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挣脱小说创作中传统的历史束缚向高度典型化发展

我国小说发展有自己民族的种种特点，其中之一是和历史的关系特别密切。人们称小说为“稗官”，而“稗官”原系小官(史官)，是负责搜集民间轶闻琐事的。因此，我国早期小说是从历史传记中派生出来的。像《汉武故事》、《穆天子传》等野史、杂传，就被视为我国最早的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大批“志怪”、“志人”小说，它们的作者都是以史家的态度去如实地记录各种鬼神怪异故事以及人物的种种轶闻琐事。即便是像天堂地狱、转世投胎等十分荒诞的事情，他们也都信以为实，把它作为真事记录下来。在他们的心目中，历史和文学几乎是一回事。从今天文学创作的角度去衡量这些“志怪”和“志人”，实难称之为小说，它们只是些随笔记叙性质的文字，是小说的雏形。

到了唐代“传奇”，开始有了变化。“传奇”的作者，不再是对某些客观事物的如实记录，而是“作意好奇”，开始了夸张、虚构。但是“传奇”在当时人的观念里，本是传奇体古文的意思，他们把“传奇”当作是“传记”体一类散文。总之，和历史还是没有清楚地分开。正因为这样，唐传奇的作者总是要在自己的作品里竭力表现出他们的史才、诗笔和议论等等。

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在不断提高，历史和小说的区别也日渐清楚起来。但小说受历史的影响始终很深，这种影响甚至反映在小说的命名上。如清代出现的我国三部最著名的小说:《儒林外史》直接以“史”取名;《红楼梦》本名《石头记》，又名《情僧录》。“记”、“录”都和历史相关;而《聊斋志异》的“志异”，就是记录怪异的意思。《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更是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直接模仿而来的。

至于那些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几乎无例外地都受到具体史实的严重束缚，不能根据文学典型化的要求去进行创作，因而大大影响到小说艺术形象的塑造，影响到小说艺术感染力的发挥。

我国有大批历史演义小说，其中绝大部分作者都把注意力放在所写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上;而很少从文学创作方面下功夫。他们习惯在排比正史材料之外，适当穿插些野史逸闻，务使故事情节能比历史记载来得曲折离奇一些，至于如何刻画人物，使之性格鲜明就极少去注意。所以这些演义小说大都平庸乏味，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充其量只是起到了通俗历史书的作用。

《三国演义》在大批历史演义中之所以成为一部出类拔萃的作品，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三国时代历史事实的束缚，向着小说艺术典型化前进了一大步。

《三国演义》虽取材于三国的历史，但它没有亦步亦趋地根据三国历史的具体史实去描写小说的故事情节，而是在史实基础上，大量地吸收了有关三国故事的生动民间传说，结合着作者的理想和生活体验加以生发，通过集中、概括、虚构、夸张，塑造出了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在这些生动的艺术形象里，概括了封建时代各个统治集团之间各种形式的斗争(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充分揭示了这些斗争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尖锐性，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从而使《三国演义》不再是一部有关三国历史的通俗教科书，而是一部具有很高认识价值和美学意义的文学巨著。

但是《三国演义》所取得的上述重大成就，却遭到了明、清两代许多文人学者的指摘。如明代学者胡应麟曾批评《三国演义》是“古今传闻伪谬，率不足欺有识”，并挖苦作者是个“村学究”。(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责备《三国演义》的作者“识之谬”、“惑乱观者”。(章学诚《丙辰札记》)这两人的观点在封建时代文人学者中具有代表性。他们总是要求那些历史题材的小说所写的内容必须与历史事实相符。他们没有认识到《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并非历史著作。

这种混淆文学与历史特点的错误成见，一直影响到建国之后的学术界。出现在五十年代末为曹操翻案而批评《三国演义》的种种论调，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但是，《三国演义》之所以具有历久不衰的魅力，正是在于它在相当程度上突破历史事实的束缚，遵循文学典型化要求去写作的结果。章学诚说的《三国演义》“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中的“三分虚构”正是历史演义小说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出现在《三国演义》中的那些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及血肉饱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虚多于实，像为突出诸葛亮足智多谋、胆识过人而写的“空城计”这一脍炙人口的情节，就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根据。

不过，《三国演义》在突破史实方面，尽管已取得了明显成就，但毕竟还是“七实三虚”，这就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还要受到历史事实的束缚，而不能根据文学典型化的要求进行更好的集中和概括。

《水浒传》所描写的也是个历史题材，是写北宋末年发生在我国北方的以宋江为首的一次农民起义。但《水浒传》在突破史实束缚，按文学创作典型化要求方面比起《三国演义》来更自觉，也更富有创造性，从而为我国小说典型化作出了新的贡献。历史上关于宋江起义的记载甚少，叙述也很简略，只有个粗略的轮廓。从这些零星的史料中，只能了解到:以宋江为首的这支农民起义军，人数不多，但和官军的对垒中，却是攻势凌厉，所向披靡，曾一度震动了朝廷。而作为这支义军领袖的宋江则是个“才识过人”的人物。义军的最后结局是在受到官军包围情况下被迫投降了。凭这样少得可怜的历史记载去撰写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波澜壮阔的长篇巨著那实在太困难了。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把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希望寄托在对大量现存史料的掌握上，而是依靠流传在民间的有关《水浒传》的传说、说书的材料等，结合着自己长期来对社会、特别是对农民起义的观察和认识，驰骋丰富的想象，按艺术典型化的要求创造出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从而使小说里宋江义军的描写已远远挣脱了历史上真人真事的框框。在这些动人的艺术形象里，典型地反映出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所表现出的伟大斗争精神以及农民起义本身所包含着的种种规律性，给了人们以巨大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享受，广大被压迫群众更是从中获得斗争力量。

《水浒传》一开始，写了个统治阶级代表人物高俅的发迹和皇帝对他的宠幸故事，这种艺术处理颇具匠心，它画龙点睛地揭示了“乱自上作”的社会真实，深刻地挖掘了我国封建时代农民被“逼上梁山”的根源。

《水浒传》写梁山义军的形成，不是由某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所引起的，而是通过社会的各个地区众多被压迫的人物反抗斗争而逐渐汇合起来的。开始都是属于个别人物的零星反抗，随着客观斗争形势的发展，才由个人的反抗会聚成小规模的联合斗争，最后形成了能和官军大规模作战的武装力量。

《水浒传》在写梁山义军的被招降，并非像历史所记载的那样:在遭受官军重重围困情况下走投无路而被迫投降的;而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主动地向统治阶级投降的。出现这种悲剧是和义军领袖的指导思想以及农民起义本身的弱点密不可分的。从而充分地揭示出了导致农民起义失败的错综复杂的因素，使人们能从中汲取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描写具有特殊性，但却深刻地表现出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最后失败的全过程。所以就被人们誉为“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

回顾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时，我们感到:我国历史上那种文史不分的情况曾给小说艺术典型化的发展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水浒传》的成就就在于:它在冲破传统的历史束缚，自觉地按小说艺术典型化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一成就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开始趋于成熟。