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词选》的成书原因

张惠言编《词选》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为了给金氏子弟学词提供范本，《词选序》云：

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今第录此篇，都为二卷。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之也。

可见，他还有借此振废起衰、廓清词坛末流词风的用意。

但实际上原因并非如此简单。谭献《复堂日记》中曾提出过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近世经师惠定宇、江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张皋文、龚定庵多工小词，其理可悟。”他们以经师的身份而关注“小词”，本身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其深层动因何在呢？就张惠言而言，笔者以为需从两个方面加以解析：

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看，张惠言所处的是一个风雨飘摇、黑云压城的时代，统治者内外交困，并因此而加强了专制统治。与张惠言同时的包世臣在《再与杨季子书》中曾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描述：“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馑相望……又见齐民跬步即陷非辜，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自全。”^[1]指出了当时吏治腐败、民生日蹙的社会现实。

世乱图变。有识之士值此衰颓之时，为学治经向清初遗老“经世”之志回归。梁启超在讲到清中期清学分裂的原因时就曾说：“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则最尊严之学阀，自不得不首当其冲。”^[2]肇始于庄存与的常州今文经学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与庄氏同时而稍后的张惠言也深受此一学风的影响，他在《文稿自序》中说：

余少学为时文，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十余年，乃往往知其利病；其后好《文选》辞赋，为之又如为时文者三四年，余友王悔生，见余《黄山赋》而善之，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于其师刘海峰者，为之一二年，稍稍得规矩；已而思古之以文传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故乃退而考之于经。^[3]

张惠言“退而考之于经”是为了“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因此其经学思想的核心就是经世治用，“一言而本末具者，圣人之言也，有所操有遗，然而不虚言，言以救世者，贤人之言也”^[4]。张惠言以治《易》名家，其治《易》的基本思想也是基于此。“翻之言《易》，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5]指出治易也是为了使天下得到治理。

受其经学思想的影响，张惠言认为文学也应该经世致用，这在《茗柯文》中多有表述，“古之为学，非博其文而已，必有所用之。古之为文，非华其言而已，必有所行之。必其有所用则二帝三王周孔之道，如工之有矩，不可以意毁也；必其有所行，则发于中而有言，如鼓之中楟，不可以外遏也”^[6]；“已而思古之以文传者，曾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7]；“古之以文传者，传其道也，夫道以之修身，以之齐家治国平天下，故自汉之贾董以逮唐宋文人韩李欧苏会王之俦，虽有淳而就其所学，皆各有以施之天下，非是者其文不至则不足以传”^[8]。指出了为文应该“有用”、“治世”、“传道”。张惠言虽然自小学诗不成，也不喜作诗，但他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政治教化作用，他在《诗龛赋》中说：“吾闻诗之为教兮，政用达而使专，何古人之尔雅兮。”显然也是主张儒家忠爱缠绵的诗教原则。这一文学思想贯穿到他的词学观念里就是词也是载道之体，能够如风骚一样表达君臣不遇的一己情怀。

联系其身世，我们也能从中窥见一二消息。张惠言自小丧父，由母亲养大，全家过着“无以为夕飧，各不食而寝”^[9]的艰苦生活，这种生活经历使他自小就有着关心民瘼、希冀用世的思想。但现实无情，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乡试中举后，他七试礼部而不中，只到嘉庆四年（1799）才考中进士。因此，当他编选《词选》时正是仕途上备遭蹭蹬之时，而当时的环境又对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言论颇多钳制，促使他转而借词这一历来作为抒情文体来抒发自己的郁闷情怀与淑世之志，这恐怕也是他编《词选》的内在动因之一。从其词评中可以看到，他评词基本不出君臣范围，或曰小人当路，政令暴急（评欧阳修《蝶恋花》）；或曰贤人不被重用（评王沂孙《庆清朝》）；或曰君臣晏安，天下将亡（评王沂孙《高阳台》）。怀才不遇的愤懑、殆将有变的感受、希冀用世的愿望在这里得到了曲折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