕴，引导读者重视词的社会功能，但由于其理论本身具有的体悟倾向，如果把握不准易流于牵强附会。实际上也确曾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即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讥的“深文罗织”。因为词最大魅力在于其为写心的文学，其意则若隐若现，若即若离，似有似无，而一经指实，这种魅力顿失。张氏正犯了“嚼饭与人”的毛病，强加己意于作者，限制了读者审美空间的拓展。

如果说治《易》给予张惠言论词以方法上的启迪，社会现实与身世仕途是他词学观念形成的内在动因，那么《毛诗序》、《楚辞章句》则是其词学批评模式形成的直接源头。

《毛诗序》有“诗大序”与“诗小序”之别，“诗大序”指《关雎·序》中自“风，风也”至全文末一段，是对《诗经》的总论。“诗小序”指每篇诗前的序，是对各篇诗歌的基本思想的论述，并阐明其具体的写作背景及据以创作的历史事实。对照张惠言的《词选》，我们发现二者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一篇《词选序》就犹如一篇《诗大序》，《词选》中的各条评语则犹如“诗小序”。

先看《诗大序》与《词选序》。《诗大序》指出了《诗》的两个特征：一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词选序》则说：“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指出词乐一体的特征。《诗大序》还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情志合一的特征，《词选序》则说“意内言外为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也是讲词的情志合一。就创作原则言，《诗大序》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词选序》也讲“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义有隐幽，并为指发”。《诗大序》还论述了诗的讽谏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词选序》也指出词是“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之也”。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发现二者之间符合若契，其间的渊源关系不言而喻。

《毛诗》篇头皆有序，《词选》篇尾间有评。“诗小序”关涉美刺两途，以刺而言，不外乎宫闱淫乱、君王失德、小人当途、贤人失志等方面。《词选》的评主要是刺，内容以君臣为主，大抵不出“诗小序”范围。比如评苏轼《卜算子》为“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而“诗小序”言该诗为“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评王沂孙《眉妩》说：“此喜君有恢复之志，而惜无贤臣也。”而《扬之水》序则说：“闵无臣。君子闵忽亡无忠臣良士，终以死亡，而作是诗也。”评王沂孙《高阳台》说：“此伤君臣晏安，不思国耻，天下将亡也。”而《宾之初筵》序则云：“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媟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评欧阳修《蝶恋花》说：“‘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候人》序则云：“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近小人焉。”通过以上几组的排列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间的渊源关系，无论在评词方式上还是思想内容上张惠言《词选》都有继承诗小序的一面。

王逸《楚辞章句》的离章析句以诗句为单位，即于每一句下注释词语，说明句意，而没有句与句、节与节、章与章相互联系的说明。但他在每篇赋之前都有序，对各篇的作者及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都作了简要分析，发扬了楚辞中“发愤以抒情”的基本思想，反映了他“言志”与“抒情”相结合的文艺思想特点。这一批评形式对张惠言的影响可从《词选》中窥见端倪，反映在其品评中就是既有以词句为单位的阐释（如对欧阳修《蝶恋花》的逐句解析），也有以整体为单位进行把握，特别是把许多首词放在一起、用赋的方式来进行解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评温庭筠14首《菩萨蛮》时说：“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这犹如《楚辞章句》每篇前的序。接着对每首词进行串联讲析，又犹如《楚辞章句》每篇中对字句的解释。所以他将温庭筠的14首《菩萨蛮》全部入选，并不代表这14首词都属上乘之作。

《楚辞章句》对张惠言词论内容上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王逸《离骚经序》云：“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是以某种物类和某一特定的感情和人事相对应比附。这一传统被张惠言继承了下来，《词选序》所说的“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评温庭筠《菩萨蛮》时说“‘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评冯延巳《蝶恋花》时说“三词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评辛弃疾《祝英台近》时说“‘点点飞红’，伤君子之弃。‘流莺’，恶小人得志也。‘春带愁来’，其刺赵、张乎”，都是用王逸以物类比附的方法。

但是诗小序的牵强附会也多招致文人的非议，如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就说：“如小序亦间有说得好处，只是杜撰处多。”当代学者郑振铎《读毛诗序》更说：“三百五篇之序，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附会的，是与诗意相违背的。”王逸《楚辞章句》也有流于牵强凿枘之处，张惠言词论既渊源于二者，自然难于避免出现这个问题，补苴罅漏就有待于周济词论的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